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千里是什么动物:香港“新公社”试验2012年02月09日 14:51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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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胡雯雯 供图_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

走出香港上环的工作室大门，王维仁发动了汽车，穿过繁华曲折的街道，再穿过海底隧道，往香港新界一路飞驰而去。写字楼、住宅区、高架桥，先后消失在视野中。公路两旁出现了农田、树林和货仓，然后，是河流和村落。汽车缓慢地驶入一条村道，停下了。“这是我手头一个很特别的规划项目，进行了两年多，现在还在继续。”

2009年圣诞节前夕，香港中环发生了一件极为轰动的事：数千名香港市民包围了位于中环的立法会，要求政府搁置669亿高铁拨款申请。次年的1月中旬，上万市民连续两天在立法会外抗议，但高铁拨款申请还是通过了。

这次抗议的主角，是香港菜园村，一个有着150户居民的自然村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来自潮汕、闽南地区的移民定居到这儿。政府给他们发了临时耕作牌，盖了临时农舍，这一“临时”，就“临”了大半个世纪。如今菜园村的村民，都是当年的移民和子孙们，世世代代从事着农耕劳作。

然而在2008年11月，头一天还在正常劳动的村民，第二天收到了政府的通知，要他们在2010年搬走，原村则夷为平地，为广深港高铁腾出位子。

广深港高速铁路的香港段，从西九龙总站一直延伸到福田，全程都是隧道。政府选了隧道的中间来兴建紧急救援站和车厂，这里正是菜园村的所在地。

“听到消息的那天，我们简直像被判了死刑，怎么偏偏选上了这里？”村民高婆婆回忆。由于他们并非香港原居民，无法获得政府的重新拨地，也没有权利再建村舍，只能“洗脚上楼”，住进公屋。但是，世世代代的农耕劳作，是他们的生计之源；长期在绿色开阔的乡村生活，也让他们难以适应政府提供的公屋。“这里的邻居都是看着彼此长大变老的，住上了楼，连对门是谁都不知道，别说人了，连猫猫狗狗也要得忧郁症。”

两次抗议活动，被香港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菜园村也引发了全港市民的关注。学生和环保团体加入了抗议，提出要保护生态；公共知识分子加入了，提倡文化保育；社会运动分子也加入了，为村民的生存选择权大声呼喊。

2010年春节后，协助村民重建的“生态社区营造工作室”召集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陈允中找到了王维仁，问这位台大城乡所的学长，愿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建筑规划经验，为菜园村帮忙。这个时候，旧菜园村的搬迁已成事实。重新买地，另建新村，是村民们最强烈的愿望。

“2010年3月份，我第一次到菜园村，参加他们的一个活动。”由于各种请愿、游行、宣传会、义卖、音乐节活动，那时的菜园村已经相当出名，常有市民和知识分子前来参观。花香、鸟语、溪流清澈、果树成荫……在不少土生土长的港人看来，一个高楼林立的金融都市居然藏有如此的田园风光，简直不可想象。

对这一切，王维仁却不陌生。在美国柏克莱大学念完建筑并工作几年后，他于1994年来到香港工作。从那时开始，王维仁就经常驾车寻访香港的自然村落，还带着学生一起调研做设计。香港哪个角落有这样的村子，他都知道。“以前的香港郊区，散布着很多这种村子。但这十几年来，它们已经消失了大半。”如今他故地重游，见到的只有楼盘、基建工程、新兴城镇。以前招待他吃农家菜的村民们，也搬进了公屋。

为什么菜园村得到了如此多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关注，让村民们得以保住田园梦呢？“菜园村关注组”中坚分子朱凯迪说出了年轻市民的心声：“香港到底需不需要农业？这其实是全世界的问题。金融资本主义在不断掠夺耕地，摄取利润。但是在这个金融城市，过于依赖来自周边的食物，这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感到惶恐。保住了农业和实体产业，才是让我们安心的基石。”

让子弹飞一阵子

菜园新村的正式规划，是2010年6月开始的。在这之前，先后有香港、内地、台湾的建筑规划师来考察过，但留到最后的只有王维仁建筑设计工作室。而在这一年中，地价不断地涨，村民看中的地定了又换，跟政府申请复耕牌的过程更是曲折漫长。当初89户坚持搬迁的村民，有的上了楼，有的另找土地自立门户，最后剩下47户跟大队搬到了现在的新村。

“我们是作为顾问的角色参与的，村民才是主体。因此在着手规划前，我得先‘让子弹飞一阵子’”。王维仁说的子弹，是村民们的不同意见。有的人对他说，维持原来的模式就好；有的家庭成员有增减，觉得老房子已不适用；有的则滔滔不绝地描绘梦想之屋。

“我们给村民发了调查表，又带着学生去调研，了解旧民居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把所有人的房屋结构、成员构成、空间使用模式等画了下来，再分析和汇总出三种主要房型，因为没有承包商愿意给每家量身定做。”

