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主神:谁来为中国人提供肉蛋奶？

中国现代农业到底靠谁？以前说靠8亿农民，但现在他们一半进了城。全世界也供给不上，中国养猪已经是世界一半还多。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大豆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做饲料。没有这个大豆，中国的肉蛋奶差距就很大，不能满足国人需求。而18亿亩耕地，如果种了大豆，粮食就不够。

　　谁为中国人提供肉蛋奶？    现在猪肉价格那么高，为什么？

　　有人说是饲料价格上涨，有人说是用工成本增加，还有人说猪的疫病多，很多猪病死导致数量减少，有人说是周期波动（2009年9月-2010年6月这个阶段的行业性亏损的情况下，大量养猪人放弃养猪，导致猪苗不够），我觉得这些全都是原因之一。

　　但最核心的，我觉得不是这些，而是农村社会经济格局的转型。

　　以前我们说，肉蛋奶靠8亿农民。现在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五亿城里人没变，又增加了四亿多脱离农村的消费群体——他们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进城人数还在增长，以后有5-6亿农民进城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人进城改善生活多吃肉是肯定的，这意味着中国肉蛋奶需求还是呈增长态势。消费人数、经济水平和消费结构三重叠加，肉蛋奶需求都是增长。

　　7月上旬，厉以宁和我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考察团去山东调研农村经济。调研过程中基层普遍反映，规模化养殖已成燎原之势。在调研结束的会上，厉以宁说，中国现代农业到底靠谁，这是一个大的命题。以前说靠8亿农民，当时绝对是对的，现在8亿农民有一半没有了，谁来养活中国人？

　　我记得十多年前，经济学家布朗提出过这个问题，谁来养活中国人，他说的是中国地少人多以后粮食会不够吃，会有粮食危机，食品大量进口。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一样养活了中国人，并没有靠老外来养活。至少十年里，他的预言落空了。

　　现在，中国的大米、小麦基本上够，中国人主要吃大米和小麦，第三个品种玉米，在过去的十多年基本是够的，前几年还有出口，但是在最近几年开始进口，量不大。而黄豆，大概十多年前出口，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豆进口国。

　　在朱镕基时代，有人曾经提过，大豆保卫战。但是说了这么多年，进口越来越多，以至于现在占全球贸易量的一半以上，有人估计再过十年比例要提高到70%以上。

　　道理很简单，自己生产的话，就现在这6000万吨，以就高的亩产300-400斤算，需要3-4亿亩土地，而我们总共才18亿亩耕地，生产了大豆粮食就不够，保口粮为主这是对的。

　　进口黄豆做什么，大家知道榨油，其实油只占百分之十几，进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做饲料，没有这个黄豆，中国的肉蛋奶差距就很大，不能满足国人需求。

　　由于肉蛋奶需求越来越多，加上吃油多，进口大豆越来越多，有人说这样对国家不利，但是不进口大豆怎么办，我们没那么多地，这是无奈的选择。

　　肉蛋奶都是饲料粮食换来的，不是工业生产出的，但土地就18亿亩，而且随着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展，18亿亩红线压力很大，实际上已经是在减少。

2007-2010年全国猪肉产量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信息网 罗琼/整理李伯根/制表

进口VS自给？

　　土地在减少，对肉蛋奶需求未来还要增加，要满足这个需要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生产肉蛋奶，一是多进口肉蛋奶。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多进口了。除了洋奶粉，也在进口猪肉，并且不断增加。今年据说要从美国进口100多万头猪的肉，已签订协议。而进口美国猪肉对中国意味着，从好的方面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买得起洋肉了；不好的是，我们自己的农业体系满足不了城市日益增长的肉蛋奶需求了。当然，这也是国家为了平抑猪价而采取的措施。

　　美国的猪肉为什么更便宜？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土地太多了。通常美国的玉米和黄豆都比我们便宜，而生产肉蛋奶主要靠这两样。我到美国考察，一个普通农民夫妇，五十多岁了，种地三五千亩，这是家庭农场。在农场边上，往往就要养猪、养牛、或者养鸡，规模特别的大。中国的农民，一家十几亩地。我们叫农民，他们叫农场，二者的区别就是规模。美国的是我们的两三百倍。我们怎样跟人家比？效率比我们高多少？他们土地用不完，还轮休呢。我们是18亿亩耕地红线，他们每年也有红线，但他们的红线是耕地面积不能超过多少，不种才给你补贴。更要命的是，像巴西等一些南美国家，土地更多，自然条件更好，像中国通常转包农民土地，一年大概几百到一千块一亩地，但是这个价钱，到巴西可以买私有的永久的地。

