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hecking:风水第4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13: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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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跳转到 » 倒序看帖 打印 tT 发表于 2007-3-29 17:20 | 只看该作者

风水第4期

--目录-- ·〖名词与术语〗 水龙……………………………………………………………………1 水口……………………………………………………………………2·〖理论与源流〗 明清:风水术之泛滥…………………………………………………4 当代:风水术之沉浮…………………………………………………5·〖经典与文献〗 十八格局 曲水朝堂格……………………………………………………………6·〖实践与运用〗 中国风水学与地理学…………………………………………………7 --〖术语与文献〗-- 水 龙 “山水为乾坤二大神器,有山之龙,亦有水之龙。只看山,不看水,算不上是好的风水师。”风水先生如是说。 《管氏地理指蒙》卷三对我国的水龙作了宏观的介绍:“龙探其祖,水溯其源,探其祖固贵,其入首之兴宗,溯其源尤严。夫出口之归替,北以河汾为宗,东以江海为宗,西以川洛为宗,南以闽浙为宗。谓山不独贵承其宗,水亦各有其祖宗也。河水出昆仑山,汾水出太原,晋阳山,江水出眠山,洛水出家岭,浙水出歙县玉山。”这些提法虽然不确切,但却勾勒出我国水势的来龙去脉。 风水先生又认为,天下之水,唯有黄河之水发源最远,但河水汹涌,造化不可妄测。河水四时皆浊,五百年一澄清,明主应之。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又认为长江为四渎之长,其势浩荡,九曲肠回,所以南京成为天下都会。这又是地理决定论观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从宜昌至武汉一段如此屈抱,而武汉怎么没能成为都会。而长江一泻不止,在南京也不回顾,南京却成了六朝故都。 山龙和水龙是什么关系呢?山有行止,水分向背,乘其所来,从其所会。寻龙点穴,先观水势。观水之法,凡两水之中必可观山。水会即龙尽,水交则龙止。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为龙之血脉,穴之外气。龙非水送,无以明其来;穴非水界,无以明其止。凡属龙穴,端赖水为证应。山管人丁水管财,山水都造福于人。这里,水即水龙,龙即山龙。谈到龙,就必然扯到穴。《管氏地理指蒙》卷十云:“产龙长者水会于江湖,龙短者水会于溪涧……以千百里之势为襟带者,其气概自可见矣。然亦有穴结于此而水媚于彼者,穴上虽不见水,暗拱之势为力更大,不可谓非将相之穴也。” 水龙有分有合有聚。水自穴前一分合,至龙虎所交二分合,少祖山处三分合。小合为小明堂,大合为大明堂。合聚之水,又有许多分类,十分复杂。如: 太极晕水,远看则有,近看则无,圆晕在微茫隐显之间。 天心水,穴前明堂正中的天心处有融聚不涸之水。 真应水,穴前应真龙结作之水。 缘储水,穴之四周的积水。 朝怀水,层层投入穴怀之水。 此外,又有聚面水、卫身水、荡胸水、穿臂水、割脚水、淋头如绕带形,不但荣华及富贵,满门和顺世康宁。屈曲之玄号水 城,盘桓故宅似多情,贵人朝堂官极品,更夸世代有名声。峻急直流号本城,势如冲射最有凶,军贼流离及少死,贫穷困苦又伶汀。破碎尖斜号火城,或如交剑急流争,更兼湍激声澎湃,不须此处觅佳城。方正圆平号主土城,有吉有凶要详明,悠扬深涨斯为美,争流响峻贼非轻。这五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由风水先生任意指划解释,没有一定标准。五城为什么与人的吉凶有关系?也说不出所以然。“五城说”的作用无非是使风水术更加迷信罢了! 水 口 水口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读读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晋朝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个渔民划着一条小舟沿溪而行,忘记走了多远,忽然逢到一片桃林。那桃林夹岸而生,桃林的尽头在溪水发源之处,这儿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个不大的山口,渔民便舍船登岸,由山口钻入。开始口内十分狭窄,刚能挤过一个人。又走了几十步,突然明亮开阔了。眼前出现了平旷的土地,整齐的房舍,肥沃的良田,清澈的池塘。田间小路纵横,鸡鸣大吠,人们身闲心安,自得其乐。渔人在此受到感情朴实的款待,住了几天才回家。等再想到桃花源中去游玩,又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通路。这个故事虽然有些离奇,但却是我们了解水口的最好注脚。 水口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读读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晋朝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个渔民划着一条小舟沿溪而行,忘记走了多远,忽然逢到一片桃林。那桃林夹岸而生,桃林的尽头在溪水发源之处,这儿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个不大的山口,渔民便舍船登岸,由山口钻入。开始口内十分狭窄,刚能挤过一个人。又走了几十步,突然明亮开阔了。眼前出现了乎旷的土地,整齐的房舍,肥沃的良田,清澈的池塘。田间小路纵横,鸡鸣大吠,人们身闲心安,自得其乐。渔人在此受到感情朴实的款待,住了几天才回家。等再想到桃花源中去游玩,又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通路。