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绰罗氏是什么旗:没有中央的帝国

在这样一片广阔的土地上，经历了这么多个世纪，中国文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各个王朝及其人民的历史如何让人理解中国今天的挑战？Benoît Vermander，汉学家和耶稣会会士向我们提出他的解答，他的看法打破了传统观念，十分出色。

没有中央：作家林语堂（1895－1976）曾经说过：“要么喜欢中国，要么不喜欢”。他补充说，人们一旦到了中国，就会沉入“自身演绎的悲剧混乱”中。迷乱的大部分原因源于舞台的巨大：西部由宏伟起伏的喜玛拉雅山所限，北部由牧场与沙漠形成无形而常常引发争论的疆界，中南部富饶的冲积平原，海岸线从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北回归线以外……

但是中国的魅力实际上还源于她的国土是各种微型世界的“拼板”，就像是无数鸟笼的排列组合。为了逃避人口众多与地域的宽广，中国人便幽居在家庭、街道、茶馆的小圈子里；另外，很长一段时间内，躲在单位中……就是在这样一些类似鸟笼的圈子内，人们感受中国、感觉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得到生存的权利。无边的农耕平原、草原与高山，与这一无数连续不断的“微型中国”相呼应，一个是无穷大，另一个无穷小。

那么，中华帝国真的没有“中央”吗？在上述极端的情感与规模中难道就没有平衡点吗？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到底是什么“要素”将她连为一体，并给予她这样一个无法抗拒的魅力？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其他人来说，中国的魔术就在于她的特异性：一个总是处在发展的文明，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国的文字，并在公元前221年便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但是这个过程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起伏消长和难以预料的胜负，况且在中国内部本身就有多种文化并存。中国西部进入汉朝之前的四川与云南均曾有过辉煌的文明史，与中央平原差异极大……

对汉语的“中国”这一词汇的分析很有意义，它不完全意为“中华帝国”，而是“中间的国家”。其实，它最初的涵义更加有限，“中间的国家”首先是“国家之中央”。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说的就是一个国家的中央，在中央地带的各个国家（黄河流域周围有四个蛮族），就是王朝之地，之后才扩展为作为国家的中国本身。汉语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是，“中国”的称谓总是与另一个对立的东西一起出现，如外面的国家（即外国）。

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是不可挽回的孤立事件。中，中间，正相反，在中国哲学与医学中是接触中的空隙，是天地之间展现的生命。这是空间一部分具有生殖交换的场所。如果说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那是因为她是生命之气的主要通道。每个部分之间的接触之所以有空隙，是为了形成一个整体。

中华帝国的说法并非不准确，其延伸（从黄河流域到现在的整个国土）表现出“中”有扩大的趋势，目的在于逐渐同化外族。极端地说，中国没有国界，由于受中央的吸引，五湖四海的人一拨一拨地认同了中国文化。她的“国界”其实类似于美国的诞生，在长期征服西域的过程中处于移动的状态。台湾岛于清朝统治时期（1644－1911）的1885年正式归属中国，这说明，中华文明可以将她的触角伸向大陆以外的地方。

中国文明从北向南的推进

没有定位的“中”很奇怪，处于空隙而且移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圆圈，“其圆周可以是处处，而中央不在任何地方”。要理解为什么她的重心无法触及并永远处于运动中，有必要向中国的四周张望一下。

几条大河流域给了我们清楚的指引，告诉我们今天中国为何是现在的状况。42％的人口，即5亿3千8百万人生活在北部（60％的可耕种土地），但是那里只有全国14％的水源。历史上这一地理分隔线说明很多问题。大概两千多年前，居住在北方的人对南方民族嗤之以鼻。司马迁（公元前145－86），中国历史编纂之父，班固（32－92），《汉书》作者，均描述过长江以南的地区地广人稀，那里的人苟且偷生，还在刀耕火种，寿命也不长，总之，仍处在野蛮状态……这些人并不说“中国话”，而是缅藏语和高棉孟语。司马迁还与中国北方作了对比，北方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人们投机求财利，以致形成了如他所言“张开衣袖就能蔽日成荫”的效果。（根据读者 tsaizb的建议，原文应为“张袂成荫”，为晏子使楚里的典故－译注）

然而南北之间的情形由于人口的迁徙，在最近的一千年当中慢慢调换了位置。先是在公元310年，北方的五个民族入侵使得人口大量南移；之后，公元八世纪，唐朝（618－907）的一次军变造成了王朝的颠覆并使人口大量迁移；这些迁移人口在南方较少居住的地区成为当地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到了第二个千年之初，北方的移民已与当地人融合，他们当中出现了北宋王朝（960－1127）的重要政治人物。公元1120年之后，来自北方的一支民族金人入侵中原，造成第三次人口向南方的大转移。

上海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指出，总的算下来，在公元770至1270年间，人口的增长率在长江三角洲是643％，在南方沿海省份是695％。而同期，中国北方人口的增长率只有54％……种植大米的供养能力比北方种植大麦与放牧相比要高，这便说明中国南方如何能够接受如此大量的人口涌入。

南宋（1127－1279）军队势力的削弱通常令人忘记这个王朝的功绩，也许是中国文化史中最为辉煌的一部分，即中国经济与文化的重心从北方向南方做了最为完善的转移。尽管伴随着蒙古元朝（1271－1368）的建立破坏了许多东西，但仍未中止经济的发展，并得以在之后的几个王朝中继续这一进程。

