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博腾制药2017招聘:走近神秘的二里头遗址文化（3）

        “五谷”齐备

        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前提之一。在东亚大陆多元的农业体系中，以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的旱地农业是中原地区的主要生业。粟富含蛋白质和脂肪，且易于消化。在现代中国北方，妇女怀孕生产期间，以及人们每天的早餐，都还经常喝小米粥。黍（脱壳后称黄米）有黏性，营养价值高，在中国古代多用于酿酒。粟和黍也是二里头文化时期最主要的两种农作物。

　　在包括二里头遗址在内的中原地区多个遗址的二里头时代堆积中发现了水稻、小麦和大豆。其中二里头遗址炭化稻谷的数量约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仅次于炭化粟粒的数量，说明稻谷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小麦可能是由西亚经中亚传入中国的，在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即有发现，二里头时代则已传入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野生大豆在公元前六千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就有发现，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历了数千年的栽培驯化。大豆等豆科植物，这时应已成为粟、黍以外的另一主要栽培作物。

　　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能够减少单系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是古代农业发展的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时应已能够在同一块耕地上加以轮作。
        家畜饲养与渔猎         遗址出土的动物种属鉴定表明，二里头人获取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其中家猪一直占大宗，绵羊和黄牛从早期到晚期有大致增多的趋势，狗则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其中，家犬和家猪的饲养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七千年前；而中原地区家养黄牛和绵羊的起源时间则大致在公元前2500年～2000年之间。由于公元前3000年以前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里已发现了家养的绵羊，因此家养绵羊随后出现在中原地区，很可能与文化的传播有关。 　　考虑到家养黄牛和绵羊在当时和日后的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为何驯养这两种动物就十分耐人寻味。在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就发现有将数条牛整齐摆放、将绵羊捆绑后埋葬的现象。这些很可能都是与宗教相关的活动留下的遗迹。在二里头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在兽坑内埋葬多头完整的牛羊的情况，或与祭祀有关。此后的二里冈时期，用牛和羊祭祀的实例时有发现。到了商代晚期，牛和羊成了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主要动物，甚至被赋予了区分王与卿大夫在祭礼中的等级地位的作用。
        烹调用器看庖厨         粟、黍和稻等作物，都需要脱粒和精碾，然后将粒状的米或煮或蒸，才能食用。与小麦加工成粉状然后做成面包、馒头、面条等“面食”不同，它是呈粒状就被直接做成米饭或粥，所以称为“粒食”。用于蒸煮的器具是陶器。

　　为提高烹调用器的耐火性，要在胎土中羼入砂粒，考古学上称这类器物为夹砂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炊器的代名词。炊器一般要做得薄些，以便于热量的传导。由于每天都要使用，所以炊器比盛物用的食器或盛贮器皿都更易于破碎，因此生产量也比较大。在二里头遗址，炊器占出土陶器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左右。

　　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对二里头文化的炊食器有较深入的研究，这里列举一下他的分析。

　　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主要是罐和鼎。罐在从当地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过程中，由平底变为圜底。圜底罐底部陶胎变薄，热传导效能高，但无法放置于平面，因此一般要与灶配合使用。灶内置罐，其下以火加热，这与从罐的侧面加热的方法相比，热能的传导速度和利用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这种圜底罐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得到了继承，但逐渐小型化，不久即为容量更小的鬲所取代。现代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肉类等副食的不断丰富，人类主食的消费量反而减少。随着文明化的进程，上古先民的饮食生活得到改善，有可能是导致炊器变小的重要原因。

　　拥有三个袋形足的鬲，最早出现于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随后向周边地域扩散。进入二里头时代，鬲在黄河以北的晋南（东下冯文化）和豫北冀南（下七垣文化）地区较为盛行。在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域，除了少量输入品外，基本上不用鬲。因此，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用罐、鼎和用鬲两种不同的炊事习惯，可以把夏人和其他族群区分开来。二里冈文化的鬲继承了下七垣文化同类器的形制，随着商人灭夏、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鬲的使用在空间上也大范围地扩展，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炊器。

