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首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

论中国民主党派的转型
蔡永飞
【内容提要】中国民主党派经历了从参加革命的政党到参加建设的政党、从“资产阶级政党”到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从“弱建设性”的参政党到“较强建设性”的参政党的转变，这些转型反映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运行发展的规律。在现阶段，参政党要强化建设性功能，主要是要强化社会整合、利益表达、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功能。
【关键词】参政党 转型
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中国各民主党派经历了多次转型。研究这些转型，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民主党派的发展变化的状况及其规律，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对于研究制定现阶段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制度建设及参政党自身建设的战略和措施对策，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对民主党派（参政党）的转型作出描述，并对现阶段参政党转型的目标、路径加以探讨。
一、中国民主党派经历的三次转型
本文所说的民主党派的转型，指民主党派在从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另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时候，根据新的社会发展需要而发生的性质、职能的转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功能结构的全面更新。考察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民主党派经历了从参加革命的政党到参加建设的政党（对这一阶段民主党派的转型，本文主要着眼于它们职能的转变）、从“资产阶级政党”到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对这一阶段民主党派的转型，本文主要着眼于其性质的转变）、从“弱建设性”的参政党到“较强建设性”的参政党的转变（对这一阶段民主党派的转型，本文主要着眼于其功能和结构的转变）。
（一）民主党派成为参加革命的政党。19世纪末期，中国受西方的影响，开始出现政党，孙中山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同盟会。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主义统治之后，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革命任务， 20 世纪20年代，顺应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主要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大政党左右中国政治的格局，两大政党既合作又斗争，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国民党经历了几次十分重要的转变：先是在孙中山领导下，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 先生逝世后，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国民党转变成了反革命的政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再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参加了抗日战争。之后，国民党再次转变为反革命的政党，并且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中失败，退守台湾，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国大陆执政。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些政治力量陆续组织了另一些政党，分别参加到了革命和反革命的阵营中。由于力量单薄和分散，尽管它们自称也被人认为是“第三”力量，似乎有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少数”，但实际上它们属于边缘化、依附型的政党组织，并没有能力和机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它们一度具有议会政党的特点，但中国多党议会政治从未达到成熟的程度，曾经运作的时间也太短暂，所以这方面的特点应当忽略不计⑴。在抗日战争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些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党，因为它们反对独裁统治、主张政治民主而被称为“民主党派”。它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并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了新中国，参加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由于执政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又领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革命党的特征，所以即使已经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仍然称为革命政党。而民主党派虽然已经由参加革命的政党转变为参加国家建设的政党，但在习惯上仍然称为“民主党派”。产生形成于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政治斗争需要的历史，表明了民主党派的发展变化与那些相对强势的政党的发展变化的密切关系。
（二）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转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一个历史时期，尽管作为中国革命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因为中国革命是“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因为这些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所代表和联系的阶级阶层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民主党派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民主党派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使命就是通过学习改造，努力改变其资产阶级的政党性质，从而从思想上政治上都能够真正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实现党的转变。如果说民主党派也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但在政治上其功能主要就是改造自身。
（三）改革开放时期民主党派的转型。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对党的目标任务的认识也随之改变，因此对各民主党派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79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认为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 ”。尽管中国各民主党派性质的这种转变在事实上早已经完成，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党 ”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但中国共产党作出这样的判断对民主党派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各民主党派不再以学习改造为主要任务，而逐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上面。10年之后，即1989 年，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起草并且颁布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正式把民主党派界定为“参政党”，从理论政策上确认“民主党派”已经转变为“参政党”，标志着民主党派进入了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的历史发展阶段。
