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三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消息让国人兴奋之余又有些茫然，贫穷衰弱的记忆尚未完全抹去，突然间就是世界老二了。一下子气象大不一样，国家外汇多的好像花不完，领导人出访，随手都是带着大把订单，原来被人仰之鼻息的那些富国排着队来中国借钱。好话大话也多了起来，什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震撼”、“中国不高兴”，一时间都成了畅销书的封面。学界的一些人，更像打了鸡血，满皮包都是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报告，原来老是检讨“中国做错了什么”，现在变成“中国做对了什么”。话语转向标志着话语重建，西方那一套不行了，管不了别人也管不好自己，凭什么听它的？于是，要全面反思，要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要对中国特有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重新认识。
在这个近乎民族狂欢的喧嚣中，有两个严肃学者的声音最值得我关注。一个是张五常教授，正是他提出了“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后来才有周其仁教授的一个同名著作的出现。张五常在他应科斯教授所约，为总结中国改革30年经验而写的名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被他自己认为是可以传世的著作，在这一份长达8万字的研究报告中，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除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一再强调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之外，还有就是他在近些年才发现的中国县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一发现在以往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里好像没有现成案例，中国发展的经验显然填补了这个缺口。作为科斯的嫡传弟子，张五常明白，制度经济学里所强调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指资源配置和交易的市场化机制，国家的力量只是作为其外部性因素被考虑；而中国的国家因素，不管是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地方县际竞争的形式出现，都深深植入于中国经济的内在进程中。也就是说，原来一直被视为干扰经济市场化运行而必须将其外部化的国家因素，在中国则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源。中国发展的经验，是对制度经济学的补充呢？抑或是挑战？张五常没有给出答案，他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经济学家一直被认为是最具理性精神，是秉持价值中立的典范，张五常教授的上述言论应是其长期就近独立观察中国的结果，他的研究报告获得科斯教授的高度评价，绝非是一个经济学老人的“中国情怀”可以解释。最近30年来，多少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来中国考察，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但有几个求得了中国问题之解？惟独科斯，在20几年前就鼓励“斯蒂文·张”来香港工作，占据近水楼台，将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边界拓展至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可谓深谋远虑。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在帝国体制下已运行两千多年历史，历经多次战乱，被铁幕和冷战体制长期隔绝于世的超大型国家，在30年前向世界打开一条门缝时，谁能看得清楚其中的奥秘呢？从东欧所谓转轨经济学谱系，到西方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开出了多少药方，究竟哪一味药是有疗效的，至今尚未可知。其间也有不少预言，如“中国即将崩溃”，“历史终结”，大话炎炎，已成笑柄，不足挂齿。中国崛起，中国奇迹，进而中国模式，首先是作为一种事实状态进入到经济学家的视野，用30年时间完成经济总量如此增长，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对此作出有效解释时，就先不要指责张五常教教的研究结论过于草率。中国的制度安排及其绩效究竟如何认识和评价，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在张五常的言论之后，我关注的第二个人，同样具有高度的理性精神，他就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据说现在许多年轻人只知道李泽楷而不知道李泽厚，这并非是这位哲学家的悲哀，作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哲学象征，李泽厚激发了一代人的哲学兴趣。“八九”之后，他长期漂流国外，远距离观察中国，对现有体制秉持着精神上不合作和话语上不抵抗的立场，身份独立，不必曲学阿世。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李泽厚始终是不以为然，对新左派的各项主张，也多持批评态度。这些质疑体现着他固有的理性和冷静，也充满着某种温情的理解。这样一个长期深沉的思想者，突然在去年高调发声，透过一本采访录，以“中国哲学该出场了”为话题，尽显一种和他以往不同的言说风格。我对此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大家都在议论中国崛起时，中国哲学该出场了呢？ 哲学家观察社会的变迁，肯定有着和经济学家不同的视角，他不必过度关注于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可能更关注于思想和话语方式的变化。从晚清康梁以来，中国制度落后和经济衰退在思想界的直接后果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被一系列西式话语所取代，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轮番上场，讲的都是一些西方讲过的大词，或自由民主，或革命暴力，社会是在这些话语支配下选择变革和发展路径。这种状况，对于中国有深度的思想者而言，可能是最痛苦的事情。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在什么时候说，说了又有谁会听。李泽厚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有话语影响力的人物，他对儒学的现代解释，他的西体中用的观点，他对启蒙和革命双重变奏的论述，至今看来，依然精辟。