　　蒸食物用的甑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各地的酒器大体同时盛行，因此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用来蒸酿酒用的米。中原龙山文化甑的底部有许多小孔，二里头文化继承了其形制，但底部一般仅有3～5个较大的孔。孔的数量由早期至晚期逐渐减少。为避免米从孔中流下，甑底还应当铺有竹木编的屉帘。另外还应提到一种粮食加工工具--刻槽盆。这种器物呈钵形，口沿上大多有流。内壁刻有沟槽，往往呈放射线状。可以将芋头或红薯等块根类食物磨碎食用。这种器物也继承自中原龙山文化，多见于黄河以南地区，到二里冈文化时期，由于饮食生活的变化而衰落。
        盛食用器看吃法         吃喝行为都属“进口”活动，因此饮、食用器也应当一起谈才是。但饮器尤其是其中居于大宗的酒器，在前文我们讲了不少，这里就不赘述了。在二里头都邑，人们进餐时盛饭菜的器皿有盆、盘和豆等，都用质地细密的粘土制成，表面经过精心地打磨。与烹调用器一样，二里头的这类器具大多由当地龙山文化的同类器演化而来。

　　在中国，桌椅的使用要晚到唐代以后，此前进餐都是席地而坐。筷子的普及是汉代以后的事，汉代以前则以手进食。食物和器皿分别使用的分餐制也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所以在家都是全家一起吃饭，所用食器也与此相应。《礼记·曲礼上》中就言及共餐时用一个大器皿盛菜肴大家分食，教人用手抓饭时手指要并拢以防米粒掉下，吃肉干时不能用牙撕咬等等。以现在的感觉看，虽吃相有些不雅，但大家一团和气，由此可以想见那时进餐时的有趣景象。

　　盆分为深腹圜底和浅腹平底两种，形体都较大，口径在30厘米左右。像今天中国菜使用的大盘一样，当时也应当是全家共享的餐具。也有口径在10厘米多的小盆，但出土数量较少，与其说是分餐时各人用的餐具，更可能是用来盛小菜的公用器皿。

　　二里头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三足盘（或称三足皿），应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到二里冈文化时期则基本不见。这种器物也是以口径30厘米左右的大型器居多，大概也是公用器皿。

　　豆在新石器时代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即已出现，龙山时代则见于众多的区域。“豆”的字形就应当是仿豆这类器物的正面形状，在古典文献中有在木质的豆中装上供品献祭于神的记载。二里头文化时期盛行喇叭状高柄豆，到了二里冈文化时期，器形变小，以粗矮柄豆为主。

　　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随葬品均为实用器，一般不随葬烹调用器，但常见饮食用器。随葬品中豆的出土频率最高，应与豆用于祭祀等特殊场合有关。
        二里头人喜食“烧烤”         大家知道，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大陆上的先民就开始用火，烤肉恐怕是学会用火以来最早的食肉方法。陶器发明以后，人们可能学会把肉煮着吃。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教授认为，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烤肉仍然比较盛行。在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其他遗址，都发现不少烧焦了的兽骨，猪骨和牛骨居多，构成其食文化的一大特征。位于郑州以西的荥阳竖河遗址中，被烧过的动物骨头以猪骨和牛骨居多。据统计，龙山文化时期的烧骨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二里头文化时期则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烧烤时把骨头都烤焦的情况应当比较少，所以当时烤肉的比例恐怕还要高些。可知那时无论王都还是农村，烤肉和煮肉一样，是一种较普遍的食用方法。 　　到了稍后的二里冈文化时期，被烧过的兽骨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商周时代，用来煮肉的铜鼎成为最重要的礼器之一。除了把作为牺牲的动物整只放在柴堆上烧烤的“燎祭”外，贵族们用于祭祀和食用的基本上是生肉、干肉和用鼎煮的肉，烤肉则一般不用了。此后，在汉代的画像石上还可以见到烧肉串的情景，但那是受了西域文化的影响。在传统的中国菜中，把肉放在火上直接烧烤的做法基本上不见了。可以说，在中国的食文化中，随着二里头都邑的衰落，烤肉的传统也中断了很久。
        最早的双轮车与马车起源之谜         近年，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的大路上，我们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它的时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双轮车的使用痕迹。无独有偶，上世纪90年代，在二里头遗址的西北部也曾发现过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车辙痕，辙距为1.2米。稍晚于此的，还有偃师商城发现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车辙，辙距也为1.2米。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还分别发现了小型的青铜车軎（轴头）及铸造车軎的陶范。但这些是马车的蛛丝马迹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轨距一般为2.2～2.4米。而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遗址车辙的轨距仅为1～1.2米，显然比马车的车体窄得多。因此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具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是用人力还是其他畜力来拉动，就不得而知了。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人们认为舟、车的发明是圣人所为。舟、车的发明，是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创造，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重大成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至晚在公元前2500年便有了用于运输和战争的板轮车。公元前第二千纪初，中亚草原上已出现了马拉战车。始见于商代晚期的马车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受西亚文明或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影响而产生，这一问题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

