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里的大买卖

　　在CRH2动车上，座椅主要分为两类。一个一等座的单人座椅为22013.99元，配件价格亦不菲，仅座椅背后网兜售价就高达90元，加上脚踏2294元、扶手3425元、桌板2496元等，一个单人座椅的总价达3万余元，双人座椅加配件价格则高达4万多元。仅在CRH380系列中出现的VIP座椅，售价则在16万元左右。高铁座椅的垄断供货商为上海坦达和上海元通。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业内其他座椅厂商生产同类产品，报价比上海坦达和元通低三分之一左右。而标价1.4万元的二人餐椅，一家动车内装生产企业称，9000元即可生产同样产品。

　　在南车和北车两家高铁主机生产厂商的内部人士看来，“上海坦达”和“上海元通”这两家高铁座椅供货商是冲入高铁领域的两匹黑马，即便在生产座椅的同行中，这两家上海企业的背景也无人知晓。但铁路圈子里很多业内人士共同的感受是“关系很硬，背景很深”。这种猜测来源于2008年张曙光主持的高铁技术研发会。会上，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宣布“榜单”，坦达垄断了CRH系列一、二等车厢的全部座椅。一年后，名不见经传的新公司元通则成为CRH380系列VIP座椅的惟一指定供货商。

　　这一倾斜政策是非常少见的。“每个领域如牵引、制动、内装等都有至少两家公司入围，但只有座椅是这两家公司分头垄断。连跟铁路圈子打交道极深的企业都没有进去，这两家公司肯定有背景。”一位内装领域的供货商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和猜测。

　　2006年，在铁道部最初的动车发展远景规划中，动车座椅是一块巨大的诱惑。“他们告诉我们，未来会有1000列高铁运行，而由此带来的高铁座椅市场规模将达到上千亿元。”一位当初曾提交座椅设计方案的供货商回忆说。

　　之前从未涉足铁路座椅生产的坦达和元通，何以垄断这块份额巨大的市场？他们和铁道部究竟有何关系？2010年铁道部开始人事与投资调整后，这两家企业又经历了何种沉浮？

谁的坦达

　　上海坦达全称为上海坦达轨道车辆座椅系统有限公司，2004年底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2004年8月刚成立的北京坦达交通轨道设备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坦达）控股90%，上海交运集团公司占股10%。北京坦达法定代表人是张晓齐，上海坦达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为丁宁新。

　　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坦达成立后不久发现北京不具备加工生产的条件，转而在上海投资了900万元，成立了上海坦达。

　　“上海坦达就是为高铁座椅的生产而设立的公司。”上海交运一位参与当时谈判的人士说。2004年北京坦达成立后，原本在国家经委（现在是国家发改委）工作的丁宁新找到上海经委，寻找汽车座椅行业的合作伙伴，上海经委推荐了做汽车座椅的国营企业上海交运。“那时，他们已经拿到了铁路项目，拿到了项目才成立公司，找合作伙伴。”上述人士回忆。

　　上海交运控股10%，用三年时间帮北京坦达建厂。当时上海交运觉得这个股份太低了，为争取更高股份，曾多次找上海经委。但北京坦达非常强势，“要得到这块市场必须接受北京坦达的要求，否则就换其他厂家合作。上海交运只好接受。”上述人士称。

　　坦达为何如此强势？表面上，北京坦达的法人代表是张晓齐，但张晓齐仅占44%股份，另外44%的股份由侯晋亮持有。2006年之后，侯晋亮更成为惟一股东。

　　侯晋亮是山西人，2009年曾担任北京伯豪瑞廷酒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家酒店即由丁书苗控制的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海坦达一位高层透露，2006年，丁书苗曾被张晓齐做为大股东引荐给上海坦达的几位管理层。“丁书苗高高的，胖胖的，话不多。”见过丁书苗的人士透露。

　　一位与张晓齐交往较多的人士透露：“张晓齐本人与刘志军并没有太多交集，感觉上丁书苗是刘志军和张曙光硬塞进来的，他们不愿意给上海交运更多股份。”

　　2004年，上海坦达成立后，CRH系列的一二等座椅的设计就提上了日程，那时，CRH380还未开始设计，380系列VIP座椅的生产厂家上海元通也尚未成立。

垄断从引进开始

　　CRH系列的研发和生产由张曙光一手主导，在座椅领域采取的是引进国外技术、逐步国产化。2005年，上海坦达和铁道部在青岛进行技术引进的谈判。铁道部选择了日本川崎的座椅供应商日本小糸。日本小糸是川崎三大座椅生产商的最大供货商。

　　谈判由张曙光主持，供货给主机厂的价格、技术引进价格是一揽子工程。当时和日本小糸参与谈判的还有常州今创集团。

　　参与谈判的人士回忆，日本小糸在技术转让费之外，还提出了10%以上的提成费，及一部分零配件必须原装进口的条件。“当时日本人看不起我们，也很强势。我们刚买地建厂房，就只好让日本人看上海交运的厂房。日本人思维很固执，他们按照高铁座椅在日本的价格谈判，认为要这些提成费，我们还是赚的。”

