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西部数据mac驱动:三门峡大坝存废之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22:55:10
三联生活周刊
三门峡存或者废，与当年兴建之际一样，“同样存在着太多不同甚至冲突的利益集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说，“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有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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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之痛与三门峡水位
◎李菁
3月19日下午，绵延不绝的春雨使原本就满是黄土的渭河大堤更加泥泞。这段位于陕西华县县城以北的渭河大堤一共有约30公里长。尽管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大堤上仍有轰轰作业的大型机械。“我们在抢修去年被洪水毁掉的一些堤坝，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生命工程。”正在县里参加水利会议的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特地抽出时间，带记者踏访境内渭河大堤以及附近的支流。
2003年引发的灾难让李卫涛至今想起来犹觉吸口凉气：从8月27日到9月8日，渭河流域几次洪峰首尾相接，持续下雨时间达380个小时，长时间的高水位运行使渭河倒灌进支流，近13万居民被紧急迁到城南避灾，但许多人家园不保。
“最可怕的是9月1日那天，一个晚上3处决口，我们就是在和时间抢生命，一方面组织老百姓撤离，一方面组织人员封堵决口，河床窄，水流急，那时感觉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弱小。华县上上下下用了9天9夜才渡过这场危机。”
走进一些村落，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的房子仍破败不堪地歪斜那儿，稍有些实力的人家已在路边和泥准备盖新房，但也有不少人家就在标有“救灾”的蓝色帐篷里熬过冬天又迎来春天。李卫涛说，有的村民家里有人去世了，棺材还摆着，因为地下没挖多深便满是水而无法下葬。
这场洪灾给华县带来的灾难是直接而巨大的：直接毁掉的房屋有8000多间，淹没农田近17万亩，“洪灾给华县造成的损失有17亿”。3月19日晚，华县县长薛东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从流量讲，去年最大的4号洪峰只有3570立方米/秒，“从水量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它形成的水位却达到342米，比历史最高水位还高5米。薛东江说，据华县县志记载，1954年，渭河流量达到7760立方米时，水位却只有338米。
“从根本上说，出这么大灾是必然的。”李卫涛语气肯定地说。
“未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渭河只是条地下河。”为了证明这一点，李卫涛特地带记者到不远处的华县遇仙桥边。已呈现破败的桥墩上，几处白漆黑字、并配以红色标尺的标志格外醒目：桥墩最下方写着：1969年加高3.05米；上面记录着：1974年加高3.35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渭河两次净增加6.4米，一旦来水，渭河便成了顶在我们头上的一盆水。”
2004年春节后，华县县长薛东江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在省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要解决渭河上游的水患问题，渭河水位必须下降；要使渭河水位下降，潼关高程必须降下来；要使潼关高程降下来，三门峡水库必须降低水位运行。”华县县长薛东江说。
三门峡：一个“废”字太难
三门峡大坝距市内不足20公里，行驶在还算平坦的路上，开车的李师傅说，在这段新路修好之前，来往大坝要绕着盘山路走一个小时左右，现在大坝和市内之间还有一列供员工往来的内部火车。
站在700多米长的大坝上，骤然感觉天地宽广。不远处高高矗立着两座几十米高的庞然大物，据介绍这是提闸门的起重机，最多可以提350吨。从大坝远眺，只见黄河不停向东奔流直至视线尽端。“那个就是‘中流砥柱’”，工作人员指着水中凸起的一座岩石告诉记者。黄河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其相关的许多事物都被赋予诸多精神内涵。
沿河向东几公里，站在下游向上回望，大坝气势磅礴，亦令人感慨人类改造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在以灰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大坝中，“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几个红色大字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而有力，它们正好表明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这个新中国第一坝所承担的历史重任。
1957年的春节，乐金苟说他与母亲是在从北京开往三门峡的列车上渡过的。1956年，乐金苟在北京市水电总局工作的父亲作为支援大坝建设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被派往三门峡，乐金苟与母亲随后也定居于此。当年的北京少年乐金苟现已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总工程师，正如他继承了父亲的行业一样，如今乐金苟的儿子也在三门峡水利部门工作。
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开工，这也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中惟一的一个水利工程。4年后大坝建成，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给记者的一本小册子里，还收录了当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包括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激情四溢的诗作。1986年，三门峡建市，总面积为一万多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近30万。对于这里的许多人而言，三门峡意味着曾经的辉煌与骄傲。
“黄河在历史上三年两决口，国家是从全局考虑而修这样一个枢纽的，三门峡建成后，对下游防洪、防凌、供水、灌溉方面所做的贡献不容置疑。”3月18日上午，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乐金苟一开口就首先阐明自己这样一个观点。
乐金苟在很多场合都坚持这样的看法：去年的渭河之灾与三门峡水库无关，是两码事。他的观点其实更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三门峡方面的回应。采访中，乐金苟将渭河之灾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三点：一，渭河上游长期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河道萎缩，河床抬高。二，“过去一般认为渭河洪水过程仅三天左右，对此次持续性洪水没有思想准备”，防汛责任制不落实，体系不健全。此外，地形复杂和交通不便给抢险造成困难，这些都是加剧渭河之灾的原因。
乐金苟说：“陕西最近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理解，“1998年以后，国家重点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渭河不是国家投入重点，虽然他们一直在呼吁，但国家投入不是很大，他们希望借此能引起国家加强对渭河支流的投入。”
“从河流学原理讲，任何一条河的末端都是泥沙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抬升的。陕西局部受灾，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全局和局部利益来说也是正常的。”针对陕西方面对三门峡的一片叫“停”之声，乐金苟也直言：“不顾全局利益、不顾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而站在局部利益上想问题，我正是反对这一点。”
“我从三门峡开始挖基坑的时候就来了，当然有感情。但总的来说，我是站在国家利益看这件事的。三门峡从1973年开始发电，已发了300亿的电量、20多亿的产值，当然国家投入的6亿多早已收回。但是从对下游的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的功能，从社会效应上，它的价值超过300个亿！”另外，从现实环境来说，“三门峡建成这么多年，已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生态环境。一旦打破这个平衡状态，再形成新的平衡，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
在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给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上，更有这样言辞激烈的质问：“40多年以来，三门峡水库确保了流域大洪水期间黄河大堤不决口，避免了洪水南及江淮、北及海河的重大惨痛局面，避免了25万平方公里成为洪泛区，使冀鲁豫皖苏五省数十个县乃至上百个县1.7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确保。与渭河华阴、华县两个县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是大局？”
华县：为什么牺牲的是我们？
从三门峡向西一百多公里，便进入陕西省渭南市所辖县。途经潼关、华阴、华县，直观就可以感觉出它们与相邻的三门峡市在经济上的差异。
“华县是一山（秦岭）六水（指渭河的六个支流）三分钱。”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打趣地向记者介绍。他给记者画了一张简单示意图说明情况：华县南部是秦岭山脉，北边是穿境而过的渭河，受渭河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渭南市，其中华县、华阴是受灾最重的两个县，但因为华阴县本身是移民县，“必要时可以将大坝破开作为滞洪区”，加之人口少，其受损程度只有华县1/4.