　　持本土起源观点的学者可以举出不少古代文献中关于晚商以前马拉战车的记载，甚至认为中国养马、驯马和用马的历史可以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但近年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在二里头、二里冈时代甚至殷墟前期的遗址中都未发现马骨，可以肯定中原地区在前殷墟时代没有家马存在的证据。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发现有驯化的马，其来源可能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有关。殷墟后期才有家马与马拉战车的突然大量出现，且战车结构完善工艺复杂。目前还找不到它本土起源的线索。

　　鉴于上述，关于家马和马车起源的问题，应该说基本上清楚了。考古发现尤其是动物考古学家的参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无家马和马车的龙山时代至商代前期，在后世文献中却被描绘得车马飞扬，极为热闹。这倒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即它们的记述并非全都如实地反映史实，而是掺杂了作者所属时代--东周至汉代乃至更晚时期才有的事物与理念。
        江南熏风：硬陶·云雷纹·鸭形器         前已述及，二里头文化中存在少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这类器物及其制造技术与南方的印纹陶有密切的关系，是学界所普遍认同的。但学术界对两地间究竟哪处是最初的发源地还有不同的看法。即便是认同江浙地区为始源地，二里头遗址中的这类器物是直接来自东南，还是受东南同期文化的影响仿制而成，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对硬陶与原始瓷的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这类器物胎土中氧化硅含量较高，氧化铝含量较低，与我国南方硬陶、原始瓷的组成特征相同，而且其组成点与浙江、上海和江苏的硬陶及部分原始瓷胎比较接近。因此，二里头文化硬陶和原始瓷的产地在南方的可能性较大。二里头文化的几何印纹大多装饰在上述精制陶器、硬陶和原始瓷上，数量极少，主要见于二里头遗址。其中最具典型性的纹样是云雷纹。它最早出现于南方地区。江苏金坛三星村出土的一件陶豆（约距今5500年前）上就有采用凿刻技法制作的云雷纹。良渚文化陶器也有刻制的云雷纹，云雷纹也是良渚文化玉器神像的基本构图元素。以印制方法制作的云雷纹陶器出现于二里头时代以前江南地区的多处遗址中；稍后，在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的马桥文化中十分流行。因此，有学者认为南方应是云雷纹的原生地，二里头文化的云雷纹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是在南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鸭形壶，在江浙地区有较多的发现，曾出于上海马桥和浙江长兴上莘桥等遗址，这类造型的陶器很可能源于江南地区。相比之下，二里头文化的鸭形壶极为罕见，应是从南方输入的产品或仿制品。         “来路”不明的热带海贝         史前时代的黄河上游青海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隆背具齿的海贝（或称“货贝”、“子安贝”、“宝贝”等）及其石、骨质仿制品。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时代陶寺文化中，也出土有海贝。分布于黄河上游，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或稍早的齐家文化中，也发现有骨贝。物以稀为贵。显然，作为外来品，海贝及其仿制品是这些区域社会中的贵重品。在此后的商周时代，海贝又曾被用来作为原始货币大量而广泛地使用，汉代以后逐渐淡出社会生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用作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前述随葬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男性贵族的颈上，就戴着海贝项饰，总数达90余枚。海贝绝不属于王畿本地出产，一般认为应是自远方交换而来，也可能是由近海之方国进贡而来。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交通、远程贸易或朝贡的情况。《禹贡》“扬州”章记“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有学者认为“织贝”为一动宾式合成词，即指把海贝（或贝制品）串联组织在一起的一种贡品。关于东亚大陆海贝的来源，以往众说不一，可分为北方沿海、山东半岛沿海以及东南沿海来源说三种，但都认为来自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据学者近年的研究，海贝属暖水种，其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及其以北沿海。同时，从考古材料上看，海贝及各类质地的仿制海贝，都以中国西北部腹地为最早，而盛行于青铜时代。秦汉以前海贝的使用地域限于长江以北，海贝的使用有自西、西北向东、东南传播的轨迹。且从渤海到南海的中国古代滨海遗址，都没有发现使用海贝的现象。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说海贝自中国南海向北传播，那么在跨越东南各地时竟没有留下任何考古学迹象，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古代海贝不是从东南向西北传播，而有可能是从印度洋到土库曼地区、再经欧亚草原、蒙古草原到达中国青海东部或长城地带，进而输入中原地区的。他们还注意到，使用海贝的史前至早期王朝阶段的遗址基本上都有铜器的使用，即海贝的出现、繁盛与衰亡与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消逝是大体吻合的。而在海贝使用的渐衰期和海贝在汉文化系统中消逝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族和鲜卑族等还依然保持着使用海贝的传统，这实际上为海贝的来源提供了某种暗示。大量海贝经由连接欧亚的北方草原地带向中国输入的途径中，北方游牧民族充当了传播的载体。
　　这的确是一个充满魅力、令人产生无尽遐想的话题，产于热带海洋的海贝，居然是骑马民族翻山越岭，经欧亚大草原带来的！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就有理由相信，这应当不是天方夜谭。
欧亚草原文化的冲击波读中国古代史，我们知道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系统的交融与折冲，构成了壮阔的中国古代史的一条重要主线。甚至可以说，如果抛开西北与北方草原地带，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中国北方应是草原及其邻近地区，而黄河流域一带则是中国的中部。“中国”的形成，与中部的粟作与南方的稻作农业文化的整合密切相关，已如前述；它是否也与农耕与畜牧（游牧）这两大板块的碰撞与交流这一历史大势有关，则是我们所特别关心的。

