武汉护理继续教育学分:解开李光耀神秘的治国之道

李光耀是狐狸？还是刺猬？
解开李光耀神秘的治国之道
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是如何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审时度势，带领新加坡走上成功，像只睿智的狐狸；他领导菁英团队，以核心理念治理新加坡，这是刺猬型实践。
每当人们提起一位独裁的威权领袖时（不管他多温柔），就会联想到希特勒或裕仁天皇，这些领导军事强国的领袖。那么，一位领导非军事强国的领袖又是怎样的呢？
试问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他的敌人，他们几乎都会十分同意：李光耀是亚洲的巨人，哪怕他的国家很小。
我引了一段知名散文，那是已故牛津大学学者以萨．柏林（Isaiah Berlin）十年前的作品，尝试由此来开启李光耀思想宝库的秘密。在那篇文章中，试图将历史伟人归类。引述了一个源自于希腊的寓言故事〈狐狸和刺猬〉，并以此来比喻将优异领导人区分为两类。
我解释说：狐狸懂很多事，有各种不同的生存技巧；刺猬只懂得一件事，但是牠所懂的，却是关系到自己和其他动物生存的关键。
「在我看来，如果你说自己是狐狸，懂得许多实际技巧，有很多机灵点子，这样，你就不能把刺猬型的大智慧带到世界上。」
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探讨的主要问题：李光耀是刺猬型领导人？还是狐狸型领导人？
李光耀很清楚公共政策的意思。他用经典的功利主义观点做了定义：为最多数的人争取最好的福利。他以绩效做为导向，更重视政策带来的结果。
我问他增加财富是否一定是件好事。他对于集中国家财富的观点是：它能破坏，也能加强政治稳定。
「财富聚集得越多，对国家越好。增加财富和利润，可以解决很多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另方面，他对全球性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有什么看法？新加坡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如果不平等的情况太严重，会引起低层社会群众的不满。」
他继续说：「全球化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高增值的工作因机会少，薪资不断提高；而低层、不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作，因受到来自中国大陆、印度、东欧及俄罗斯等国家，数百万个工人的竞争，而维持在低水平。所以，新加坡政府逆向操作，尽量缩小这逐渐扩大的薪资差距。」
有个看法很有趣：收入不平等并没有错，因为所有人都应该拥有跟他付出相对应的生活水平。这完全不是李光耀的观点。不平等是非常危险的，容易衍生不满，并造成社会局面的不稳定。这是收入差距带来的后果，因而促使政府采取修正措施。可以肯定的是，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人和勉强维持生活的人，一样能够从政局稳定中得到好处。一个用心的政府不但要减少不平等的问题，同时也必须确保经济增长不受影响。这是十足的实用主义。
所以，必须强烈抵制那些阻碍经济快速增长的行为和学说，好的政策是社会进步的保证。他相信最理想的公共政策通常是可以被大家了解的，也是可以达成的，但是，如何发现什么才是最佳政策的方法？
或许，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危险方式，是通过一个简单或生硬的民主过程，以阻挡或至少扰乱掌握在狭隘利益团体手中的权力。他们经常是与哗众取宠的政客或者秘密使者勾结在一起。李光耀不会与这些扯上任何关系。
像狐狸型的生存主义者
这时，我以这种方式讨论民主的困境：「我在美国演讲时说过一番惊人的话语。我说，一般公共政策学院通常是以课程纲要开始，然后为实施一些理念而建立实验室。但是，新加坡却以实施理念为根基，再设立一个正式的公共政策学院！我的意思是，在某种程度上，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大型的公共政策实验室，提供实时的真实案例。就像你说的，任何问题都有解决方案，有公共政策的解决方案，而你的任务是去寻找有关的解决方案。」
但是他却歪着头，似乎不很认同：「是的，不是我们不要成为第一个去面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国家。我们只是个平常的社会，就像其他社会一样，有着共同的问题。」
向他人学习以及尝试去教导他们，一向是「公共政策学院派」的两项选择。
「是的，你们新加坡人不是火星人。」
他点头，微笑着：「所以，我们的办法是，找出面对同样问题的人，谁曾经面对过这个问题，谁已经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谁又失败了，并找出背后的原因。我们再回头看新加坡的实情，了解有何不同，再找出解决办法。」
李光耀现在的谈话是属于成熟型的狐狸，他就象是掌握无数策略细节的专家型领导人。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李光耀是早期的街头政治战士，狐狸型生存主义者，就像拳王阿里一样。他像蝴蝶般飞舞，用一流的文字和辩才当翅膀；像蜜蜂般叮螫，不要提到他的黑名单，不然他会逼你去墙角，告到你脱裤，你就完了。
这就是李光耀，一只睿智的老狐狸。
像刺猬型的实践主义者
但是对我来说，他还不止于此。想想看，有多少战术型的狐狸，能够舒适的沉浸在柏拉图、汤恩比与杭廷顿的艰涩篇章中？就像我们阅读报章体育版那般自在？
解开李光耀的神秘之处是重要的，但绝不简单。因为李光耀可能是写出《利维坦》的霍布斯，加上创造乌托邦一词的圣汤马士．莫尔（Thomas More），两者的混合体。
我们来进一步思考，假如我们将李光耀和他创办的人民行动党团队比作亚洲版的美国开国元勛。他们的动机是为新国家建立最好的政府架构，打造最好的环境。但是谈到民主，谈到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确实或多或少是有诚意的（只是别问太多有关杰弗逊的奴隶制度问题等等），李光耀的团队都是菁英，而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富兰克林和门罗等等，都是一般的平民，是吗？
所以，在李光耀的思维里，隐藏着他不想公开的巨大的刺猬型主张。那就是：只有在有天分和获得授权的菁英，能够全盘控制政策的情况下，社会才能永续和持续的进步。他相信重要的决策若交由不具资格者（比方说短视者或游说者）做决定，将会扼杀优越的公共政策。这引出第三点：崇尚一人一票的民主与乌托邦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
相比之下，李光耀比任何人都更能实践乌托邦的治理概念。他集合了层层有经验的管理菁英，包含所有重要的专业，不单只是政府管理，尽最大的努力，把他的国家转型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成功经济体。凭借非凡的自我意识，他避免自己的国家落入像印度的尼赫鲁所奉行的纯粹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的窠臼，同时也确保新加坡不会陷入，全世界许多的极端政权所面临的朋党主义和严重贪污。
李光耀和他的菁英以及人民，通过遵守两大有巨大联系的政治主张以达成这一切。一是柏拉图提升民族国家国力的宏愿，另一个是精明的马基维利主义方法论。
对我而言，李光耀是柏拉图在儒家地盘邂逅了马基维利。但是行得通吗？看起来不错。如果他不用马基维利式的手段，他的国家就会沦为犬儒主义，任人摆布。若是这样，整个新乌托邦的宏愿计划就不会实施。
若使用（当存在时）科学的政策和管理方法，建立受过高深教育和受激励的菁英团队，把那些阻碍他的人，包括那些可能会制造麻烦或者另有所图的媒体赶走。这一来，李光耀大致上已达到他的目标。
是的，那并不完美。现实世界中是没有乌托邦的。如果我们要对新乌托邦主义者的贡献给予肯定，或许我们得开始以更实际的心态，去了解我们会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什么。新加坡在过去六十年所做的一切属于刺猬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