“华县境内，有6条支流自秦岭山脉流向渭河。南边下了雨，整个水从支流向渭河里流，渭河来了水，又可能倒灌进支流，所以我们是南北夹击，压力很大。”华县县长薛东江说，“不过去年发的是水不是南山（秦岭）支流的水，是渭河的水；渭河的水不是我们这里的，是渭河上游下的雨。”
“其实小灾基本两年就有一次，只是范围大小而已。”李卫涛自1987年就在华县从事水利工作，记忆中，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防洪防汛上。今年的预报上渭河水量可平均多四成以上，想起即将到来的汛期，李卫涛说他的心又悬了起来。一到汛期，县里其他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至于县里水利建设的支出，李卫涛说1998年之前是陕西三门峡管理局投入渭河主堤的费用，支堤的建设和维修费用均由地方财政支付，1998年之后，主堤的费用改由省里出，支堤不变，“地方财政困难，连公务员工资都保不住，何况这笔开支”。
薛东江说，县里每年的财政开支仅5000多万元，而工资发放要9000多万元，“相差的部分由国家每年补助的6000多万元来支付”。而不多的财政收入中，以往来自农民的农业税有500多万元，但经此一灾，这部分财政来源也成了缺口。
“这几年，我们陷入了防汛—救灾—重建的怪圈，基本上都是围着这个圈圈转。”薛东江给记者提供了这一组数字：从1960年到1990年，建库几十年，华县有19年受灾，累计143万亩耕地被淹。类似的数字只是显性的，从华县人的角度看，还有一些损失是隐性而无法计算的，“有很多外商本来想到华县投资，人家一听说这里老发水，都不敢来，谁愿意冒这个险呢！”在三门峡这个问题上，作出“下游1亿人利益＞上游100万人利益”的算式是简单的，但对受灾地区来说，每个市、每个县乃至每个村，这种利益的损失甚至牺牲都是具体而巨大的。三门峡方面也承认，三门峡大坝的建立，利益受损最大的便是陕西省；随着地方利益的崛起，一方向另一方利益上的妥协、让步甚至牺牲不再是以往中央政府一个口号或一个动员、一纸命令就能实现的。
陕西每年都会提起关于渭河的议案，2003年的渭河之灾则使这场争论超越专家及政府官员的范畴，直接将话题引入公众视野。据华县提供的材料，1960年以前，渭河河床平均每年仅抬高2厘米，而今“平均每年抬高13厘米”，“泥沙淤积速度为1960年前的6.5倍。由于泥沙淤积过快，渭河河床比1960年三门峡建库前抬高了5.1米”。
潼关高程之争
从三门峡向西，进入陕西境内的第一个县便是潼关。从地理上讲，潼关位于黄河、渭河、北洛河三河汇流区的出口。因为汇流区河谷宽阔，而潼关处河谷狭窄，所以形成天然“卡口”。呈“几”字型的黄河自北向南流入陕西，与自西而来的支流渭河汇合，东流入海。
3月20日上午，潼关水文站的工程师秦森刚刚将早上的活忙完，还没顾上吃早饭。因为是桃汛期，每天早上8点水文站要向黄河水利委员会、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等汇报水量、含沙量。早上刚测到的数据，黄河的流量是1540立方米/秒，“应该算中等偏下吧！”水文站贺站长介绍说。
贺站长和秦工程师特地将记者带到离水文站不远的一处高地上，让记者清楚地看渭河与黄河交汇。水文站的贺站长介绍说，因为渭河流经的河段，比如兰州等一些城市污染得比较厉害，渭河有时会呈现一种近似发乌的颜色。
秦森工程师告诉记者，“黄河历史上最大的含沙量每立方米水有911公斤的沙子，这是什么概念？快跟家里盖房和的泥浆差不多了”。
在潼关水文站的一间办公室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潼关水文站的历史。“这个站自1929年便建立了，无论是内战还是‘文革’期间，它的工作都没有停下来，由此可见它对黄河流域的重要性。”
虽然水文站在陕西境内，但因为水文站属按流域管理，这里的工作人员仍归三门峡管理。因为媒体对三门峡大坝的关注，水文站贺站长和秦森工程师一再谨慎地强调，不希望卷入三门峡争论之中，“对水文站而言，最主要的职责是收集水文数据，提供资料”。虽然“所有专家关于潼关高程的论证都是基于潼关水文站测出的数据做出的”，但他们还是再三告诉记者，“我们不涉及理论问题，只作数据收集”，“不要把我们的话当作支持或反对某一方意见的论据”。
在关于大坝的讨论中，无论对上游陕西方面还是下游三门峡方面，“潼关”都是一个关键词。“潼关高程”是水利学的一个名词，它是指当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对整个渭河流域来说，“潼关高程”是制约泥沙问题的最关键因素。
“60年代从临潼（上游）水文站到华县水文站，洪峰行70公里用13～18小时，而今年，相应的数字是71小时，以此可知渭河河道泥沙淤积的程度。”华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说，在华县一些水灾现场，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足足有一米多高，有的地方甚至堆积到玉米棒的高度。
近年来，潼关高程在逐渐提高这一点双方没有争议，但对何种因素导致的提高，双方的意见则截然相反。据水利专家介绍，决定潼关高程有两个因素，一是水库的运用，二是水量大小与泥沙含量。有意思的是，陕西与三门峡方面，正是各自抓住一点作为论点，并且双方都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与理论，包括拉来此领域内的各路专家作为论据来支持其观点。
在陕西方面看来，三门峡在下游建立大坝后，为了发电这个经济利益的需要，而让水库一直在高水位运行，三门峡的水位越高，从潼关到三门峡的黄河水流速也会越来越慢，进而使渭河流域整体河床随之抬高。而三门峡方面恰恰抓住了决定潼关高程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流域内的水量与泥沙含量。在三门峡方面为记者提供的材料中，承认三门峡水库在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的初期“蓄水拦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库区泥沙淤积严重”，致使潼关高程由323.69米上升到328米，并随之对上游产生负面影响。但随后，“水库运用方式不断调整，最高运用水位不断降低，目前的运用水位已对潼关高程不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9年以后，三门峡水库运用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基本消除”。
三门峡方面认为，自1986年以来，黄河流域来水来沙条件发生异变是导致潼关高程的主要原因，自1995以来，渭河来水量“大幅下降53%”，“事实上，进入三门峡水库的黄河水量已由六七十年代的400亿立方米减少到150～200亿立方米”，雨水枯竭使渭河无力将河道里的泥沙冲积下来。据这份材料提供的数据，1985年之前历史上汛期三门峡入库流量大于2000立方米/秒的洪水量平均每年有168亿立方米，而2000～2002年减至年均约3.5亿立方米，减少98%.三门峡方面说，“陕西省境内因水土流失所产生的泥沙占三门峡水库总泥70%以上”，“准确地说陕西境内产沙是造成三门峡水库淤积和潼关高程抬升的最主要原因”。
从眼前看，三门峡的去留之争一段时间内尚不会有明确结果。陕西方面一直在借助媒体呼吁，让三门峡在汛期敞泄以利潼关高程的降低。但这是否是降低潼关高程的一个有效途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水利部曾委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和西安理工大学四家制作冲刷模型，以测算如果实现敞泄，将会对降低潼关高程起多大作用。有趣的是，在陕西的西安理工大学得出的数据最高：5年降低3.5米，即证明三门峡的敞泄有利于渭河水位的降低；而在河南郑州的黄委会则得的数据最低：5年仅下降1米。■
http://www.lifeweek.com.cn/2004-04-01/0000183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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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第一大坝50年纷争
◎刘蓁
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下段的干流上，连接豫、晋两省。其右岸为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左岸为山西省平陆县三门乡。此处距离黄河入海口约1027千米。河中石岛屹立，将河流分成三股：鬼门河、神门河与人门河，故名“三门峡”。在三门下游400米处，又有石岛三座，其中一名砥柱石，挺立于黄河惊涛骇浪之中，“中流砥柱”由此而来。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黄河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也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其控制流域面积68.8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91.5%；控制了黄河干流三个洪水来源区的两个，占总来水量的89%，来沙量的98%.
