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桌面壁纸变大了:为反共阎锡山容留日寇 / 寄存武力于中国

                                 阎锡山

　　捷足踏太原

　　八年抗战，使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没有灭亡中国，这是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结果，是整个华夏民族的荣光。分享胜利喜悦，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一份，自然也有国民党正面战场广大爱国官兵的一份。不过抗战前期蒋介石已由南京退到武汉，由武汉撤到重庆，只差没有上了峨眉；阎锡山呢，由太原撤至临汾，由临汾退到吉县，进了西山。 这些都是铁的事实。阎锡山的一些旧属，至今仍喋喋不休吹嘘：“第二战区军民同胞在阎先生领导下，牺牲奋斗，屏障西北，遥卫西南，贡献甚伟。” 其实从1938年冬起，西山阎统区只剩吉县、大宁、乡宁、隰县、永和、石楼、蒲县等六七个完整县。若说长期抗战，晋绥军广大爱国官兵奋斗牺牲，功不应没，但说“屏障西北，遥卫西南”，实不敢同。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少兵临大国”，它不可能占据中国的所有地区，它的战略目标，曾长期瞄着国民党中央政府，思图以摧毁国民政府，来灭亡中国；占据山西的目的，首为瞰制华北，继而出潼关，趋武胜关，追逐国民政府，因此，日军无需过黄河进西安，占据西北。所以，“屏障西北”空言也；“遥卫西南”妄言也。

　　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这时，太平洋战场美军的反攻，也使日本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其军事崩溃已成定局。对此，多谋善变的阎锡山洞悉甚明，他立即将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由吉县克难坡 移驻前方之隰县城，积极策略收复事宜，7月中旬，他的司令部又进而由隰县进驻战区第一线的孝义城。看来，他公然要下山与共产党抢摘“桃子”了。

　　阎的首要目标自然是接受首府太原。因为那里曾是他的发迹地，也是他苦行经营过的三晋中心。他非常担心中共军队乘日投降顺手摘走太原。因为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块敌后根据地，三块根据地不仅保卫了人民，而且屏障晋西阎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理由接受太原，同时，也能够接受太原，当时已控制了太原10公里以外周围的铁路与村庄。而阎锡山的军队距太原仍有足足200公里，实为鞭长莫及。正是鉴于此，阎锡山在日本投降前半年时间里就煞费苦心地多方加强先机抢占太原的准备工作。

　　阎抢占太原的准备工作分为下列五项：

　　第一是派大批地下工作人员，打入日军所占领的太原及各大城市工作。这一工作的目标：一是深入了解共产党工作的情形；二是间接地在日军方面策动日人对共产党的敌视，设法运用伪政权下的警察机关防范中共潜入，搞所谓的“社会治安”工作。

　　第二是布置由孝义至太原180公里沿途行军村庄的“地下工作”。一面宣传日本必定失败，一面宣传共产党的军队一定要在这些村庄进行破坏，挑起战争。要求当地群众赶快武装保卫自己，埋藏粮食，加强侦察巡逻，迎接国军。

　　第三是确定由孝义回太原的行军队形为龟式队形，使之成为一种活动城的防御体系，以防中共军队四面八方的突袭。既能保持前进，亦能全力作战，即是截击，不致分散。

　　第四是选派受过解救训练的所谓的“坚强干部”，进入日军占领县份，组成解救团体，建立地下工作组织，努力于“先期政治”工作。

　　第五是利用旧有社会关系派人争取各地伪军首领，在伪军中发现倾向阎军人员，使伪军于阎军收复时为阎所用。

　　当阎锡山进驻孝义时，他的军队已陆续占领了平遥、介休、离石、中阳、汾阳五县。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阎锡山即命令战区各部队配合行政接收，全面挺进。他派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一个军分五路向太原挺进；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赴太原组织前进指挥所；派第6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督率第34军、第61军分别向临汾和运城挺进；派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所部及第2挺进纵队、第5区保安团向长治挺进。这样，深居西山8年之久的阎锡山军队突然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蠢蠢挺进，企图独霸三晋，置中共于晋省之外。

　　接收部队一反抗战后期的消极面目，长驱直入晋中、晋南和晋东南。15日，第61军占领运城，16日，第34军占领临汾，第8集团军占领太原。史泽波的第19军路程远些，也于23日进入长治。此不可不谓神速。

　　然而阎锡山返抵太原却一路不很顺利。当8月24日阎由孝义出发回太原时，行抵介休，为中共情报人员所侦知。八路军拆毁了沿途一些铁路，致使阎的行进受阻，他一筹莫展，迟至月底才得以入并。尽管如此，这要比蒋介石回南京的速度快得多。

