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恢复:《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

　　本文摘自《人民论坛》2010年第22期，　　

　　作者：刘源，

　　原题：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⑴写了篇千字前言。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这本小册子，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说起来有多么复杂，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到政府执政为民，他见微知著。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哪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

　　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有官没官，官大官小，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一脉相传，矢志不移！

　　从《我读……》，追考《……说实话》。“读”为“说”，“读”深为“话”真，“读”得好、就为“说”得“实”。

　　“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

　　“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战问

　　几年前，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这话符合全球化“普世价值”：凡沾上“共党”，都归为“恐怖”。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

　　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恐怕没有人不赞同。

　　特别在中国，先进的真超前，落后的够邪性：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虽不敢苟同，又能说什么呢？然而，再“人道”、“畜道”的地方，或常会深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潜意识，不能自拔；最“反战”、“反暴”的人，或也为衣、食、住、行、抢配偶，打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

　　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

　　谁都怕战争、恨战争；可是，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

　　由此，结晶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智慧——战争文化。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既然是大文化嘛，就笃定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

　　对此，不谙世故，很无奈；不知善恶，很可怕；知恶行善，很不易、很可敬！

　　许多人，总不明白：

　　“养兵即为战”，天经地义！但兵活着，绝非仅为战。

　　军队，专司暴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恰恰相反，人命就一条，人心肉长的，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面对血腥残杀，兵的内心，最反暴力。

　　因此，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都自称“崇尚和平”！而中国，自古更有“善士不武”、“乐杀不祥”的哲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非战”兵法，享誉全球⑵。

　　孙子曰：“兵以利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很简明，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是低一个层次的“手段”。这没错！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工具”，则大谬！

　　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凶残强暴，杀人盈野，万事避让。当人的生命、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系于旦夕，甚至人类毁灭在即，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

　　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

　　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

　　关于战争，似知而又非知的“点”可不少。随意拈来：

　　杀人，当然不好；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

　　进一步，“杀生”也不能说好，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但谁离得开杀生？包括“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大主教、持戒吃斋的大和尚，全得治病吃药，杀菌灭毒打虫子；都需吃穿住行，果蔬蚕裘不算生？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

　　很遗憾，不打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不管科技多发达，武器多智能化，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打杀的还是人。

　　认为“敌”不是“人”，“杀敌”不算“杀人”，西方人最爱矫情：在阿富汗、伊拉克，自己死几千、不得了，杀掉人家几十万、不算数；朝鲜、越南人死了几百万，老美眼睛都不眨；而千万、上亿的印第安人与黑人，被驱逐屠戮，被贩卖虐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藁⑶”，谁统计？谁心疼？

　　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也许他是狗娘养的，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知此，就明白什么叫“同态复仇”了：

　　用我的对称、打你的非对称，用我的全接触、打你的非接触，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儿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

　　不可理喻，千古胜负如赌博；无论善恶，名帅痞子难掂量。见利忘义、避战毁国，图利忘危、求荣得辱；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

　　大家都承认，兵凶战危，侵略如火。

　　道德极差劲、兵法最厉害：用间、暗杀，兵之正法；劫持、收买，战时常例。

　　目的极高尚、手段最卑劣：核弹、化武、生物战……坑、蒙、拐、骗、谋、诈、抢，军队作战，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生命的大摧残，是对文明的大破坏。

　　兵最老实，不骗自己，才不厌诈，乃以诈立！

　　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

　　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

　　寓生于死，生死相依。很难解释，尽人皆知的残暴“手段”、世人都恨的恐怖“继续”，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文明、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⑷？

　　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坦诚说，即使军人，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对种种荒诞谬论，多听之任之。倒是百姓，更念之忧之。

　　令我惊异钦佩的是，张木生、李零、王小强、杨松林，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都不是军人。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鸿篇卓著，大义凛然。不苛求句句精当、字字珠玑，端赖于大事无误、大理公正。“文采风流今尚存⑸”，实乃真军人也！

　　史上真军人，未必曾是兵！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战法兵学大家、军事战略大师，没当过兵、没统过军的，比比皆是，何尝鲜见？最典型的不用追远，建国前后的“五大领袖”，除朱德总司令外，四位都没当过兵！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

　　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

　　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⑹”！

　　我们不该认真检讨、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史问

　　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唱：“祖国啊祖国，亲爱的母亲！”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但细究追索，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祖国的“祖”，来自男性崇拜，专指男性长辈；祖、先，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严格讲，“祖国啊祖国，我们亲爱的父亲！”才名副其词。

　　此例，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却能以小喻大。

　　中国史观，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按苏联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中间一段：所谓“奴隶社会少奴隶”（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封建社会不封建”（分封建邑制度不为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国家“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

　　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建制”大一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⑺。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⑻。

　　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大融合，有天下共主；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弥，四海一家，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蛮夷戎狄，中原和亲，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

　　春秋礼崩乐坏，僭越滥封，乱世割据，始变贵族传统，平民可凭战功取爵。

　　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

　　秦始皇，收周秦千秋之功，罢“封建”，创“一统”：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引领世界先进。可叹，秦始皇也有砸锅崴泥的地儿，他搞学术大一统（焚书），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坑儒），被骂翻天，很不成功。

　　汉承秦制，骨子里是秦始皇，但阳儒阴法，拢取涣散的人心。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尊儒尊孔是虚拟领导，代替活不长的真实领导，其效甚好；兴立祠畴，老百姓交各种祠堂宗族管，拜祖、愚民，抬死人、压活人，鬼得很。

　　“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王小强曾集中概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货币、汇兑、纸币、商品交换和资本经济……是回归重要史实的大手笔！他把秦汉以后2000多年的经济制度，概括为“小农经济加市场”，认为这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自给自足大农经济”，并远先进于欧洲的封建。不论怎么评价，他的理论创新（或可加杨松林的网上激辩），都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观的一个重大探索！

　　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秦汉相当于法国“太阳王”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该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基辛格也说：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多年。这以后，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已趋式微，“大一统”始成定基⑼。

　　原本是封建制度的“礼崩乐坏”，然而，按“社会形态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却叫“成熟的封建社会”，岂不成了“封建社会不封建”？

　　原本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罢封建”大一统，倒叫成“封建大一统”，岂不荒唐？

　大一统，利大于弊，有利必有弊。文明痼疾，腐朽自大，高度的文明带来高度的腐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⑽”！

　　毛泽东好像说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要感谢农民起义。而中国的“大一统”，则要感谢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五方之民”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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