这个巨大的工程，从还未诞生开始，就不断的重复着“出现问题——论争——修改——出现新问题——重陷论争——修改”的轮回。而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整个生命周期，更是一直纠缠在这样一个循环中
1930～1940年代·设想
最早提出在黄河三门峡修建拦洪水库是在1935年。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李仪祉倡议在潼关至孟津河段选择适当地点修建蓄洪水库。他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事，来自挪威的主任工程师安立森（S.Elisson ）经过实地考察，发表了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个坝址的勘查报告。然而两年后，抗战爆发，三门峡地区落入日本人之手。在此期间，侵华日军东亚研究所也提出了一个兴建三门峡水电站的计划。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1946年重新将三门峡水库提上日程，聘请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实地考察。顾问团的4位美国专家雷巴德（Eugene Reybold）、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葛罗同（J.P.Growdon ）、柯登（John S.Cotton ）对于每个问题都有激烈争论。他们提出的初步报告指出：三门峡建库发电，对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又是以后无法弥补的。建议坝址改到三门峡以下100米处的八里胡同。其首要任务在防洪而非发电。
1951～1953年·三起三落
1950年～1951年
1950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率领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和苏联专家布可夫等勘察了潼关至孟津河段，提出应提前修建潼孟段水库，坝址可选择在三门峡或王家滩。这是对此前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初步意见》在三门峡建设350米水库，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的初步方案的肯定。然而到了1951年，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主要是从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来看，在黄河干流修建大水库，困难太大，主张从支流解决问题。于是转向支流水库的研究，三门峡水库计划被放弃。
1952年
经过黄委会的勘察研究计算，发现支流水库控制性差，花钱多，效益小，不理想，仍需从干流入手。同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力主在干流上建设大型水电站，于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峰回路转。这年5月，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和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等勘察三门峡后认为能够建设高坝，主张把三门峡水库蓄水位提高到360米，用一部分库容拦沙。此间另一种意见则是坝址下移到八里胡同建冲沙水库，利用该处的峡谷地形冲沙，且可避免淹没关中平原。但是，经过计算，八里胡同冲沙水库难以实现，而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太大，受到主要淹没区的陕西省的强烈反对。从下半年起，转而研究淹没较少的邙山水库方案。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王化云汇报的是邙山方案。这标志着第二次放弃了三门峡水库计划。
1953年
经过计算，邙山水库仍然需投资10亿元以上，移民15万人，且没有综合利用效益，于是1953年2月，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三门峡建库方案以及整个黄河的治理方策，获得赞许。其后，水利部批示：要迅速解决防洪问题，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淹没不能超过5万人。由于兴建远远超出这一限制，三门峡水库第三次被搁置。
1954年·苏联专家思路
1954年1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以下简称列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综合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规划。列院副总工程师A.A.柯洛略夫。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考察，赞赏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对于其淹没损失大的问题，柯洛略夫说：“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当年4月，水利部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10月，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选定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确定了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
1955年·进入决策阶段
1955年，国家计委与建委党组联名将《技经报告》呈报毛泽东等41位党中央领导人。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这一方案。7月中旬，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7月30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柯洛略夫被任命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
1957年～1958年·争论又起
1957年初，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审查会召开，有国内专家对前一年苏联列院设计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提出了激烈的不同意见。争议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其一是《初步设计》将水库高程在《技经报告》阶段的350米基础上又提高到了360米，库区淹没农田由200万亩增加到325万亩，移民由58.4万人增加到87万人。淹没地区大部分是关中沃野，陕西省反应强烈。其二是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力发电建设总局青年技术员温善章于1956年6月，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先后向黄规会、水利部和国务院提出了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意见。黄万里并建议切勿将底孔堵死，以备将来泄水排沙，其减缓淤积的作用。陕西省代表指出用迁移70～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拦沙库，群众很难通过。
1957年～1962年·施工完成
争议还在继续的时候，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4月14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社论。其间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工地视察。1960年9月三门峡首次蓄水，到1961年4月大坝主体基本竣工，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和110千伏开关站安装完成并投入试运行。
1962～1968年·淤积和第一次改建
从1960年三门峡水库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一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亿吨，远远超出预计。潼关高程抬高了4.4米，并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碱化。为此，1962年2月，水电部将原来的“蓄水拦沙”运用方式改为“滞洪排沙”，但由于泄水孔位置较高，泥沙仍有60%淤积在库内，但潼关高程并未降低。而下泄的泥沙由于水量少，淤积到下游河床，周恩来指出：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为此，8月20日～9月1日，水电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改建论证。
1964年12月5日～1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最后终于达成一致，确定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5～8号四条原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管道，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解决泥沙淤积的燃眉之急。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说：“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
1969～1979年·洪水与第二次改建
第一次改建后，枢纽的泄流规模增大了一倍，缓解了水库的严重淤积，但仍有20%来沙淤在库内。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仍在淤积。尤其是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8.8米长的河槽全被淤塞，1968年渭河在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关中平原仍然受到严重威胁。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9年6月，由河南省革委会主持，在三门峡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会议。同年12月17日，水电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发了《转告国务院批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的意见》。当月，三门峡枢纽第二次改建工程开工。经过方案细节的争论，1970年至1972年，相继打开溢流坝1～8号原施工导流底孔；将电站1～5号发电机组的进水口底槛高程由300米下卧至287米，改为低水头发电。1973年至1979年5台机组相继并网发电。
1986年后·扩大发电规模，问题再起
1977年，河南省电力工业局成立了三门峡水力发电厂。1983年经水电部批准正式建立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开始提出改革与经营的口号：“工程管理为基础，电力生产为支柱，综合经营大发展，企业才能迈大步。”
与此同时，管理局开始继续实施泄流工程二期改建，相继打开溢流坝9～10号原建的施工导流底孔，增设一门一机，门槽改建，6号、7号泄流排沙钢管扩装为发电机组。2000年前进一步打开11号、12号底孔，至此，12个导流底孔全部打开。改建工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而从1986年开始，潼关高程开始再次抬高。
2003～2004年·存废之争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但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因而，陕西省方面将这次水灾的原因归结为三门峡高水位运用导致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于“小水酿大灾”。
为此，10月份，水利部组织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2004年2月4日，陕西省15名人大代表提案建议三门峡水库停止蓄水。3月5日，在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案，建议三门峡水库立即停止蓄水发电，以彻底解决渭河水患。■
http://www.lifeweek.com.cn/2004-04-01/0000183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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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启元与三门峡大坝价值重估
◎李鸿谷
“陕西像一个兵马俑！”
进得的办公室，老先生径直将记者领向那幅硕大的地图，“这个‘兵马俑’的上半部分是陕北，面积占45%；下面是陕南，占36%；中间就是渭河流经的那部分叫关中。过去说800里秦川，指的就是这里。”关中虽然只占陕西面积的19%，但其重要性，“（这里）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72%的灌溉面积和82%的工业总产值。”对于一位71岁的老先生而言，如此清晰的数字记忆，多少令人意外。
不过，另外一组数字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为了兴建三门峡大坝，“陕西朝邑、新民两县被迫撤出；淹没耕地百余万亩，外迁移民28.7万人，淹没面积和移民人数占整个库区的83%和82%.”