　　阎锡山回到太原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电报中央，向蒋介石表功，告之山西已经在握，表明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山西。

　　第二件事，是出席太原各界“庆祝抗战胜利欢迎阎长官大会”。他在会上声泪俱下，先称，“我在山西任职多年，责任在为国家保卫山西。不幸强敌来侵，大部沦陷，竟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痛苦中，实在愧对我全省同胞”(至此失声痛哭)。继言，“惟有从今日起，大家团结，共图恢复，以作补救”。

　　第三件事，是派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骑兵第4师收复晋北重镇大同。果然，他的部队用了不到三周的时间即占领代县、大同。至此，全省106县市除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外，被阎锡山军队抢占了79个。宣布什么“完成胜利凯旋”。

　　这样，阎锡山实际上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争夺胜利果实的“马前卒”。

　　快手抢上党

　　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即想发动内战，但又没有做好准备，于是玩弄了一套假和平的阴谋。8月14日、20日和23日，蒋介石接连三次打电报给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中共中央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避免战争，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就在两党代表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调集了37个军，73个师，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铁路向中共地区发起进攻，企图抢夺中共手中的地盘。

　　在这场抢夺战中，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他派兵大举进攻中共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

　　上党是指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19县地区，这里因在战国时曾置上党郡而得名。该地区东制太行，西据太岳，南连中条，加之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有了上党，不但能够保住山西，并可东出太行下邯、郑，南渡黄河捣宛、洛。抗日战争初期，在日军的进攻下，阎锡山的晋绥军迅速溃败，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决死一纵和三纵到这里，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随后又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早在抗战时期，阎锡山对上党掌握在中共手中一直怀恨在心，曾多次企图从中共手中夺回这块地方。1939年底至1940年初，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派孙楚到阳城，煽动决死三纵中反动军官叛变，阴谋夺回这块地方；1943年后，又派梁培璜率第61军进入汾东地区，以“开展政权”为名，与日勾搭威胁这块地方。但这些计划均未得逞。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急不可耐地想要占这块宝地。于是急忙下令要史泽波率领19军两个师(暂37师杨文彩部和68师郭天辛部)，配属61军一个师(暂69师周建祉部)，外加挺进第2纵队白映蟾部，第6纵队徐其昌部，及续汝楫带领的第五专署保安队，共计1.7万人，进犯上党。阎锡山的目的是想以一把刀子插入上党地区，分割太行、太岳两解放区，然后消灭晋冀鲁豫军区八路军主力，恢复他在这个地区的完全统治。所以，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说：“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

　　8月下旬，史泽波和续汝楫带领的军队，在日伪军的协助下，迅速占领了八路军从日伪手中夺得的长子和屯留两座县城，进入长治城；接着又夺取了襄垣、潞城、壶关各县城。史泽波以其三师主力守备长治，将其余部队部署在其他5座县城。
         阎锡山刚回太原，就接二连三地接到史泽波的捷报。此时，他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命他的内膳房特地制作了中西点心，煮了咖啡、可可和红茶，在内北厅招待他的将军们。这些将领，个个容光焕发，领章星光闪闪，罗斯福呢和将校呢军装笔挺，神气十足。阎锡山摸着八字胡须微笑着说：“孙连仲的机关人员，胡宗南的一些人员都要经风陵渡过河，由山西去保定和北平，看来山西以后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他要孙楚打电话给晋南的高倬之，“务必把运城地区的治安维持好。要紧的是协助盐务局顺利接管。” 这时候，阎锡山和他的将军们都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似乎觉得现在他同共产党的斗争已经胜利在握，令其担心的只是将来如何应付蒋介石或如何和蒋介石分庭抗礼了。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晋东南的形势十分关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斗争方针，8月28日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伪进入长治军队”。8月31日，再指示刘、邓：“阎部一万六千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在作战方法上，中共中央指示：“唯诸城堡坚垒密，需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城，各个击破，不宜同时攻击六城。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9月4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指示：“在进行上党战役过程中，阎(锡山)如从太原、临汾、平遥来援，待其到适当地域给予歼灭。你们应有此独立的灵活的机动作战准备。”②

　　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指示的方针，晋冀鲁豫军区领导将太行、太岳和冀南的部队编为3个纵队，加上地方部队共3万余人，集中到长治作战，并动员5万民兵配合。针对阎军孤军深入和分散守备的弱点和考虑到八路军的战斗实力，刘、邓确定了首先逐次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以主力的大部配置在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灭由长治出援之敌，尔后攻取长治，相机歼灭可能自太原、平遥来援的敌人的作战方针。根据地人民在政治上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其口号是“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