这个故事虽然有些离奇,但却是我们了解水口的最好注脚。 水口是相地的重要内容。所谓水口,就是在某一地区水流进或水流出的地方,一般指出水口。凡水来之处谓之天门,若一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宣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 水流去处的两岸之山,称为水口砂。水口若无砂。则水势直奔而出。砂要周密交结,狭塞高拱、犬牙相错、群鹅相攒、高峰特立、异石挺拔。其形如印笛、禽兽、龟蛇、旗鼓。其势如猛将当关、卫士护驾、车马盈塞、剑戟森立。凡重叠不计其数、迂回至数十里,有罗星、华表、捍门、北表、关砂排列的,属于水口砂的贵格。 为什么说这样的水口砂为贵格呢?这是以山水喻人情。山水情意顾内、横截逆转,犹如人步步回头,恋恋不舍。山水层层排列、密密集集,犹如人团团朝拱、簇簇拥拥。从生活需要看,四周的水越多,资源越丰富。所以风水先生说:水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则财用不竭。 水口的范围有大有小。从水入至水出,水所流经的地区即是水口的范围。《入地眼图说》卷七《水口》云:“自一里至六、七十里或二、三十余里,而山和水有情,朝拱在内,必结大地;若收十余里者,亦为大地;收五、六里、七、八里者,为中地;若收一、二里地者,不过一山一水人财地耳。”这就是说水口范围与富贵成正比例。水口包容的地面越大,所能承受的容积越大, 造福的涵盖面越大。水口的概念是相对的,大水口内有小水白,许多小水口的面积构成大水口面积。每村有村里的水口,每县有县里的水口,每省有省里的水口。有水就有水口,有水口就圈定出一特定地围,依地围而讨论吉凶,讨论人与环境的关系,这种方法是可取的。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通常情况下,入水之口多在西北,出水之口在东南。风水术以西为尊,西来之水为吉,出水之口在、东南亦为吉。风水罗盘上巽位表示东南,属吉方,我国农村乡镇的出水之口多在东南,并且有特定的标志。一般有桥梁、大树、词庙立在水口,这些标志是不能损坏的,它关系吉凶。不仅风水先生,即使是村民亦如是说。 以桥梁为例。桥梁不仅是交通设施,也是村镇居民进出的咽喉;反映村镇面貌的窗口。桥梁内是一个小世界,桥梁外又是一个大世界。桥梁如果被大水冲坏了,预兆着不幸的事将要发生。因此,农村中修宗谱都要记桥梁,把桥梁作为地理的重要标志。徽州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记载地形说:“东流出水口桥,建亭其上以扼要冲,而下注方塘以入大溪为村中一大水口,桥之东有长堤绵豆里许,上有古松树十株。”民间常常为桥梁设置引起纠纷,福建蓬岛《郭氏宗谱》记载一件诉讼案:“安民桥,我蓬岛之关键也,左收新桥龙州诸水而过于面,右收后寮新宫诸水而入于怀,盖以东北之水涧而冲,东南之大涧最有关系于我郭之风者也。……邻乡听地师之讹言,以为此桥利于郭不利于邻,遂以逼近伊乡为嫌,力阻挡,致讼公庭。” 何晓听在他的《风水探源》一书对水口理论和营建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给排水,但作用与象征意义又远非给水排水所能比及。水口很值得现代建筑学、建筑美学、建筑心理学、建筑环境景观学乃至建筑卫生学来共同探讨和发掘。”他这是从建筑角度提出了研究水口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水口营建是我国农村普遍采用的村镇建设模式。由于我国是一个多山多水的农业国,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采取水口营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必然要考虑人与山水的关系,这样,就有了水口营建。人们不能任意建立村落,村落要发展下去,必然要选择最佳环境。因此,水口营建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农村建设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几千年来,我们的先民以小生产的生产方式生活在“小国寡民”的水口范围内,一村一姓,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爱护一山一水,熟悉一草一木,尊老爱幼,传宗接代,不与人争,少与人往,心理稳定,民风纯朴,怕然自乐,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细胞,创造了封建社会的繁荣。但是,这种水口营建无疑是把人们圈围起来,建立起相互隔绝的高墙。它妨碍了人们的视线,束缚了人们的双脚,影响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它使人们的知识停滞不前,科技得不到传播,思想顽固、僵化、保守。桃花源中的人只知道秦朝,向渔人打听外面是秦朝的第几代皇帝,根本不知道有个汉朝,更不知道魏朝和晋朝,这是多么的闭塞2按照系统论观点,一个村就是一个关闭的黑箱,或者说是半封闭的灰籍,这样的社会细胞是不利于社会前进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水口时,既要看到它对封建社会所起的作用,看到它在建立村落所主张的合理观点,又要看到它所造成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使水口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进步中推陈出新,发挥作用。 --〖理论与源流〗-- 明清:风水术之泛滥 明代 明清地学,首屈一指当推《徐霞客游记》。徐霞客一生好访名山大川,他北抵晋冀,南尽粤桂,东至浙闽,西极黔滇。潘耒在为《徐霞客游记》的序文介绍徐的游历时说:“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势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经, 荒榛密管,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限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徐霞客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地理学家,也可以称他为相地大师,他不是从事风水术性质的相地,而是科学意义的相地。