村民对测绘分析图能看得多明白，他们不清楚，但是每张都给他们看过，并且一起讨论。这一讨论就是八个月，大大小小的说明会，开了起码有三十来次。环保建筑材料，废水循环利用系统，房屋构造原理，这些原本跟村民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都在这段时间让他们集中恶补。跟厂商和施工方的会议，居民们同样参与。

从建筑布局上看，菜园村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村落。它没有岭南村落的斜屋顶、窄门高屋、锅耳山墙。邻居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属于散村性质。但是，他们从旧民居里还是发现了一些传统特色，比如三开间的空间关系（广东房屋特色之一，中间是个堂屋，左右两边各有一间房，一厅两室）；又比如村民除了居住的家，还有耕寮（储放农用工具的小仓库），它和房屋一起围合成了院落；它们之间搭上凉棚，又变出连廊（中国古建的一种形式，即建筑和建筑之间的连接构筑物，上有顶，没有围护结构），形成了室内外的过渡空间。这些富有庶民智慧的特色，王维仁都保留了下来。

王维仁工作室的架子上，摆着最后定稿的三种房屋模型。ABC各具特色：三开间式；长方形中间有天井式；四四方方式。“其实房屋就像造字法一样，有部首，有偏旁。不同的偏旁部首相互组合，会出现不同形态的房屋。虽然村民的老房子各不相同，但抓住了其中的规律，我们总是从中拆分出相同的构件来，组合成新的房屋。”

房屋模型旁边，堆放着他们印制的彩色《居住完全手册》，也就是房型说明书。户主带回家后，跟老婆商量、跟儿女商量、跟祖母商量，还要打电话v亲戚朋友讨论。

每到约好的周末，村民们会一起出现在港岛上环的王维仁工作室，来个“集体问诊”。“就像看病一样，我们一家接一家地单独讨论方案，这样既保证了独立性，又让他们相互了解。比如，我和这家讨论房子要怎样摆放时，他的邻居在后面听出了问题，会跑来插一句：这样不行，你会挡到我家的采光。那么问题当场就可以协调，不用等到发现了再纠正。另外，也不是每户人都喜欢彼此，村民也有相互不说话的，因此邻居们的位置和间隔也很微妙。”

像这种大的“集体问诊”，南北中每区的村民都安排了三次，后来还给每家单独加了六次以上。但有些人过几周就改一次主意。“这些房子都是两层小楼，每层限定了40多平方米，造价60多万港元。但一层有多少隔间，是弹性的。样板房是一家三房，可有的家庭隔出了五六个房，有的只要两个。”尽管每次设计师都对他们说，“不能再改啦，最后一次了！”但后来还是如其所愿。毕竟这是村民们的梦想家园。

到最后，三种基本房型发展出47种变调来，每家每户都有了独立的小模型，堆满工作室的四格书架。他们自己选择间隔，外墙颜色，院落组合，以及是否在屋顶植草降温，建太阳能热水炉，活动室遮阳板等。每户在屋前有私人耕地，闲时可在屋旁大树下乘凉。

村民宋太家有四口人：她和老伴以及两个女儿。“我选的是B型房，它是两边独立的房子连在一起，能互相照应又不干扰。而且四面采光很好，不像我们以前，一面有窗，一面是房间和厨房，很暗。我最喜欢还有中间的天井，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有阴影，可以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老房子的厨房和卫浴都安在房子外，怕油烟和异味进入房内。新房的室内采取现代化设计，有符合公务规格的浴室、坐厕，方便了很多。

宋太笑称自己是“王老师的粉丝”，内部间隔和装修都按他的方案走。但对于屋顶是否安装太阳能设施，她和许多村民一样，比较迟疑：“想法是好，就是不知道发的电够不够。”他们村外曾装过太阳能路灯，一到阴天，晚上走路连鞋子都看不清，他们决定再观察一阵。

可进可退，随时修正方向

比设计村屋更复杂的，是整座村落的规划。

菜园新村最后买下的地块，位于锦田区的八乡。它从大帽山脚延伸下来，两边夹着别的村落和农田，狭长且古怪。一条溪流从上到下贯穿，灌溉两边的田地，最后流到村头的鱼塘。鱼塘在村民的强烈呼吁下保留下来作为生态储水池；地块两头的大片龙眼树，村民们原先想统统砍掉变成耕地，但后来被规划师们说服，全部留了下来。

“这块土地，中间是比较闷热的，我们要考虑微气候的调整，多保留些绿荫。”新村夏季常吹西南风，所以村屋都坐东北向西南，争取每个房间两面有窗，面对来风方向，这样夏季便有穿堂风流过，减少了空调的使用。

村道一侧设置了生态滤水渠，集中每户雨水池排出的灰水，再流入村南村北的生态储水池。由于雨水比较洁净，这段露天水渠可以成为村里的自然景观，让村民们重温旧村石岗河的波光粼粼。灰水的过滤杂质和黑水（含人畜排泄物的污水）一起，则进入有机堆肥系统，灌溉村内的公田。