　　9月10日上党战役打响，太行纵队首先向屯留之阎军发起攻击；太岳、冀南纵队则隐蔽于长治至屯留之间，准备歼灭长治援兵。但长治出援的阎军很狡猾，与八路军打援部队一接触，即迅速缩回。打援不成，刘邓即改变打法，转入攻打长治周围各城。12日，攻克屯留。17日，攻克潞城，截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19日，再克长子、壶关。这样，从9月10日至10月19日，连同襄垣战斗，八路军接连攻取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襄垣5座县城，歼灭阎军7000余人，孤立了长治守军。20日，解放军将长治团团包围，史泽波万余人成为瓮中之鳖。

　　史泽波和续汝楫连连向阎锡山告急，失败战报像雪片般飞向太原。阎锡山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一方面打电报给史泽波和续汝楫：“上党必守，援军即到，事关重要，务求必胜”，为史、续打气；另一方面命令孙楚连夜召开作战小组会议拟定增援计划。同时，阎还要郭宗汾打电报给重庆，要蒋介石派空军支援。

　　9月20日，阎锡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孙楚在会上说明作战小组拟定的增援计划。其要点是：一、由赵承绶任总指挥，率领许鸿林第23军、孙福麟第83军共4个师，沿白晋线前进，作为佯动，诱解放军撤长治之围，前来打援；二、由汾南高倬之军担任主援，一俟围攻长治之八路军调打白晋线赵军时，迅即由侯屯公路直趋长治城下，形成合击；三、史泽波军一知八路军与援军接触，立即编队出击；四、赵、高、史三军全力以赴，围歼当面之八路军，以获全胜。这个计划是比较稳妥的。但阎锡山刚愎自用，轻信赵承绶的“八路军成不了气候”的狂言，特别是担心高倬之调离晋南，会给胡宗南留下空子，而不同意三路增援计划。最后，阎锡山决定派彭毓斌为总指挥，胡三余为副总指挥，带孙锐周和许鸿林2个军6个师，配属1个炮兵团共7000人，自子洪镇沿白晋铁路南下。阎锡山吩咐他们：“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白晋线沿途山势陡峭，地形狭隘，大兵团不易展开，重武器运输困难，又加上阎锡山拒绝派高倬之从晋南策应，这就使增援处于不利地位，恰好中了刘邓的妙计。

　　此时，正值晚秋季节，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山洪暴发，不仅徒步行走困难，就是连火车也接连发生故障；同时，阎军士兵除自带大量弹药外，还给长治守军带了许多弹药，背负过重。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一日仅能前进二、三十里，食宿困难，士气低落，怨声不绝，每日打电报给阎锡山，叫苦不迭。但阎锡山只想着迅速解长治之围，对下级的苦痛全然不顾，仍然每天督促他们迅速前进。

　　听到阎军来援的消息，刘、邓一方面命令部队继续攻击长治，吸引阎之援军；一方面立即调太行纵队和太岳纵队主力，兼程北上，求歼援军于运动中。10月2日，阎锡山援军行至老爷岭附近地区，被八路军团团包围。经过五天激战，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总指挥彭毓斌被击毙，副总指挥胡三余被俘。

　　彭毓斌被围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食不甘味。彭军被歼后，阎锡山一面连夜派赵承绶去沁县处理善后，一面电令史泽波、续汝楫突围向临汾转移。

　　10月8日，史泽波兵分三路突围：左路周建祉第69师，右路郭天辛第68师，中路杨文彩暂37师、军部及五专署，企图乘夜逃回临汾。

　　此时，刘、邓当机立断，除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命令太岳纵队取捷径，直插沁河以西的马壁一带，控制沁河东岸。史泽波及其所部三个步兵师附一个山炮营，共万余人，被八路军堵在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一带。激战一昼夜，至10月10逃跑的阎军主力全部就歼，史泽波也作了俘虏，只续汝楫少数人逃回临汾。

　　上党战役，是根据地军民在抗战胜利后，保卫胜利果实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自卫反击战。它的胜利，不仅给予进犯太行区的阎锡山军队迎头痛击，保卫了上党地区，而且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的谈判。经过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补充了装备、弹药和兵员，提高了正规作战的水平。而阎锡山则损失13个师共3.5万人(占其总兵力的1/3)，损失山野炮70余门，迫击炮300余门，机枪2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除彭毓斌毙命外，有史泽波、胡三余、李春元(副司令)、郭天辛、杨文彩、李佩膺、张宏、郭溶(以上均师长)及副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将级军官20多人被俘。