1994年，安启元出任陕西省省委书记，但他向记者坦陈：“我真正对这些情况把握，是从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1997年）。我去了政协当主席，有了两年时间的深入思索，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自此，安启元开始了通过全国政协提交提案的努力——治理渭河与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是他坚持不懈的提案内容。五年的坚持，各种力量被激发形成一系列研究、考察与规划行动。去年渭河的一场水灾，从事实层面证实了安启元先前种种警告，而三门峡大坝的价值重估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
西瓜熟了。瓜农把自家那5亩地的西瓜定了一个价格，2毛5一斤，至少第一笔生意要按这个价格卖。瓜商上门来收购，价格最后出到了2毛4，瓜农想了想决定还是不卖，没有到自己定的价。生意谈崩了。
一夜之间，渭河发水，5亩地的西瓜全被淹了。
那是1995年，渭河发水。新任的省委书记安启元从渭南下车，“从这里开始，我们都穿长胶鞋，由当地的专员陪着，沿渭河的河堤往下游走。”安启元说那位瓜农无所顾忌的哭声让他知道了悲情，“就一分钱啊！舍不得，结果什么都没有了”。9年之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启元跟记者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感叹，“一分钱啊”！从渭南走到了华县，晚上又走到了华阴。在这一整天的行走中，安启元最强烈的印象是农民真穷，“你想象不到。”
陕西临潼人安启元，大学毕业后便离开了陕西，“去了甘肃，又去了东三省，终于在黑龙江大庆找到石油”，大庆石油会战时，安启元任总部第一采油指挥部油矿矿长、井下技术作业处处长，“此后援外去了阿尔巴尼亚，又回大庆，然后去河北、河南”。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安启元，工作一直“都没有脱离专业”，总是在找石油。唐山地震后，安启元进了北京，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这一任就是12年。1988年，安启元终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西安市市委书记，稍后又调回北京；1994年，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的安启元再次回到陕西。“我真正在陕西工作的时间，要比我在外面工作的时间短得多”，即使这样，安启元仍然很直接地感受到，“渭河是陕西的大问题。哪任领导都关心，问题是没有正式的渠道”。
少了一分钱都舍不得卖西瓜的农民，让安启元有足够的印象，“我每年都去那一带考察，这里面的问题实在是很复杂”。
渭河的复杂性在于，陕西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吴建民介绍说：“我们查过几乎所有的历史资料，未建三门峡大坝之前，渭河的水量是充裕的。三四十年代进入西安，一般的选择是从潼关上船，沿渭河而上。由此可见河水是很丰富的。过去说‘泾渭分明’，说得是泾河泥沙多，而渭河的水清，所以‘分明’。后来泥沙都多了。”
渭河流经陕西的这一带，被称为关中地区，这里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82%的工业总产值，但是渭河水量逐年减少。吴建民概括说渭河，“上面干了，中间黑了，下面淤了。也就是说，上游来水逐年减少，中游污染严重，而下游由于三门峡大坝的兴建抬高了水位，使得渭河水流不畅。一旦发水，即成洪灾。”渭河流域，平常水少，一旦来水即成大灾。
洪灾因其突发性，自然最引起安启元的关注。“那年发水，我们安排演出以安定灾民的情绪，第一天还有点人看，第二天基本上没人。你想想，老百姓家都没有了，谁还有心思看演出？政府能够救济也只是一时而已，而农民却是要过一代几代人。”
说到自己那段省委书记生涯时，“当时痛感农民之苦，但由于我并非学水利出身，所以一直在酝酿”。1998年从书记之位退下来，任陕西省政协主席之后，安启元说：“有了两年时间的深入思索，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
1999年，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考察陕西水利建设情况，在座谈会上钱说起重估三门峡工程的事情，“当时她也仅仅一说而已”。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朱振义告诉记者，“我由三门峡想到渭河治理。把这个想法跟安主席汇报后，他很支持”。接下来，再与钱正英沟通，同样获得支持。安启元终于找到“正式渠道”来解决他一直希望解决的问题。即使曾任省委书记之职，而且当时还是省政协主席，安启元向记者感叹，“在中国办事，要讲策略，要善于等待，不能灰心”。
第二年，在200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安启元向大会递交了“综合治理渭河流域”的提案。正是因为这一提案，安启元开始激活了各方力量，使之参与到对三门峡价值的重估过程。
如果从水利专业的角度观察，吴建民介绍说：“过去一直的惯例是，水利工程建设，国家负责大江大河，即主要为干流的治理投资。像渭河这样的支流，一般会纳入黄河治理的盘子里来考虑。过去很难想象会把它的治理单独拿出来。”但2001年，安启元的政协提案即针对于此，“渭河治理纳入国家十五重点工程”。
接受采访时，安启元很坦然，“我个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解决渭河治理问题，减少这里的灾害，让农民不再那么苦。三门峡问题，是为了解决渭河问题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2001年10月，针对安启元的提案，钱正英率全国政协、中国工程院陕西渭河流域考察团抵达陕西，其中包括两院院士张光斗与潘家铮。记者后来在一份钱正英个人撰写的汇报材料上看到，“在三门峡工程兴建过程中，我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对这一工程，我是负有责任的。”钱正英作为三门峡工程当时参与决策的人物之一，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她说这个工程是考验我们有没有能力改正自己错误的一个工程”。有实际参与三门峡工程经历的钱正英与张光斗，显然其心理背景与安启元有着不同，但共同的是，“努力解决此事”。
钱正英院士的介入，以及后来形成以全国政协的名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渭河流域综合治理问题的调研报告》，吴建民说，“这是这一系列程序中真正发生作用、有转折价值的行动”。朱振义解释说，“政协向中央反映意见，一般程序是必须经过全国政协提出”。
安启元介绍说，“国务院领导先后两次就渭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做出了批示”，此后政府各机构实际运作正式开始。渭河流域各省开始治理规划的编制工作，水利部也委托黄委会制定整个渭河流域的规划设计大纲。
多次参与规划设计工作的吴建民说，渭河综合治理最为核心性问题就是，“第一，渭河是资源性缺水，寻找什么解决办法？第二，潼关高程问题，这也事关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如何处理？”朱振义介绍说，“渭河治理，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达到一致，关键仍然是三门峡问题。”
此后在全国政协提案这一线路上，朱振义说：“由治理渭河，并把治理纳入国家重点工程规划转入到希望尽快审批，进而又进入到讨论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问题上来。”安启元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年年提出相关提案。
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事实是，记者研究发现，在安启元向全国政协提交相关提案，促使渭河流域问题得到重视与解决之际。关于三门峡的作用与功能的研究，在中国工程院专家进行“西北水资源咨询项目研究”，也成为关注重点。
在清华大学教授周建军与中科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原院长林秉南《对黄河潼关高程问题的认识》的论文里，他们提供了从科学角度重新认识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后（2000年），三门峡水库的作用。结论是，“三门峡水库在防洪、防凌、蓄水灌溉和下游河道减淤等方面的作用，将主要由小浪底工程承担”。“降低潼关高程首先需要冲刷水库，在短期内需增加下泄泥沙量。在没有小浪底水库或当小浪底水库的拦沙库容大量消耗之后，三门峡大量排泄泥沙将对黄河下游造成严重的淤积，不是可行的。只有在目前小浪底水库扔有较大拦沙库容的时机，利用其本来就会淤积占用的拦沙库容来消化三门峡水库冲刷排泄的粗沙是合理的。所以，应当抓住当前难得的机会。”
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成为渭河治理的核心问题，水利部针对于此也安排了黄委会黄河水科院、中国水科院、清华大学、陕西省水利厅、西安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开展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相关人士介绍说，各家单位得到的结论却“相差很大”。
在综合治理渭河这一具体的规划设计里，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越来越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看上去，似乎到了必须对三门峡工程给出一个明确判断的时机了。
2003年渭河的洪灾，被普遍认为“小水大灾”的这次洪灾，终于使三门峡价值的重估进入媒体与公众层面。在回复水利部办理政协委员提案的意见表里，安启元对他的提案“关于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案”的“对办理情况是否满意”问题的答复十分简单明确，“不满意。如果及早采取实施，今年渭河流域的洪水就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今年的政协会上，安启元告诉记者，“我专门找到水利部有关领导，说你们不解决问题，我会一直提下去。”
今年全国两会，安启元再次，也是第五次提交“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提案。与此同时，陕西省人大代表也联名提交相同的议案。相关人士介绍说，稍早一些时候，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也联名向上级机构提出类似的建议。
3月19日，媒体报道说，“渭河近期重点治理规划通过专家审查”。这一包括水资源配置与保护、防洪、水土保持等内容的规划，“2010年前规划安排投资205亿元”。水利专家吴建民解释这笔投资，“这是渭河治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投入，在全国支流河域的治理投入中，也没有过这么大的额度。”记者查了一下今年陕西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记录“陕西省去年地方财政收入175亿元，加上上拨中央税收共322亿元”。
