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战 数字里的光荣与悲壮

　　郑光路

　　八年抗战中，350万川军出川抗战，其中64万多人伤亡。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八年抗战中，四川还提供了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财政粮赋……四川人民这段英勇悲壮的岁月，是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

　　笔者小时家住成都东门，城门洞外有座巍然矗立的“川军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但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冒着敌人炮火欲出征冲锋……铜像由中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在抗战硝烟弥漫的1944年7月7日落成。

　　幼时常听父辈讲：抗战高潮的一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破烂、又冷又饿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啰！消息传开，附近市民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铜像前祭奠……

　　我那时仅几岁，听到这里哇地哭了。

　　1963年，电影《抓壮丁》拍制完成，风靡全国。电影主要剧情是：抗战中的1942年前后，四川天天在抓壮丁。地主李老栓一家人和王保长、县上管兵役的卢队长之间，相互“狗咬狗”，卢队长勒索王保长，王保长诈骗李老栓、调戏三嫂子……卢队长说：“难怪下江人都骂四川人是‘川耗子’！”王保长说：“出征军人是打中国人的，”“出征军人看哪个不顺眼就打哪个”……剧情滑稽可笑、演员演技高超、夸张的四川方言……电影院笑声不断。

　　记得青年宫电影院外的海报和报纸评论，说《抓壮丁》影响很大，使中外人士认识了“抗战时期四川的黑暗”。这部电影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典方言喜剧，称其“展示了一个时代真实、鲜明的生活图画。”后来每当放学走过铜像前，同学们大做怪像，模仿王保长滑稽的自贡腔调：“抓、给老子抓龟儿子壮丁啊！”

　　这时，成都抗战铜像大都早被拆毁，这是仅存的一尊。

　　抗战时期，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抓壮丁的局部现象。但不能一叶障目，把抗战中的四川说得一团漆黑。

　　电影《抓壮丁》是极左年代的产物。电影以抗日战争为时代大背景，却丝毫看不到四川人民参与抗战的任何爱国行动，始终在描述老百姓逃瘟疫般躲避上前线……

　　20世纪90年代后，“荒诞”味更足的《哈儿军长》《哈儿司令》等电视片出现，忠勇川军被演得洋相百出……这是真实的川军形象吗？

　　我写作《川人大抗战》前，问过一些小青年，有些还是大学生，我问：“你们晓不晓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四川人为抗战作过啥子事情？”许多人茫茫然，一些人则嘻嘻哈哈：“抓壮丁嘛，王保长调戏三嫂子嘛。啊，还有那个疯疯癫癫哈儿军长、司令，歪戴帽子斜穿衣乱跳街舞，朝大炮头屙尿嘛。”

　　听到这些叫人哭笑不得的话，实在很悲哀。影视作品的“戏说”在误导后代：抗战军人是被“抓”去强迫上前线的壮丁，大后方的四川看不到一点爱国行动……鲜血浸透的抗日爱国历史，就这样在滑稽搞笑中被漠视、淡化、扭曲了。

　　历史上真实的川人大抗战，是怎么一回事呢？

　　浴血杀敌

　　抗战爆发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的青壮军人，人数令人震撼：一共有350万川军出川抗战，占全国同期实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

　　“号外!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急促吼卖声。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欢送出川抗战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流泪上场致词……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50万兵源，占全国同期实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

　　安县农民王者成，赠给儿子王建堂的竟是一面“死”字旗：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上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台儿庄战役中，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苦守滕县。日军主力矶谷师团以重炮飞机猛攻。弹尽粮绝，王铭章在县城中心指挥残部顽强抵抗，腹部中弹踉跄倒地。部下扶他，王铭章叫道：“不要管我，老子死在这里痛快！”日军怪叫冲来要抓“大俘虏”。周身血糊糊的王铭章，挣扎着高呼“杀敌，抗战到底啊！”他用枪口对准自己脑门，“砰”一声枪响……受重伤的300多川军官兵，不愿被俘受辱，他们大叫：“小日本必亡！”这些战衣破裂、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以手榴弹爆炸，消失在烟雾中……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毛泽东挥毫写挽联哀悼王铭章：“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1937年10月后，淞沪战役广德战场，23集团军145师中将师长饶国华的部队，战斗尤为惨烈。饶国华离川时对家里人说：“我此去，为国而战，义无反顾，我万死不辞！”

