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忠烈祠官方网站:亚里士多德三种“说服论证”与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445 更新时间：2010/3/4 19:29:37    热     ★★★
亚里士多德被恩格斯称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1］同时，他也是西方古典修辞学中最著名的一位修辞学家。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在议会中发表演说来影响政治，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和学习如何用演说来说服听众，古希腊的辩论修辞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繁荣发展起来。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修辞术的集大成者，他写作的《修辞术》就是其修辞理论的集中体现。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２］在他看来，修辞术不仅仅是研究说服的某一确定的事例，或是某一种技术，而是研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范围内发现说服的方式”，［３］即修辞术是一种研究说服的普遍规律的学问。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说服不仅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甚至以前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就等同于说服教育，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４］；又如邓小平强调培育“四有”青年“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５］，等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不仅是修辞学的经典著作，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经典著作。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总结了演说者想要说服听众的三个关键要素，即三种说服论证：一是借助演说者的品格，即信誉证明；二是使听者处于某种心境，即情感证明；三是借助证明或表面论证本身，即逻辑证明。智者亚里士多德对说服的三种经典性总结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借助教育者的品格取得教育效果
1.教育者要具备多方面的优良品格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提出的第一种说服论证方式是借助演说者的品格来说服论证，即信誉证明（ETHOS）。他认为演说者的品格具有最重要的说服力量。“依靠演说者品格的演说，是指这样的演说能使听者觉得可信。因为在所有事情上我们都更多和更愿意信赖好人，在那些不精确和有疑义的地方也毫无保留地相信”。［６］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说者使人信服要依靠三种素质，这三种素质无需证明就能使我们信服。它们是明智、德性与善意”。［７］“明智”是指演说者对所谈话题的判断能力，“品德”是指演说者的道德品质，“善意”是指演说者对听众的态度。演说者说出不真实的话或提出不中肯的劝说要么是由于缺乏全部这三种素质，要么是部分有所缺乏。如缺乏明智就无法形成正确的意见，即使有了正确的意见由于心地邪恶也不会说出其意见，或者是既明智又有德性但缺乏对听众的“善意”，因此，他们有可能不把自己最好的意见作为劝说提出来。演说者只有同时具备这三方面的素质才能对听众形成良好的整体形像，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思想政治教育者同样要不断提高这三方面的品格，缺乏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导致受教育者的不信任。
2.教育者要展现出自身的优良品格
亚里士多德不仅强调演说者要具备多方面的优良品格，而且还强调演说者必须把这些品格展现出来。因为尽管听众愿意相信品格高尚者的演说，“但是这种相信应当由演说本身引起，而不能依靠听众对演说者的品性的预先风闻”。［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样如此，教育者所具备的优良品格必须在教育过程中展现给受教育者，否则即使教育者具备良好的品格也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教育者必须在教育过程中展现出自身的品德，以及自身某些方面的能力、资历和修养。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善于在教育过程中塑造自身的形象，对自身进行“印象管理”。［９］教育者首先要保持“心理在场”，不能冷漠、乏味地讲理论，而要有情感移入，展现出自己的真诚和善意，坦率诚恳地与受教育者交流；其次，教育者要熟练地掌握题材，展现广博的相关知识，让受教育者认同自己在专业相关方面的能力、资历和修养。最后，教育者要保持“身体在场”，注重自己的眼睛、声音、动作、以及服装等。因为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语言只是传递信息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信息是通过眼睛、肢体动作、服装等来传递的。
