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工资：就能扩消费吗

    编者按：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定位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当前，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直接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与生活质量。这就需要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然而，收入分配问题只是提振消费的一个方面，面对世界之最的“储蓄率”，如何打消居民的后顾之忧将是一场持久战。

    新年伊始，就职于北京一家私营企业的张影新领到了第一张工资单，工资单上的数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70元。

    家庭总收入14000元，总支出7252元，结余6748元……在张影新今年1月家庭总收支统计单上，记者清楚地看到各项支出情况--餐费537元、交通980元、日常用品725元、房贷5010元……

    虽然单位刚刚给所有员工加了薪。然而，落实到她的支出账单上，增加的一两千元钱，对于家庭的住房、医疗和未来的子女教育，依然捉襟见肘。于是，除了硬性消费，张影新家庭的收入全部都存进了银行。

    “我们公司是一家做新能源的企业，在未来甚至就在这两三年内，它的发展状况如何都还不确定。我不知道，万一哪天我失业了，我的看病和劳保问题怎么办，孩子的学费哪里来？”也许是思想比较保守，也许是收入水平所限，面对消费和生活，张影新的笑容里闪过一丝拮据。

    统计显示，2008年我国的储蓄率为51.3%，而同期美国的储蓄率仅为12%，2009年我国的储蓄率又升至53.6%。“高储蓄率既是支撑我国高投资和高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储蓄偏高导致消费相对不足，也成为影响我国内需增长的突出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陈昌盛指出。

    1.高储蓄率：消费“被边缘”了吗？

    核心提示

    2011年，我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达51.6%。然而，目前中国消费在经济贡献比重依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美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比超过70%。

    2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务院批转的促进就业专项规划。在规划中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合理较快增长，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

    这对广大城乡居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从某种程度上，涨工资不仅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意味着购买力和市场消费潜力的增长。

    然而，每一次涨的工资，有多少被存进银行，又有多少用于了消费？

    2011年初，央行公布的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高达85.8%的城镇居民则倾向于储蓄。其中，44.2%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的变相储蓄，41.6%偏好“储蓄存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消费意愿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将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11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226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1.6%。2011年，我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达51.6%。然而，目前中国消费在经济贡献比重依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美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比超过70%。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主任徐铁夫指出，从这个对比中我们也能看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依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才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有效途径。

    2.低消费率：百姓为何不敢花钱？

    核心提示

    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62.1％降至2010年的47.4％，居民消费率则从48.8％下降至35％，最近10年下滑尤其明显。

    2月15日清晨，在北京朝阳区广渠路首城国际小区一幢居民楼开日用百货店的老板张林（化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瓜果蔬菜、日用百货，在他的电动三轮里装满了各种货品。一年前，他带着自己的爱人和5岁的儿子从老家河南来到北京，做起了小卖部的生意。在这个不足40平方米的小店里，三个货架把整个外屋挤得满满的，而他们一家也就挤住在一个不足7平方米的房间。

    “跟北京的房价比，每月一两万的收入可就啥事也挡不了了。”张林说，“现在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岁数，这是我最大的心病。”记者了解到，除去租房，他的家庭每月的消费额却不足2000元。

    对占家庭收入比重巨大的住房、教育、医疗需求，驱使许多家庭的日常消费开支趋于节俭，也使原本活蹦乱跳的年轻人进入思量理财持家过日子的阶段。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62.1％降至2010年的47.4％，居民消费率则从48.8％下降至35％，最近10年下滑尤其明显。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说，与投资和出口增速相比，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在GDP中的比重较低。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7.4%，远低于美国的87.7%、欧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

    专家指出，中国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还是房价太高，透支了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关的社会保障又不到位，以至于百姓普遍不敢消费。

    反观印度，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社会保障体制却相对完善。在印度，不仅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65岁以上、生活贫困的老人每月还可从政府领到一定数量的老年人津贴和免费的粮食。教育方面，印度公立高校一直实行低收费政策，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因此居民消费率处于较高水平。

