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误认“致远舰”数十年(组图)

作者系海军史专家，海军史研究会会长

自从摄影术产生后，人类的社会活动得以通过神奇的影像记录而被永久定格，从近代史往后的历史研究，也因为有了老照片这种直观的图像史料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参考，而变得格外生动了起来。不过照片本身往往不会自带有摄影背景、摄影内容等丰富的解读信息，很多时候要确定其内容，便需要采用历史考据的方法，从时代久远的影像里读懂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考证、解读老照片，和考证历史档案文献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共通性，都需要借助大量既有的史料作为依据，加以辨析、判断。倘若解读中出现史料运用不得当，或对历史照片所处的时代背景、事物特征没有很好把握等情况，就容易产生走眼、误读的事情，进而就会出现一些历史照片被张冠李戴的笑话。相比一些著名人物和事件的照片，带有海军史信息的照片，因为对其解读需要具备更多的技术史知识基础，专业难度更大，所发生的被误读的事例也就更多。

“致远”舰。这是一个在中国赫赫有名、妇孺皆知的名字。中日甲午黄海大海战中，战局胶滞阶段，舰长邓世昌毅然指挥“致远”勇冲敌阵，意在鼓舞三军之气，更有斩将夺旗的用意，无奈壮志未酬，邓世昌和他的“致远”一道化作了中华的海殇。现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学术著作中，提及甲午几乎必提及邓世昌和“致远”舰，又常常配发“致远”舰的老照片或图像，以加深读者的印象。令人哑然失笑的是，就是这艘被众目聚焦的英雄舰，其真实形象却以极高的频率被错判，成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照片被张冠李戴、错用得最为严重的一艘军舰。

被错认的英雄形象

图1、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颇为著名的插图：黄海海战中的“致远”舰

图1是一幅曾经入选国内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图片，画面中一艘战舰劈波斩浪，在弹雨纷飞中冲锋疾驰，教科书上标注成甲午黄海海战中勇冲敌阵的“致远”舰。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这张图仍然不时地出现在有关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书刊中，在与甲午战争有关的一些博物馆、纪念馆的展示里，也常有以这幅图为模本重绘、创作的宣传性美术作品，用以歌颂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悲壮的战事。

在海军史研究者眼中，其实这张流传极广的画存在极大的问题，因为画上的军舰和历史上的“致远”舰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因为担负台湾海峡防务的福建船政水师在前一年的马江之战中主力尽摧，按照清王朝战后下达的“当此事定之时，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指示，在重构台湾海峡防御力量的命题下，清政府内开始了新一轮从欧洲购买新式军舰的行动，其中最重要的组成内容便是在英国订造穹甲巡洋舰“致远”、“靖远”；在德国订造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

创议的最初，北洋大臣李鸿章想将四艘新式巡洋舰均让德国设计建造，后在时任驻英公使的中兴功臣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一力坚持下，计划做出了调整。“致远”、“靖远”属于同型军舰，由英国舰船史上开创了“怀特时代”的著名设计大师威廉·怀特爵士操刀，位于英国纽卡斯尔埃尔斯维克的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军舰排水量2300吨，主要装备210毫米口径主炮三门（舰首二、舰尾一），152毫米口径副炮两门，军舰的动力系统因为采用先进的强压通风设计，航速可达当时惊人的18.5节。

1886年秋冬，“致远”、“靖远”二舰相继下水，在德国建造的“经远”、“来远”也接近完工。清政府内定四艘军舰全部归属北洋水师，由北洋水师选拔四百余名官兵组成庞大的接舰团，乘坐招商局轮船远赴欧洲接收。经过后期的舾装、航试等工程，“致远”、“靖远”最先完工交接，分由邓世昌、叶祖珪各率一组官兵接管，于1887年8月22日从建造地纽卡斯尔开抵英国重要军港朴次茅斯，几天后在德国建造的“经远”、“来远”也赶来相会，预备一并回国。