由于村子地形狭长，从头走到尾要二十多分钟，建筑师便把村子划分为南区、北区、中区，每区以五六户人家为单位，设置一些节点（比如交叉路口）和小广场，彼此相隔几百米，形成小的公共空间。“我们也尽量缩减了巷道的数目，因为这是公共空间，一多的话，每家院子就少了。”

村民欧阳伯退休前开过巴士，原本打算在家开个修车铺，补贴养老钱。但与村民和重建组工作者反复讨论后，他和其他几家“有车族”接受了“车不入村”的想法。“既是考虑到生态环保，也是为了节约用地。如果要设置停车位，很多绿地就没有了，很可惜。”

但是，也有让村民不能理解的。为什么要有公共设施（比如土地庙、凉亭、小广场）？旧村只有一个菜站（集中买卖蔬菜的地方），大家聊天就去村民阿娇开的士多（小百货店）门口，不也挺好的？“再说，我们拆迁的补偿款连盖房子都不太够，哪里还有余钱建这些？”

但规划师们还是很坚持。王维仁认为：“既然是一个社区，一定要有些公共空间，不仅提供聚会交流的场所，还能增加认同感。如果经费不够，我们可以想策略。”

比如，村民2011年8月从旧村迁出后，住的是位于新村的临时屋，这是必须由政府出钱建的。“我们可以争取配套设施经费，建造电站、公共水表、管道之类的。理论上，这些在临时屋拆掉后也是要拆的，但我们想办法留下的话，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新村里长着不少参天大树，规划时在它们周围留出空地，加些简单的桌凳，就成为了天然的凉亭；水表让几家合盖在一起，在上方加个屋顶的话，又是一个聚会地点……

当然，这是设计师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到时能不能实践还说不定。“拿公共水表来说吧，水管铺得远了，每户就要多出钱；一旦公共水管坏了，谁来负责维修呢？看上去很理想的方案，放到每家头上，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王维仁和他的团队做这种规划时，心态必须放得轻松些，可进可退，随时修正方向。

新生态人民公社

新村规划好了，村民于2011年8月搬进了建在未来耕地上的临时屋，期待着过完2012年春节后，新屋尽快动工。

刚入住临时屋几个月，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垦了屋前和附近的荒地，种上了有机蔬果。碧绿的西洋菜和生菜生机勃勃，淡紫色的荷兰豆花爬满了小竹篱，棚架上则绕满了已经结果的瓜藤。

等新屋盖好、临时屋拆除后，村里会多出四万多平方英尺的耕地。在未来构想中，每户村民会拿出自家土地的四成，作为集体所有的公田（共3.7万平方英尺）。这对于村民乃至整个香港来说，都是个大胆新颖的尝试。

公田制是村民跟热心支持的知识分子们共同构思的。在后者的理想中，集体耕种可以分工合作，提升效率。“会驾车的负责运输，有销售经验的负责营销，有的负责加工，其余便负责耕种。”王维仁甚至期望，公田旁边还可以建立公共厨房和食堂，一起做饭。“你可以把它叫做新生态人民公社。”

而对村民来说，集体所有制能否顺利实现是个疑问，毕竟它太理想化了。“在未来，也许我们还是每家分一块公田，各种各的。”但集体拥有制约了私人买卖土地的自由度，这对维持村子的稳定是有好处的。

白色的双层临时屋外，每家门前都放着一米多高的蓝色塑料桶。揭开盖子，里面有厨余、豆腐渣，以及市场上收来的废鱼，还混了不少谷壳以减少异味。等这些东西发酵后，就能成为田里的有机肥了。

“从今以后，新菜园村的所有农产品都是有机种植的，不下化肥，不打农药。”虽然村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有机”，但在“关注组”、规划师和城市研究学者的长期普及和支持下，他们已经认同了这种发展方向，并请了别处的有机农夫来教学。

现在，村里的有机田已经种得有模有样，还发展出许多有机产品，比如洛神花干、豆豉酱、果酱、蜂蜜等。周末前来参观的市民、热心发起义卖的学生们，成为了这些农产品的销售宣传渠道。Facebook上还不时有公众人物称赞一句：“大曾太的紫苏酱实在太正了，太好味了！”所以他们的出品拥有了不小的知名度。

与村民们并肩作战了三年的“菜园村关注组”中坚分子朱凯迪，2012年春节前荣升父亲，正捧着一盆姜醋蛋，在临时屋挨家挨户送。朱凯迪说，自己会继续长驻菜园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片地区是一片田园风光，但到了九十年代后，绿色产业急速死亡。我们希望它可以在这里重现。香港其实有很多有机农夫，但都是单打独斗，经常被地产赶走。我们今天的成绩虽微不足道，但形成了村集体的力量，就有可能产生推动力。”

而对村民们来说，新村的重建，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不仅仅是老邻居们搬回去一起住这么简单，之间会有妥协，有牺牲，有冒险。我们就像在踩钢丝，现在还有十几步就到终点了，但仍有掉下来的可能。”过完年能顺利建起自己的新屋，开始新的农耕生活，就是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