他对岩溶、流水、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在楚地考察时,老百姓说麻叶洞中有“神龙”,徐不相信,亲自“持束炬入”“蛇伏以进”,使洞外守视者大为惊叹。199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杨文衡先生撰写了《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一文提交大会,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徐霞客与风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地学上也有贡献。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地脉》《形胜》《风土》等篇目,对舆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讨。他论述徐州地形时说:“徐州境内之山,自西南来,连络东趋,以极于海。其河自西北至,萦洄南注,以达于淮;二洪龈龉。横绝乎前;四山连属,合围乎其外;襟带江淮,上游雄视;枕联河洛,万塑为宗旨;昔人所称东方一形胜焉,信不诬者矣。”顾炎武不相信风水术,但却认定地形地势确有上乘风水、他的论述为风水师们所利用。 谈到明清相地,还有必要介绍明末吴江人计成撰写的《园冶》一书。此书在清代268年间寂然无闻: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奉为经典。《园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四篇。卷二述栏杆。卷三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计成主张“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进。”他认为“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但是,他与风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区别,主张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园基应不拘方向,地势自成高低,该圆就圆,该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计成的相地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回过头,让我们来看看明代的风水术: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诸山,都面向城内,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城垣,独无拱卫之意,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用铁索锁转,使之形势向内。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让有翠微生色。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认为北平依山凭眺,俯视中原。近接陕中尧、舜、周文之脉,远树控制边外之威,较之金陵更加雄壮。但是,大臣们认为,元朝建都北平,地气已尽。南京是兴王本基,且宫殿已成,何必改图,且古云“在德不在险”,加上战事还未最后结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这个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罢。 后来,明成祖还是把都城迁到北京了。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如天坛圆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其朝向很特别,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这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皇帝到天坛祭天,苍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则违背了礼制。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而应用绿琉璃瓦,以示区别。永乐年间修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字形,体现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 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一次,风水师渠仲 当着他用量天度地之物,说某地卞有石如虎,成祖信以为真。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县,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成祖亲自视察,改山名为天寿山。 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以士人为重。《儒林外史》记载,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日辰,看风水,相地脉,替人家选择吉日的 职业术士。