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成男红发一览:教材的异化

教材的异化

——以《教育学》为个案

关于那些低水平重复的教育学教材的诞生，瞿葆奎先生的一段话概括得入木三分，恕我在此不得不将其摘录如下：“如为评职称突击编写的所谓‘复印式’教育学；热衷外延，轻视内涵，套用新概念，叙述旧话语编写的所谓‘装潢式’教育学；借权行事，利用行政手段与‘红头’文件发行的所谓‘树碑式’教育学；‘跨校合股’自编自用短平快的所谓‘同仁式’教育学；以实利为目的编写的所谓‘创收式’教育学。”

在大学校园里流行着一段顺口溜，“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扔笔记。”教材轻于鸿毛，笔记重于泰山。——王一夫

教材是图书当中很特别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最为普通的一种。中国人对教材情有独钟，我们把上学称作“念书”或“读书”，这里的“书”指的就是教科书，也就是教材。香港的教育学者程介明先生在《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即使是极贫困落后的地区，课本也是人手一册。这的确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与我们观念中对教材与教育之间某种必然性联系的预设有关。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教材过于普通，所以过去我们很少从书的角度去看待教材。教材成为了书中的另类，它的好坏都是“象牙塔”内的事情，很少像学者们的学术著作那样能够成为公共话题。近年来这种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变，随着自觉接受高等教育的民众人数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大学走入了民间，教材也随着这种趋势而进入了日常生活（今天当我们看到酒店的服务小姐在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再也不会吃惊了）。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得不把它看成是中国教育事业长足发展的成就之一。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洋教材大规模登陆中国高等教育界，使得人们从对教材“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中醒悟过来，自觉地将批判的目光指向了教材。

《教育学》：繁华的背后

中国教育学教材总数将不少于二百本。我想这个数目足以和《中国革命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匹敌了。

当我提出要以《教育学》为个案分析大学里教材的编写状况时，有人建议我分析《中国革命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由是这两种教材使用面广、版本多如牛毛，更具有代表性。但我想，如果像《教育学》这样只在师范类院校使用的教材，其版本也多达上百种，那么教材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的严重性或许就更明显了。

2001年岁末的一天，我在国家图书馆使用“联机公共目录馆藏查询系统对“国图收藏的教育类图书进行了查询。当我在电脑上键入“教育学”这一关键词后，计算机屏幕上显示我命中了264条信息。如果说这264条当中有些只是题名中包括“教育学”三个字而不完全是教育学教材的话，那么华东师范大学的瞿葆奎先生在《建国以来教育学教材事略》一文中所引用的人教社李复新同志在中国版本图书馆对1979－1990年间正式出版的教育学教材的统计数字（111本）就不能不令我们吃惊了（为撰写本文，笔者曾多次辗转与李复新同志联系，但因李复新已经出国，只好使用二手资料）。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1990年的统计数字，而且还不包括1979年以前的《教育学》版本。1998年，时值中国师范教育诞生一百周年，“为鉴察其史实，寻觅其逻辑，瞿先生发表了长文《中国教育学百年》。文中先生指出，教育学教材从“1991年到今（1998年），估计又增二三十本”。这样，加上1979年之前的教材版本，中国教育学教材总数将不少于二百本。我想这个数目足以和《中国革命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匹敌了。

作为一名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七年的校园生活使我有机会亲眼目睹系里老师编写各种版本的教育学教材的过程。一位老师曾经私下里对我说，有的老师一辈子能编出三四本《教育学》，而且内容、体系大同小异，话语间流露出了对这种现象的不屑和无奈。近来，为了撰写本文我仔细查阅了自己的藏书，发现我至少拥有十个版本的教育学教材，而且这些教材又都是北师大、华东师大、南京师大等著名师范大学里专门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的一流专家编写的。看完这些教材之后，我已经有了“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感觉，但那余下的百余种教材却仍让我牵肠挂肚。在1979年中国学术研究走向正轨之后编写的百余种教育学教材之中，至今被学术界公认比较有代表性的不过十几本，这十几本代表性著作或具有总结性，或具有创新性，由此也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但全国各类师范院校真正以这些代表性著作为教材的或许不多，这恰好能够解释那余下的百余种教材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正因为有太多的重复建设，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所以教育学教材一面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一面又引来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议论。而关于那些低水平重复的教育学教材的诞生，瞿先生的一段话概括得入木三分，恕我在此不得不将其摘录如下：