    3.促进消费：收入分配格局如何调整？

    核心提示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后继续向0.5的红线靠拢。

    毋庸置疑，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而收入分配结构则又决定了消费的分布结构。

    陈昌盛指出，近10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中的占比1993年为62％，2004年仅为47％，2005年后略有回升。虽然居民储蓄率近年也有小幅上升，但总储蓄中居民储蓄占比则稳中趋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占比明显提高，贡献率在上升，特别是企业的储蓄率上升明显。因此，居民消费相对不足，更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居民储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对下降了。

    陈昌盛分析，从城乡结构看，近年来农村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居民储蓄率上升主要由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拉动。从居民收入分组结构看，20%的少数高收入户是居民储蓄的主要来源，80%的大多数居民的储蓄率并不高。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也指出，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既影响社会稳定，也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突出原因。是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庞大，不仅民生难以继续改善，居民消费能力也无从提升。

    郑功成提出，应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及第三次分配同时发力，采取一揽子措施扭转失衡的利益格局、规范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要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方面之间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再分配方面，今后特别需要加快调整财政、税收政策步伐，充分发挥财税杠杆对财富分配格局的巨大调节功能。只有增加了农民、城市工薪阶层这些低收入群的收入，使得低收入群体“中产化”，真正实现藏富于民，才能为扩大内需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十二五’期间，国家应将民生福利保障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内容，如力争将基尼系数降到0.45以内，2020年降到0.4以内；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长不低于5个百分点，2020年将这一比重恢复到50%以上；确保财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郑功成说。

    4.加薪之余：能否消除消费短板？

    核心提示

    提高消费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通过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正的再分配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二是通过社会保障获得福利的增长和后顾之忧的解决，这具有长期性。

    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指出，民生与消费息息相关，在医疗、教育费用和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等以下收入居民为了应对未来发生的治病、子女教育、买房等大额支出，不得不尽可能压缩当前消费、提高储蓄、不敢消费。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就要着力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的问题，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卸下“医疗、教育、住房”这三个包袱，解除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

    “当前，国家应该制定相应法规，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合理增长。但实际上，社会保险与初次分配是密切相关的，如在企业，只要把所有的劳动者纳入到社会保险的范畴，实际上劳动者的所得就增加了。”郑功成说，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充分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综合功能。让社会基本保障制度更加健全，不仅能够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并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而且可以直接刺激消费。

    “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上是让城乡居民在普惠的条件下实现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它们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产生良性影响。”郑功成说。

    2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提出，今年将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制度全覆盖。这一要求无疑为调解国民收入分配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本报记者 李 慧）

    我说几句

    高房价对消费

    有“挤出效应”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高房价现象的长期存在，必然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或效应。这是因为，高房价“挤占”了居民的即时和潜在的消费能力。他们要想买得起住房，就得靠几代人的储蓄积累及家庭的未来收入才行。这样购买住房，不仅导致其后续的住房装修及家具等消费能力有限，而且还会引致几代人即时消费能力的全面下降。高房价也将对这部分家庭的未来消费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这不仅会导致一般住房消费者的日常消费全面萎缩，最终导致这部分家庭的收入水平固化和消费能力的削弱。

    提高中等收入者

    比重将成重点

    段文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并把它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已经成为制约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居民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劳动收入，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处于下降态势，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11.2%。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实际上是从分配制度的层面上，找到了扩大内需的突破口。

    减少农民

    就可以富裕农民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提高农村居民的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整个提高中等收入比重和扩大内需的一个难点。我做过测算，到2020年的时候，城市的中等收入家庭可能达到70%左右，而农村的中等收入家庭可能只接近40%，到2020年，中等收入家庭可以超过50%。只有通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使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能够同步推进，减少农民，才能够富裕农民。根本上来说，要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力，就要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使他转移到二三产业。通过减少农民，我们就可以富裕农民。

    （李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