　　从全球范围看，西亚是冶金术最早出现的地区，最早的铜制品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000年前。在此后的数千年间，随着西亚文化的扩散，冶金术随之外传，进入东南欧的多瑙河中游、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乃至欧亚交界的乌拉尔一带，并继续东渐，进入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

　　上文我们提及东亚大陆可以分为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两大板块。两大板块在气候、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面向内陆的一块包括长城沿线及以外地区，这里与黄河流域毗邻，处于中原文明与中亚文明之间。其居民与黄河流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和文化联系，对外部世界持开放的态度并具有较强的文化兼容性，使这一地区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和不同文化碰撞与接触的敏感地带。这一区域是欧亚大草原的外缘，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古代文化，由于骑马的流动牧人纵横驰骋，使这一广大区域内的文化交流比其他地区更快，文化交融现象更为突出。多种考古学文化中的青铜器具有较大的共性，就是颇为突出的交融现象。

　　在仰韶和龙山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无疑大大落后于中原，但其冶金术的发展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进步。这该如何解释呢？有理由相信，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铜业的发达，是与中亚地区保持文化互动为前提的。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又不排除在二里头文化向西扩展并接触到西北地区土著文化如齐家文化等的同时，也从后者汲取了所需要的养分，而冶金术方面的信息交流和技术层面的沟通，可能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当然，这种来自欧亚大陆内地的文化影响力经过接力式的传播、改造本来就不断地被弱化；加之中原地区处于上述两大板块的交汇地带，从气候、生态到文化传统、经济类型乃至风俗习惯，与和它毗邻的西北及长城地带也不相同，文化互动中的选择性更强。到了二里头时代，中原地区的冶金术才真正崛起并形成独立的华夏风格。

　　鉴于此，学术界愈益认识到，即便二里头文化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孕育于当地，它也有着更深广的发生学背景，而探讨中原地区青铜冶金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则必须有更为宽阔的时空视野。
        游牧文明的讯息：战斧与环首刀         吉林大学林沄教授，指出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青铜战斧与环首刀，应属于早期北方系青铜器。这里的北方，指的是草原地带及其邻近地区。

　　二里头出土的一件长身窄厚刃的青铜兵器，由于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这样的器形，学者们称呼起来就五花八门。发掘者就先后称其为“戚”和“钺”，其他学者在论及这件兵器时，也都从其中一说。林沄教授认为，戚是两侧有装饰性扉棱的钺，而这件器物窄刃长身的特征，和早期北方系战斧的斧身很相近。而且在斧身和装柄部之间，有两个向外伸出的尖齿，和一部分早期北方系刀子在刀身和刀柄之间的尖齿形状相同。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件北方系的战斧，只是在安柄方式上接受了中原系的影响而改为扁平的内（音na，第四声）而已。在伊朗，类似的长身窄刃战斧的年代多被定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中期或早期。