七单是记载死者入硷时辰,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为“谢风水”,范进花了不少银子。阴阳先生说当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不葬。终日打听风水宝地,以图得到吉祥的后果。 凡是风水宝地,人们争相抢占。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自西向东绵豆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有幢幢蛔盖的宝盖峰,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帧,他被封为楚 昭王,就藩武昌达54年。他常到灵泉山避暑,每每感叹:”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五龙捧圣”之地。可是,这块地早在汉代时,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樊哙葬在天马峰下。并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石奚},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长眠”。怎么办?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风水先生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上刻“此处本是昭王地,暂借樊哙千余年,今日时至期已满,樊哙迁移到东边。”后来,王化龙又装神弄鬼,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人们以为天意,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哈“睡”过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以后,又有9座王寝和25座王纪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 明代,金{奚谷}县令刘用寅看中了本县晃氏九经堂遗址,临终前令子买下,把用寅葬在旁边,据说,用寅的后人因地荫而登进士。民间将此事传得很神。 清代 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本书另有专篇述及。此外,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如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   收藏 分享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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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7-3-29 17:20 | 只看该作者 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云辉玉宇”牌楼中轴线的中间,有神物保枯,稳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厦上写着“蕃厘经纬”“永固鸿基”。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中的“排云”二字命名。排云殿傍山依水,背靠苍翠的万寿山,面朝碧绿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豪华您淫无比。但是,如此上乘风水,终于没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败。 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监负责。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据《九朝东华录》,康熙四年,朝廷指责司天监.汤若望等人没看好山向、没有选择好日期,于是作出决定说:“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等皆凌迟处决。……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 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你能说这是迷信吗?是科学吗?你能强行居民改变这种结构吗?不能,也不必要。风水先生称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最吉利,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满足,认为有无形的东西在保佑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命运都不一样,穷的、富的、破产的、发达的、死人的、多子的,并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决定。 清代有许多关于风水方面的传闻,从中可见当时的民众习俗及心态。据《耳邮》卷四,清初,浙江诸暨县有个叫陈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绍兴城中请一个姓夏的风水先生勘卜地盘。先给他10块洋钱,风水先生嫌钱少了,只好又追加了200两银子,风水先生才认认真真地帮他选了块好地。可见风水先生的敲诈和百姓对风水的追求。 清代的风水先生是很会唬弄人的。《耳邮》卷四记载,江西有个豪族的后代准备迁葬祖坟,打开墓穴,棺材已烂,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儿去了了,尸骨也不见了。