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安启元用一句话概括：“抓大事抓落实。”5年坚持得到的这样一个中央大额度的治理投入，安启元很平静，“这算一个阶段性成果吧”。由安启元启动并激活各方参与的对三门峡工程价值的重估，就这个规划而言，安启元说，“没有对三门峡工程给出明确的答案”。■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281期（2004-03-29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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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存或者废，与当年兴建之际一样，“同样存在着太多不同甚至冲突的利益集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说，“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有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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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之痛与三门峡水位
◎李菁
3月19日下午，绵延不绝的春雨使原本就满是黄土的渭河大堤更加泥泞。这段位于陕西华县县城以北的渭河大堤一共有约30公里长。尽管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大堤上仍有轰轰作业的大型机械。“我们在抢修去年被洪水毁掉的一些堤坝，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生命工程。”正在县里参加水利会议的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特地抽出时间，带记者踏访境内渭河大堤以及附近的支流。
2003年引发的灾难让李卫涛至今想起来犹觉吸口凉气：从8月27日到9月8日，渭河流域几次洪峰首尾相接，持续下雨时间达380个小时，长时间的高水位运行使渭河倒灌进支流，近13万居民被紧急迁到城南避灾，但许多人家园不保。
“最可怕的是9月1日那天，一个晚上3处决口，我们就是在和时间抢生命，一方面组织老百姓撤离，一方面组织人员封堵决口，河床窄，水流急，那时感觉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弱小。华县上上下下用了9天9夜才渡过这场危机。”
走进一些村落，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的房子仍破败不堪地歪斜那儿，稍有些实力的人家已在路边和泥准备盖新房，但也有不少人家就在标有“救灾”的蓝色帐篷里熬过冬天又迎来春天。李卫涛说，有的村民家里有人去世了，棺材还摆着，因为地下没挖多深便满是水而无法下葬。
这场洪灾给华县带来的灾难是直接而巨大的：直接毁掉的房屋有8000多间，淹没农田近17万亩，“洪灾给华县造成的损失有17亿”。3月19日晚，华县县长薛东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从流量讲，去年最大的4号洪峰只有3570立方米/秒，“从水量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它形成的水位却达到342米，比历史最高水位还高5米。薛东江说，据华县县志记载，1954年，渭河流量达到7760立方米时，水位却只有338米。
“从根本上说，出这么大灾是必然的。”李卫涛语气肯定地说。
“未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渭河只是条地下河。”为了证明这一点，李卫涛特地带记者到不远处的华县遇仙桥边。已呈现破败的桥墩上，几处白漆黑字、并配以红色标尺的标志格外醒目：桥墩最下方写着：1969年加高3.05米；上面记录着：1974年加高3.35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渭河两次净增加6.4米，一旦来水，渭河便成了顶在我们头上的一盆水。”
2004年春节后，华县县长薛东江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在省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要解决渭河上游的水患问题，渭河水位必须下降；要使渭河水位下降，潼关高程必须降下来；要使潼关高程降下来，三门峡水库必须降低水位运行。”华县县长薛东江说。
三门峡：一个“废”字太难
三门峡大坝距市内不足20公里，行驶在还算平坦的路上，开车的李师傅说，在这段新路修好之前，来往大坝要绕着盘山路走一个小时左右，现在大坝和市内之间还有一列供员工往来的内部火车。
站在700多米长的大坝上，骤然感觉天地宽广。不远处高高矗立着两座几十米高的庞然大物，据介绍这是提闸门的起重机，最多可以提350吨。从大坝远眺，只见黄河不停向东奔流直至视线尽端。“那个就是‘中流砥柱’”，工作人员指着水中凸起的一座岩石告诉记者。黄河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其相关的许多事物都被赋予诸多精神内涵。
沿河向东几公里，站在下游向上回望，大坝气势磅礴，亦令人感慨人类改造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在以灰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大坝中，“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几个红色大字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而有力，它们正好表明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这个新中国第一坝所承担的历史重任。
1957年的春节，乐金苟说他与母亲是在从北京开往三门峡的列车上渡过的。1956年，乐金苟在北京市水电总局工作的父亲作为支援大坝建设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被派往三门峡，乐金苟与母亲随后也定居于此。当年的北京少年乐金苟现已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总工程师，正如他继承了父亲的行业一样，如今乐金苟的儿子也在三门峡水利部门工作。
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开工，这也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中惟一的一个水利工程。4年后大坝建成，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给记者的一本小册子里，还收录了当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包括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激情四溢的诗作。1986年，三门峡建市，总面积为一万多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近30万。对于这里的许多人而言，三门峡意味着曾经的辉煌与骄傲。
“黄河在历史上三年两决口，国家是从全局考虑而修这样一个枢纽的，三门峡建成后，对下游防洪、防凌、供水、灌溉方面所做的贡献不容置疑。”3月18日上午，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乐金苟一开口就首先阐明自己这样一个观点。
乐金苟在很多场合都坚持这样的看法：去年的渭河之灾与三门峡水库无关，是两码事。他的观点其实更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三门峡方面的回应。采访中，乐金苟将渭河之灾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三点：一，渭河上游长期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河道萎缩，河床抬高。二，“过去一般认为渭河洪水过程仅三天左右，对此次持续性洪水没有思想准备”，防汛责任制不落实，体系不健全。此外，地形复杂和交通不便给抢险造成困难，这些都是加剧渭河之灾的原因。
乐金苟说：“陕西最近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理解，“1998年以后，国家重点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渭河不是国家投入重点，虽然他们一直在呼吁，但国家投入不是很大，他们希望借此能引起国家加强对渭河支流的投入。”
“从河流学原理讲，任何一条河的末端都是泥沙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抬升的。陕西局部受灾，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全局和局部利益来说也是正常的。”针对陕西方面对三门峡的一片叫“停”之声，乐金苟也直言：“不顾全局利益、不顾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而站在局部利益上想问题，我正是反对这一点。”
“我从三门峡开始挖基坑的时候就来了，当然有感情。但总的来说，我是站在国家利益看这件事的。三门峡从1973年开始发电，已发了300亿的电量、20多亿的产值，当然国家投入的6亿多早已收回。但是从对下游的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的功能，从社会效应上，它的价值超过300个亿！”另外，从现实环境来说，“三门峡建成这么多年，已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生态环境。一旦打破这个平衡状态，再形成新的平衡，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
在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给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上，更有这样言辞激烈的质问：“40多年以来，三门峡水库确保了流域大洪水期间黄河大堤不决口，避免了洪水南及江淮、北及海河的重大惨痛局面，避免了25万平方公里成为洪泛区，使冀鲁豫皖苏五省数十个县乃至上百个县1.7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确保。与渭河华阴、华县两个县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是大局？”
华县：为什么牺牲的是我们？
从三门峡向西一百多公里，便进入陕西省渭南市所辖县。途经潼关、华阴、华县，直观就可以感觉出它们与相邻的三门峡市在经济上的差异。
“华县是一山（秦岭）六水（指渭河的六个支流）三分钱。”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打趣地向记者介绍。他给记者画了一张简单示意图说明情况：华县南部是秦岭山脉，北边是穿境而过的渭河，受渭河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渭南市，其中华县、华阴是受灾最重的两个县，但因为华阴县本身是移民县，“必要时可以将大坝破开作为滞洪区”，加之人口少，其受损程度只有华县1/4.