　　至于二里头出土的唯一一件柄部有镂孔纹饰的环首刀，林沄教授认为它也属于北方系青铜器。因为中原起源的铜刀子本来只在有刃的刀身之后加一段无纹饰的装柄部，用以夹入其他质料的柄中，二里头就出土过这类刀子。在早期金文中，象形性很强的刀形符号都与这类刀子形状一致。而这件环首刀连铸出可以直接把握的铜柄，柄上有纹饰和镂孔，刀背有凸沿，刀柄厚而刀身薄，这是早期北方系铜刀习见的特点。具有上述特点的刀子广布于我国西北地区、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草原地带。

　　还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中的嵌绿松石十字图案圆牌，兽面纹铜牌饰甚至铜爵、觚等容器器形等，也可能与中亚地区古代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现在看来，不能认为这些分析都属捕风捉影之论。
        邻近文化因素的汇聚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从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的渊源看，用于饮酒礼仪的鬶、盉甚至爵都应是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大型有刃玉礼器如璋、刀和钺等也源自山东龙山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的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

　　如器表带有篦状刮痕的夹砂褐陶器，以及半月形双孔石刀等，都与二里头文化传统器物风格迥异，而同海岱地区岳石文化的同类遗物相似。对带有岳石文化风格的陶器胎土所做中子活化分析表明，它们应是受岳石文化影响而生产于二里头当地的。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罐类器口沿上常饰有捺压的花边装饰。这种装饰作风最早见于龙山时代晚期中原以西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带，在与二里头同时代的朱开沟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一带）中有较为集中的发现。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见这类花边器应是受到了朱开沟文化的影响。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群中，还有不少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文化因素，甚至还能看到关中地区瘪裆鬲的影子。

　　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玉鸟形饰，与嵩山东南麓禹州瓦店龙山时代墓葬中所出同类器相近，也颇类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鹰纹玉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二里头遗址贵族墓所出玉鸟形饰以及某些玉柄形器，都应是长江中游的“泊来品”。         铜原料来源之谜         用于冶铸青铜器的铜、锡等原料在中国各地分布普遍。在二里头文化的周边，从河南北部到山西南部就分布着铜矿，尤其是山西最南部的中条山一带，是历史上有名的高产量铜产地。此外，中条山北麓运城盆地的河东盐池自古以来盛产食盐，供应内陆相当大的区域内的人民用盐。位于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垣曲盆地，就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分布区，这里与二里头遗址的直线距离仅100多公里。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越过黄河向这一地区扩散，应与二里头人来此获取早期国家所必需的重要青铜原料和食盐有关。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和江西一带，是中国铜矿储藏量最为丰富的地区。这里已发现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带应当已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最南端，而二里头文化在该地区的出现，显示了二里头国家获取长江流域铜矿资源的最初冲动。但目前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二里头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该地区的铜矿资源。

　　但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结果看，二里头遗址青铜器的铜原料，似乎不是取自一直以来学界所认定的中条山，而可能是来自于中原的东方（山东）或东北方（内蒙东部至辽宁西部）。或认为二里头文化晚期出土铜器的铅矿来源，可能来自山东半岛地区。当然，对这类分析推论，学者还大都持审慎的态度，认为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检核。

　　内蒙东部至辽宁西部，在二里头时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这是与二里头文化有一定的交流关系的一支青铜文化（详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的内蒙东部和辽西一带，就分布有较多的铜矿和铅矿。有学者推测，从这一文化的大甸子遗址贵族墓随葬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酒器看，在这里采掘的铜原料，有可能通过贵族阶层间的交易传入二里头都邑。
        “金道锡行”：交通网的蠡测        水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手段。黄河、济水、泗水、淮河等河流，为中原和周围地区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通道。但早期王朝时代的河流走向与今天有所不同。在西汉以前，黄河于河南武陟转向东北，经河北平原，最后在天津附近注入渤海。而作为黄河重要支流的济水，原本是大致沿着现在的黄河下游及小清河流入渤海的。鲁西南的泗水，曾经南北连通淮河与济水。

