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桌面不能放图标:北京石兽的故事

北京石兽的故事--近代文物的曲折史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但在战火纷飞的近现代中国，时局动荡，十年浩劫，将大部分珍贵文物损毁、破坏，现今世人看到的，早已是十去其八九。看腻歪了大修过的故宫北海长城，那些逸散在角落里的细小文物，却引起我深深的兴趣，这便是过去很常见的一种石刻——天禄，现已整理出三对儿，此三对儿石刻形制基本相同，通过对比新老照片，它们的不同命运，不同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文物所经历的曲折历史。

一、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由来及神兽天禄

     1651年（顺治八年），清政府派恰噶和喜饶喇嘛去西藏邀请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进京与顺治皇帝会晤。顺治皇帝遂命在京城之北建造西黄寺，供五世达赖喇嘛驻锡。1652年（顺治九年），西黄寺建成。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大师为了表明西藏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严正立场，遂做出决定，前往北京参加乾隆帝七十大寿庆典，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倾心依靠清中央政府的决心。是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大师毅然从扎什伦布寺起驾东行，途径拉萨、塔尔寺、蒙古多伦诺尔、承德木兰围场行宫，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到达避暑山庄朝觐乾隆皇帝，期间，除进行正常法事活动外，乾隆还与六世班禅大师多次会晤，讨论西藏的政教问题。

      随后，六世班禅前往北京。驻锡西黄寺，使这里再次成为藏传佛教徒瞩目的中心，自班禅大师进驻之后，每天来西黄寺请求班禅大师祝福的善男信女们川流不息。

     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六世班禅在北京紫禁城及其他著名佛教寺庙进行了一系列佛事活动，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十月二十四日，六世班禅大师为各地僧众摩顶，这一天，大师感到身体不适，发觉生病。后乾隆皇帝把六世班禅大师请到雍和宫为其讲经说法，讲说佛法结束后，回到驻锡地西黄寺即病情加重，侍从请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诊视，知患花痘（天花）。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庚子岁十一月初二日下午四时，六世班禅大师洛桑巴丹益希“跏趺而坐，挺腰闭目合十，圆寂于黄寺”，色身入于法身，终年四十二岁，乾隆皇帝闻讯后即痛哭流涕，并为之辍朝一日，以示哀悼，还当即敕命亲王前往黄寺致祭。

    为纪念六世班禅大师并颂扬其爱国爱教的无量功德，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后，乾隆皇帝即命在西黄寺西偏建造六世班禅大师衣冠塔庙，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在班禅大师圆寂的第二十七天，乾隆皇帝即御批造龛一座，装入班禅尔德尼衣冠等物，同时御批，待新建塔庙落成后，将班禅大师遗物“紫檀塔一座（内供佛八十一尊）、紫檀六方龛一座（内供佛一尊）、铜掐丝珐琅塔九座”安供入内。乾隆皇帝御批设计中的清净化城塔铜顶通高七丈六寸，塔台周围着添月台，塔基后面至后楼前檐着添丹陛，装饰铜顶；清净化城塔院大殿加重檐，后檐添庑座，娑罗树石配添赑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纪念六世班禅大师而建造的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工程正式全面破土动工。工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竣工，自此，西黄寺之规模也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

     然而，西黄寺作为藏传佛教在北京的中心，却在近现代饱受战火的侵袭，损毁严重，这样一个具有光辉历史的寺院竟在军阀混战中几乎变成了一片瓦砾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西黄寺回西藏，使因有达赖喇嘛驻锡而暂时兴隆的西黄寺再度冷落。而长期驻锡北京的七世章嘉活佛也跟随国民政府的南迁而使得西黄寺不断冷清，1926年（民国十五年）以后，由于经费紧张，西黄寺每年的正月法会及驱魔活动也被迫停止。自此，西黄寺进一步萧条，紧接着，从1923年（民国十二年）左右开始，国民政府的军队进驻西黄寺。《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记载：“达赖庙部分各殿宇僧房均因年久失修，日就颓废，加之自民国十二、三年以来屡次驻扎军队，又被摧残拆毁，佛像器物，一无所存，满目荒凉，凌乱不堪”。从这段记载来看，西黄寺毁坏最严重的部分是其原主体部分达赖庙，而清净化城塔院也损坏不小：