风水先生说,这就是碰上了所谓的“移尸地”,后来,在墓穴的西北角两丈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尸骨和磁碗。风水先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不能进行科学解释,就用神秘的语言“移尸地”搪塞,真是骗人有术, 清代纪陶在《阅微草堂笔记》卷17记载,甘肃安定有窗户人家,为争坟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坟山有两个坟墓,两家都说是自己祖先的坟墓,每年拜祭时,双方必定发生殴斗,此事一直闹到甘肃总督蔡西斋那里、都无法解决。 清末民初,窃取国柄的袁世凯也很迷信风水。1927年,宵,个自称佛隐的风水师在他撰写的《风水讲义》的序文中谈到他为袁世凯看风水。说的是袁世凯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职归田。袁疑墓地有破败,乃遍请著名风水师看墓,都说龙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贵不可限量,说不出破绽之处佛隐风水帅收到袁的书信,也去看墓,认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宽广,诸般贵器罗列,实是大贵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使“龙身受制、气脉阻塞,不能发旺,反遭挫折。”袁世凯以为佛隐说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围墙。过了三年,袁竟然出山当了民国元首。佛隐把袁的窃国之功归于自己会看风水,大加吹嘘。这个事情,可能是佛隐的杜撰,也可能确有其事。因为,象袁世凯这个满脑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发的大野心家来说,是完全可能相信风水的。 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传闻。如,国民政府移都南京后,北京出现谣言,说北京的国都数运已尽,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运气,证据是内城前三门的名称,正阳门表示元胡末年的“至正”年号;崇文门表示明朝末年的“祟祯”年号;宣武门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统”年号。三门已尽,再不适宜建都了,这种以“前三门”的名称附会都城“王气”的谣言,使那些没有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百姓信以为真。 当代:风水术之沉浮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府提倡改革葬俗,但是,传统的丧葬观念和习俗仍然保存,风水迷信继续危害社会。1949年以来,土葬占地达500多万亩、木材8000多万立方米。仅河南省,目前就有30万亩地的1500多万个坟头;安徽省有40万亩地的2500万个坟头。全国每年约有的0万人去世,有2/3的仍是土葬。 近些年来,风水术开始泛滥。农村出现了风水师,通过替人看风水,攫取巨资,成为万元户。有些村民,生前就修墓。温州的一些乡村,小孩一出世,就选好了坟基。湖南临湘县从1987年以来建了5000多座活人坟,江苏乐清县的绝大多数老人都为自己修好了坟。 在修坟过程中,抢占了大量“风水宝地”,杭州西湖风景区60平方公里内修筑了7万多个坟。西湖乡修了1000多座坟,这些坟都是希望“死做西湖鬼”的人所建。此外,庐山、黄山这样的旅游名胜,也成了风水蚕食之地,到处是被圈占的墓地。为了得到吉地,请客送礼,打架杀人,导致了社会人际关系污浊化。 四川涪陵市焦岩乡的老人谈死色变,他们不是怕死,而是怕给儿孙带来灾难。按当地陋俗,老人死后要请7至10人做道场送阴,烧灵屋,办酒席,耗费几千元,这种厚葬之风愈刮愈烈。 风水先生并没有歇手。河南省淅川县寺湾乡柳沟村有个叫李光振的风水先生,外号“阴阳签”,解放前为活人看相,为死人选风水宝地。1989年,他为自己用八字推测出了死期,说1990年的2月26日中午12点是他的死关。到了这一天,他让儿孙们都穿上孝服,在门外等待他升天。他自己穿好寿衣,躺进棺材。可是,到了下午还没有死。儿女们推门进来后,他却说:“我总算过了这个死运关。”村民们不以此为愚昧,相反,还信以为真。《中国妇女报》于当年4月报道了此事,呼吁全社会制止这类事件。 近几年风水重新盛行,甚至政府机关都有笃信风水的事件。据《经济日报》1990年2月15日报道,广东省揭阳县税务局于1986年搬进了新建的办公大楼,翌年元月,该局的杨局长与风水先生苏某在闲谈时,苏说新楼与大门的安排不合理,杨局长会出事的。当年8月,杨局长上班时不小心摔折了腿骨;又过了一个月,一名五岁的男孩在办公楼前的水池里不慎溺死;1989年,局里一名女青年因家庭纠纷想上楼自杀。这些事件使杨局长惶恐不安,就花了500元摆“神坛”,请3名风水先生到局里看地理。接着,杨局长又召开了两次局长办公议,决定填掉喷水池,拆掉大门、车库,另建办公大楼。又选定7月30日为吉日,大肆拆毁,全县为之轰动。直到1989年底,此事才被上级查处。 有些干部带头信风水,甚至动员群众为自己从事风水活动。某村镇一位干部的老母死了,为了扩大送葬队伍,竟然到学校花钱请学生送葬。学校领导认为这是“创收”的好机会,让幼稚的学生停课,胸带白花,排着长队为素不相识的人送葬,以助声势。 干部不能以身作则,群众更加无所顾忌。坟墓越修越大,墓形似宫殿,甚至超过烈士陵园。墓前有石碑,甚至有石狮。每到祭日,老百姓鱼贯上坟,从烧黄纸发展到烧人民币,从供奉花草到堆满鱼肉。新民谣有:“富不富,看坟墓。”这种情况有增无减,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就是国家提倡的“尊老”行为,是弘扬 文化传统。 不仅阴宅迷信盛行,阳宅迷信也逐渐公开化了。据《武汉晚报》1990年5月24月报道,1990年元月,湖北省竹山县梁家乡夹槽村张某要在本村陈某的屋旁东侧盖新屋,陈家认为 张家的房子比自家的房子向前伸出半尺,认为坏了自家风水, “白虎压青龙”;会家败人亡。陈某于是在深夜操棍打死了熟睡 中的张某,自己也喝农药自杀了。 