　　日军发起总攻，倾泻成千上万吨的炮弹、炸弹。饶部苦战三昼夜、伤亡极惨重。饶国华说：“前人史可法曾说过‘以城为殉’，我誓与广德共存亡！”11月30日晚，饶国华举枪自杀、慷慨成仁，年仅44岁。

　　饶国华忠烈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为陆军上将。毛泽东在1938年3月发表讲话：“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83年9月，四川省政府追认饶国华将军为革命烈士。

　　1938年1月20日，汉口“万国医院”。中将参赞黄罔走进病房，凑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耳边汇报：“甫公，川军按你命令反攻，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收复芜湖指日可待了！”刘湘睁眼喃喃说：“打、打得好……”但马上昏过去了。1月20日刘湘与世长辞，年仅48岁。清理遗物时，发现刘湘曾在一张纸条上写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湘还留有遗嘱：“余此次奉命出川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

　　毛泽东发来唁电：“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对刘湘作了高度评价。

　　川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1944年5月在战场上悲壮殉国。李家钰是在战场上牺牲的川军最高级将领。1984年4月25日，将军夫人王明德率三子李克林，受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成都政府拨款重新修整李家钰上将陵寝……

　　惨烈伤亡

　　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有64万多人伤亡（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在抗日正面战场上，日军高级将领酒井直次中将被川军炸伤毙命的重要史实，长期少为人知……

　　2010年清明节，成都万年场“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几位八旬以上的老川军战士神情庄严地敬献花圈、长时间地低头默哀……

　　当年，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出川抗战的350多万川军，有64万多人伤亡（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川军贡献伟大！

　　已89岁的黄士伟老先生久久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四川人民鲜血浸透的抗战史，如今许多人根本不清楚了……你写的《川人大抗战》全面描述了四川人民的伟大历史贡献，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937年7月后，在成都蜀华中学高中毕业的黄士伟热血沸腾，考入川军第21军。1938年9月10日，武汉大会战。黄士伟及独立工兵18营，潜入梅埂地区敷设地雷，扫荡日军死伤不少……但工兵排张排长及士兵50余人，先后英勇阵亡，无一人生还！黄士伟和另一个见习参谋张代福子弹打尽跳入湖中，在芦苇丛中潜伏三昼夜，靠野菱充饥。黄士伟背着重伤的张代福，在江边找到一个渔民。一叶扁舟，冒着敌艇探照灯光和时时射来的枪弹，终于回到川军据点。梁泽民旅长奖赏渔民10元钱。渔民说：“你们川军千里之外来到皖南打鬼子，成千上万的官兵都牺牲了……我不是为了钱来的！”

　　黄士伟老人向我讲述重大史实：1942年5月28日凌晨，他们在兰溪巧设地雷阵。酒井直次中将率第15师团经此，酒井被炸死……日军战史后来称：“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

　　抗战八年，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川军牺牲更多的是“无名英雄”，即普通战士。

　　川军第43军26师老战士何聘儒回忆淞沪会战时：“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

　　26师官兵顽强鏖战七昼夜，是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26师付出的代价极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伤亡250余名。每连留存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600多人！

　　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1941年至1945年，四川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四川献金总额则达5亿多元。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的！1941年，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他问一个老农：“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流泪说：“军队去打仗没粮食，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我们吃苕藤树叶也要交足公粮！”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推动“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举行。各界市民无不踊跃捐献。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也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以致挤翻了主席台柱子。