　　上党战后，阎锡山接见了逃回去的败将，臭骂了他们一通，并吩咐作战小组，“把这次仗好好总结出来”。后来阎锡山自己检讨他这次失败的原因说：“此次长治战事，得到的结论，我们的战斗是成功的；战术是失败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呢？失败在不坚决。有人格的军人，一定是兵不向后看，瞄准打；官坚决作战，不下退却的命令。只有能练下兵不朝后看，官不下退却令的军队，就可以成为精兵了。” 阎锡山这个总结，根本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他的失败不是他的军官“不坚决”，不是“战术”不成功。而是士气问题，是军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他充当马前卒，发动内战，违背了山西乃至全国人民的意志。

　　“行者”“坐者”同功

　　阎锡山一回到太原就开始拉拢日本统治时期的伪政权。在《告伪政府工作人员书》中，他说：“我们无恩仇，对人民好的就是我们的恩人；对人民坏的，就是我们的仇人。” 当天晚上，他召集高级官员及山西伪省长王骧等人开了一个“联欢会”。在这个会上，阎锡山竟提出要和王骧联合发一告示，令“全省各地旧有(指日伪)文武官员，照常供职，一切率由旧章，照常行事，不必有所顾虑！”只因他的亲信们觉得这样做，有失阎的身份，才改由王骧单独发布告示。阎锡山当即下令委任苏体仁、梁上椿为高等顾问；随后再委任王骧、冯司直为高级参议，这些背叛祖国、奴颜事敌的大汉奸们均被阎加以重用。

　　9月1日上午，太原城里日伪机关的大小汉奸们，由王骧主持在伪省府“自省堂”，召开了“欢迎阎长官胜利归来”大会。阎锡山在会上发表讲话，除对这群汉奸致以“阔别重逢”的慰问外，还一再表示“行者”(即随他流亡晋西的人员)与“坐者”(留在太原降日的伪职人员)原系“一家人”，同样“有功”，应团结一致，共同协力，专门对付共产党，千万不要分出彼此，自划鸿沟，消损力量，减少“防共”实力。

　　实际上阎锡山同王骧等大汉奸早有勾结。王骧系山西寿阳人，1931年后历任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及山西省银行总经理等职。1940年去香港。次年香港沦陷投敌，回山西就任伪山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等职，1944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为山西伪省长。王忠心事敌，对山西人民犯下了很多罪行。但此人很狡猾，善观形势变化。1944年5月后，他看到日本失败必不可免，遂秘密致函阎锡山，“条陈反攻收复等事”。阎锡山在5月底和7月初，两次复信予以勉励。

　　1944年5月30日阎锡山复信说：
         接读手函，欣悉种端，语语动心，毕现关切之忱。反复阅读，不忍释手。大局转移，深赖彼此协力，收拾人心。如兄来信所云，厥为切要之举。盖人心所归，则荆棘均成坦途。我对各级干部，时时以此切勉，唯恐犹有不及耳。贤者负重待时，因应得宜。此间久已神会。群情内向，使我百端兴奋，亦以见真诚率导之苦心也。欲言不尽，余由■武面详，不赘。专复。并启

　　近安 　　　　　　　　　　　　　　　　山手启 五月三十日

　　7月26日阎锡山又写信说：

　　阅悉。您不得已之苦衷及经过情形，我都了解。为地方而奋斗，大家亦皆道之。以现实局面，你应当加倍努力处之，为将来打基础，万不敢稍存消极念头。我早就告你说行者坐者一。我们的事，只有我们的人努力。我深感我们早无布置耳。如有困难随时告我，我为你竭力设法。

　　此复。顺候

　　刻安！　　　　　　　　　　　　　　　　　山手 摇七月廿六日

　　在这两封信中，阎锡山已把王骧看作是“我的人”，看成是自己将来回太原的依靠力量。并勉励他，“彼此协力”，“加倍努力”，“为将来打基础”。同时又告诉他，“贤者负重待时，因应得宜”，“行者坐者一”，要他安心工作。这说明阎锡山早就谋划依靠日伪势力来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现在终于把它付诸实现。