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对死灰复燃的风水迷信进行打击。据《湖北党风》1990年第11期报道;崇阳县沙坪供销社共产党员皮宗鄂的母亲于当年5月病故,皮将母亲的丧事与13年前死去的父亲的丧事一起大加操办,开汽车途经二县三乡到通城县四庄乡皮氏老家为父母亲招魂取水,闹了三天四夜,耗资4000元。群众对此纷纷检举揭发,经有关部门批准,将皮宗鄂开除出党。 又据《光明日报》1991年1月18日报道,山东省莱阳市农村盛行风水。农民盖房,要请风水先生择地,致使村民之间常常为争一块所谓的“风水宝地”而大动干戈,甚至闹出人命。政府有关部门对传播迷信的风水先生进行严肃处理,对6名情节严重的风水先生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有128名风水先生全都收起了“风水盘”,有的重新务农,有的改行经商,再也看不到他们流窜在街头巷尾进行传谣蒙骗了。 当前,风水迷信在沿海乡村、内地交通不方便的乡村都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风水迷信改头换面,采取更加隐蔽的形式和“合情合理”的样子在民间流传,很能适应”新时期的政治形势,我们应当尤加小心和注意,对风水迷信给予有力的打击。 --〖经典推荐〗-- 曲水朝堂格(一)穴前曲水,不问三曲五曲,周匝整肃,自右过东,就身回抱而去。却于曲水分支割界,作重重龙虎分列左右。只只回头朝顾,如拜如揖。穴后支水分合,三关四峡,重重结咽,束气兜收。得此形势,极为周密,秀水完固,来水屈曲呈秀,来脉尊贵端严,龙虎重重护’卫,主有百子千孙,世出魁元、神童、宰相。若穴前含畜聚水,富堪敌国。若水系左来,于穴前屈曲而去,其福力不减,但官贵无才,传家清白。 曲水朝堂格(二)几见曲水当面朝来,横过穴前,须得就身回抱,屈曲而去。坐下要文水割界,兜收龙脉,或一重、二重、三重,叠叠绕于穴之前后,方成体势。其穴前横界收水不宜太阔,太阔则气荡;不宜太狭,太狭则气促。面前朝水箭射,恐被伤泄。此局曲水一路,单缠兜收,脉气凝聚,大能发福,但坐下无元武水,大江远护,乃是行龙要结,非尽龙也。其力量比两水合出稍轻。若得去水在元武后,回头屈曲而去,更自不同。 曲水朝堂格(三)穴前秀水当面朝来,与右来横水合流,侧左就身回抱,而绕元武,却又回头望东北而流。来则屈曲,去则回顾,更得右水交会,较之一水单缠,殊为差胜。水交砂会,龙尽气钟此大地也。主人丁繁盛,富贵荣昌。凡右水倒左灌堂,而前面秀水过堂者,长房迟发;右边水灌堂,而曲从左倒右者,长房与次幼房并发;如右水与穴前曲水分泄而去,则小房不发,更主迁移过继,易姓离乡。 曲水朝堂格(四)此势与前曲水绕堂、到堂绕青龙、缠元武法合。前局周密紧促,此局左来就身来下,稍长而宽,龙脉趋归元武,秀水在前。欲就曲水立穴,则气聚;在后,而脱气。欲立穴就气聚处,则曲水远而承受不尽。如此形势,必有支水插入腹中,兜收其气,使前不碍曲水,后不脱龙气,前亲后倚,方能发福,而主文翰之贵。先发长房,次发中房、小房。若更得去水之玄,则力量悠久。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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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07-3-29 17:21 | 只看该作者 曲水单缠格(五)凡曲水左来朝堂,不疏不密,不拽不窜,折折整齐者,宜从曲到处立穴,若穴前一水横迎,曲合流者,须得小支水插界于后,能收曲水之秀。 曲水朝堂格(六)凡曲水朝堂,须要伸缩整齐,厚薄相等,不宜东拽西窜,如风之摆柳偃草。或盖过穴,或不盖过穴,参差错乱。若此者,水虽屈曲,犹无取也。此势割界结咽,内气合局,亦能发福,但主子孙淫逸轻狂,飘荡废业。若得水进局作一二折,朝抱有情,亦主初年发贵,安稳行至摇动摆跌处,不免退败之忧矣。 --〖实践运用〗-- 中国风水学与指南针 世人都知道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发明了“指南针”。但是,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发明了它?很有可能发明指南针的人所创立的《易》与风水学还在蒙冤受屈。 指南针与火药、造纸、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1600年,英国伟大的自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一书中评述到:“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了。……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况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二百多年后,卡尔·马克思又给予了深刻精辟的评价:“火药、罗盘和印刷术棗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在西方,有关指南针的文献记载,是在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F·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说:“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左右”。大约在1200年,法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宫廷乐师古约特在其诗篇中提到,用磁石摩族铁针,作水浮指南针。1207年,英国修道院院长奈康记述白天云遮太阳,或夜间黑暗不辨方向时,使用磁铁摩擦铁针,针停时指南北,并记述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史实。炼金术士派勒尼格(126g年)和哥仑布(1492年)在他们的研究和航海中分别独立发现了磁偏角。哈特曼(1544年)和诺曼(1576年)分别独立发现了磁倾角。 