“华县境内，有6条支流自秦岭山脉流向渭河。南边下了雨，整个水从支流向渭河里流，渭河来了水，又可能倒灌进支流，所以我们是南北夹击，压力很大。”华县县长薛东江说，“不过去年发的是水不是南山（秦岭）支流的水，是渭河的水；渭河的水不是我们这里的，是渭河上游下的雨。”
“其实小灾基本两年就有一次，只是范围大小而已。”李卫涛自1987年就在华县从事水利工作，记忆中，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防洪防汛上。今年的预报上渭河水量可平均多四成以上，想起即将到来的汛期，李卫涛说他的心又悬了起来。一到汛期，县里其他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至于县里水利建设的支出，李卫涛说1998年之前是陕西三门峡管理局投入渭河主堤的费用，支堤的建设和维修费用均由地方财政支付，1998年之后，主堤的费用改由省里出，支堤不变，“地方财政困难，连公务员工资都保不住，何况这笔开支”。
薛东江说，县里每年的财政开支仅5000多万元，而工资发放要9000多万元，“相差的部分由国家每年补助的6000多万元来支付”。而不多的财政收入中，以往来自农民的农业税有500多万元，但经此一灾，这部分财政来源也成了缺口。
“这几年，我们陷入了防汛—救灾—重建的怪圈，基本上都是围着这个圈圈转。”薛东江给记者提供了这一组数字：从1960年到1990年，建库几十年，华县有19年受灾，累计143万亩耕地被淹。类似的数字只是显性的，从华县人的角度看，还有一些损失是隐性而无法计算的，“有很多外商本来想到华县投资，人家一听说这里老发水，都不敢来，谁愿意冒这个险呢！”在三门峡这个问题上，作出“下游1亿人利益＞上游100万人利益”的算式是简单的，但对受灾地区来说，每个市、每个县乃至每个村，这种利益的损失甚至牺牲都是具体而巨大的。三门峡方面也承认，三门峡大坝的建立，利益受损最大的便是陕西省；随着地方利益的崛起，一方向另一方利益上的妥协、让步甚至牺牲不再是以往中央政府一个口号或一个动员、一纸命令就能实现的。
陕西每年都会提起关于渭河的议案，2003年的渭河之灾则使这场争论超越专家及政府官员的范畴，直接将话题引入公众视野。据华县提供的材料，1960年以前，渭河河床平均每年仅抬高2厘米，而今“平均每年抬高13厘米”，“泥沙淤积速度为1960年前的6.5倍。由于泥沙淤积过快，渭河河床比1960年三门峡建库前抬高了5.1米”。
潼关高程之争
从三门峡向西，进入陕西境内的第一个县便是潼关。从地理上讲，潼关位于黄河、渭河、北洛河三河汇流区的出口。因为汇流区河谷宽阔，而潼关处河谷狭窄，所以形成天然“卡口”。呈“几”字型的黄河自北向南流入陕西，与自西而来的支流渭河汇合，东流入海。
3月20日上午，潼关水文站的工程师秦森刚刚将早上的活忙完，还没顾上吃早饭。因为是桃汛期，每天早上8点水文站要向黄河水利委员会、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等汇报水量、含沙量。早上刚测到的数据，黄河的流量是1540立方米/秒，“应该算中等偏下吧！”水文站贺站长介绍说。
贺站长和秦工程师特地将记者带到离水文站不远的一处高地上，让记者清楚地看渭河与黄河交汇。水文站的贺站长介绍说，因为渭河流经的河段，比如兰州等一些城市污染得比较厉害，渭河有时会呈现一种近似发乌的颜色。
秦森工程师告诉记者，“黄河历史上最大的含沙量每立方米水有911公斤的沙子，这是什么概念？快跟家里盖房和的泥浆差不多了”。
在潼关水文站的一间办公室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潼关水文站的历史。“这个站自1929年便建立了，无论是内战还是‘文革’期间，它的工作都没有停下来，由此可见它对黄河流域的重要性。”
虽然水文站在陕西境内，但因为水文站属按流域管理，这里的工作人员仍归三门峡管理。因为媒体对三门峡大坝的关注，水文站贺站长和秦森工程师一再谨慎地强调，不希望卷入三门峡争论之中，“对水文站而言，最主要的职责是收集水文数据，提供资料”。虽然“所有专家关于潼关高程的论证都是基于潼关水文站测出的数据做出的”，但他们还是再三告诉记者，“我们不涉及理论问题，只作数据收集”，“不要把我们的话当作支持或反对某一方意见的论据”。
在关于大坝的讨论中，无论对上游陕西方面还是下游三门峡方面，“潼关”都是一个关键词。“潼关高程”是水利学的一个名词，它是指当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对整个渭河流域来说，“潼关高程”是制约泥沙问题的最关键因素。
“60年代从临潼（上游）水文站到华县水文站，洪峰行70公里用13～18小时，而今年，相应的数字是71小时，以此可知渭河河道泥沙淤积的程度。”华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说，在华县一些水灾现场，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足足有一米多高，有的地方甚至堆积到玉米棒的高度。
近年来，潼关高程在逐渐提高这一点双方没有争议，但对何种因素导致的提高，双方的意见则截然相反。据水利专家介绍，决定潼关高程有两个因素，一是水库的运用，二是水量大小与泥沙含量。有意思的是，陕西与三门峡方面，正是各自抓住一点作为论点，并且双方都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与理论，包括拉来此领域内的各路专家作为论据来支持其观点。
在陕西方面看来，三门峡在下游建立大坝后，为了发电这个经济利益的需要，而让水库一直在高水位运行，三门峡的水位越高，从潼关到三门峡的黄河水流速也会越来越慢，进而使渭河流域整体河床随之抬高。而三门峡方面恰恰抓住了决定潼关高程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流域内的水量与泥沙含量。在三门峡方面为记者提供的材料中，承认三门峡水库在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的初期“蓄水拦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库区泥沙淤积严重”，致使潼关高程由323.69米上升到328米，并随之对上游产生负面影响。但随后，“水库运用方式不断调整，最高运用水位不断降低，目前的运用水位已对潼关高程不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9年以后，三门峡水库运用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基本消除”。
三门峡方面认为，自1986年以来，黄河流域来水来沙条件发生异变是导致潼关高程的主要原因，自1995以来，渭河来水量“大幅下降53%”，“事实上，进入三门峡水库的黄河水量已由六七十年代的400亿立方米减少到150～200亿立方米”，雨水枯竭使渭河无力将河道里的泥沙冲积下来。据这份材料提供的数据，1985年之前历史上汛期三门峡入库流量大于2000立方米/秒的洪水量平均每年有168亿立方米，而2000～2002年减至年均约3.5亿立方米，减少98%.三门峡方面说，“陕西省境内因水土流失所产生的泥沙占三门峡水库总泥70%以上”，“准确地说陕西境内产沙是造成三门峡水库淤积和潼关高程抬升的最主要原因”。
从眼前看，三门峡的去留之争一段时间内尚不会有明确结果。陕西方面一直在借助媒体呼吁，让三门峡在汛期敞泄以利潼关高程的降低。但这是否是降低潼关高程的一个有效途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水利部曾委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和西安理工大学四家制作冲刷模型，以测算如果实现敞泄，将会对降低潼关高程起多大作用。有趣的是，在陕西的西安理工大学得出的数据最高：5年降低3.5米，即证明三门峡的敞泄有利于渭河水位的降低；而在河南郑州的黄委会则得的数据最低：5年仅下降1米。■
http://www.lifeweek.com.cn/2004-04-01/0000183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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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第一大坝50年纷争
◎刘蓁
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下段的干流上，连接豫、晋两省。其右岸为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左岸为山西省平陆县三门乡。此处距离黄河入海口约1027千米。河中石岛屹立，将河流分成三股：鬼门河、神门河与人门河，故名“三门峡”。在三门下游400米处，又有石岛三座，其中一名砥柱石，挺立于黄河惊涛骇浪之中，“中流砥柱”由此而来。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黄河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也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其控制流域面积68.8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91.5%；控制了黄河干流三个洪水来源区的两个，占总来水量的89%，来沙量的98%.
