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国民确实没有耳闻江青的半点绯闻，然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江青三假”、“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的丑态”、“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等等绯闻却纷至沓来，国民惶惑了。事过多年，曾经工作在毛泽东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敢道出其中原委和真伪。
1945年江青和毛泽东在延安
进入延安前的江青
1933年2月，江青（原名李云鹤）在青岛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俞启威（俞启威（现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江青和俞启威恋爱、同居、怀孕，在上海做了流产手术。同年7月，俞启威因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随即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她奔赴上海寻找党的组织未果脱党，进入上海演艺界，她以演话剧、演电影（影名蓝苹）、教学、写文章等形式，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在电影界也以影星蓝苹出名。
江青进入延安内幕
1937年7月，江青和许多革命和进步的青年一样，决定离开上海经西安去延安。江青经王洞若介绍，去西安找当时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徐明清（对外职务西安市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时改名，原名徐一冰）帮忙去延安。
江青告诉徐明清，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想到延安学习，请她帮忙找个关系进去。 徐明清原在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从未与江青联络过，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江青告诉徐明清，是王洞若告诉的。徐明清也是王洞若来西安工作的，她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回忆起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徐明清问江青从上海带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来了吗？江青说没有，有你在，会有办法的。江青又问起徐明清，听说俞启威到过延安？
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俞启威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俞启威（已经改名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徐明清告诉她，俞启威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徐明清想到自己与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具备帮忙的条件，也就同意了江青的请求。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事后经过邓颖超和主管此项工作的博古(秦邦宪)安排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毛泽东和叶子龙。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江青到延安后,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江青在延安和毛泽东结婚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窑洞外
1937年7月中旬，江青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她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1938年8月，江青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这年11月20日，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结婚，使之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女人。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被邀参加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宴，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罗瑞卿、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等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所说倒是比较客观的：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徐明清也如是说：“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但江青在延安的10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她还到南泥湾参加过劳动，同8位女同志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江青与毛泽东的亲情
毛泽东在办公辅导江青学习
美国作家特里尔著的《江青全传》中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对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却这样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直表现比较好，'文革'开始以后，她才起了一些变化。”
可以说，江青自从给毛泽东结婚，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976年“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张玉凤曾经这样描述她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38年的夫妻感情。
张玉凤搀扶着在毛泽东灵柩前悲痛欲绝的江青
就连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也常常想起毛泽东。她身边放着毛泽东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新一天开始时,她都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也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给主席送一个花圈。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的绯闻真伪
1938年11月，江青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江青就再也没有绯闻出现。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对江青的生活作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传说。说江青有“三假”,什么头发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也是假的;说什么一位高级干部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甚至还有一位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一张江青等人身穿游泳衣裤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嬉戏,丑态百出。”
关于传说江青有“三假”的问题,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6年时间的秘书杨银禄说,江青没有“三假”,而都是真的。她的头发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她的护士看到“三假”的传说后,都说:“这样胡编滥造,无聊,真无聊!江青不但不用任何装饰品,而且没有用过任何化妆品,没有戴过任何首饰。”不过，1956年7月,江青患了子宫颈癌,到苏联做了痛苦的放射治疗后,癌病是治好了,但是严重地破坏了她的正常内分泌,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她就不能过性生活了。
关于传说某位高级干部“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的问题,就更子虚乌有了。那位高级干部后来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非常气愤地说:“扯淡!有人有意糟蹋人,糟蹋历史,也糟蹋毛主席的形象。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江青住在钓鱼台几号楼我都不知道。”
江青是个很聪明的人，不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她清楚她的地位和权力是怎么来的，如果她干了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情,其后果是什么她更清楚，江青绝不会做那种因小失大的事，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古训,江青的身份、地位、权力在文革中是极为特殊的,她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种事,有一天她不高兴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是江青不翻脸,事情一旦败露,谁也逃脱不了灭顶之灾。这就说明,谁也不敢做那种事。再说,文革期间,江青身边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员,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工作人员的视线之内,她没有独自一人活动的空间,没有做不轨事情的机会和场所。
关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身着游泳衣照相的问题,可能是误认、误传。杨银禄说，我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张照片;即使是有的话,也有可能是伪造的假照片。因为江青游泳的时候需要安静,不准无关人员在同一个游泳池内游泳。跟随江青一起游泳的只有她非常熟悉的,有保护、服务任务的警卫员和一名值班的护士,别无他人。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6年,从来没有见过她游泳。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离他们越远越好,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张春桥、姚文元了解江青比我们工作人员了解得更多、更透,他们应该说机警得很,怎么会、怎么敢和江青一起游泳呢?他们怎么会、怎么敢身穿游泳衣与江青拍出“嬉戏”、“丑态百出”的合影呢?
曾经过担任江青警卫员的周金铭说:“文革期间,在六七年的时间里,江青游泳时都是由他陪同和负责她的安全，另外有一名护士,负责对她进行护理,帮她洗澡和更衣,没有见过别人和她一起游过泳。无论在北京或是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从来没有陪同过江青游泳,怎么会有那么一张照片呢?”
“文化大革命”10年,曾经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先后有30余人次,大家都认为江青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她的生活作风是严肃和守规矩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发现她有任何不轨行为。
历史是一门科学,最讲真实性,无论事大事小,都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应该根据自己的好恶或是神圣化或是妖魔化。即使是对林彪、江青这样反革命集团的魁首,也要客观、公正、如实地记载,不能任意泼脏水,以取悦一些人的好奇心,以讹传讹。这是一种不好的文风和社会风气,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引起理论宣传部门和历史研究部门的重视。（根据江青秘书杨银禄《江青秘事》、《江青的亲情世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特别经历》等整理）(杨国选)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