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左侧的桌面:一条河分两岸，你在其中一边：中国人的自由观

约翰·密尔在他的《论自由》的书中的首页写道：“本文的目的是要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自由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是以他人为界的，即你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或者说，我的自由不能被别人侵犯。这种说法里有两个前提，第一是我有自由，第二是我有保护我的自由的权利。“我有自由”通常被认为是先验的，比如这种说法：“人生而自由”。“我有保护我自由的权利”实际上隐含了私有权的问题，即“我的自由”是我的，因而我有权保护。这两点被认为是自明的，那么再结合密尔的话，就提供了法律的合理性：法律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方法，因而法律是合理的。但从法律的作用上来说，法律是“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即法律是保护自己的自由而约束他人的。这里头隐含的又一假定是：个体间的自由是相互冲突的，他人总是想法子破坏我的自由而增加自己的自由。对这个假定，我们可以有一个经济学解释：理性的人总是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冲突不可避免。所以西方人的天堂只能是一个孤立系统，这个世界就我一人，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但作为非天堂中的人是不能不与他人打交道的，因而与他人共处就成为理论难题。要处理与他人共处，只能借助于纯洁的法律，但法律虽然纯洁却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你看见别人在吃龙虾，你虽然馋得哈拉子直流，但不能抢过来就吃，因为法律不允许，你不得不放弃你抢东西的自由来达成与他人共处。所以哈耶克在《自由宪章》里强调了法律对于自由的重要性，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由此就可看出，法律对于个人自由来说，只是放弃自由而与他人相处的途径，法律对于西方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没有了法律，西方人就不会与别人相处了，将陷入存在意义的缺如。这种缺如对于东方的思想体系来说是荒谬的，这种荒谬可以用一句俗语表达：“活人还能叫尿憋死？！”。　　　　 上面关于法律的引入中的假定是，个体间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冲突可以归因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因为资源的稀缺，所以必须抢夺，为规范抢夺，所以要求有法律。如果换一种思路，资源虽然有限，但两个人共同利用资源，是否就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使双方都能得益呢？显然是可以的，对此观点也有经济学的支持，马克思说：分工产生剩余价值。分工了之后必须合作，因而在“共同利用资源”这一观点下的更好的表述是：合作产生剩余价值。分工从其后来的概念演化上可以看出，分工强调的还是个体的利益。比如生产汽车，我专做发动机，我认为发动机在整车中最有价值，因而我该占大头。分工虽然导致了合作，但强调的还是个体利益，对外是一辆车，对内还是要打架的。所以马克思的思想虽然在东方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其本质上仍是一个西方人。东方古老中国的观念却与此不一样，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基于合作的。“和而不同”，不同可以，但并不妨碍一起干活。合作的观念下，有没有自由了呢？当然有，而且更大了。试想两个人一块生活，总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个人虽有那么一小块自由，但一出门就得时刻提防着了，这个自由的边界无论如何不会大。所以东方思想体系里的自由是深入到自然，深入到他人的领地的，或者说自由只有在与自然或与人的交互中才有意义。　　　　 人在自然中的自由，举个例子说，一条河分开了两岸，你在其中一边，那么对岸对你就不是自由的。你发明了船，对岸对你就有些自由，你造了座桥，那么自由提高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也一样，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你，你要办事，别人不会卡你；你跟他成了哥们，那么可以商量商量开家公司，钱挣多了，生活得更好了，你就更自由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孔夫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距”，做人做到这份上，想办什么事别人都支持，没了阻力，当然是过年的话：“心想事成”。但这种自由成立的前提是“不逾距”。所谓“不逾距”就是不做缺德的事，你的行为至少不侵犯别人的利益，进一步地，想要“积德”的话，就得做些对别人有益处的事，当然积的“德”还是自己的“得”。“不逾距”与“法律”不同，“法律”是防止别人对你的伤害，而“不逾距”是说你不该伤害别人。因而“法律”只是惩处，你过线了就得教训你，不过线爱干嘛干嘛去。但“不逾距”却得分两方面说事，一方面哪些行为是不伤害别人的，这需要规定，这种规定就是“礼”，因而把“礼”视作一种西方人意义上的“道德”规范，是对“礼”的误解，“礼”实际是“道德”的实现手段；另一方面，对于伤害了别人的行为需要惩罚，这种惩罚才是东方意义上的“法”，“法”是对不当行为的处罚，但“罚”的目的并非是规范人的行为，你铁了心要干坏事也不可能时刻派人盯着你。“罚”的目的是劝诫，是为了让这个被“罚”的人以后的行为可以合于“礼”。也就是说，被“法”处罚的人并不由此认定其人性本恶，只不过因为其不懂“道”的“理”罢了。　　　　 有人说了，社会上做事，想不得罪人，想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哪来这种好事？那么您又犯了西方人爱走极端的毛病了，这病的治疗，瞧您也不是信中医的料，那就来点西药，以毒攻毒，帕累托改进的存在即是例子。做事的时候批评人是免不了的，但如果那人做了错事，缺了别人的德了，批评一下，哪里是得罪他，分明是在救他，这是积功德的事。如果那人没做错事，你却批评他，那你是什么目的？招来他人的仇恨，自是自做自受，完全符合道德。　　　　 因而东方思想中的自由，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此“道德”并非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