图2、1887年在朴次茅斯拍摄到的“致远”舰照片

图2就是在朴次茅斯期间英方拍摄到的“致远”舰，只要浅浅一看，这艘军舰外观的主要特征就能辨明，即两根桅杆、一座烟囱。而再看图一那幅画上的军舰，却是一根桅杆、两座烟囱的截然不同的面貌，显然与“致远”毫无关系。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点，对这幅画的内容和创作背景是否与甲午相关提出质疑，但在没有见到这幅画的原始出处前，并没有办法判断究竟是原画把“致远”画错，或者原画画的根本不是“致远”，纯属后人辨识错误。可惜登载有“致远”作战图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教科书或是学术著作，无一例外都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图画最初来源的信息。笔者抱着这一疑问，花费了将近七年时间，遍寻各类书籍，终于在日前找到了这幅画的原始出处。

“致远”作战图最早登载在1894年12月1日出版的英国画报The Graphic上（图3），当初的表现形式属于铜版画。19世纪中叶摄影术得到普及运用后，立刻引起报刊、书籍出版商的注意，但当时的制版技术还无法直接将照片制版用于印刷，折衷的办法要么是不惜工本，将底版大量冲洗照片，直接裱贴到报刊和书籍里，要么是根据照片由专门的技师刻制成铜版，印刷为铜版画。各类新闻铜版画中，除根据真实的照片刻制的外，另有一类属于为补文章配图不足，完全依据文字描述创作的纯

美术作品，“致远”作战图便属于后者。原刊物上这幅画的主题标为“鸭绿江口大海战落幕”，详细图注：“在邓舰长指挥下的中国巡洋舰‘致远’，是最早意图向日本军舰发起冲角攻击的军舰之一，但它遭到四艘日本军舰围攻，最终遭联合攻击而沉没。”由此可以看到铜版画想要表现的主题，的确是“致远”舰在黄海海战中作战，画中军舰出现形象错误，属于最初创作时就发生的问题。后世转用这幅画时沿用其最初的注释，但没有注意到这一严重错误。

画面上的军舰既然和“致远”完全不符，那会是一艘什么船？按照图中那艘军舰单桅杆、双烟囱的造型去寻找，在甲午黄海海战战场上，日本海军阵营里并没有这样外形的军舰，北洋海军中却有两艘完全与此相像的军舰，就是中法战争后和“致远”、“经远”同批在欧洲订购，由德国设计建造的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

同样以在朴次茅斯由英国媒体记者拍摄到的“经远”、“来远”照片为依据，稍一对比就能发现双烟囱、单桅杆的“经远”、“来远”和铜版画中那艘“致远”酷似，而且图中的“致远”，明显是以一张在朴茨茅斯拍摄的“来远”舰照片（图4）为母本参考绘制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甲午黄海海战里，林永升舰长指挥的“经远”舰，其实是一艘和“致远”有着相似悲壮作战情况的战舰，就在“致远”壮志未酬、怒沉大海不久，“经远”舰紧随其后也向日本舰队发起过冲锋挑战。后来因为“济远”等军舰逃离战场，“经远”陷入日本四艘巡洋舰的重围，在硬生生被优势敌人炮击了近两个小时、舰上所有中高级军官都殉国后，这艘不屈的战舰也沉没在黄海的波涛里。

消息经由当时在远东采集新闻的记者传回欧洲，“经远”在欧洲成为和“致远”齐名的中国英雄舰。1894年英国出版的画报Cassell'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and上，就有一幅表现“经远”奋勇作战的铜版画（图5）。相比之下，画上的“经远”和The Graphic刊载出的“致远”图画相像异常。

与“致远”照片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被当成“致远”的“靖远”

“致远”和“靖远”是设计相同、同批建造的同型姊妹舰，同时在英国朴次茅斯被摄影留念。在当时，要区分开这两艘孪生姊妹，主要的办法是看军舰后部舷侧安装的舰名牌，从舰名文字来辨认。可到了远距离拍摄的照片上，如果不是掌握有根据原版冲印的清晰版本照片，想要辨清舰名牌上的文字，几乎没有可能，由此“致远”和“靖远”在英国拍摄的照片便出现了指认混淆的情况。

图6是一幅在现代中国经常被当作“致远”使用的照片，照片中的军舰舰首右向，英姿勃发，被用来配合介绍邓世昌的英雄事迹再合适不过，不过很少有人会问，这艘军舰真的是“致远”吗？

笔者从英国博物馆获得了这帧照片极清晰的底版扫描文件，可以直接看清军舰舰名牌的文字是“靖远”，除去这个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在转印的照片上根本不可能辨认的标志外，其实这张照片上还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说明着这艘军舰真正的身份。