“如为评职称突击编写的所谓‘复印式’教育学；热衷外延，轻视内涵，套用新概念，叙述旧话语编写的所谓‘装潢式’教育学；借权行事，利用行政手段与‘红头’文件发行的所谓‘树碑式’教育学；‘跨校合股’自编自用短平快的所谓‘同仁式’教育学；以实利为目的编写的所谓‘创收式’教育学。”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透过这段话看到自己的影子，当然，这分明不仅仅是针对教育学领域的学者们。

教材的诞生：原因何在

某《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量化计分表》中规定，“参编教材一章（万字以上）按一篇论文计分，主编记2篇，副主编记1篇……”

教材是教育内容的载体，是介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育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学生传递知识和价值观念是教材的基本功能。历史上，经典教材的作用正是如此。但是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教育家只是“述而不作”，从事“删诗书，订礼乐”的文化整理工作。而今天的教材和教材编写者的情形与那个时代相比已经形同天渊了。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如此之多的人对编写教材这样热心，编了一本还不够，还要编第二本、第三本……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与多位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进行过交流，通过总结他们分析的原因，并结合自己的感受，我对此问题提出以下两点解释。

从客观上看，教材的繁荣也是教育事业繁荣的表现，是学术事业和教学工作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教材一般要反映各学科当中相对稳定的理论观点和基础知识，以便为学习者进一步学习、研究打下基础，随着国内外教育学的发展，教材的发展和更新是情理之中的事。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的观点正好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他认为教育问题总是不断涌现又不断被解释，而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学者对于教育问题的看法便往往有所不同，因此必然会出现大批体系上“大同”但内容上“小异”的教育学教材。另一方面，众多的教育学教材又存在着类型上的差异。早在《建国以来教育学教材事略》一文中瞿葆奎先生就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他将111本教材分为六类，其中师大等教育系本科生教育学教材及师大、师院、师专、教育学院教育学公共课教材共计63本，中师、幼师教育学教材14本，高等教育学教材4本，职工教育学教材14本，特殊教育学教材1本，自学辅导、业余进修教材15本。由于教学对象不同，教材在内容安排、理论深度、表达方式上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而为了保持体系的完整性又不得不依托原有的教材编写模式，这也是导致教材版本众多的原因之一。从这两方面的客观原因来看，教育学及其它学科的教材所存在的版本繁复的问题也是情有可原的。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关于教育学教材版本问题的客观原因的分析，充分证明了黑格尔的这句名言。但是对于教材问题的众多非议使得我们不得不从主观方面探寻其究竟，我们有必要对诸如“复印式”、“装潢式”、“创收式”教育学教材的诞生原因从主观方面进行反省。其实，从瞿先生对“影响甚坏”的教育学教材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导致这类教材出笼的原因无外乎名、利两个字。

所谓“利”，其实就是把编写教材当成一种文雅的赚钱的手段。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思想当中固有一种观念，认为上学就是读书，而这里的“书”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教材。所以只要是有学生在，老师编出来的教材就不会失去市场。这正是经典性教育学教材不能一统天下，而地方性教材却可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有一代教师就有一代教材，老教师用老教材，老教师退休之后就会有新教师编就新教材。在一些大学当中，教材的兴衰乃是教师学术兴衰的表征。正所谓高校代有才人出，各编教材若干年。其实教材的版本并不重要，因为一来谁的教材内容体系上都不会相去太远，二来老师讲课未必（或者说一定不会）依据教材去讲。我的一位在大学里讲授德育原理的同学告诉我，她上课绝不会按教材去讲，因为那样的话她讲错了学生就会知道。有人戏称，大学教育不是基础教育意义上的应试教育，但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应试教育，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是以教材为中心的，而大学的“应试教育”却是以笔记为中心的。在大学校园里流行着一段顺口溜，“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扔笔记。”教材轻于鸿毛，笔记重于泰山。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大学教育的写照。在这种情况下，教材在教学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式微了。