　　为了稳定日伪军的情绪，并使其竭力为他效命，阎锡山又发布命令，将伪军改编为5个“省防军”。一、任命赵世铃为山西省防军第1军军长，收编太原附近及其他地区之残余流散伪军，下辖1、2、3三个师。二、任命赵瑞为山西省防军第2军军长，赵晋藩(日伪保安队干部学校教育长)为副军长，下辖4、5、6三个师，由秦良骧、李勃(日伪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汤家谟3人分任师长。以上3个师由山西省保安队(日伪保安队)7个直属大队和雁门、河东两道各县的保安队编成。三、任命杨诚为山西省防军第3军军长，下辖7、8、9三个师，由何琨、段炳昌、杨志玉分任师长。以上3个师由华北“绥靖军”(日伪军)第2、13两个集团军和上党道保安队编成。四、任命王乾元为山西省防军第4军军长，下辖10、11、12三个师，由邢振华(日伪保安队平遥联防区副联队长)、聂士庆(日伪急进建设团团长)、谢子明(阎军晋南游击司令)3人分任师长。以上3个师由冀宁道保安队、太原(日伪)急进建设团和阎军晋南游击队改编。五、任命韩步洲(阎军前游击第2纵队司令)为山西省防军第5军军长，下辖13、14、15三个师，由王元良、张佐汉(以上2人均是阎军骑4师的团长)、安钦(日伪大同左云警察所长)3人分任师长。以上3个师以骑4师为基干连同大同一带的日伪警察和由晋西前去的杂色部队编成。5个省防军实际人数共约5万余人。阎锡山为了向蒋介石冒领军费，谎报16万人。但蒋介石不认账。阎感无利可图，于1945年底将“省防军”撤销，以省防第2军和第3军的架子，成立第8、第9两个独立总队，以赵瑞、杨诚分别担任总队长。后又以日伪阳泉矿警队为基础，成立独立第10总队，总队长为荆谊。

　　阎锡山任命的5个“省防军”的军官大部分是阎锡山的旧军官，他们都是奉阎锡山之命打入日伪内部的，也就是经阎同意事先投奔日军的。实行这种投奔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与日军合作进行反共；另一方面又准备在进行反攻时把地盘直接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阎锡山的这一着生效了。这些军官“忍辱负重”为他效力，自然被他当作“功臣”看待了。“行者”和“坐者”同功的意思十分清楚，不用再作什么评述。

　　9月10日，阎锡山对太原市伪市长白志沂说：我们的政治是爱人公道的，不许社会上有一个不工作的人及无生活的人，无工作的人应速予工作，无生活的人应予救济。他的意思就是说，连原为汉奸的也应处于平等地位，应该“公道”对待，并予以工作，予以救济。这样阎的用意更明明白白了。

　　降者、受者合谋

　　早在8月初，日本帝国主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便想单独同中国媾和，以期缓和苏联红军和美军对它的打击。为此，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由北平飞到太原转赴孝义县瑶圃村同阎锡山举行秘密会晤。这就是瑶圃密谋。

　　随同高桥坦来到瑶圃村的有：驻太原日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翻译官大岛，以及被阎锡山留在太原腼颜事敌的汉奸苏体仁、梁上椿、杨宗藩等人。阎锡山偕同他的亲信吴绍之等参加了会晤。日军代表在这里向阎锡山进行了最后一次诱降。

　　高桥首先向阎锡山说明了他的来意。他说：“东亚大局将要转变，日本不久即将停止战争，宣布投降，希望阁下早日到达北京，接管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职务”。阎锡山回答说：“日本如果将要宣布投降，务请先行通知我，作个准备，这样对日本来说也有好处。”高桥说：“这是当然。本人这次奉令前来，不令是先行通知阁下，而且还请阁下替日本军向中国重庆政府和蒋介石阁下从中调解。日本的意思，是想撇开苏美英等同盟国家，直接向中国投降。如果成功，这对阎阁下和蒋阁下均有大大的好处。”

　　阎锡山一听高桥坦的话，顿时心花怒放，妄图借日本武力，抢夺中共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于是便向高桥坦建议说：“以目前形势来看，时间仓促，一时不易办妥。山西离重庆很远，我亲自前往，时间不许。如用电报相商，也多不便，恐误大事。而且蒋先生是中国元首，又有中美英苏的同盟关系，恐怕不好单独接受日本的投降。以我看，你们最好采取'日本寄存武力’的办法，最为有利。”

　　高桥坦感到惊奇地问：“什么叫'寄存武力’？请阁下详细言之！”

　　阎锡山回答：“寄存武力的办法，就是日本可把武力(日本军队)寄存在中国，日军在投降前穿上中国军队的服装，改成中国军队的番号，武器仍然拿在日本兵的手里，帮中国军队进行'剿共’，那不就可以避免投降了吗？”他接着说：“我是中国最前线的战区长官，无论在日本投降之前或投降之后，都有权力与责任处理在我管辖区域内或邻近地区的日本军，并且也有改编他们的权力。因此，最好你们把华北的日本军队都向我表示投降，我以战区长官的名义，分别改编，给以中国军队的番号，然后呈报重庆政府备案”。

