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安装描述文件在哪:习仲勋命运中几次转折

田　方
2002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677

习仲勋
我曾多年在习仲勋身边担任秘书。他对我谈了许多故事，特别是他与毛泽东的几则故事，不仅加深了我对他为人的认识，也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
1935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的吴旗镇，毛泽东看到农村墙壁上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通知，署名是“主席习仲勋”。“这是谁？”毛泽东查问的结果，才知道此人正被极左路线执行者判了死刑，关押在监狱里。“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就这样，习仲勋总算从监狱中放了出来。正如习仲勋后来对我说的，“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4天，我们这些人就被他们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当然，这样的事，习仲勋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习仲勋才23岁！毛泽东说“真年轻！”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0年1月，我当记者时，习仲勋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上分配我对他进行专访，西安的《群众日报》和北京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文章开头引用了毛泽东嘉奖习仲勋的题词：“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是1942年底为讨论西北党史而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时题写的。这是根据毛泽东对习仲勋多年革命实践的概括，非常恰如其分。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的这块白布，他一直珍贵地保藏着。
1944年，王震担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时，毛泽东对习仲勋说：“我们不能老是固守在陕甘宁边区呀！为了解放全中国，我考虑你和王震一起打出去！”但是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找习仲勋谈话说：“我经过再三考虑，你还是留在陕北，咱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这两次谈话说明了习仲勋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考虑怎么样把他安排在关键性的岗位上。
有时候，毛泽东喜欢和习仲勋天南地北地漫谈，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等等，有一次，毛泽东突然考问他：“你是陕西人，你知道渭水的源头在哪里？”习仲勋根据他早年在陕甘宁边区打游击时熟悉的地理知识，略加思索地说：“在甘肃天水以西的渭源县。”毛泽东却说不完全正确。毛泽东拿出三本不同版本的地图说，最正确的位置是渭源以北！习仲勋感到毛泽东作调查研究实在精细，毫不马虎！
1947年2月，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延安。2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着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五旅组成西北野战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反击战打响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决定，陕甘宁部队和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及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正确选任会战的高级指挥员非常重要。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统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在全军中威信很高。而习仲勋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边区党组织、边区政府、边区人民关系十分密切。由他会同彭德怀指挥边区部队作战，更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
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彭总忙于指挥作战，考虑战略战术较多，习仲勋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群众、宣传政策的工作。每到一地，他总要召集地方干部座谈，向干部群众宣传西北野战军打胜仗的好消息，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和战斗意志。使彭总感到：“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边区是个穷地方，但边区人民是我们的铁桶江山。”彭总正是从这个角度，在战争环境观察、了解习仲勋，并多次向各级指挥员表扬习仲勋：“习仲勋同志是陕北老区的一位老同志，他和边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就值得大家学习。”彭总曾经深有感触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刘景范同志熟悉边区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彭总从而感受到毛泽东所以委托习仲勋作为自己亲密助手的深刻含义。
解放初期，在多民族的青海省争取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经过两年七个月之久，先后和项谦谈判17次之多，最后项谦终于和平归顺，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习仲勋显示他智慧和才干的一个代表作。事后毛泽东曾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一时传为美谈。
1952年中央调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习仲勋曾经真心实意地对毛泽东说，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领导全国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毛泽东曾告诫习仲勋：“蛇，看起来很可怕，但印度人耍蛇，为什么那样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客观事物的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到任不久，1953年3月13日，应邀到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讲话，受到创作家和艺术家们衷心赞赏。我作记录，讲话可以概括为：1、不仅要提高作家、更要提高领导者的政治责任心。领导者要帮助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应当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帮助作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乃至作家在创作上的具体要求。2、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和粗暴的办法，而是要用切实的行动给予耐心的帮助。3、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准，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空间。4、要善于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讲究批评艺术，不是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而要实事求是，使人家心悦诚服。5、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这是习仲勋长期以来在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从1958年的11—12月间和1959年3月以及1959年7—8月间，我曾三次随习仲勋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以及庐山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会上做秘书工作。会议期间，我又一次体会到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赏识和重用。在1958年夏季一天下午，习仲勋兴奋地告诉我，刚才毛主席让秘书高智打电话要我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一见面就用慰勉的口气发问：“仲勋，怎么样？还有包袱吗？”（指高饶反党联盟案件的审查中确定与习仲勋毫无关系）习答：“我早已没有包袱了！”毛又说：“那就好好工作吧！”就这样两人在游泳池亲切地闲谈了一阵。那几年习仲勋到西北考察，调查中发现敦煌县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限膨胀情况，他指出：“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说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子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水平，其结果只能破坏生产。”嗣后，经毛泽东提议，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
在1962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康生的诬陷，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会议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他被停止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才平反，他重新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