中国北方文明向南方的构造性转移在地理上只限于东部地区（即著名的瑷〔珲〕-腾〔冲〕人口分布线－－译注）。就是在今天，中国的大部分人口也是如此分布，汉族人占大多数，最初的民族分布在中央平原，现在90％的人口均来源于此。大部分少数民族（国家承认的有55个“民族”，占总人口9％）都集中在中国的西部。

为什么汉族人要在此居住并在这一地理区域如此安置？姚大力教授的回答是主要源于年降水量的分布，东部靠海降水量较多，因此对农耕发展有利，而西部则更适于放牧。西部的畜牧与打猎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通常形成一个“无国家的社会”，其宗教则大部分都实行萨满教，这些社会群体生活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并通常与后者发生冲突）。

中国的历史进程

公元前：自周朝建立（公元前1046－前256），中国北方的土地上主要是汉族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断向邻近地区扩大其文明影响。

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国文明发展最为繁荣，实现了自北向南的转移，其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十分明显，中央集权强大，使西部地区纳入其发展轨道，然而结果并不理想。

公元千年后：自北向南的转移大局已定。西部与西北部也慢慢归属王朝领地。

清王朝（1644－1911）：中国领土达到前所未有的完整，随后因清朝内部由混乱引发的一系列灾难以及外部侵略而失去一部分国土。

分裂时期之后：毛泽东自1949年夺取政权建立了独立统一的国家。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与开放，将国家置入全球化中心，中国重新恢复以往的强大。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央政权一步步地将非汉族人纳入本国的运行轨道中。然而西部真正融入帝国并非由汉族人实现，主要是蒙古族，特别是满族，他们建立了许多地方组织，并在行政部门中接受各种语言的通用。中国国界的现况很大程度上是由征服者“蛮族”遗留下来的。

了解历史才能看清今天的问题。当今的中国对其西部地区的发展仍抱有希望，特别是西藏和新疆，希望这些地区使用南方当初的发展模式。然而，大西北地理条件与地域文化的不同需要另一类发展，与农业集约生产与大规模工业化与城市化完全不同。根据那里的自然资源和传统应该可以设计出其他可实施的方案。对中国也好，对其他民族也好，不重视根深于历史智慧中的文化差异就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南北间、东西间交流的不平衡并非只表现在历史，也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中。毋庸置疑，中国有过政权的“中心”（大多数情况下与经济中心不同），在国家统一、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下，她现在是、曾经也是一个权力十分集中的国家。但并不因此她就有一个“中心”，或说是自然平衡点，既不在地理和地域学角度上，也不在权力的平衡方面；也没有可以协调各阶层利益与兴趣的“中庸解决办法”，哪怕不惜与知识分子作交易。正相反，中国的政治家们宁愿使用一整套战术秘诀，以便在各方争执中树立起自己的地位，《易经》一书是中国智慧与宇宙论的经典，却从未达到任何平衡点……

没有“中庸”这一事实存在于各个领域，平衡由他们建立也由他们打破。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为何沉迷于生命的奔放，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以及当前对私有企业创业的追逐。如果此时出现中断点，那么另一个状态的事物便会自然形成。

宗教人员从未掌握过政治权力

帝国并不担心她的中央地带，而是几个反差很大的地区，这些地区会经常性地出现紧张和动荡的局势。这个薄弱环节也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对安全极度重视，也解释中国政府为什么经常处于担忧的境地。

对中国宗教状况作一个类似的分析也很能说明问题。中国人其实像其他民族一样也是个热爱宗教的民族，只是宗教阶层从未取得过政权。他们在整个帝国期间，只是在政治上获得了某种特权，并在行政方面在民间交流方面做一些工作，保持他们自身的生命力。

中国的宗教最先是在动乱和无政府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在西南部，后汉时期（25－220）的分裂造成道家的变革，从一整套学说改变成具有强烈末世情结的宗教。而在同期，佛教也从西北部陆道和东南部的海道开始进入中国。在蒙古帝国末年动荡期，秘传与诸说混合宗教迅猛发展，如白莲教。十九及二十世纪的动乱年代中，基督教则在各地稳稳地扎下了根，及至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至1864年横行中国各地。中国内部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及现代化，最后，1930年代又形成了众多新的“中国宗教”（如果现今中国对宗教实施宽松的政策，这些宗教门派一定会重振旗鼓）。

换句话说，宗教带给中国的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一个载体。当国家无法疏通人们过剩的精力并加以利用时，人们便可以通过此一途径发泄出来。直至现在，中国的宗教依然充满活力并知道保护自身，这种能力表现在，即便处于长期紧张的状态，政府对宗教永远持有怀疑态度，他们仍不懈地歌颂生命。宗教并非指导，也不驯服人民，它表现分歧，提升掩藏在“自身演绎的悲剧混乱”中的力量，这正是林语堂对他的国家与人民的认识。

公元前四世纪左右，道家的经典著作《道德经》曾讲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如果中华帝国有一个中心或中央，那么将不是“无”，因为中国的生命力通过车毂的“无”达到生生不息，主要得益于车轮不间断的转动而产生的运动。

Benoît Vermander，中文名魏明德，为台北利氏学社主任，并主持中英电子刊物www.erenlai.com，亚洲人类发展与多元文化问题专家。全球的四所利氏学社为研究与出版中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研究及现代社会研究。

译后记

既然有些读者不能完全读懂本文，我便冒画蛇添足之嫌权且作注。

“中华帝国”法文为：Empire du Milieu，直译为“中央帝国”，当然指的就是中华帝国。但作者把“中央”这个词的内涵扩大了，它在本文中可以是“中间”、“中心”、“重心”、“中庸”，甚至是“平衡点”。作者的目的是利用这些词汇来阐释中华帝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并对出现中央不间断地变动现象与问题作出思考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