　　最后，阎锡山还说：“这就叫'寄存武力于中国’。这个办法，如能实行，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尤其对日本来说，好处更大。这并不单单为我阎某人打算，而是为中日两国'共同防共’的国策来设想”。

　　高桥坦听了阎锡山这一段话后表示：“你的如此设计，就我个人来说，当然极端赞成。但我是奉命而来，根据指示和你商谈。现在看来，未免离题过远。你的这番美意，我先谢谢！等我回到北京，定将你的'良好建议’电请天皇裁决。如果认为可行，我再来与阁下商谈具体办法。”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深深感到，要真正恢复在山西的统治，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决心借助日军的残余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把瑶圃密谋“寄存武力”的设想付诸实现。

　　据“残留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原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员日本人城野宏回忆，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在回太原途中，路过平遥火车站时，检阅了日军第一军司令部直辖特务队——樱部队，一边阅兵，一边眯着眼睛微笑。在车上，他问询迎接他的日军参谋长山冈道武：“这个部队能否给我？”其态度“非常严肃认真”。这就是说阎锡山在回太原途中亲眼见到“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本军队，更使他对日军产生某些爱慕，增加了他“寄存日军武力”的决心。
        9月1日，日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到太原绥署谒阎。澄田和阎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寒暄时，备称仰慕之意。此时阎锡山正式提出“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要求。阎对澄田说：“我已正式受命为战区的受降长官，希望阁下把山西境内的日本军，一律归我改编，照常驻扎原防地，协助二战区共同'剿共’。”澄田表示有关日军缴械投降及日俘遣返事宜，当完全遵命办理，但对一律改编则保留意见。阎锡山说，侵华为日本军阀及其政府之政策，一切责任应由彼等负责之，一般军人不过奉行上级命令，除少数残害民众依法办理外，其余可安心听候命令。又说，中日两国有共同文化，相互合作，两国人民共享安和，反之，同受其害。今战争结束，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以日本之科学技术，中国之人力物力，积极建设，增进两国人民共同之福祉。9月3日，阎锡山又召集驻并日军机关部队中级以上人员及各工厂、医院、商店等日籍负责人谈话，说中日交战结束了，“愿你们各本志愿尽其所长所能，协助我们的复员和建设工作。” 同日，阎又指示所部军政主管人员，“应严饬所属对日俘日侨缴械遣返事宜，除应依中央命令规定办理外，要予以人道的合理待遇。如有虐待欺凌情事，定予依法严办”。9月17日，有人把日本侨民有滥占房屋及其他不合规定的事，报告阎时，阎反说：“人类是人类，行为是行为，不管对方已过或者是现实的行为如何，但他只要是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人类的同情心对待他。”

　　阎锡山的言行正好迎合了在晋日人的意向。因为他们预感到日本国“被毁灭的最后时刻就在眼前”，自己的出路又很茫然，特别是驻在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和山西伪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一些顽固不化分子，更觉得与其接受盟国审判，还不如接受阎锡山要求，残留中国。城野宏等人认为：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将一定在亚洲取代从前的日本而成为领导力量。因此，在中国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如果具有不将日本从亚洲消灭而使亚洲本身力量受到极度削弱的错误的那种气度，那么，在中国的援助下，保存日军的势力，以待日本东山再起之机，并不是不可能的。” 城野宏特别分析了山西的人事、政治和经济等条件，得出下列结论：“异常的、半封建的而且是以情义关系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山西的特殊政治气氛，即使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收复全国的失地、驱逐日本势力的可以预料的形势下，阎锡山方面也有可能与此相反地采取保留日本人的势力，并与之合作的措施。”

　　此时，阎锡山和城野宏这两股势力可谓不谋而合。阎锡山要利用城野宏为代表的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消灭中共的革命力量，恢复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城野宏等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则要利用阎锡山作他们的保护伞，于是两者沆瀣一气，演出了一出“日阎合流”的丑剧。

　　阎锡山同日酋澄田等人谈话后，立即派一度投敌当汉奸的赵瑞同日军参谋岩田进行了秘密谈判。在谈判中，阎锡山提出的驻山西日军原封不动地残留下来的方案没被岩田等人接受，而只同意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因为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实施他们的罪恶计划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怕英美苏等国反对，特别害怕中共反对。