     甘博拍摄的西黄寺清静化城塔院，拍摄于1917—1919年间，照片中可看到嵩草丛生，破损的路面和倾颓的台阶：

     西黄寺从此默默无闻，徒具四壁，再也没有从历史上找到它复兴的痕迹。

    直至1928年（民国十七年），藏传佛教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九世班禅却吉尼玛大师（1883－1937），将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修葺一新，使历经磨难、千疮百孔的西黄寺得以保留一块香火圣地：九世班禅大师一行经过四个月的艰难跋涉，穿越唐古拉山和柴达木盆地到达甘肃省安西县。北洋政府闻讯后，即派人前往迎接，然后经兰州、西安、太原，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2月20日到达北京，受到了民国政府代表及西黄寺、东黄寺、雍和宫等数万人的隆重欢迎。九世班禅大师到达北京后，设立驻平办事处，即开始着手准备修葺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因塔院是清政府专为六世班禅大师所建，所以，九世班禅大师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由于达赖庙部分损坏严重，殿宇又多，所以只能集中力量修整塔院。《雍和宫导观所刊物》第二期记载：清净化城塔院“其原建殿宇多被焚毁，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班禅大师的努力下，西黄寺焕然一新。虽规模较前略小，但甚整齐严肃”。 九世班禅大师重修清净化城塔院，使在军阀混战中面临灭顶之灾的西黄寺得以保留一部分圣迹，使今天的人们，仍能有机会看到这一见证了中华民族团结向上，佛教信徒众心所向的历史胜迹，大师功不可没。

     修葺一新的清静化城塔，小莫拍摄于1933-1946年间，可以清楚的看到整修一新的塔院：

     “清净化城塔”属金刚宝座塔形制，用汉白玉石砌成，仿照印度佛陀迦耶式塔建造。中间主塔高１６米，建于一个高３米多的台基上，塔的下部是一层八角须弥座式的塔基，前后均有汉白玉质仿木结构四柱三楼，庑殿式石牌坊一座：
 

     其上下枋部位饰以卷草、彩云、双凤、莲瓣等纹饰，束腰部位八面各雕佛传故事画一幅，景物刻画生动细致。转角处各雕有一尊力士像塔身正面辟一佛龛，龛内浮雕三世佛，龛旁分雕菩萨立像８尊。塔身以上为一层折角须弥座，座上即为铜鎏金莲座、相轮和宝瓶组成的塔刹，两侧飘垂云纹垂带。在藏式主塔的四隅，各有一座高约７米的密檐式经幢，分别刻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阿弥陀经、药师经、大悲咒，４座经幢和主塔组成金钢宝座五塔。

     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神兽天禄位于塔之台基南侧东、西两隅，天禄，是古代传说中的种兽，似鹿而长尾，相传可攘除灾难，永安百禄。古人把它们对置于墓前，既有祈护祠墓，冥宅永安之意，亦作为升仙之座骑。西黄寺天禄外型和描述的基本相当，考虑与清净化城塔的整体建筑比例要求，该兽亦体量较大，基座须弥座式，腰身饰回字纹图案，上下枭饰巴达马，通高3米左右，在其建成至今的200余年间，它就默默的守在这里，迎来送往了一代代藏传佛教的高僧，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衰败和复兴：

     建国以后，众多文物因为特殊年代人们的无知无畏而遭受破坏，而西黄寺清静化城塔却因为一直对外封闭，在历经无数辉煌和劫难后得以幸存，这对儿石兽除个别部位略有风化外，保存基本完好，实为万幸。

二、香山碧云寺暂存天禄石兽

     如果我们游览碧云寺，在穿过道场牌楼、沿砖牌楼拾级而上，至金刚宝座塔右行，塔基北侧墙下，便能见到文、武翁仲各一，及天禄石兽一对儿：

     相比于西黄寺的一对儿，它们的表情更为夸张：头高昂，口大开，舌头外吐下垂幅度较西黄寺之石兽幅度更大，香山公园管理处编纂的《香山公园石刻石雕》这样描述它：汉白玉质地，坐姿，双目凸瞪，披发，鼻头呈如意云头状，前腿锥状直立，后腿屈尊，臀部着地，尾巴由一侧蜷卷至后外足下，肩生双翼，臀外侧浮雕火焰纹饰，石座饰荷叶边。通高0.98米，宽0.39米，长0.64米：

     此石兽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清理碧云寺外山沟时发现，根据其功能和发现位置，作为墓地装饰物可能性很大。这对儿石兽由于多年埋于地下，免去了历代战火侵袭和各种动乱造成的破损，尤其珍贵的是，在泥土的保护下，没有被风化和侵蚀的痕迹，从其用途来看，此物非碧云寺所原有，因其多用于密宗寺庙，目前比较有可能的是香山地区的宝谛寺，其他细节，还需进一步考证。

三、功德寺山门天禄石兽

     功德寺，始建于元代，公元1292年（元朝至元二十九年），科学家郭守敬开挖通慧河，将昌平及西山一带泉水汇引湖内，注入宫墙，接济漕运，瓮山泊始成为调济京城用水的蓄水库。由此至明，环湖先后建有多座颇具影响的寺观，其中尤以湖西北岸的“大承天护圣寺”规模最巨，楼宇恢弘。