3.教育者要凸显与受教育者相适应的品格
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说者在特定的场合必须表现出与听众相适应的品格，让他们“体会”出演说者的品格。如亚里士多德对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善的事物”包括：“公正、勇敢、节制、大方、大度等灵魂的各种德性”。［１０］在这方方面面的诸种善和德性中，有的意思相反，有的“存有争议”。如果听众看重节制，而演说者却大肆宣扬大方、豪华、大度，就不会显示出自身的品格。也就是说，演说者要善于凸现与听众相适应的品格，如亚里士多德在议事演说中要求演说者凸现“善”，在展示性演说中凸现“德性”，在法庭演说中凸现“正义”。思想政治教育者也要凸现与特定情境中受教育者相适应的品格。这就需要研究哪些品格是与受教育者相适应的品格，针对不同情境中的教育者“凸现”出不同的品格。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凸现”并不是要教育者去伪装他人的品格，而是要强化自身某些方面的品格，因为伪装一旦败露只会适得其反。教育者要把受教育者当成具有自主意识的评判者，他们充满了怀疑和挑剔的眼光，教育者要拿出最佳的才干，尽量发挥自身的潜能。就像是运动场上面临激烈竞争的运动员，教育者也要在特定的场合迫使自己“凸现”出某些与教育者相适应的品格，这也是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期望。
二、借助受教育者的心境取得教育效果
1.辨别受教育者的情感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提出的第二种说服的形式是：“使听者处于某种心境”，即情感证明（PATHOS）。他认为：“使评判者处于某种心情之中。这对增强说服力大有裨益”。［１１］因为“人们在友爱之中与在仇恨之中、在愤怒与在温和的心情下的表现绝不相同，要么全然不同，要么有相当大的不同”。［１２］亚里士多德不仅充分认识到情感对听众的作用，而且还开始研究各种情感，如愤怒、喜爱、善意、怜悯、恐惧、嫉妒等等。他把每一种情感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人们在这种情感中的心理状态，即情感的定义；二是人们习惯于对什么人表现出该情感；三是人们对什么事情产生这种情感，即产生这种情感的条件是什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情感也是影响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教育者要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研究受教育者的各种情感，辨别特定受教育者处于何种情感，以及其针对的对象和原因。辨别受教育者的情感不仅需要教育者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还需要耐心地观察和倾听。教育者要观察受教育者自发的手势、面部表情、精神状态等，对特殊情况要有敏感的洞察力，因为这些表面现象就是受教育者情感的表露。学会耐心地倾听对辨别受教育者的情感也至关重要。倾听不仅是单向的接收受教育者的信息，还要向听众表露出自身的善意，通过面部表情、眼神、语言等表明自己正在认真地考虑他们的意见，表明自己从谏如流。这样才能使受教育者畅所欲言，使自己的情感充分得到表达。
2.把握受教育者的性情
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性情相当于个人的性格特征，性情是个人情感形成的基础。不同性情的人更倾向于产生不同的情感。他研究了年龄、机运、财富、权力等对个人性情的影响。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性情表现；出身高贵者的性情表现；富人和当权者的性情表现等。其中有很多独到地分析对现在仍具有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善于研究和把握受教育者的性情。这不仅是因材施教的前提，也是进一步利用受教育者情感取得教育效果的基础。受教育者的性情隐藏于他们的内心，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通过其年龄、机运、财富、权力等可见的外部条件来探测他们可能具有的性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可以利用现代心理学知识测量出每位受教育者的性情。
3.调动受教育者的情感
亚里士多德研究听众的情感和性情，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调动情感来说服听众。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借助受教育者的心境取得教育效果关键就在于调动受教育者的情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准确地辨别出受教育者所处的情感，根据受教育者的性情利用恰当的方法和途径，加强某些有利的情感因素，抑制、消除或是转移某些不利的情感因素。一般来说，教育者要调动受教育者的情感首先必须具有激情。亚里士多德指出“听众总是对激情冲动的说服者抱有同感，即使他的话毫无内容。所以，很多说服者只消大吵大嚷就可以压倒他的听众”。［１３］其次，教育者的用语要与事实载体或题材相协调，例如要是谈到暴虐的行径，就应有愤怒的措辞；要是谈到可赞颂的事物，就应有喜悦的措辞；要是谈到可怜悯的事物，就应有感伤的措辞……最后，教育者的说服还需与听众的特点相协调，“因为每一种人、每一种品质都伴有与之相适宜的表达方式”。［１4］如一个乡下人与一个受教育的人不会说同样的话，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讲话。使用了与特定的品质切合的那些字词，就能很好地把听众的情感调动起来。亚里士多德这些调动听众情感的方法和技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无疑都是机智的启迪。