这个巨大的工程，从还未诞生开始，就不断的重复着“出现问题——论争——修改——出现新问题——重陷论争——修改”的轮回。而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整个生命周期，更是一直纠缠在这样一个循环中
1930～1940年代·设想
最早提出在黄河三门峡修建拦洪水库是在1935年。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李仪祉倡议在潼关至孟津河段选择适当地点修建蓄洪水库。他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事，来自挪威的主任工程师安立森（S.Elisson ）经过实地考察，发表了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个坝址的勘查报告。然而两年后，抗战爆发，三门峡地区落入日本人之手。在此期间，侵华日军东亚研究所也提出了一个兴建三门峡水电站的计划。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1946年重新将三门峡水库提上日程，聘请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实地考察。顾问团的4位美国专家雷巴德（Eugene Reybold）、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葛罗同（J.P.Growdon ）、柯登（John S.Cotton ）对于每个问题都有激烈争论。他们提出的初步报告指出：三门峡建库发电，对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又是以后无法弥补的。建议坝址改到三门峡以下100米处的八里胡同。其首要任务在防洪而非发电。
1951～1953年·三起三落
1950年～1951年
1950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率领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和苏联专家布可夫等勘察了潼关至孟津河段，提出应提前修建潼孟段水库，坝址可选择在三门峡或王家滩。这是对此前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初步意见》在三门峡建设350米水库，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的初步方案的肯定。然而到了1951年，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主要是从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来看，在黄河干流修建大水库，困难太大，主张从支流解决问题。于是转向支流水库的研究，三门峡水库计划被放弃。
1952年
经过黄委会的勘察研究计算，发现支流水库控制性差，花钱多，效益小，不理想，仍需从干流入手。同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力主在干流上建设大型水电站，于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峰回路转。这年5月，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和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等勘察三门峡后认为能够建设高坝，主张把三门峡水库蓄水位提高到360米，用一部分库容拦沙。此间另一种意见则是坝址下移到八里胡同建冲沙水库，利用该处的峡谷地形冲沙，且可避免淹没关中平原。但是，经过计算，八里胡同冲沙水库难以实现，而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太大，受到主要淹没区的陕西省的强烈反对。从下半年起，转而研究淹没较少的邙山水库方案。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王化云汇报的是邙山方案。这标志着第二次放弃了三门峡水库计划。
1953年
经过计算，邙山水库仍然需投资10亿元以上，移民15万人，且没有综合利用效益，于是1953年2月，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三门峡建库方案以及整个黄河的治理方策，获得赞许。其后，水利部批示：要迅速解决防洪问题，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淹没不能超过5万人。由于兴建远远超出这一限制，三门峡水库第三次被搁置。
1954年·苏联专家思路
1954年1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以下简称列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综合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规划。列院副总工程师A.A.柯洛略夫。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考察，赞赏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对于其淹没损失大的问题，柯洛略夫说：“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当年4月，水利部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10月，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选定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确定了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
1955年·进入决策阶段
1955年，国家计委与建委党组联名将《技经报告》呈报毛泽东等41位党中央领导人。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这一方案。7月中旬，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7月30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柯洛略夫被任命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
1957年～1958年·争论又起
1957年初，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审查会召开，有国内专家对前一年苏联列院设计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提出了激烈的不同意见。争议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其一是《初步设计》将水库高程在《技经报告》阶段的350米基础上又提高到了360米，库区淹没农田由200万亩增加到325万亩，移民由58.4万人增加到87万人。淹没地区大部分是关中沃野，陕西省反应强烈。其二是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力发电建设总局青年技术员温善章于1956年6月，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先后向黄规会、水利部和国务院提出了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意见。黄万里并建议切勿将底孔堵死，以备将来泄水排沙，其减缓淤积的作用。陕西省代表指出用迁移70～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拦沙库，群众很难通过。
1957年～1962年·施工完成
争议还在继续的时候，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4月14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社论。其间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工地视察。1960年9月三门峡首次蓄水，到1961年4月大坝主体基本竣工，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和110千伏开关站安装完成并投入试运行。
1962～1968年·淤积和第一次改建
从1960年三门峡水库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一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亿吨，远远超出预计。潼关高程抬高了4.4米，并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碱化。为此，1962年2月，水电部将原来的“蓄水拦沙”运用方式改为“滞洪排沙”，但由于泄水孔位置较高，泥沙仍有60%淤积在库内，但潼关高程并未降低。而下泄的泥沙由于水量少，淤积到下游河床，周恩来指出：这样下去，“淹了关中，也救不了下游”。为此，8月20日～9月1日，水电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改建论证。
1964年12月5日～1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治黄会议。最后终于达成一致，确定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5～8号四条原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管道，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解决泥沙淤积的燃眉之急。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说：“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
1969～1979年·洪水与第二次改建
第一次改建后，枢纽的泄流规模增大了一倍，缓解了水库的严重淤积，但仍有20%来沙淤在库内。潼关以上库区和渭河仍在淤积。尤其是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8.8米长的河槽全被淤塞，1968年渭河在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关中平原仍然受到严重威胁。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9年6月，由河南省革委会主持，在三门峡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会议。同年12月17日，水电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发了《转告国务院批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的意见》。当月，三门峡枢纽第二次改建工程开工。经过方案细节的争论，1970年至1972年，相继打开溢流坝1～8号原施工导流底孔；将电站1～5号发电机组的进水口底槛高程由300米下卧至287米，改为低水头发电。1973年至1979年5台机组相继并网发电。
1986年后·扩大发电规模，问题再起
1977年，河南省电力工业局成立了三门峡水力发电厂。1983年经水电部批准正式建立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开始提出改革与经营的口号：“工程管理为基础，电力生产为支柱，综合经营大发展，企业才能迈大步。”
与此同时，管理局开始继续实施泄流工程二期改建，相继打开溢流坝9～10号原建的施工导流底孔，增设一门一机，门槽改建，6号、7号泄流排沙钢管扩装为发电机组。2000年前进一步打开11号、12号底孔，至此，12个导流底孔全部打开。改建工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而从1986年开始，潼关高程开始再次抬高。
2003～2004年·存废之争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但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因而，陕西省方面将这次水灾的原因归结为三门峡高水位运用导致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于“小水酿大灾”。
为此，10月份，水利部组织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2004年2月4日，陕西省15名人大代表提案建议三门峡水库停止蓄水。3月5日，在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案，建议三门峡水库立即停止蓄水发电，以彻底解决渭河水患。■
http://www.lifeweek.com.cn/2004-04-01/0000183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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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启元与三门峡大坝价值重估
◎李鸿谷
“陕西像一个兵马俑！”
进得的办公室，老先生径直将记者领向那幅硕大的地图，“这个‘兵马俑’的上半部分是陕北，面积占45%；下面是陕南，占36%；中间就是渭河流经的那部分叫关中。过去说800里秦川，指的就是这里。”关中虽然只占陕西面积的19%，但其重要性，“（这里）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72%的灌溉面积和82%的工业总产值。”对于一位71岁的老先生而言，如此清晰的数字记忆，多少令人意外。
不过，另外一组数字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为了兴建三门峡大坝，“陕西朝邑、新民两县被迫撤出；淹没耕地百余万亩，外迁移民28.7万人，淹没面积和移民人数占整个库区的83%和82%.”