     关于大承天护圣寺，其建成还有另一种说法，元天历元年（1328年），文宗即位，立卜答失里为皇后，文宗禅位元明宗，卜答失里为太子妃；不久明宗暴亡，文宗复位，卜答失里复为皇后。二年（1329年），授皇后册宝。十一月，后以银五万两助建大承天护圣寺。至顺元年（1330年），以籍没张圭家田四百顷，赐护圣寺为永业。大承天护圣寺，庙宇规模巨制，壮丽恢弘。寺的前面还建起三个古台:驻跸台、看花台、钓鱼台，相传是元代皇帝游乐更衣的地方。寺前立有石碑，上面刻有蒙文。寺后的毗卢阁有几丈高。站在毗卢阁上凭栏远望，护圣寺全景映入眼帘，汉白玉钓台延入湖中，元朝皇帝常至此泛舟游幸，捕鱼垂钓。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载寺院布局：寺之前殿，置释迦、燃灯、弥勒、文殊、金刚，首二大士之像。后殿，置五智如来之像。西殿，庋金书《大藏经》，皇后之所施也。东殿，庋墨书《大藏经》，岁庚午，上所施也。又像护法神王于西室，护世天王于东室。二阁在水中坻，东曰圆通，有观音大士像。西曰寿仁，上所御也。曰神御殿，奉太皇太后容于中[1]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大承天护圣寺中有东西南北四座佛殿，中轴线后端水中立有二阁，并设有神御殿。

互联网上找到的一张元代大承天护圣寺的位置图，仅供参考：

     大承天护圣寺于明宣德二年（１４２７年）重修后，即更名为功德寺，前后一共七进院落，皇帝常在此驻跸并留辇仗于寺中，是当时北京的一座著名佛寺。

     两张由西德尼.甘博先生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老照片，在这张作者站在玉泉山上拍摄玉河及颐和园全景的照片中，功德寺被幸运的收入了镜头，从其与周边的建筑比例看，确是符合史料中记载的“寺后的毗卢阁有几丈高……前后一共七进院落”从照片来看，最大的建筑应当是大殿，体量及规制非常之高，重檐庑殿顶，面阔及进深虽然比较模糊无法辨认，但仍可推断出整个寺庙的规模：

功德寺细部
  

     去年，海淀区教委在功德寺原址施工，出土天禄石兽各一尊，较早出土一尊存在石刻博物馆，文物出土的早损失就大，而稍晚出土的如同新雕一样，同时出土的还有山门额、乾隆御制碑等，现在都堆放在教委院内。”

     通过对比新出土之功德寺天禄石兽，再翻阅对比甘博先生拍摄的两尊天禄石兽，便对比出应当是相同一对儿：

     首先对比两张老照片中的石兽是否为一对儿：照片1、2中，两张照片中的背景均有表彰功德用的冲天旗杆，且注意观察树杈细节，均可断定是同一地点：

     其二，此石兽是否为功德寺的石兽.从目前已经发现的三对儿来看，前两对儿均已在上文中明晰，将海淀区教委施工新出土已经确认为功德寺的两对儿石兽与两张老照片做对比，虽然石兽后面山门匾额已经不在景深范围内，看不出字样，但东侧石兽与“新出土石兽”细节完全相同：

     唯一不同的细节，是新出土的石兽须弥座放倒了。

     在这张老照片中，标注为“yuquan”，功德寺位置在今颐和园和玉泉山之间，玉河北岸，甘博拍摄的多张颐和园与玉泉山附近的照片，均标注为 “玉泉”，因此通过上述两点分析，几乎可以断定两张老照片均为功德寺山门前之天禄石兽，且其中西侧石兽为现在石刻博物馆那一尊，东侧为新出土的一尊。

     此外，通过老照片，还可以大致判定功德寺的具体位置，玉河在颐和园与玉泉山之间的走向呈振动波形式，在波峰的东北侧，即功德寺，对比今天的谷歌卫星图，看其建筑的规整程度和走向，基本可以断定功德寺遗址即是下图中标识的位置，也应该就是区教委在原遗址上施工时挖出原功德寺的天禄、山门额、乾隆御制碑等，现在都堆放在该院内。

    这三对儿石兽，虽然外型相同，功能类似，但却命运迥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物在近现代走过的曲折历史，这些细节之处的文物，比起北京的故宫北海天坛，或许微不足道，就好像一群天真的孩子，把被海浪冲到浅水洼里的小鱼不停的投入大海，虽然没人在乎，但是“小鱼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