　　四川各地献金总额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滴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空袭惨剧

　　日机轰炸四川，22500余人被炸死，26000余人被炸伤，财产损失难以统计；仅1940年，成都就被日机轰炸9次；150万四川民工参加了修建成都及周边机场。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四川人承受了巨大灾难。

　　省城成都是日机大轰炸的重要目标。1939年5月9日，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连夜施工，增开四门古城墙缺口，如东门新东门、东较场和复兴门（即现在新南门），北门城隍庙，南门南较场、瘟祖庙……1939年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日机共4次轰炸成都。其中以“6·11大轰炸”最酷烈：27架日机夜袭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市内硝烟蔽日，火光四起。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繁、新都等县镇，都能看见成都上空被火光映红……1940年是轰炸最频繁的一年，敌机9次轰炸成都。

　　1940年10月27日的大轰炸，成都损失尤惨。日机在少城公园及老皇城一带，投炸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余间，死亡32人，伤26人。少城公园内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上将铜像基石被炸毁……血肉横飞、尸横遍地。

　　“跑警报”使成都城区大为拓宽。西郊茶店子、东门外三瓦窑、琉璃乡、沙河堡，南门外红牌楼，北门外五块石、天回镇……“跑警报”使这些幺店子一下子“繁荣”起来。

　　成都许多“跑警报”时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发展为名小吃。小老板赵金山在老南门大桥边开“洞子口赵凉粉”；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店主先将锅魁做好，买回皇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空袭警报响后，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卖。当时还有人在草堂寺、龙爪堰一带卖“抗战麻饼”，后来成为名小吃苏坡桥酥皮麻饼。刘湘墓园旁的郭家林子，有一位逃难入川的下江人搭间竹棚卖“警报”伙食：锅魁夹小笼牛肉、鸡丝凉面和卤肉三丝，名噪一时。“抗战快餐”体现了成都民众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的坚忍不拔精神。

　　日机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轰炸、驱逐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

　　我“文革”年代下乡在邛崃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民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泡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挤住工棚，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因痒抓而血痕遍体，病重又无药可医……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流血流汗，凭着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在半年里就修建好各个机场！1944年6月16日，盟军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各机场起飞，从中国第1次完成远程轰炸日本本土，日本人做梦也没预料到！

　　抗战丰碑

　　1966年，无名英雄铜像被砸毁；1989年8月15日，铜像经重塑，在万年场路口落成；2007年8月15日，塑像立于人民公园东大门外。它已成为成都城市精神的一种象征。

　　当年350多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着川中父老的嘱托，一步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消息迅速传到各州县，男女老少拥向街头，大跳大笑大唱，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敲铜盆，鞭炮彻夜、火把游行……抗战牺牲者的眷属则泪糊满脸拥到“无名英雄”铜像前，高叫亲人名字：“××呀，你该安心九泉了！”

　　1966年8月20日，“文革”“破四旧”高潮的一天。成都仅存的抗战标志性建筑——无名英雄铜像，以“国民党兵痞”罪名被砸得粉碎……红卫兵又来到南郊公园，挖了率川军出征抗战而死的刘湘“老坟”，把刘的遗体从棺材拖出焚尸。公园工人邓生元是个有心人，打扫场地时将刘湘骨灰扫拢埋藏在墓西侧墙边……

　　直到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省、市有关部门将所埋骨灰挖出，重立塔碑：“抗日战争时期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一级上将刘湘之墓”。1989年8月15日，重塑的“无名英雄”铜像，在二环路万年场路口落成。

　　2006年，“无名英雄铜像”因交通问题而在万年场撤除，从市民视线中消失了一年之久，2007年8月15日，终于塑立于人民公园东大门外，再次回归。我们如今站在这座神圣的铜像下，耳边会响起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深厚的历史积淀，造就了成都独特的城市文明。这座鲜血浸透的抗战铜像，正是成都抵御外侮的象征和宝贵的精神文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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