然而,在中国古代有关“指南针”的史料记载则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中就记载有“磁石召铁”的文句。公元前一世纪的东汉初年,哲学家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明确记载:“司南之构,投之于地,其抵指南。”这里的“地”即指司南之地盘,“柢”即指杓柄。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犹慈(磁)石取铁,以物相使”的记载。 晚唐风水大师杨筠松,在他的《青囊奥旨》中说:“先天罗经十二位,后天方用于支聚。四维八干辅支位,母子公孙同一类。二十四山双双起,少有时师知此义……” 杨筠松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疑龙撼龙经》中,也同样提到了“地罗”,如“坎山来龙作丁午,却把地罗差使转”“不比寻常格地罗”。这里的“地罗”就是“指南针”。 在1041年,北宋庆历元年,北宋司天监天文学家杨惟得,精于天文历象、星占和风水,著有《莹原总录》。这是一本著名涉及陵墓山向选择的风水著作(北京图书馆藏,元刊本,全书十一卷,今仅存一至五卷。另台北国立图书馆藏同书五卷二册)。其书中描述了指南针和磁偏角。“客主取的,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壬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区方直之正也。盖阳生于子,自子至丙为之顺;阳生于午,自午至壬为之逆;故取丙午王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 在1040年宋初军事科学家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Ag记录了利用地磁场人工磁化铁片制备“指南鱼”的“世传”辨向方法,内中还对磁倾角现象作了描述:“若遇天景霜,夜色螟黑,又不能辨方向,……或出指南车或指南鱼以辨所向。指南车世法不传。鱼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 在1088?/ 1095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更详细说明了指南针制作和应用情况。“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 在1115年,寇宗大在《本草衍义》中记载:“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 在北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朱或在《萍州可谈》中,记录了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至崇宁元年(1102年)他父亲在当时广州服官时于市舶司所见闻:“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有关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最早记载。 在1174?/FONT>l189年,曾三异有《同话录》一书。书中说:“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天地南北之正,当用于午。或谓今江南地偏,难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参之。” 综上所述,自春秋战国“磁石召铁”的发现,到北宋杨惟得“客主取的,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壬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区方直之正也。盖阳生于子,自子至丙为之顺;阳生于午,自午至壬为之逆;故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磁偏角的发现,以及沈括“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指南针的发明,中国在建筑选址“辨方正位”和“航海”中,已经广泛使用“指南针”或“司南”,这是无可怀疑的史实。 杨惟得和沈括都是北宋供职于司天监的天文学家。杨惟得研究天象又兼作风水著述。在中国历史上,专事天文历象的宫廷司天监,常有堪舆风水家供职。如:北宋庆历元年,宋仁宗曾诏选风水家,当时的堪舆名流吴景驾被举荐至司天监。《江西通志》载:“庆历辛巳,诏选阴阳者,郡学举鸾至京。人对,称旨授司天监正。”。 自汉代以降,有张衡、王景、管辂、郭璞、萧吉、吕才、李淳风、一行、杨筠松、王洙、朱熹、蔡元定、刘基,迄于清代有魏源、翁同和等历代名流和科学家研究风水,在学术的高层次上,不断将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注入其中。如《旧唐书·吕才传》记载:“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才多以典故质正。”在吕才、李淳风、一行奉救编修“地理书”后,宋代又有王洙等奉救编书。历代国家机关如司天监或钦天监,常由黄帝诏选阴阳者司事风水,如《大清会典》说:“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典至重也”。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时空的划分也融汇了堪舆家或风水家的创造,在表征时空的天文式盘上,四周也刻画着象征天地、方位与时辰、节气的二十八宿和二十四山,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堪舆风水之间的渊源关系。 此外,在明清之季流传于航海家中的两种海道针经,即《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书里,开篇各有《地罗经下针神文》、《定罗经中针祝文》,内中记录了当时出海远航前置备指南针的隆重祭把活动,人们“谨秉诚心,俯伏躬身”,馨香祷祝,“奉请历代御制指南祖师”、“前代神通阴阳仙师”及“历代过洋知山水形势,知深浅、知礁屿、识湾澳、精通海岛、望斗牵星、古往今来前传后受流传祖师”,“伏以奉献仙师酒一樽”,“乞赐降临”、“祈保平安”。