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最大凶杀案：被暗杀级别的最高首长(4)

　　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但是再拉练也不能影响首长的安保，可是谭甫仁的警卫员也被拉去，警卫员仅仅剩下了两人，这给凶犯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当然一个突发事件也有偶然因素，凶犯独立作案其实并不容易，他深夜跳进谭甫仁的深宅大院和高大的围墙，就是从食堂拿了一张凳子。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如果狗在肯定会和他撕扯，他也不会有机会，偏偏凶犯做案前一两天狗失踪了。

　　那一晚，王自正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凶手对谭甫仁的住所早有了解，他直奔谭居住的卧室。因为年龄大，谭甫仁夫妇又喜欢安静，他们有时不同居一室。凶手敲门，谭甫仁夫人王里岩以为是谭甫仁敲门。王自正面露凶光地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里岩知道不好，她尽力保护丈夫：”不知道。”

　　凶手进门搜寻，谭果然不在，王里岩呵斥：“你要干什么！”凶手用手枪对准司令员夫人，王里岩本能地跑到沙发旁，她已经被这个场面吓得无力反抗。王自正顶住王里岩的额头扣动扳机，子弹从司令员夫人额心穿过，夫人当场死亡。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王里岩为了保护丈夫，曾经死死抱住凶手，并高喊：“老谭快跑！”由于当事人都已经死去，所以永远无法判断那种说法更准确。由于射击距离过近，谭甫仁夫人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

　　这一刻是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4点多，枪声本来已经划破寂静的夜空，但是久远的和平年代已经让人麻痹了也让人惊惶了。其中一个警卫员吓得不敢出来，另一个警卫员发生了非常荒唐的事情，这位年轻战士正和一个比他大30岁的保姆在一间屋里姘居。据说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解放前夕跑到了台湾，20多年一直独身。对于生理的需求也是人之常情，她眼中的小战士也成了猎物，徐娘半老的她想啃嫩草，小战士怎么禁得住诱惑，从未尝受过男欢女爱的他已经晕菜了。

　　偏偏这个老保姆在谭甫仁家一个人烧饭洗衣做杂物，又为凶犯的得逞增加了成功的因素。那一刻，身经百战的谭甫仁也发生了判断上的错误，听见枪声他本应躲在屋里，因为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人，只要他不死，都不是什么惊天大案，谭甫仁偏偏跑了出来，跑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带上武器，因为多年来司令员已经不用亲自带武器了。

　　同一时刻住在他家另一个房间的六姨妹也惊惶失措地跑了出来。凶手并没有理睬六姨妹，径直指向谭甫仁。谭甫仁跑到窄窄的小天井里，已经被挤在无处藏身的空间，王自正看准了谭甫仁进行射击。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用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死在一个亡命徒手中。

　　王自正的确是个凶残无比的家伙，但是如今回顾起这个事件，也有值得思考之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阶级斗争无疑被大大地扩大了，即使犯罪嫌疑人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是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进行，而是踏上亿万只脚、大肆侮辱人格、永世不得翻身和极力株连九族。当时很多人都默默地承受了，但是也有人会走向极端。

　　(10)父亲说：谭甫仁死于错误的文化大革命

　　谭甫仁做为云南最高的领导者，也要忠实执行“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路线，如果他放松了，他马上会被赶下台。为了不落后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明显是极左分子杜撰出来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做为一个老军人，谭甫仁和父亲一样，总怕阶级敌人“变天”“复辟”，因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有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革命的成功是多少人头和鲜血换来的，可是他们明显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无法逾越时代的误区，不把经济建设做为中心而把“阶级斗争”一再推向白热化。

　　在这方面，谭甫仁在这方面比父亲“左”，为写这本书，我采访了几位在工程兵司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于香林、李柱江，他们对我说“陈司令和谭政委都是好人，但是陈司令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还懂得政策，比如有个干部文革初期曾经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也有过造反行动，有人主张开除党籍和军籍，谭政委同意了，并且说应该开除。也不能说谭甫仁爱整人，他怕犯立场错误。你父亲却说，他作为知识分子敏感一些，看看大字报，造造反，也没有太多的错误，不能轻率地开除一个人。这个人就被你父亲保住了。”

　　他们还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工程兵三支两军，发生过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事情，工程兵领导讨论，谭甫仁就主张采取强硬措施。陈士榘司令员却说，我们不能做千古罪人！后来两个人还争论，陈士榘说，咱们就按总理最近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听两位老同志的回忆，我才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军人在这种大是大非上头脑还是清醒的。

　　谭甫仁做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在云南的行动是符合当时的潮流的，他指导当地各级领导：“(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

　　根据有关统计，云南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谭甫仁人生终点无疑是悲惨的，他和父亲一样，一直在追逐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但是舵手的失误、时代的局限、文化的制约，都让他们承担了一个尴尬的角色。我父亲晚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他对我说过：“一条正确的路线引导谭甫仁成为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而一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又导致谭甫仁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这位起步于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将领被错误路线送进了天国。

　　对待父亲和谭甫仁，都应该有个更准确的评价，既要肯定他们为民族解放立下的功绩，也要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做为一个群体那样毫不怀疑、不能诘问地参加那场历史闹剧。几十年过去，我再不把这种失误归咎于觉悟甚至道德。就是很多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老干部，如果文革重用他们，他们会自觉的抵制吗？

　　我想任何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都会找到答案。

　　愿历史能够原谅他们，也希望历史能够认真总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