当然，理论政策上确认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一回事，真正要完成从“民主党派”到“参政党”的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因为，这样的转变不仅需要外在条件的变化，也需要内在的变化。尽管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早已经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政党，但民主党派进入其自身作为“参政党”的历史发展阶段，还表现为从“弱建设性”的参政党到“较强建设性”的参政党的不同发展阶段。大约从 20 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时间里（基本上可以以1989年中共中央14号文件和2005 年中共中央发布5号文件为标志），参政党在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政治生活中的功能更多表现为“弱建设性”、事实上是一种“表态性”，在按照“参政党”的定位履行自身职能的时候，它们主要是对执政党提出的政策主张作出表态，更多的是对执政党的政策主张表示支持拥护。虽然他们也对执政党的政策主张提出一些意见，但主要是在一些次要的枝节性的问题上提出拾遗补缺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也具有建设性，只是在分量上是很弱的。不能说这种表态是因为执政党的权力地位而不得不加以顺从，事实上参政党即使总是充分肯定执政党的政策主张，即使作为表态型的参政党，也是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事实上越来越符合实际，并且这一时期共产党执政确实带来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参政党赞同执政党的主张也是适当的，另一方面肯定执政党的主张，是对执政党政策主张的认同，对于社会政治稳定和执政党政策主张的实施也有必要，这样做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持续运行。
（四）建设性参政党的特征。随着参政党在政党体制中的表态性功能越来越让位于建设性功能，参政党的建设性功能逐步在其履行参政议政职能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建设性功能主要表现为：一是在接受执政党领导的前提下，对执政党提出的政策主张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建议，这些意见建议会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执政党的政策主张。二是，参政党的意见建议越来越体现为对于执政党的监督，使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体现了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即政党之间以互相监督来推动不同政治力量的利益整合，从而在这些政治力量的互动中实现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各政党自身的局部利益。三是，参政党自身越来越朝着现代政党的方向发展，使参政党的功能和结构越来越符合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越来越能够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客观规律。
四是，参政党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越来越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其建设性功能越来越具有制度的保障。 1989 年的中共中央14号文件和2005年5号文件所确立的在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中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取向，对于参政党的转型、参政党建设性功能的建设极为重要。第一，“三化”建设是根据参政党作为建设性的参政党的需要来进行的，如果制度、规范、程序都能够保障参政党的建设性功能的发挥，参政党将由于制度、规范、程序而不断强化其建设性功能。第二，由于参政党功能发生转变，其结构也必然随之转变，适应参政党增强建设性功能需要而建构起来的结构，以种种体制、制度、规范、程序加以外化，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当参政党的功能是表态性的，那么它的组织结构体制就是一个“养人”的结构体制，因为执政党需要的表态是参政党“旗帜性人物”的表态，这样就使得谁有那样的身份，谁就有资格去表态，领导人的选择往往强调的是其出身背景。比如民革八大选举的领导人是李沛瑶，他的当选与他是民革创始人李济深的儿子有关；民革九大、十大选举的领导人是何鲁丽，她的当选则与她的父亲是曾经担任国民党时期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有关。按照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的说法，这样的人物是要“养起来”的⑵，“养起来”有利于他们作为有代表性的人物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发挥协调关系的作用，同时作为代表性人物，他们在政治上的表态往往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极而言之，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即使是摆一些椅子让他们坐在那里都是有用的。正如毛泽东1956年8 月3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所说的，为什么要选举王明、李立三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们代表了政治上犯过错的人群，被他们代表的人“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社会各界别的人都能在政治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代表，这一点常常比他们讲了什么还要重要。但是，“养人”的结构体制毕竟其取向不是建设性，因而事实上并不有利于建设性功能的增强，所以在“养人”体制存续时期，参政党的建设性是比较弱的。而建设性的功能所要求的是“用人”的结构体制。既然要有建设性，就必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执政党的政策主张发表有思想深度、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这样的要求需要参政党建立健全必要的用人机制，努力选拔、使用具有相应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的成员和工作人员，而不是查血统、论资排辈。如果说参政党的表态性功能在政治体制中主要是表面上的功能的话，那么，建设性参政党则必须实实在在地、实质性地发挥作用，这对于参政党的变化来说，甚至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如果不能具备应有的建设性，一旦“养人”的需要和条件消失，民主党派也好、参政党也好，可能难免消亡的命运。“养人”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参政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使多党合作制度真正成为为中国政治运行发展所需要的政党制度，就必须不断强化建设性功能，把参政党建设成为建设型的参政党。这就是本文把参政党转型划分出一个从“弱建设性”到“较强建设性”的转型阶段的原因。
二、参政党转型的原因分析
中国民主党派从参加革命的政党到参加建设的政党的转变，首先是因为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革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任务不再是革命，而是建设。其次，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毕竟新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参政党也必然要参加建设。但是，由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革命”，而没有打算尽快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所以民主党派才经历了自身的“学习改造”并且通过民主党派来对与其有关系、有联系的社会成员进行“教育改造”这个“革命”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的认识问题。尽管任何政党都要不断学习乃至“改造”自身，但把那一历史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被认定为“资产阶级政党”并不符合“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基础已经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消失的实际，也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执政理念逐步发生变化，事实上进入了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到 2002 年中共十六大的时候，执政党明确提出党已经从一个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党。尽管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并不是一经党的领导人公开宣布就能够实现的，但它毕竟已经在进行之中，而且开始了一个自觉推进转变的历史进程，随着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变革，这一转变进程也会不断加快。而正是执政党的这一转变，带来了民主党派的转变，尤其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参政党”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参政党的转型也进入了自觉推进的历史阶段。