　　在东周时期一件铜器上长达90字的铭文中，曾记载周代为了得到铸造青铜器所需合金原料，开辟了通往淮河下游的金（铜）锡之路，即所谓“金道锡行”。这条道路经过繁汤（河南东南部新蔡县境内），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繁汤似乎是通往铜矿资源的重要据点，因此在东周时期铜器铭文中反复出现。这一区域有数条河流或北连淮河，或南达长江，这些河流和沿河道路可能极大地便利了南北交流。位于淮河支流汝河沿岸的繁汤，正处于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上。

　　在学者梳理出的三条连通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主干线中，上述经过繁汤的一条被称为中路。东路由长江下游的扬州，穿过长江、淮河和泗河经济水、黄河，到达中原。西路则从长江中游的荆州经过长江、汉江、丹江、洛河，到达中原。

　　在中路和西路沿线，已发现了属于二里头文化或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文化遗存兼具南北混合的特征，似乎支持古代文献的记载。豫南地区的驻马店杨庄遗址围以环壕，出土建筑饰件以及大量石矛、石镞等兵器，暗示其具有殖民据点的性质，而农业经济上则以水稻耕作为主。位于汉水支流丹江上游的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时还使用具有浓厚的当地特色的陶器群，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时，已与二里头王都的陶器群极为相近，表明此时这里可能已被纳入二里头文化的控制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带的山区本身就富含各种自然资源。而从遗址稍向北，即可到达黄河水系的洛河上游。这或可说明连接中原腹心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线，早在二里头时代即已开通。

　　由晋南河东盐池，有数条通道可以把盐运往周围地区。黄河、渭河以及许多其他河流在古代都应曾被用作连接京畿与东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其中的不少线路，在二里头时代也可能已经开通。
        酒器扩散的历史背景         无论古今中外，扩张都是一个集团内部兴盛的外延。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交流，是以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为主，而以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的。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有学者指出，这些陶礼器分布的疏密程度，并非与距中原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其出土地点，多位于距二里头文化区颇远的分布范围最大界限附近。这与日用陶器的传播方式不同，暗示着这些礼器连接各区域社会的中心据点，超越空间距离传布于当地的社会上层之间。这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结盟。
        长城外惊现二里头式“酒礼”         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见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这是一处地处长城以外辽河流域的农耕聚落，夯土城垣外分布着公共墓地。 　　这里的墓葬中出土陶器，大体可以分为风格迥异的两群，一群以筒腹鬲和彩绘陶器为代表，主要体现了当地土著文化的风格，另一群则是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的陶爵、鬶、盉，属于外来文化因素。在大甸子墓地已发掘的800多座墓葬中，陶爵、鬶、盉只见于13座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贵族墓中，墓主多为男性。它们相对集中于墓地北部的四个家族茔域内。在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彩绘陶礼器中，以兽面纹器最珍贵，共见于16座墓中，其中15座是规模较大的高等级墓葬。而这些高等级的墓葬，有一半与随葬陶爵、鬶、盉的墓葬分布在同一家族茔域内，出土的海贝也最多。由此可见，陶爵、鬶和兽面纹彩绘陶器，是只有当地某些上层人物才能拥有的特殊礼器。彩绘陶器上的兽面纹，与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十分相似。总体上看，二里头式的各类酒器齐备，形制和尺寸也相当接近。有理由相信，通过酒器来完成的饮酒礼仪，可能被相当完整地直接“照搬”过来。
        长江上中下游刮起二里头风         公元前第二千纪，马桥文化出现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马桥文化陶器的来源颇为复杂。其中，浙江和上海等地出土的陶酒器如管流鬶和觚显然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器物。这是该文化选择性地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的结果。在安徽境内的江淮地区也曾发现过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如铜斝、铜铃，陶礼器如爵、鬶、觚等。

　　大体与此同时，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境内江汉和峡江地区也发现了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礼器如盉、鬶、觚等。盉、鬶的数量较少，形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器身细长，应是以二里头酒器为原型在当地制成的“仿品”。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在闻名于世的三星堆文化中，源于二里头文化的数种玉器、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陶酒器盉，与大量富有当地特色的陶器共存。陶盉较长江中游所见同类器更为细长。

　　值得注意的是，与大甸子墓地不同，上述二里头文化的陶酒器都出土于生活区的文化层中，而非随葬于贵族墓。有学者指出，这似乎表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墓地，作为身分地位象征的饮酒礼仪是被权力阶层主动地从二里头文化“引进”的；而在长江流域，这些酒器则应是作为庶民生活用器的一部分而被吸纳的。
        以璋为首的玉器的扩散        在二里头文化出现前夜的龙山时代，起源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数种大型有刃玉器如璋、斧、刀等向西传播。在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地区大量出现，又从那儿扩散至黄河上游。进入二里头时代，玉璋又从中原地区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

