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硬盘独立双系统:[今周刊]富士康危机 预告中国“世界工厂”角色困境

富士康深圳厂在五个月之内发生十二宗员工跳楼事件，闻者心惊，集团老板郭台铭频频巡访厂区，除了祭出加薪22％的政策，并且布下了天网、地网及无形网，全力防堵自杀事件再发生。郭台铭也为自杀事件四度出面鞠躬道歉，这是鸿海集团建厂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厉挑战。
富士康连十二跳事件，凸显了过去二十年来郭台铭自创最成功的代工模式已遇到瓶颈，一方面也显示台湾电子业以中国大陆为低价劳力优势的代工及加工形态的产业，已面临严厉挑战。另一方面，大陆作为世界生产基地的阶段性任务，似乎也达到了尽头。
事件爆发后，香港《经济日报》以“富士康困境，中国发展困境”为题发表评论。台湾的政大商学院教授周行一也说：“富士康的困境，也是台湾的困境”。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David Pilling也说：“中国繁华梦，跳出黑暗面”。中国民间智库安邦谘询公司高级研究员贺军也发表专文指出，富士康的“连跳”终结低薪代工的时代。他认为富士康问题已不再是一个企业的个案，而是一个严重的公共事件。贺军说：“在一个文明国家，任何一家有头有脸的企业，如果连续出现类似事件，都会受到严重警告和对待。”他认为富士康事件与山西煤矿安全事件，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除了这些之外，西方各大媒体也广泛报导这个事件，例如，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富士康悲剧背后的悲剧”的评论文章，认为将矛头完全指向富士康是草率和无力的。富士康的悲剧，只是中国大陆现阶段依靠外资、廉价劳动力和加工贸易出口，此一经济模式的悲剧缩影。这是中国透过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的途径，但是带来的后果是对劳动力权利和保障的漠视，把劳动力物化为机器，和企业追求效率的工具。《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抛弃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如果企业家没有一定的自觉，富士康悲剧就不会仅仅止于富士康。”
同时间，英国伦敦《金融时报》也有一篇题为“富士康悲剧”的文章，指出富士康绝不是一家血汗工厂，但工人们仍然没有时间和精力用来娱乐、放松；最近的事件中存在明显的盲目模仿因素。同一时间把产品交给鸿海、富士康代工，郭台铭眼中“一流客户”也都跳出来立即反应。
被批评是“血染的iPhone”的苹果电脑由发言人史蒂夫 道林（Steve Dowling）发表声明指出：“苹果公司坚定致力于保障整个供应链上的工作环境安全，并确保工人得到尊重和有尊严的对待。”苹果正与富士康高层直接联系，确信他们正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戴尔电脑也呼应说，他们要求供应商采用与自己设施相同的高标准。他们也会调查供应链中不良的工作环境，如有必要会采取适当的措施。其后HP、诺基亚也都发表类似的声明。
对郭台铭来说，这当然是大事，怪不得他必须采取最强力的灭火措施。因为这事若处置不当，郭台铭几十年来创下的心血将毁于一旦，整个鸿海集团将大受影响。不过在危机背后，他也得到很多雪中送炭的鼓励。像是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与立法院长王金平都给他打气，他们都认为富士康的处境，也是台湾的困境。
聚鼎科技董事长张忠本第一时间跳出来直言：“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张忠本认为美国科技领先，掌握IT产业核心技术。但是台湾擅长制程管理、效率高、品质优、交期快、加上完整供应链，才能成为世界上的代工王国。如果没有台湾优势制造业效率，IT产品不会如此平价、普及化。而郭台铭正是实现这个普及化的最大推手。连香港首富李嘉诚也跳出来表示，他非常佩服郭台铭。
一桩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引来全世界关注，恐怕只有郭台铭才有此一高度，接连员工跳楼事件，也让郭台铭评价更加正反两极化。但是谁也不能讳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绩斐然，郭台铭是很重要的开路者与贡献者。
一九七八年中国大陆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必须为广大的农民工找出路，郭台铭的代工模式，并且把效率化发挥到极致，更是中国崛起的一个范本与代表作。因为只有郭台铭可以解决大陆的就业问题，因此，大陆需要富士康。
单以富士康深圳龙华厂来看，富士康单在深圳市就雇用超过四十八万工人，富士康产品的出口量占深圳市出口总量的二二％，每年为深圳市创造超过人民币百亿元的税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靠的是广大农民工与肯拚、能拚的企业家共同创造出来的。
但是过去三十年的成功模式，并不保证是未来三十年的成功模式，中国作为卓越生产基地的角色正在质变与量变。首先是，过去二、三十年的农民工是吃苦耐劳、耐操，只一心赚钱出人头地的文革后青年男女，工作环境再艰辛，大家都没有怨言。但是现在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政策出生的农民工，他们原本就是家中的天之骄子或骄女，生下来就受到保护，他们梦想一步登天，快速出人头地，可是到了异乡的现实环境，受不了工作乏味，又缺少温情照料，于是走上了绝路。
