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采青方少陵续小说:石城吴：中国教育的悲哀——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想起的

中国教育的悲哀

——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想起的

    日前，一年一度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奖项颁奖典礼在京隆重举行。会议的高规格和热烈的程度，彰显了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展示了中国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成就，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高兴。

然而，在喜悦之余，心中也感到一丝悲凉。代表国家科学技术最高水平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怎么又是二位垂垂老矣的“廉颇”呢（年龄分别为92岁和90岁）？

从网上检索了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位获得者（包括本届）的年龄平均为88.1岁。本届获奖者之一的谢家麟老人尽管被描绘为“身体硬朗，声音洪亮，听力视力依然”，但让一位本应该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的耄耋老人继续“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而且还要攻克世界性科学难题，总使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事实上，到了耄耋之年，要想“奋战”也不可能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客观规律。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年龄平均为38岁。即使这个数据不太准确，“误差”假设为20岁——诺奖获得者的年龄平均为58岁，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也比他们大了30岁。

透过这一事实，折射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和无尽的感慨。

首先，每年国家级的科技颁奖活动时，虽然各种奖项琳琅满目，人民大会济济一堂，出席者满面春风，但是代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获奖者中，10年来除了王选和袁隆平获奖时分别为65岁和70岁外，其余18人，绝大部分在80岁以上。这不得不让人要向中国的科技界问一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其次，从获奖者所受教育的背景看，半数获奖者为在我们曾经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在当前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头号”的帽子依然非美帝莫属）和二号敌人苏联修正主义（在当前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高等学府学成（攻读和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或进修）归来的。由此观之，一来美国佬为中国人在人才培养上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中国科学技术取得巨大成就做出了“贡献”；二来美国的高等教育看来还不是如周其凤说的那么“一塌糊涂”。退一步说，即使是“一塌糊涂”，也比不“一塌糊涂”的中国要强。

第三、从前述两个问题自然就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科学技术自立于世界先进水平之林的希望何在？

每年金秋时节，当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各种奖项逐一公布时，也往往是中国人内心隐隐作痛的时刻。连比中国还要穷，还要落后许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分别出过2个和1个诺奖获得者，而中国60多年却一直是“剃光头”。这与一个近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太不相衬了。

如果说文革前的“阶级斗争年年讲”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们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机遇，那么从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后，30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看到了什么呢？

从日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颁奖来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怎么也让人乐观不起来。

60多年不仅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10年来，20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也基本上都不是自己培养的，一半是靠“美帝”和“苏修”“帮”我们“培养”的。另一半基本上是靠解放前国民政府培养的。即使其中少数人所受的高等专业教育，横跨解放前后两个阶段，那大学三、四年级“最后的一幕”，也是按照英美的教育思想、理念、体系和配套的教学计划、教材等一揽子完成的。那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党和政府还无暇顾及高等教育的“革命”。

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以后，从1978年开始，政府花费了纳税人巨额的真金白银，每年选派大量大学生和访问学者出国留学，保守的数字统计至少已达二百万人以上，包括众多当今活跃于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高端管理层的副部级“98.5”大学校长和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两院院士们。可是至今只看到他们在流光溢彩的荧屏上指点江山和在高端论坛上口若悬河，还没有一个人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舞台上一露峥嵘，让那些“廉颇”们放下不堪重负的担子。

第四、话又得说回来，至今出不了一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奖者，不得不让人们反思一下现行的教育和科技体制、指导思想等。

从1951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茬接一茬的政治运动，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和大学的精神——“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拨乱反正以后，噤若寒蝉的知识分子还没有从心有余悸的阴霾中缓过神来，又遇上了反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不是运动又似运动的“旋风”。在思想意识领域，“绝不”等禁区越来越多；“保持一致”的声浪越来越高；表达的范围越来越小。在这样的生态下，是很难出优秀人才的，更别说出大师了。

无论以从事形象思维为主的文科，或是以从事逻辑思维为主的理工科，都应该具有天马行空的自由思想，具有不受压抑的独立人格。而且这种思想、理念和具体的实施，应该“从娃娃抓起”。如果要求“保持一致”，只应该与法律“保持一致”，若是超出了法律的边界要求“保持一致”，就只能培养出驯服工具和“螺丝钉”。

在20位获奖者中“最年轻”的王选，其12年基础教育中的7年是解放前国民政府实施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一旦植入一个有思想的少年的心灵，往往是难以磨灭的。王选后来在科学研究上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不能不说与这一段经历有关。

教育在“阶级斗争年年讲”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没出过一位自己培养的大师；“保持一致”同样也没出一位自己培养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至于目前科研管理体制，也充分暴露出了官本位的狰狞面目。要想拿到大课题、大项目，尤其是国家级的大课题、大项目，必须要“双肩挑”的技术官僚“挂头牌”，哪怕此公早就弃学“从政”，混迹于高教界或科技界领导岗位多年，原有的那一点点可怜的专业学识早八辈子已经原原本本地“还给”老师了，但人家上面“有人”，掌握项目审批大权的只认他，不认你。到了项目完成，在鉴定、报奖时，明文的条条冠冕堂皇是给人看的，起作用的是潜规则。而操作潜规则的，人家同样只认他，不认你。

现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年青人，也非常“聪明”，明明一个课题吃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取得显著的成绩，但在论文发表和报奖时，都“识时务”地“让领导先走”——把领导的名字放在第一位，尽管领导自始至终既未动手，也未动口（空话、套话倒是说了几句），更未动脑。不少官员的教授、院士的桂冠就是这么来的。

真正干事和起关键作用的年青人，在论文、报奖排名时屈居第二，甚至第三、第四，难道就那么大度、豁达吗？这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人在屋檐下，不敢不低头”罢了。

在这样一种科研管理的生态下，能出大师吗?能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项吗？能出诺奖获得者吗？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若干年后，当年那些“识时务”地“让领导先走”，在论文、报奖排名时屈居第二，甚至第三、第四的年青人，取代老领导坐上了副部级的交椅。他们为了更上一层楼，取得院士的桂冠，把他们当年老领导“挂头牌”的“秘笈”，完全会“忠实于原著”地如法克隆。这种官本位的科研管理体制，这种赤裸裸地不知羞耻地利用职权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的恶劣行径，如果薪火相传，中国的科学技术、中国的教育还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