　　始见于龙山时代、持续兴盛至二里头时代的玉璋，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因最早见于龙山时代的海岱地区而被命名为龙山式，一般器形简单、无纹饰，有一组（一对）对称的扉齿或扉齿低矮；一类习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已如前述，器形和纹饰趋于复杂，一般有多组扉齿，刻有细线纹（平行线纹和网格纹），这类璋被命名为二里头式。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由龙山式演变为二里头式的时间，大概在二里头文化的早、晚期之际。

　　前述地处南北要冲的陕南商州东龙山二里头时代遗址，在一座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墓葬中，出土有玉（石）璋、钺、斧三件有刃器和圆形的璧，有刃器的组合与二里头遗址略同。玉璋为龙山式，以黑玉制成，应是从外地输入的。

　　地处河南南部的南阳盆地，以至再由此南下即可到达的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龙山式玉璋和二里头式玉璋互见，有的形制上有所变化。在一些遗址，龙山式、二里头式玉璋与陶盉共出，表明它们是同时使用的。此外还见有二里头文化所特有的璧戚。

　　从长江中游再向南，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龙山式和二里头式玉璋都有发现。其中也有龙山式和二里头式玉璋同出于一处的例子，这应是长江中游的玉璋组合向南扩散的结果。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的玉璋基本上属二里头式，有的端部演变为戈形，属于新见的形制。这些玉璋显然都是模仿二里头式玉璋在当地制作的。它承继了长江中游玉璋的风格，与陶盉一道延续至商后期。同出的还有玉圭、玉戈以及玉璧等。

　　要之，南传的玉璋，应当与陶盉（鬶）一样，都是以二里头文化兴盛期文化因素的扩散为契机的。
        二里头以外的兽面纹铜牌饰         如前所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具有极高工艺水平和审美价值的铜嵌玉珍品。目前见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者，总计达十余件。经发掘出土的这类铜牌饰，仅见于二里头遗址的几座贵族墓，而不见于二里头文化的其他遗址。可见它与二里头文化的铜容器一样，也是为二里头都邑的贵族所独占的宝物。

　　在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的中心聚落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处祭祀坑中，出土了3件铜牌饰，与其共出的还有大量玉石器。3件牌饰中有一件系在变形的兽面纹铜牌上镶嵌绿松石，另外两件是饰有镂空的变形藤蔓纹的铜牌。在三星堆遗址西北10公里处，也采集到了变形的兽面纹铜牌饰。研究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铜牌饰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

　　另外，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省天水市，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铜牌饰上部的一对外卷的云纹，有学者认为应是与西北地区土著文化密切相关的“羊首纹”。甘肃东部的齐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二里头式的陶盉或其仿制品，兽面纹铜牌饰的发现，为二里头文化因素向西北的传布提供了实物资料。

　　需指出的是，目前各地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较为复杂，时间上也有早晚之别。有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有的则要晚到二里冈文化甚至属于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时期。有的大概属于早年的“传世品”，有的则可能是摹仿二里头文化的器物而制作于当地，因而加入了若干当地的文化因素。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多件玉璋和铜牌饰，其器物间的制器作风与时代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文化因素还可能是经多次“接力”而间接向外传播的。由于传播距离的遥远，器物形制和装饰风格在不断变化，年代上也会大大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
        从二里头到二里冈         如果不考虑考古学并不擅长的族属国别问题，仅从文化面貌上看，设若二里冈文化是商王朝的早期阶段，那么二里头文化就应当是最大、最主要的“先商文化”了。换言之，二里头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直接前身，二者在礼制文化的内涵与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上都一脉相承，且续有发展。

　　二里冈期和殷墟期商王朝继承发展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统驭方式，吸纳了更广大的区域内的宗教祭祀形式，从而确立了具有华夏文明特色的礼制。这包括宫室制度、墓葬制度和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的整合，因祭祀祖先而盛行的动物殉牲和人殉人牲，王权在神的名义下实施的占卜行为，以及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的出现，等等。仅就青铜礼器而言，器物组合所标示的等级制度进一步明确，占有鼎和其他青铜礼器与否以及数量的多寡，成为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征。鉴于此，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的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礼器模仿的背景，是社会政治理念的共享和趋同，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之所在。而二里头则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看作是“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