三、借助论证本身取得教育效果
1.教育者要全面深入地把握题材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提出的第三种说服的形式是：“借助证明或表面证明的论证本身”，即逻辑证明（LOGOS）。为了很好的把握说服论证本身，他认为：“演说者必须掌握有关方面的命题”。［１５］只有掌握好了每一次演说所围绕的主题，才能使说服论证具有说服力。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演说分为三种，他对这三种不同的修辞演说所围绕的主题和题材进得了详细论述。可见，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证明首要条件是全面深入地了解有关的题材，思想政治教育者同样如此。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在实施教育之前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所要讲述或教授的题材和内容。可以用“懂、通、透”三个字来形容受教育者需要达到目标。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所教育的内容要真“懂”。教育者自己都不能弄懂的东西如何向受教育者传授？“懂”是对教育者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所教育的内容要“通”，即把握好教育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做到对教育内容的前后贯通，才能避免机械性和片面性。最后还需要“透”，即教育者对教育内容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把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并能与现实相联系，用鲜活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这样才算是真正地把握了教育内容或教育题材。
2.教育者要有较强的论证技巧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说服者都通过使用例证或推理论证得到证明来进行说服论证”。［１６］亚里士多德关于两种论证技巧的研究非常多，从推理论证来看，亚里士多德强调三段论的“结论不应从很远的地方推出来”，［１７］因为大讲一些明显的道理显得是在多费口舌。他举例说：“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大庭广众面前反倒比受过教育的人更加能说会道”，“因为一者讲一些共通的、普遍的道理，而另一者讲自己知道的、切身的体会”。［１８］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讲道理的过程中同样要注意不能只讲述一些必然的、显著的普遍规律来推论，而是要用经常发生的，生活中的事情和语言来论证，这样才能做到明白易懂。从例证论证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缺乏推理论证的情况下，就应当利用例证来进行证明，以此即可产生说服力。在有了推理论证的情况下，应当把例证作为证据来使用，作为对推理论证的收场白。他主张若是例证在前就应要举出数个例证，而若置于结尾作证据用只要一个就管用了。
3.教育者要具备优良的表述技巧
亚里士多德认为：“仅仅掌握了应当讲些什么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应当如何把它们说出来”。［１９］如何把准备好的论证过程说出来呢？这就是一个关于表述技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中整个第三卷就是谈论如何把推理论证更好地表述出来。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演说的用语、布局和朗诵。他对演说用语的要求是明晰、适体和正确。“明晰”是指用语“不能流于粗俗，但也不能过于高雅，而应恰到好处”。［２０］“适体”是指演说用语要与题材和听众特征相适合，要能表达情感和性情。而“正确”是指演说用语要连贯、机智等。亚里士多德把演说的布局分为引言、陈述、论证和结尾。他分别对如何做好演说的布局进行了详细论述，例如谈到引言时他说：“应当先讲一段他所能想出的精彩的话，再由此进入演说的主题”。［２１］亚里士多德也十分注重朗诵的技巧，即关于音量、单调、节奏和韵律等。例如，他认为修辞演说不应当有过多韵律，但要有节奏，“因为有了韵律就会造成没有说服力（因为那会被认为是做作的结果），同时它还分散了听众的注意，因为听众会期待同样的韵律在某一时候复现”。［２２］总之，亚里士多德关于如何表达出推理论证，讲述了很多的技巧。这些表述技巧与论证本身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只有内容没有形式不行。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说服受教育者就必须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把握好这些表述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