教材成为参考书，这是幸又是不幸。说幸是因为教师教学有了自由创造的良好环境，说不幸是留下了教材粗制滥造而无人过问的隐患。

与“利相比较而言“名很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的“三不朽”之说。著书立说这样的“立言”之事对于知识分子太有诱惑力了，哪一个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业的人没有“成一家之言”的梦想呢？这也许正是有些人甚至愿意自费出版著作的心理动因。然而在学术著作出版日益困难的背景下，编写教材就成为了广大高校教师无奈的选择（这种情况在知名度差的学校中更为突出）。正因为教材编写中领衔者的确定一般以某人在该地的学术地位为准，所以“名”作为一种抽象的心理欲求最终是以“署名”这样的具体形式实现的。白纸黑字，有书为证，教材无意间承担了学术能力评判的功能（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追求“名垂千古”的集体无意识，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学术腐败问题，对于不属于自己的学术作品的署名欲望是否也与这种原本是优秀的民族传统有关呢？当“文章千古事”被简化为代表具体人的抽象符号的流传时，很难保证不出现为“不朽而作假的行为的发生）。

“名”的追求是一种心理需要，但任何一种心理问题都可以找到与之相联系的客观物质基础，在本问题中这一物质基础便是学术评价制度，更确切一点说，在于职称评定制度。同样因为制度这一问题的出现，使得“名”这一主观因素又具有了主客观交织的复杂性。对于学术评价制度问题的讨论多得已经近乎使人麻木不仁了。此处我只想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证明制度对于教材诞生的意义所在。早在读大学期间我就曾风闻，编写教材的一章相当于发表一篇文章，几年来这样的观念不断通过各种机会得到强化，但我始终没有亲见有关的规章制度，因此也就从骨子里对此有一种怀疑。因为如果真有这样的规定，那么编书的人岂不是会呈几何级数增长？须知发表文章的难度与在教材中编写一章的难度相比，真可谓“天上人间。直到最近，我才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我得到的一份河北省某高校根据省人事厅有关文件制定的《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量化计分表》中规定，“参编教材一章（万字以上）按一篇论文计分，主编记2篇，副主编记1篇……”

写在纸上的名字是一种名，由同行专家集体评定取得的各种职称又是一种名（郑也夫先生在《信任论》中将职称评定作为一种起到社会行为简化机制功能的信任制度加以研究，并指出由于职称评定中的不规范、不科学，使之成为导致中国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两种关于“名”的获取的途径不幸皆与教材的编写发生了联系。

教材：神性的泯灭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的理性是神性本身，或者是各种存在物中最具有神性的部分，是人类的最高功能。著书立说作为人类的理性活动，无论在中国或外国都被认为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中国古人称之为“名山事业”、“不朽盛事”，其中不无对书和写书人及写书这一活动的无限崇敬。

在分析教材编写者的心理动因时，我认为许多人有意无意中是怀着一种追求神圣、超越的情感从事这一活动的，他们出于对书籍的崇敬而投入到撰写之中，其目的是要通过从事这种与神性相关的事业达到心灵上的满足。当然，也有人妄图通过从事这一神圣的事业而攫取神圣的名义，然而一旦这种内在的情感为现实的某种外在的目的所驱使时，神圣便不复存在了。也许有些大学的教师还不知道，当学生们手捧错误率极高、注释不规范、用语随意的教材时，他们内心原有的对书籍的神性的认识正在遭到颠覆。当一项本来十分严肃和神圣的事业在实际的操作中被一次次亵渎时，人们心中的信仰也正在被摧毁。“哀莫大于心死”，所以我常常想，这世界上其实有比砍伐森林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对人们内心美好梦想和神圣信念的摧毁。那些以制造垃圾书的方式颠覆着人们对书籍的神圣信念的人，不正是人类心灵的戕害者吗？可笑的是，完成这种戕害的人又是那些从书中获得知识和智慧的人（难怪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这真是20世纪以来最令中国人困惑的悖论之一。弗洛姆说，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这段话让我想起了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然而，正是因为人类的这种“悲剧性”的超越和对光明的向往，才使人类的生活充满了希望，才使人成为了真正的人。今天，在学术界出现的对于依附于书籍之上的神圣的戕害是对人性的嘲笑和捉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以这种方式感受对“真理”和“自我”的解构。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过下面这样一段话：“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定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真正理解这段话的涵义。

真的到了“求放心”的时候了

2002 年4月12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