　　据上述人士透露，尽管座椅售价很高，但扩建初期的大幅投入，加上技术引进费用、提成费用等压低了座椅利润，上海坦达在2004年至2006年三年都处于亏损状态，2005年，上海坦达亏损89万元，2006年亏损317万元，座椅的利润只有7%-8%。“在轿车领域，7%左右的利润还算不错，因为量大，如果这个利润做动车，量又上不来，那肯定亏损。”

　　2005年，CRH系列车开始生产，起初量很少。“一个月生产7列车，100多人的工厂总是没活干。”一位当时在厂里工作的工人回忆说，“那时铁道部的人经常来检查，不断给压力，说利润不可能那么少。常州今创有一段时间也想进入高铁座椅生产，张曙光没有批。”

　　从2007年开始，随着高铁开始放量，上海坦达的日子逐渐好过起来，月装车量从2005年的7列升至最多40列。2007年利润838万元；2008年、2009年，利润分别达到2000万元和3000余万元。

　　上海坦达在整体座椅上相当于总承包商的角色。一位曾在坦达工作过的销售人员表示，由于铁道部有过动车每年降价10%的要求，座椅的价格即使不降，也不会提高，因此坦达可以挤压的主要是自己的供货成本。

　　2008年，已经在座椅上赚到钱的坦达，准备进入利润更高的CRH380的VIP座椅市场。

　　按照铁道部的规定，高铁VIP座椅还是通过技术引进方式进行，铁道部指定了世界三大航空座椅生产企业之一的美国一家航空座椅公司与国内公司合作，上海坦达当时花了30万元购买了航空座椅并买好了去美国的机票，但情况陡变，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上海元通座椅系统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元通）杀了进来。

争夺VIP市场

　　上海元通注册资金2.1亿元，在上海闵行区七宝镇投资建厂，法定代表人刘文琪持股99%；陆静持股1%。上海坦达和上海元通在高铁VIP市场一度争得不可开交。据说，张曙光曾将两家企业叫到一起，让双方不要涉入彼此的领域。

　　上海元通进入高铁领域的方式与上海坦达如出一辙，也是先拿单，再成立公司。有趣的是，双方都曾找过有座椅生产技术的上海交运合作。

　　据上海元通一位人士透露：“元通的前身是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国利），当时美国座椅企业不愿意跟国企进行技术合作，国利就成立了民企元通，让元通跟美国企业谈。”现在，上海元通与上海国利还在一个大院内办公，上海元通法定代表人刘文琪即来自上海国利。

　　上海元通与铁道部签订了1万个VIP座椅的生产订单，但与美国公司的合作并不顺利。2010年3月，在支付了一部分技术转让费用后，双方的合作彻底破裂，这时距离交第一列样车的时间只有短短七个月。

　　铁道部对此始料未及，因为在VIP座椅的企业选择上没有备份。铁道部斡旋未果，因高铁上马时间倒逼，来不及再选择其他外商谈技术合作，最后VIP座椅不得不交由上海元通自主研发。

　　2010年，上海元通开始交货时，32个座椅的车型交了近40列。2011年6月开始运行的车型VIP座椅减为28个，上海元通供40列；还有60列供给第三阶段的车型（每列20个）。当初合同签订三年1万个座椅，三年后只交了4200余个座椅。一个VIP座椅的售价为16万元，等于一个高铁餐厅全部座椅的价格。

　　即便如此，上海元通2009年成立当年亏损119万元，第二年就盈利295万元，收入过亿元。上海坦达从2007年开始收入上亿元，盈利数千万元。最好的时光是在2009年，高铁的大跃进之下，上海坦达2009年收入1.57亿元，净利3831万元。而且2009年上海交运将10%的股权也转让给北京坦达，北京坦达独享利润。

垄断后遗症

　　主机厂和设计部门视上海元通为最难交涉的供货商之一。最初与元通就高铁VIP座椅设计方案磋商时，南车工作人员就觉得较难合作：“他们的方案按照自己的来，不听我们的意见。”到了售后服务期，磨擦就更多了。“元通和坦达在售后上都比较强硬。”南车质量管理部门的一位人士说。

　　从主机厂的角度来看，不希望供货由一家垄断，以免受制于人。而在上海坦达和上海元通看来，座椅的订单未达预期，也影响了售后服务态度。

　　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是铁道部。铁道部当初指定座椅生产厂家时，并未在已有座椅生产资质和经验的成熟厂家中选择，而是安插有关系的人新成立了公司，从技术引进开始白手起家。2004年，CRH型动车招标时，有三家参与竞争，包括上海坦达、青岛欧特美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和一家济南的厂商。其中，上海坦达成立最晚，此前没有铁路供货业绩和资质，主要倚仗的还是占股10％的合作方上海交运。

　　这种运作方式本身就可能带来成本的提高。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进一步推高了成本，降低了厂家利润。据上海坦达的内部人士透露：“18000元（不含税）的高铁座椅，加上日本企业近20％的提成费用，还有必须从日本进口的零配件费用，成本占售价的85％。”不过，当时参与竞争的座椅生产厂家的人士称，他们做能比上海坦达便宜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