　　双方经过五天谈判，最后达成下列协议：一、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重编部队，并将这些部队置于阎锡山的指挥之下。其方法是以日本人的自愿为原则，办理就地退伍手续，办完日军方面的复员手续。二、阎锡山对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的待遇，在日军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三、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四、其待遇以招聘者优待之。五、合同期暂定为二年，由阎方负责归国事宜。六、在同日本交通恢复的同时，给予从日本接家属来这里或给家属寄钱等方便。特别欢迎残留日本军人同中国妇女结婚。 协议达成后，阎锡山特指定他的妹夫梁■武负责实施这一协议。

　　对这个协议阎锡山感到满意。他立即要求澄田指派一部日军帮助他来维持太原城郊的治安。接着，又聘请澄田、山冈和师团长山蒲三郎等日本将官为第二战区“总顾问”和“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少将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几天后，在太原市的城门和街头又出现了日军的布告：

　　“布告：日本军于8月17日停止了战斗行动，然而向我挑战或有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线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特此布告，俾众周知。此布。山西日军司令官”。

　　与此同时，太原市日本居留民，接到山西日本派遣第1军司令部的一份通知书：

　　“山西派遣军经晋绥军之请求，特留一部分兵力于山西，协助晋绥军剿共。居留民原拟赴北京者，可暂留太原。”

　　这样，日军在太原街头又猖獗起来。“日本并未战败，再过十年，将卷土重来”的谣言到处流传着，日军屠杀我国同胞事也间有发生。

　　不仅在太原，在临汾、大同、长治以及山西其他日军侵占区，莫不如此。阎锡山派梁培璜、楚溪春到临汾和大同后，分别与这里的日军司令官山蒲三郎和板本吉太郎商定：同蒲路与正太路之防务，主要仍由日军担任守备，晋绥军担任掩护铁路运输，并共同防御八路军之“侵犯”。这样，日军大部分仍然穿着原来的军服，荷枪实弹，往来巡逻于街头巷尾。

　　城野宏对从日本投降到阎锡山重用日军这段时间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和行动表现作了下列描述：“过去耸着肩膀、挺起胸膛的看起来实在是威武不屈的日本人，从战败的一瞬间起，意外地失去精神，大有无精打采、丧魂落魄之感，而从前不敢抬头、提心吊胆的中国人，迅速出现了生气勃勃的表情和动作，看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过去作为统治者君临中国、对中国人采取相当残酷做法的人，想到肯定马上就会受到报复，从而产生了毛骨悚然的不安之感”。“可是这样的事态并未发生。起初，作为个别情况，曾出现了占领几个人的住宅的事件，但阎锡山回到太原，日本人的残留工作一经开始，这种现象就完全杜绝了。这时，日本人不仅能大摇大摆地活动，而且重新在阎方担任职务的人，其薪俸相当于同级中国人的两倍。因此，日本人方面所谓'战败国民’的自卑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在中国方面也并未出现采取作为战胜国那种傲慢的统治者态度的气氛和环境。不仅如此，日本人方面又出现过去那种我们是优秀民族、指导民族的思想和态度，……”。

　　阎锡山也深知他的这种做法是违背中华民族利益和波茨坦公告精神的。为了欺骗舆论，他将日军武器上的特别标志“菊花”去掉，打上“晋”字钢印，又将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送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对阎锡山这种行径不仅不加以追究，反授以“受降模范者”的称号。

　　“残留运动”也遭到了许多日本人的抵制和反对。阎锡山为了笼络日本人和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断地在变换花样和作法。1945年10月，他召集他的亲信开会讨论办法。阎说：“对全部日本人留用问题，我一再和他们(指澄田、山冈)商议，他们始终不敢接受，只说可以由我们'个别发动’。我想，从他们的中下级来个'个别发动’，优予留用的办法，还是可以成功的”。“我们为了存在，非有一个非常的办法不可。现在我们的兵力不够，应付不了共产党。为了充实兵力，只得招兵，但招兵又有困难，即使招来十万中国兵，也顶不住一万日本人。你们应该好好努力，分头动员，设法争取，越快越好。” 阎锡山要苏体仁和梁上椿，以“接收委员”的名义，专门向澄田、山冈两日酋进行联系，请他们从中协助，并予以指导；要梁■武、张文照专门作日军中下级军官的争取工作。阎锡山嘱咐他们“千万不可用强迫的办法，一定要用'合谋’的形式，与人家好好商量，进行工作”。