概括起来，参政党转型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状况、国家利益的需要为参政党转型提供了基本条件。当国家现代化建设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执政党也好，参政党也好，都必须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改变自己存在发展的方式和功能结构。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实现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的话，那么，作为新中国政党体制中的政党，都必须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政党体制的设计，政党关系的确立都必须服务和服从于这些历史使命。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而有利于在中国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民主党派也必须从革命的民主党派转变为参政党，尤其是建设性的参政党，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执政党的转型是参政党转型的决定因素。执政党在中国政党体制中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决定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外生型现代化，是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迫使中国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而且中国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列强的压制之下，为了迅速完成现代化任务，为了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复杂局面，中国必须有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党是历史的必然，民主党派成为参政党也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个全面的转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自身也必然经历着转型。当党执政党进入转型期、提出转型的任务，参政党的转型就成为现实可能，而成为政党体制的整体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参政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是参政党转型的内在动力。向着建设性参政党转型，是参政党十分强烈的愿望。参政党所代表和联系的社会政治力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迫切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国家建设、改革、发展作出贡献，迫切希望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不断强化作为政党的建设性功能。而现代化建设本身也对参政党发挥好建设性功能存在着越来越强烈的需要。因而，各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地加强自身建设，以不断适应强化建设性功能的需要。
三、参政党转型的目标、路径
在现阶段，由于改革开放仅30年，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才十几年，要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的上层建筑是不现实的。由中国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所决定，参政党的转型必须服从政党体制的整体转型，因而参政党的转型不是要摆脱“参政党”地位，而是要在参政党定位上充分发挥建设性功能，并且建立健全有利于建设性功能成长加强的体制结构。应当说，强化参政党的建设性功能和结构，是推进参政党转型的基本也是根本的目标。按照这样一个目标，参政党要更加自觉、更加积极地推进自身的转型。
就强化参政党的建设性功能而言，主要是努力发挥作为政党的社会整合、利益表达、政治参与、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功能。在这里，强化参政党社会整合、利益表达功能是基础，加强参政党的政治参与是条件，强化参政党民主监督功能应当是关键，也应当是目标。而强化参政党建设性功能结构的路径，一方面是不断发挥其功能，在发挥功能作用的过程中强化功能、完善结构，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来促进和保障参政党建设性功能的发挥和相应结构的完善。200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已经对积极推进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实践证明，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对于参政党转型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不断抓好落实。
（一）强化参政党社会整合、利益表达功能。政党的社会整合、利益表达功能是政党的基本功能，参政党也不例外。就社会整合而言，参政党的转型至多可以说是处于起步阶段。参政党组织是否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在进行政治活动，是否能够代表组织成员和所联系社会阶层群体，目前应当说还是有问题的。所谓社会整合，其前提是参政党组织内部充分的利益表达。而参政党在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时候，组织内部政治生活的展开尚未达到活跃的程度，制度化程度也不够，但发挥参政党整体功能的探索已经在进行。据了解，民革从 2001 年起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副省级以上组织的参政议政成果汇报会，这是一个民革组织内部整合的一次机制创新。它通过与会组织汇报交流参政议政工作成果，不仅使这些组织得以在共享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党组织的整体作用，而且这一过程本身也影响着今后民革组织的参政议政工作取向，使分布在各地的民革组织能够在整体上在一些重要领域发挥政党的作用⑶。类似这样的探索应当成为参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
发挥参政党在组织外部的利益表达功能应当是更重要的。参政党的领导人或者普通成员如何面向公众表达作为政党整体或成员个人的政治主张，现阶段虽然有着许多渠道，比如说接受媒体采访、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章、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提案等等，除了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渠道以外，还应创造更多表达渠道和方式。参政党组织内部和各个层级的政治协商会议都可以探索建立某种程度的辩论制度，让利益表达逐步实现充分和自由。强化表达功能是参政党推进转型、强化建设性功能的必要条件，必须受到各方面应有的重视。
（二）扩大参政党的有序参与。就参政党建设性功能的发挥而言，现有的参与制度、程序尚有参政党发挥作用的余地和空间，参政党自身的努力程度远远不够。比如说在政协会议上参政议政，这个空间可以说非常广阔的，问题是参政党许多成员的提案的智慧含量、技术含量还不够高，作为政协委员的专业程度不够、敬业精神欠缺。但这并不是不扩大参政党政治参与的理由。比如说在参政党成员的实职安排和政治安排仍需要扩大。或许人们可以期待，在2012年政府换届的时候，能够出现由参政党成员出任的副总理；在全国人大换届的时候，能够出现参政党成员出任的专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全国人大机关能够出现由参政党成员出任专职领导成员。
（三）进一步发挥参政党的民主监督作用。参政党民主监督是一种“柔性监督”，它体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但是，如果参政党成长为更加成熟的现代政党，即使是柔性监督也应当能够发挥更重要、更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在人大监督比较刚性的条件下，如果对政府的预算监督不便于过度深入的话，恰好可以利用政协的民主监督来发挥监督作用。比如在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大幅度增长、公众越来越关心政府如何花钱的时候，可以由参政党成员出任的政协委员组成专职的预算审计专家组，对政府预算进行全面系统的全程跟踪监督，或许这将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办法。从中国国情来看，进一步发挥好参政党柔性监督的作用，建立健全柔性监督的体制机制，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很可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现在的多党合作制度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代表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前进方向和趋势。
（感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小鸿 教授、北京市社会主义学院廖继红 教授对本文所作的宝贵批评）
注释和引文出处
⑴2008年6月27日，在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首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暨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研讨会上，本文受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孙信 教授的质疑，他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党派具有议会政党的特点，因此笔者在修改本文时作出如此回应。
⑵《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⑶参阅蔡永飞：《民革参政议政成果汇报会的主客观条件及理论意义》，《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