所奉请仙师如东晋郭璞、唐代李淳风、袁天纲、杨救贫(杨筠松)、五代末陈抟(字希夷)等,都恰恰是宋代以前的风水大师。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这里所说的“方家”,在宋代泛指从事方技数术(简称方术)活动的人。如《汉书·艺文志》将术数分为六类:一天文、二历谱、三五形、四筮龟、五杂占、六形法。其中的“形法”就专指风水。至清朝乾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时,术数包括: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类。天文和历法已成为独立学科。从中国学术史上看,“方技术数”始终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是客观存在的。 由此,可以推断“方家以磁石磨针锋”的“方家”是中国古代的堪舆家或风水家。也就是说堪舆家发明了指南针。 在中国数术方面,卜宅、相宅、阴阳、地理、形法、青乌、青囊等都专指风水。风水,是堪天舆地之学,所以在历史上又称为堪舆。堪舆家注重对天文地理相关关系的研究和应用,是最早发现地球磁场的,并进一步确定了磁偏角(磁体指向与地理子午向有偏角)及磁倾角(磁体指向与地平面呈倾斜角)。在大量的实践运用中发明了人工磁化钢铁、制器以指向,即指南针。 大家都有一种印象,一提风水先生,必与罗盘挂钩,可是谁不会把风水家归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发明家。风水家为了确定筑的选址,必先进行“辨方正位”。那么风水师是用什么工具对应天地,选取建筑基址和朝向的呢? 中国历史所流传下来的浩瀚著述中,涉及中国先民在选择聚落基址、辨方正位、规划经营的括动,有大量的记载: 《尚书·盘庚》有:“盘庚既迁,奠厥位居,乃正厥位”。《诗经·公刘》有:“既景乃岗。相其阴阳”。 诗经·定之方中》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室、模之以日,作于楚室”。 《尚书·召诰》有:“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厥既得卜,则经营……攻位于洛氵内”。 《周礼·地官司徒》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度)其地而制其域”等等。 这里的“乃正厥位“‘攻位于洛氵内“‘定之方中“‘土圭之法”“既景乃岗。相其阴阳“‘营室”等,都是记载中国古代先民在城市、宫室或聚落选址规划和营建活动中测定方位的具体操作方法。 其中,“定之方中”被历代的注释家及现代天文学家解释为淮星以辨方正位。在古代,将星空之中称为定星的四颗星,其中心每于立冬前后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这时农事已毕,天气未寒,正是兴作土木之功之时。汉代郑玄说:“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尔雅·释天》中说:“营室谓之定”;郭璞注: “定,正也,作宫室皆以营室中为正”;《国语》中说:“营室之中,土工其始”,这里说的都是先定星后营室之意。 “既景乃岗”“揆之以日”“土圭之法”所说的是以“立竿见影”的方法来辨方正位。所谓立竿,在中国古代分别称为:景、表、圭、晷、臬、髀、碑等。 上述“定之方中”和“立竿见影”的辨方正位方法,在中国古代被广泛地应用在建筑选址定向、定地域、定时节等方面。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法式及天文学权威著作《考工记》、《淮南子·天文训》、《周髀算经》和北宋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执木}以悬,氏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这里的“置{上执下木}以悬”即以绳悬垂重物以使木竿即“{执木}”垂立于水平地面。然后,以“执木”为圆心作圆,即“为规”。“氏”即视,“景”即日照于执木投于平地的日影。日出与日落时的执木“景”与“为规”之圆周相交的两点连线,便可得出正东西方向,即“以正朝夕”。再参考正午时的执“景”或夜晚北极星的方向来校正。 《淮南子·天文训》:“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人,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 《周髀算经》:“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 《营造法式》:记有“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的‘取正之制”三法。即景表板、望筒、水池景表等仪器和方法。其用法为“先于基址中央日内”平置景表板,“画景表之端,记日中最短之景,次施望筒于其上,望日、星以正四方”。在这本书中更具体地说明了“景表板”的形制尺寸:“圆板径一尺三寸六分,当心立表高四寸、径一寸”。 清末天文学家周{日景}景见到当时出土的秦汉晷仪,并描述说:“其无南北方向者,以南北必测而后知,难预定也”。由上述所论而知,在中国自远古开始至黄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将地理、房屋基址及节气时令等对应天像“辨方正位”的做法,并由“八卦”或星像标明方位的习惯。这种做法随历史科技的进步,不断改进,由早期占卜、吉凶的式盘,发展为圭表、景表板、望筒、水池景表、日晷、晷仪、罗盘等众多种类的“辨方正位的法式”和操作工具。成为了中国古代宇宙时空关联、定方位、定时辰的科学依据。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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