中国大陆的独生子女政策从1980年1月1日起实施，如今在一胎化政策下成长的人已经三十岁，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工业生产大军都是一胎化后的新一代。他们幼时生活已不再那麽苦，对工作内容与收入期待较高，也较难以忍耐刻板苦闷的工作，于是，在面对冷漠的工作环境下，稍不适应即走上绝路。
台商需要新的创业机制
香港《经济日报》专栏作家张翠容就称,中国大陆到处都是富士康,因为环顾中国各省各地、各大城市,类似富士康的工业园区四处林立,一群又一群从农村涌来的农民工,他们带着黑实的身躯,迷惘的眼神,失落的灵魂,密麻麻地塞满工地,远远望去,活像一批批机器被运到生产前线去工作。
其实广大的中国生产基地,大多数工厂的工作环境都比富士康更接近血汗工厂,而中国平均自杀率十万分之十二,也远高于富士康,但是半年来十二宗跳楼事件,终于使富士康成为全球焦点。这是眼前的大事件,但如果十年後再回头来看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很可能这是中国经济很重大的一个转捩点。例如,二十年前懂得把工厂迁到中国各地,利用廉价劳工崛起的台商都是赢家;但往後再用同一模式,很可能是输家,未来的台商必须在富士康事件後,找到新的创业机制。
富士康事件代表珠三角廉价劳工已迈向终结时代,也是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角色的一个终结。为了平息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郭台铭决定全面加薪二二%,目前平均薪资约人民币九百多元,将调升到人民币一千一百元左右。这个方案会让富士康每年增加约人民币四 二亿元的支出,若加上加班费,估计成本将增加人民币八亿到九亿元,而这是中国全面加薪的一个讯号。
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後,日资本田汽车在广东佛山的零件厂,因为员工抱怨薪水过低,中国员工与日籍劳工薪水相差五十倍,发动全面罢工,也造成本田全中国四座组装厂全面停工,员工要求最低工资从人民币两千元起跳。这一连串事件发生後,加薪已蔚为风潮。
事实上，从2008年中国实施《劳动合同法》後，中国就开始厉行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体面劳动”，要让员工体面，工资是最基本一环，也是中央要落实和谐社会的第一步。其实，从2006年起，中国最低工资几乎每年都调升一成。单是今年五月，就有十一座城市宣布再把最低工资调高一成，个别城市如广州则调高两成，这回富士康加薪，正是中国廉价劳力时代走到尽头的最强烈讯号。
中国一面终结生产基地的角色，另一方面也从工资调升中，转换中国作为世界大市场的角色，这是中国转型的第一步。在这个转折点上，未来会有几个面向，一是使用廉价劳工的代工业者必须进一步逐水草而居，他们必须寻找更廉价的生产基地。因此，二次加工与代工产业，可能到东协各国寻找生产基地，例如，越南、缅甸、印尼、菲律宾等地；但是这些国家都有语言及行政效率不彰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
二是大陆消费力大增，台商必须把握住大陆成为大市场的新机会，未来如与吃有关的产业，在大陆饮食卫生还未上正轨、黑心食品频传之际，是台商积极卡位的好时机，像康师傅、旺旺都有台商加持的效果，未来如八十五度Ｃ、两岸咖啡、永和豆浆，甚至台湾特有的涮涮锅、香肠等都有打入大陆市场的机会，台商必须奋力争取大陆市场。
三是工资急速上升，将压缩毛利，这也是压迫产业转型的契机。以世界大型的IT厂商来看，微软与苹果电脑都是雇用数万名员工，但是苹果首季纯益37亿美元，微软首季净利达四十亿美元，苹果今年全年获利有挑战130亿美元的机会，微软上看160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两家市值逾二千亿美元的超级企业，它们一年可赚新台币五千亿元左右；但是全球雇用九十万员工的鸿海，一年只赚新台币七、八百亿元，约二十几亿美元。
必须重新思考出路
台湾的代工工厂受尽了所有风险，但是最大利润却是外国的IT大厂，即使是韩国三星，仅以几万员工，今年首季净利也达三十五.九亿美元，这是台湾代工业者不得不思考的下一步路该如何走？过去二十年，台湾善用大陆廉价劳工，创造了代工业传奇，但是也因为将廉价劳力发挥到极致，却失去了转型的机会。如今，大陆的工资不断提升，把代工业者逼到?角，淘汰的力量也愈来愈大，因为“cost down”已到了极限。郭台铭曾自豪说：“cost down”也是一种服务的策略，但是中国环境已不是二十年前的景况，很多人都在看郭台铭下一步怎么走？
郭台铭曾自我剖析富士康高速成长的奥秘，在于“一流客户、二流设备、三流管理、四流人才”。一流客户指的是苹果、诺基亚、HP、戴尔；但是四流人才的大陆劳工，已不再是可随意搾取的工人，未来这个顺位必须修正，郭台铭必须用第一流人才去开拓下一个三十年的江山。
放眼鸿海未来的出路，有人说鸿海应走向品牌，但是品牌与代工向来无法并存，况且，郭台铭一向没有品牌的思惟，难度很高。退而求其次，应把通路做好，未来中国是个大市场，广宇的赛博已与德商麦德隆合作，希望与百脑汇在3C卖场一决高下。还有今年郭台铭ＢＯＴ拿下台北秋叶原，各方都在看郭台铭如何打造它。
正当全球消费者疯狂采购iPad，富士康员工却频传跳楼，这是十分强烈的对比画面，也代表富富士康、台湾与大陆都得重新思考新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