　　粮食价格不能太高，因为有国际比较，但又不能太低，因为种地和去城里打工的收益差太多，农民还是不种地，这是两难。

　　老百姓需求的第一是碳水化合物，就是粮食；第二就是蛋白质，也就是肉蛋奶。穷的时候多吃粮食，富的时候多吃肉。老百姓有消费的权利，国家要来平衡。

　　中国的玉米80%左右都用作饲料了。很显然，今后玉米的进口会逐步扩大。

　　进口猪肉好，还是进口玉米好？我认为进口玉米比进口猪肉好。进口猪肉，农民的畜牧业给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不应该大规模进口肉蛋奶来满足需求，全世界也供给不上，中国养猪已经是世界一半还多。

　　解决肉蛋奶问题，我的答案就一个，就是靠自给。这几年两会我就提了，变“三农为五农”——增加农企和农社，前者是说大户农民或农业企业，后者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联合组织，当农民变为农企或者农社，就意味着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现代化水平提升，新的组织形态成立，中国的肉蛋奶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

　　今后的农业，就是要靠这种新的农民农企农社体系，这是一个转变过程。通过逐步提升规模，农民变为农企农社，这是现代畜牧业解决之道，也是大农业解决之道。

多吃鸡鸭少吃猪肉？

　　肉蛋奶同属于畜牧业，猪鸡鸭鱼羊牛等是畜牧业主体，猪权重最大。

　　最近十年，猪在老百姓消费中权重逐年下降，禽在上升。在很多西方国家，禽消费远大于猪消费，因为禽肉一样鲜嫩和富有营养，但禽的饲料转化率更高——大约两斤饲料就可转换为一斤鸡肉或鸭肉，而一斤猪肉需要三斤左右的饲料。

　　而且鸡鸭的周期短。养鸡以前要半年多到一年，现在肉鸡只要40天左右。养猪以前要一年，现在不到半年。周期的缩短意味着效率的提升。

　　也就是说，从科学上和经济上，从节约粮食的角度，从中国国情角度，消费禽肉比消费猪肉更合算，这也是国际上禽消费权重超过猪肉的原因。

　　尽管目前中国主要消费是猪肉，但比重在减少。猪肉贵的时候，禽肉鱼肉一样贵，它们是一个板块。反之亦然。在2009年9月到2010年6月这半年多时间，中国所有的养猪人全是亏损，同样养鸡鸭的也基本不赚钱。

　　这个时候毛猪收购价最低到8块多一公斤，8-10块的价位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远低于成本价。做得最好的可能就是保本，这还是在不算折旧不算用工成本不算利息的前提下。亏得少的亏100多一头，多的亏三四百一头。那时候鸡苗鸭苗极低也没人要，鸡的养殖也下降。

　　不过养鸡周期很短，调节很快，一旦市场好转，猪肉鸡肉价格上涨，就有大量养鸡养鸭，鸡苗鸭苗就特别贵。因为猪的生长周期特别长，本来猪的生长需要半年，但要繁育母猪，大概要一年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的五项政策措施。新政的出台将如何影响猪肉价格走势？能否让猪肉价格这架“过山车”及时刹车？什么才是稳定猪肉价格的治本之策？这些问题引发各方热议。

　　吸取上轮调控教训

　　能繁母猪补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养殖企业信贷支持……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给生猪养殖户打了一剂强心针。江西一家牧业公司拥有能繁母猪300头，今年预计总出栏生猪6000头。企业负责人表示，国家出台政策对生猪养殖企业是一个鼓励，他正在考虑适度扩大养殖规模。一家畜牧良种场负责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国家补贴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养殖企业抗市场风险和病害风险的能力。大家更敢多养猪、养好猪了。”

　　对此，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蒋从文提醒说：“目前生猪价格利好已刺激众多养殖户扩大生产规模。因此，要加强对市场信息的监测，防止国家促进生产的措施出台后，造成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扩张，再次出现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许多业内人士都有同样的担心，希望不要重蹈2008年的覆辙。2008年，由于疫病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生猪供应量明显减少，猪肉价格大涨，有关部门出台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养殖保险等多项扶持政策，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迅速攀升，出栏生猪数量供过于求，使2009年~2010年猪肉价格陷入低迷。

　　应该说，中国养殖生产市场化以来，在扶持生猪养殖政策上，一直缺乏长期的战略性的举措，生猪一短缺，就出台补贴政策，但由于养殖户多是散养，在市场上并没有价格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国家的补贴大多被掌握定价权的销售端群体套利赚走；而在生猪供应充足时，又取消补贴养殖户的政策。政策的这种摇摆，使得中国猪肉价格一直处于时涨时跌的周期性波动之中，“暴涨暴跌”让养殖户和消费者都很受伤，“价贵伤市民、价贱伤农民”。