1994年，安启元出任陕西省省委书记，但他向记者坦陈：“我真正对这些情况把握，是从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1997年）。我去了政协当主席，有了两年时间的深入思索，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自此，安启元开始了通过全国政协提交提案的努力——治理渭河与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是他坚持不懈的提案内容。五年的坚持，各种力量被激发形成一系列研究、考察与规划行动。去年渭河的一场水灾，从事实层面证实了安启元先前种种警告，而三门峡大坝的价值重估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
西瓜熟了。瓜农把自家那5亩地的西瓜定了一个价格，2毛5一斤，至少第一笔生意要按这个价格卖。瓜商上门来收购，价格最后出到了2毛4，瓜农想了想决定还是不卖，没有到自己定的价。生意谈崩了。
一夜之间，渭河发水，5亩地的西瓜全被淹了。
那是1995年，渭河发水。新任的省委书记安启元从渭南下车，“从这里开始，我们都穿长胶鞋，由当地的专员陪着，沿渭河的河堤往下游走。”安启元说那位瓜农无所顾忌的哭声让他知道了悲情，“就一分钱啊！舍不得，结果什么都没有了”。9年之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启元跟记者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感叹，“一分钱啊”！从渭南走到了华县，晚上又走到了华阴。在这一整天的行走中，安启元最强烈的印象是农民真穷，“你想象不到。”
陕西临潼人安启元，大学毕业后便离开了陕西，“去了甘肃，又去了东三省，终于在黑龙江大庆找到石油”，大庆石油会战时，安启元任总部第一采油指挥部油矿矿长、井下技术作业处处长，“此后援外去了阿尔巴尼亚，又回大庆，然后去河北、河南”。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安启元，工作一直“都没有脱离专业”，总是在找石油。唐山地震后，安启元进了北京，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这一任就是12年。1988年，安启元终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西安市市委书记，稍后又调回北京；1994年，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的安启元再次回到陕西。“我真正在陕西工作的时间，要比我在外面工作的时间短得多”，即使这样，安启元仍然很直接地感受到，“渭河是陕西的大问题。哪任领导都关心，问题是没有正式的渠道”。
少了一分钱都舍不得卖西瓜的农民，让安启元有足够的印象，“我每年都去那一带考察，这里面的问题实在是很复杂”。
渭河的复杂性在于，陕西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吴建民介绍说：“我们查过几乎所有的历史资料，未建三门峡大坝之前，渭河的水量是充裕的。三四十年代进入西安，一般的选择是从潼关上船，沿渭河而上。由此可见河水是很丰富的。过去说‘泾渭分明’，说得是泾河泥沙多，而渭河的水清，所以‘分明’。后来泥沙都多了。”
渭河流经陕西的这一带，被称为关中地区，这里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82%的工业总产值，但是渭河水量逐年减少。吴建民概括说渭河，“上面干了，中间黑了，下面淤了。也就是说，上游来水逐年减少，中游污染严重，而下游由于三门峡大坝的兴建抬高了水位，使得渭河水流不畅。一旦发水，即成洪灾。”渭河流域，平常水少，一旦来水即成大灾。
洪灾因其突发性，自然最引起安启元的关注。“那年发水，我们安排演出以安定灾民的情绪，第一天还有点人看，第二天基本上没人。你想想，老百姓家都没有了，谁还有心思看演出？政府能够救济也只是一时而已，而农民却是要过一代几代人。”
说到自己那段省委书记生涯时，“当时痛感农民之苦，但由于我并非学水利出身，所以一直在酝酿”。1998年从书记之位退下来，任陕西省政协主席之后，安启元说：“有了两年时间的深入思索，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
1999年，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考察陕西水利建设情况，在座谈会上钱说起重估三门峡工程的事情，“当时她也仅仅一说而已”。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朱振义告诉记者，“我由三门峡想到渭河治理。把这个想法跟安主席汇报后，他很支持”。接下来，再与钱正英沟通，同样获得支持。安启元终于找到“正式渠道”来解决他一直希望解决的问题。即使曾任省委书记之职，而且当时还是省政协主席，安启元向记者感叹，“在中国办事，要讲策略，要善于等待，不能灰心”。
第二年，在200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安启元向大会递交了“综合治理渭河流域”的提案。正是因为这一提案，安启元开始激活了各方力量，使之参与到对三门峡价值的重估过程。
如果从水利专业的角度观察，吴建民介绍说：“过去一直的惯例是，水利工程建设，国家负责大江大河，即主要为干流的治理投资。像渭河这样的支流，一般会纳入黄河治理的盘子里来考虑。过去很难想象会把它的治理单独拿出来。”但2001年，安启元的政协提案即针对于此，“渭河治理纳入国家十五重点工程”。
接受采访时，安启元很坦然，“我个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解决渭河治理问题，减少这里的灾害，让农民不再那么苦。三门峡问题，是为了解决渭河问题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2001年10月，针对安启元的提案，钱正英率全国政协、中国工程院陕西渭河流域考察团抵达陕西，其中包括两院院士张光斗与潘家铮。记者后来在一份钱正英个人撰写的汇报材料上看到，“在三门峡工程兴建过程中，我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对这一工程，我是负有责任的。”钱正英作为三门峡工程当时参与决策的人物之一，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她说这个工程是考验我们有没有能力改正自己错误的一个工程”。有实际参与三门峡工程经历的钱正英与张光斗，显然其心理背景与安启元有着不同，但共同的是，“努力解决此事”。
钱正英院士的介入，以及后来形成以全国政协的名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渭河流域综合治理问题的调研报告》，吴建民说，“这是这一系列程序中真正发生作用、有转折价值的行动”。朱振义解释说，“政协向中央反映意见，一般程序是必须经过全国政协提出”。
安启元介绍说，“国务院领导先后两次就渭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做出了批示”，此后政府各机构实际运作正式开始。渭河流域各省开始治理规划的编制工作，水利部也委托黄委会制定整个渭河流域的规划设计大纲。
多次参与规划设计工作的吴建民说，渭河综合治理最为核心性问题就是，“第一，渭河是资源性缺水，寻找什么解决办法？第二，潼关高程问题，这也事关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如何处理？”朱振义介绍说，“渭河治理，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达到一致，关键仍然是三门峡问题。”
此后在全国政协提案这一线路上，朱振义说：“由治理渭河，并把治理纳入国家重点工程规划转入到希望尽快审批，进而又进入到讨论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问题上来。”安启元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年年提出相关提案。
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事实是，记者研究发现，在安启元向全国政协提交相关提案，促使渭河流域问题得到重视与解决之际。关于三门峡的作用与功能的研究，在中国工程院专家进行“西北水资源咨询项目研究”，也成为关注重点。
在清华大学教授周建军与中科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原院长林秉南《对黄河潼关高程问题的认识》的论文里，他们提供了从科学角度重新认识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后（2000年），三门峡水库的作用。结论是，“三门峡水库在防洪、防凌、蓄水灌溉和下游河道减淤等方面的作用，将主要由小浪底工程承担”。“降低潼关高程首先需要冲刷水库，在短期内需增加下泄泥沙量。在没有小浪底水库或当小浪底水库的拦沙库容大量消耗之后，三门峡大量排泄泥沙将对黄河下游造成严重的淤积，不是可行的。只有在目前小浪底水库扔有较大拦沙库容的时机，利用其本来就会淤积占用的拦沙库容来消化三门峡水库冲刷排泄的粗沙是合理的。所以，应当抓住当前难得的机会。”
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成为渭河治理的核心问题，水利部针对于此也安排了黄委会黄河水科院、中国水科院、清华大学、陕西省水利厅、西安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开展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相关人士介绍说，各家单位得到的结论却“相差很大”。
在综合治理渭河这一具体的规划设计里，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越来越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看上去，似乎到了必须对三门峡工程给出一个明确判断的时机了。
2003年渭河的洪灾，被普遍认为“小水大灾”的这次洪灾，终于使三门峡价值的重估进入媒体与公众层面。在回复水利部办理政协委员提案的意见表里，安启元对他的提案“关于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案”的“对办理情况是否满意”问题的答复十分简单明确，“不满意。如果及早采取实施，今年渭河流域的洪水就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今年的政协会上，安启元告诉记者，“我专门找到水利部有关领导，说你们不解决问题，我会一直提下去。”
今年全国两会，安启元再次，也是第五次提交“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提案。与此同时，陕西省人大代表也联名提交相同的议案。相关人士介绍说，稍早一些时候，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也联名向上级机构提出类似的建议。
3月19日，媒体报道说，“渭河近期重点治理规划通过专家审查”。这一包括水资源配置与保护、防洪、水土保持等内容的规划，“2010年前规划安排投资205亿元”。水利专家吴建民解释这笔投资，“这是渭河治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投入，在全国支流河域的治理投入中，也没有过这么大的额度。”记者查了一下今年陕西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记录“陕西省去年地方财政收入175亿元，加上上拨中央税收共322亿元”。
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安启元用一句话概括：“抓大事抓落实。”5年坚持得到的这样一个中央大额度的治理投入，安启元很平静，“这算一个阶段性成果吧”。由安启元启动并激活各方参与的对三门峡工程价值的重估，就这个规划而言，安启元说，“没有对三门峡工程给出明确的答案”。■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281期（2004-03-29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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