　　为了做好“合谋”的工作，阎锡山还提出立即成立一个“合谋社”作为发动日本人的专门机构，并由赵承绶代表他督导这一工作。

　　不久，在太原市海子边原“日华俱乐部”门口挂起了“第二战区司令部合谋社”的招牌。梁■武和徐咸寿(阎的内亲徐士珙之侄)分任正副社长。“合谋社”中设军事、经济、总务和文化四个组。军事组专负发动留用日本人之责；经济组专负收集处理日本人的遗留物资和保护日本商人照常营业之责；总务组专负收发文件、秘书工作及翻译工作和其他一切事务之责；文化组专负对内对外宣传解释和专替日本人组织娱乐之责。积极主张日军“残留”山西的日本军官城野宏、岩田清一和元泉馨(后改元全福)等人都被吸收到“合谋社”工作。城野宏担任军事组组长，负责发动工作。岩田清一(改名于复国)，负责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动员工作。元泉馨原为日军驻上党第14混成旅团少将旅团长，是在山西的日本上层参加“残留运动”最积极人物。他向阎锡山表示“愿立刻脱掉日本军服，帮助阎阁下进行'剿共’战争，死而不悔”，因而被阎大为称赞，引为“同志”，委为太原“绥靖”公署中将顾问。“合谋社”出版了《晋风》等杂志，刊印了城野宏撰写的《日本人的立场》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从理论上论证了“残留”运动的意义，被分发到日军和日本侨民中。“合谋社”中还吸收了一批日军“骨干”分子，如小田切正男、永福浩喜和小林正孝等，他们被分到日军各部队或山西产业、华北交通等企业团体和侨民中去宣传“残留运动”。

　　阎锡山觉得这些还不够，又组织了“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亚民会”，也称“亚盟会”)，将所有被留下的日本人都吸收到这个组织中。办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是徐士珙和城野宏。阎锡山对参加该组织的日本人说：“中日两国原系同文同种，都是亚洲民族，应该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共同'防共’、'灭共’。只有这样，中日两国，才能'共存共荣’。”此外还组织了“日侨管理处”作为管理军队以外日本侨民的机关，徐士珙也是该组织的负责人。

　　残留下来的日本人，开始被编成6个护路大队，实数约5000余人。他们分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归护路司令赵承绶、副司令元全福(元泉馨)、参谋长于复国(岩田清一)指挥，担任守护、抢修铁路交通线和掩护运输以及作为阎军的机动预备队，配合阎军进行反共的内战。

　　随后，阎锡山同日军商定了以“特务团”名义改组日军的计划。该计划是在日军第1军司令部设9个步兵团，加上特科队、医院、生产机构等共约1.5万人，大体相当于一个师团。并设想以此为骨干，组成3种部队：全由日本人组成的部队；只有指挥官和基干人员是日本人，而其他是中国人的部队；全部是中国人，但置于日本的编制内，并接受日本人指挥的部队。这三类部队总数预定为6万人。1946年2月，按照阎锡山的旨意，以日军第1军的名义下达了组编“特务团”的命令，每个旅团各自组建1个步兵团(联队)，在司令部组建1个由各兵团选拔的士兵组成的步兵团。“特务团”司令部从第1军司令部分出，并设立政治部。日军第114师团师团长山浦三郎中将被指定为残留日军司令官，该师团参谋太田黑少佐为司令部参谋(因山浦三郎住榆次，实际负责人是岩田)，城野宏则负责政治工作。

　　1947年，“特务团”改编为暂编独立第10总队，由今村方策出任总司令。元全福被阎锡山任命为野战军副司令，岩田兼任炮兵指挥处的指挥。根据阎锡山的提议，在太原小北门内还办了日本人的士官学校，由岩田负责。

　　此外，阎锡山在大同，也“残留”日军近千名(原系坂本部队未遣返者)，成立了1个“大同保安总队”。总队长为日本人林大佐(改名陈丰山)，副总队长为日本人武威，下辖3个大队。1947年下半年改编为“大同教导总队”。阎锡山还将在大同“残留”下来的战车队编为“大同坦克队”，下辖3个小队，战车约20余辆。在阎锡山的“碉堡建设局”中，也留用了日本技术人员200多人，担任各碉堡区构筑洋灰钢筋工事的技术指导。

　　参加“残留”运动的不只是山西的一部分日本军人和侨民，还有从北平、石家庄等地来的一部分日本军人。到1948年阎锡山的兵力愈来愈不足，大批残留日军战死。为此，阎锡山同城野宏等人商定，准备再从日本招募10万义勇军来山西。他们曾派日军军官永福浩喜到上海活动。梁■武和徐士珙也奉阎锡山之命到日本斡旋。只因太原很快解放，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残留山西的日军，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阎锡山发动的反共战争，包括忻县、大同、汾孝、阳泉、临汾、晋中以及太原等战斗和战役，为阎锡山卖了力，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新的罪行。 .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