　　从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采取的具体举措看，除了一些临时性价格干预措施外，大多是一些长期性的扶持政策。相信这些政策举措一旦落实，能够在短期内恢复养殖户的信心，增加市场供应，平抑暴涨的猪肉价格。但必须指出，鉴于我国养殖业长期以来落后的状况，政府除了保证扶持政策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之外，一定要研究推动我国养殖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的战略举措，改变目前整个养殖业小、散、乱的状况，加大政策的力度，这才是真正稳定猪肉价格的治本之策。

　　短板在养殖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除非有重大自然灾害或流行病暴发，很少会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的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情况。究其原因，我国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其中的主因。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所谓的养猪产业化，更多还是“大散养”的格局。农民依然以一家一户的庭院式圈养为主，尽管多数规模比以前大，但延续的还是“小农经济”的传统。多年来我们一直期盼猪业的转型，包括我国政府给予的大力扶持、各路社会资本的投入等有形的手力推我国猪肉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事实上，效果不如预期。

　　据统计，目前年出栏量超过5万头的规模化企业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这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行的规模化水平，也明显落后于中国家禽养殖业5%的规模化程度。而在整个产业链条上，由于散养户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国生猪养殖环节一直十分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产量和价格较大的波动。

　　不仅规模化程度不够，生产技术落后也是制约我国农产品生产的一大“软肋”。目前我国的生猪良种普及率仅为30%多，且对国外良种依赖性强。生猪改良面窄，大部分养猪户饲养的品种较差，导致生产水平低下。科学养殖、防病，进行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通过科学管理提高效益，对很多中小养殖户来说无从谈起。

　　因此，要改变猪肉价格大起大落，必须在改变生产方式方面下功夫。扩大养殖规模，改变散、小、乱的生产格局，尽快实现规模化经营。同时提高技术含量，这是保障生猪生产稳定、优质、高产的基础。

　　加强肉类产业链建设

　　指望有什么举措能让肉价立竿见影迅速下滑，恐怕不太现实。中国肉类协会副秘书长陈伟建议，着眼长远，当务之急是加强产业链建设。他分析认为，从工业看，我国肉类加工企业加工能力不输发达国家，但从产业链上看，落后发达国家10年~15年。有效的办法是按照工业反补农牧业的要求，以专业化生产、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经营的理念和模式改造传统农牧业，加快传统分散饲养方式向现代集约饲养方式转变，建立稳固的原料生产基地，实现肉类加工工业与农牧业的协调发展。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谈到解决“猪周期”难题时也表示，国家采取收储补贴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根本的机制，就是规模化、产业链化。“它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必须走一条支持规模化，产业链化的路，这条路需要企业去探索，也需要国家的支持。”

　　“大企业应充当行业整合者。”陈伟指出，大企业有动力，往前延伸到源头即养殖环节，往后延伸即冷链建设，只有整个产业链完善了，猪肉的供应、价格及安全才能稳定可控。丹麦的加工大企业，70%~80%的生猪供应都是自有的。国外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可借鉴的方法是，肉类企业参股养殖、屠宰等企业，大家在一条产业链上也在一条经济链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猪肉的供应和价格就会比较稳定。

　　政府应鼓励猪肉加工企业自建猪场，规模化养猪场养殖数量相对稳定，不会暴增暴减，而且应对疫病、研究和判断生猪市场供应量的起伏能力更强，也方便政府部门调控，走出猪肉价格暴涨暴跌周期的可能性更大。陈伟说，国家财政部已经连续两年支持猪肉产业链项目，这个政策应该持续下去，并且应该扩大力度并覆盖整个肉类产业。他还指出，建立有效的肉类进出口机制势在必行。一方面我们不依赖进口，因为有国内大市场作依托。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内市场有问题，想依赖国际市场发挥作用并不可行，国际市场不可能突然之间提供大量产品满足国内市场的巨大缺口。肉类进出口机制具有类似国家储备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是保障供应的长效机制。

　　近期对开设生猪期货的呼声渐高。生猪期货作为一种金融手段，是实现农户和企业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好办法，能帮助养殖户、屠宰厂、加工企业有效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锁定预期利润；更可以吸引更多各层次的投资者积极入市参与交易，活跃期货市场。但生猪期货实施操作起来也并非易事。大连商品交易所早在2008年便对外宣称，生猪期货将很快推出，但至今仍无下文。“大猪肉期货是好事，也是发展趋势，对稳定价格能够发挥作用，但由于市场条件尚不具备，一直搞不起来。中国养殖业大量中小养殖户的存在无法适应期货市场的要求。”陈伟如是说。

　　此外，有专家建议,猪肉消费牵涉到千家万户,政府有必要建立一套灵敏的预警机制,在价格很低或价格很高时及时预警,以便养殖户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决定养殖规模,避免风险。这种预警机制不是单一部门所能为，而要由多个部门协调联动,要通过信息互通、综合分析、协调联动,及时向养殖户发布预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