　　我们还可以陶器生产为例，窥见国家对手工业管理力度的不断增强。经过对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炊煮用陶器的口径与容量等指标的比较研究，可知与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相比，二里冈文化陶器的尺寸较为均一，表明当时的陶器制作已存在着一定的标准化要求。就器类而言，也有减少和统一的趋势。鉴于此，有学者推测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可能还是业余工匠各自烧制而成；到了二里冈文化时期，应当已是越来越少的生产者掌控日益固定化的陶器类型，有专业工匠对陶器进行“标准化”的批量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的陶器生产可能是肇始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

　　到了这一阶段，超越了地域社会架构的国家组织，在政治上的统合度进一步增强，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商王朝在畿内地区二里头时代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增筑城垣，在畿外修筑城址作为资源集散据点，派驻人员进行管理控制。

　　研究表明，商王朝资源物资向王都集中的模式，可以概括为纳贡和再分配的互酬制度。即资源和物资向王纳贡，而由王将作为身份地位标志的青铜礼器向下再分配，从而确立了对王朝的一元化的纳贡制度。然而，在青铜礼器集中于王都的二里头时代，它是居于王都的王及统治阶层所独占的宝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而以赐予的形式扩散到各地的应是陶礼器。不过赐予青铜礼器的制度或可上溯至二里头时代。进入二里头文化末期，在二里头遗址以外也发现有青铜礼器。例如河南郑州、荥阳西史村、高村寺、新郑望京楼，以及河南洛宁和安徽肥西（采集）所见。这表明青铜礼器的使用阶层在空间上有所扩大。以二里头为中心的畿内地区以外的地域集团，可能也被纳入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等级秩序范围内，从而形成更广阔的统治结构。

　　要之，相当于商王朝的二里冈期和殷墟期，以商文明为主干，在东亚大两河流域形成更大的地域性青铜文化的交流网。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构成此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可以说，二里头时代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扩展与分封达到普世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中国”世界的雏形         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大幅度扩展，首先与其自身的扩张密切相关。这种扩张应当是中原王朝政治意图的外在体现，除了军事目的以外，或许还与获得关系王朝命脉的重要资源，以及确保广大地域内政治经济联系网的畅通有关。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文明带来力量与昌盛，在其他文明受其影响或者有意模仿其成就的时候，文明有向外扩展的倾向”。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上述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

　　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已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大陆各地考古学材料与古文献的整合研究，指出《禹贡》“九州”既不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自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的，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公元前第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与”、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各区之间亦有交往）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

　　古文字学家指出，商业的“商”字本来就是赏赐的“赏”，交易的“易”就是赏赐的“赐”，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之间正是通过送礼，通过赏赐和纳贡来实现交换的关系。这种进贡与反馈的双向、多向文化交流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复杂进程。因此，以中华大两河流域为基地的中国古代文明既是多源的，又是以中原为中心的。
        最后的问题：何以“中国”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天候-地理-人事，赈灾-治水-边防，构成了数千年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的主线。换言之，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地理大势决定了古代中国的走向。这些着眼于历史时期的论述，在早期王朝形成的探索中应当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自万年左右原始农业产生以来，广袤的中国大陆上的先民们，上演了一幕幕具有连续进化特色的历史剧。其中国家社会产生前的史前时期所占的时间超过了一半，秦汉帝国以来两千余年文明时代的演变轨迹，应当继承了早期王朝乃至史前时期深厚的文化基因。在早期历史的研究中，积极地将考古成果转换为可供当代社会应用的知识体系，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何以诞生。

　　肇始于二里头文化，以祖先崇拜为内核、重世俗功利、重王权而把宗教置于适当位置的中原礼乐文明，何以能在严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而巫术色彩浓厚的其他非礼乐系统文化为何在其光灿一时的同时又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终致社会畸形发展而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深层原因，仍是今后需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

　　通观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早期中国的历程，可以说，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同时又提出更多新的问题，引发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探索。而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在对早期中国的探索中，还有许多谜团有待破解。有志青年不妨再踏着我们的足迹，去继续追寻祖先远去的身影。
        作者： 许宏 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09_10/13/292291_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