1887年，北洋水师派出接舰团赴欧洲接收新造的巡洋舰，负责带队的团长是中国雇佣的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琅威理当时在北洋海军中的正式职务叫作“总查”，带有总教习和总顾问的意味，因为这位英国人表现良好，加上为满足欧洲人的荣耀心，清政府格外授予他提督头衔以示鼓舞和笼络。

接舰团接收了各艘巡洋舰后，当时中国驻英使馆派在舰队负责联络的一位外交官记载，琅威理选中“靖远”舰作为他的司令舰。根据当时欧洲海军的规范，舰队中担任司令舰职位的军舰、即旗舰，需要升挂代表舰上最高军官职务的将旗，以示号召。模仿欧洲海军建设的北洋水师也设有这类规范，参考清政府陆军用五色旗当作提督旗的样式，在旗帜右上角增添了一个竖立的海军锚图案，以此作为海军提督旗。被很多著作当成“致远”的这张照片上，很容易看到后桅杆之巅正飘扬着一面带有锚形图案的大旗，这个特征清晰地说明了它就是琅威理的司令舰“靖远”。比起在黄海海战中有着赫赫声名的姊妹舰“致远”，“靖远”的知名度显然小了很多，也因此一些构图较好的“靖远”照片，就常常在第一时间被误定为“致远”。

图3、笔者收藏的The Graphic铜版画：黄海海战中的“致远”舰

图4、1887年在朴次茅斯拍摄到的“来远”舰照片。原照“来远”舰舰首朝左，为方便读者诸君对比这幅照片和The Graphic“致远”铜版画之间的关系，现将照片翻转成和铜版画一个角度的。

图5、Cassell'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and刊登的“经远”作战铜版画

二、被当成余锡尔的琅威理

除了舰船本身的照片外，“致远”舰上还有两张难得的舰员合影照片，尤以有舰长邓世昌在内的一幅军官合影流传最广（图6）。

非常显眼的是，军官合影中在邓世昌身旁站立着一位身着西式军服的洋人。

根据档案记载，“致远”舰在甲午海战时舰上确有一位外籍顾问。名叫余锡尔的这位英国人，当时担任“致远”舰洋总管轮职务，负责管理轮机部门，黄海海战“致远”舰英勇战沉时，余锡尔和大部分舰上官兵一起殉职。

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余锡尔在北洋海军的洋员队伍中属于颇受现代研究者关注的人物，也因此，当看到“致远”舰军官合影上出现了一名洋人时，就有学者在第一时间指认其为余锡尔（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但在仔细分析照片后，疑点接连涌现。英国人余锡尔是1887年北洋水师接舰团在英国接舰期间招募的外籍人员，入选时只有二十二岁，甲午战争阵亡时不过二十九岁。“致远”舰官兵的合影照片上，中国军官身着的军服还是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前的老式军服，照片拍摄不会晚于1888年，此时的余锡尔只是毛头小子，无法和合影中的那位中年洋人的形象对应起来。

再看照片中的洋人，所穿的西式军服的袖口位置带有军衔标识——袖章。由于北洋水师采用袖章是1888年之后的事情，这里出现的袖章显然属于其所具备的西方海军军衔。袖章由四道窄条组成，对应英国海军的军衔是上校。余锡尔进入北洋水师前，并没有担任英国海军的军官职务，怎会在军服上出现上校袖章？

只要跳出“致远”舰上留影的人就一定是“致远”舰官兵的简单逻辑，就能发现这幅图上那位洋员的真正身份。按照1888年之前拥有上校军衔这一信息去寻找，再对比其肖像照片（图7），照片中站在邓世昌身旁的，是具有英国海军上校身份的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

收集、辨识老照片，是笔者在历史研究之余的一大爱好，由此也发现了许许多多照片误读的事情，上述和“致远”相关的形象被扭曲、误认的情况，只是其中一例，但是竟在中国的学术著作和历史教育中沿用了几十年而未被发现和纠正。将历史上的英雄以错误的形象进行宣传和普及，这其中折射出的历史照片出处考证、内容辨别等方面的教训，值得我等老照片爱好者们共思。

图6、著名的“致远”舰军官合影，居中双手交叉的军官就是邓世昌。

图7、琅威理的肖像照，摄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琅威理显然认为自己的中国海军提督头衔实至名归，干脆在军服袖口缝上了和提督职务对等的上将军衔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