但无容讳言，近20年里，在舆论和媒体被一批新的意见领袖占满时，李泽厚似乎失语，他可能也不屑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发声，作为一个还有着思想能力和现实关怀的思想家，又似乎不甘于做一个桃花源中人。他这次喊出“中国哲学该出场了”，口气不可谓不大，其中或有书商的营销策略，社会也应当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在西式的话语霸权面前应当重新建构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问题是，在五年前，他会这么说吗？在到处都充斥着“中国即将统治世界”、“中国震撼”的言论时，李泽厚的这个说法其实和这些言论一样，都是基于“中国崛起”这个现实。物质的膨胀既会带来话语膨胀，也可能让那些沉寂多年的思想者以进言的时机，如同张五常一样，在说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时，不就是因为这个制度的“绩效”在当下的确让人刮目相看吗？ 在这两个值得我高度尊重的理论前辈面前，我是企图在他们的言说中和言说后面，找到我的问题关注点。在我看来，张五常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经济制度合理性及其绩效的问题，而李泽厚实际涉及到的是中国话语重建的现实可能性问题，其实质依旧无法绕开中国话语出场后面的制度评价问题。从张五常说出“中国做对了什么”时，中国学界的许多人好像都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制度上毛病现在却成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在这个“比较优势”下所取得惊人成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为那些至今对这个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人，比如李泽厚，提供了他们话语复兴的基础。GDP，既成了经济学家手中的筹码，也成了哲学家说话的底气。 都搭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该对这列还在飞速奔驰的“中国号”作出如何评价？它的巨大动力究竟来自于何处？ 探寻中国重新崛起和复兴，是中国自晚清新政以来所有知识人和民众的共同愿望与要求，革命也好，改革也好，目标是一致的，通过制度变革解放生产力。但制度变革的方式又有多种路径，那一条路径适合中国发展，是晚清帝国解体以来让政治家们一直纠结和头痛的问题。中国现代化之路一直是在各种试错中展开，有时看起来已经走上光明大道，最后才发现已进入死胡同。直到30多年前，在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时，中国好像才摸到了现代化的门槛。执政党和学者们在一起反思，通过历史的经验和制度的比较，终于认识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权力过大，过于集中，高度垄断，是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制度原因。改革就是要改变国家全能主义体制，逐步建立社会自主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建立市场机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和价格体系，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增长问题。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传统作用方式，如国家所有制，计划配置资源，价格管制，都是作为改革的对象，改革的主基调是放权让利，国家从它应当退出的领域逐步退出来。这个过程，其实质就是社会的“去国家化”，我以前写文章称之为“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国家把本属于社会的各项权力，首先是经济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基本共识，张五常在1981年写的那篇重要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其实满篇都在讲着同一个道理：建立市场机制，国家必须退出经济领域。 80年代初期开始的“去国家化”的经济改革，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之后，便陷入举步维艰的状态。期间，政治动荡开始显现，社会迷茫于改革去向，学界焦虑于改革停顿，政改呼声日趋高涨。在此形势下，党内高层对改革路径的认识分歧明显扩大，担心改革失控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忧患。新权威主义的出场，适应了这个时期的一个极其迫切的现实需求：国家，作为凝聚着执政党利益、抱负、荣誉和历史地位的主要制度载体，必须主导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新权威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国家主导作用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支持，它主张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以威权人格和威权制度确保社会稳定和秩序，同时推进市场化进程，承诺国家有最终的民主化前景。也就是说，新权威主义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被设计出来，它是宪政市场体制的前阶。 新权威主义在“后八九”时期，并没有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改革纲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该理论主张的人，大都被甩出言说改革的主渠道，处在边缘状态。但是，必须承认，新权威主义的确标志着中国改革前10年的终结，自此之后，社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去国家化”改革遭到重大修正，国家从既是改革领导主体又是改革对象的暧昧状态中解脱出来，大规模地重返社会领域，它的制度“原罪”不断地在转化为一种制度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国家日趋成为一个巨人，一个庞大的权力体和经济体，身兼数职，既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暴力机构，又是终极所有人、投资人和宏观调控者。以前囊中羞涩，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资源丰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主导加上市场机制，两个发动机一起运作，在短短20年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期间涌出多少奇迹，高铁、航母、载人飞船、奥运、巨额外汇，数不胜数。凭着这些制度“绩效”，张五常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中国模式”论者也有理由认为，现行的制度安排应该成为中国一个永久性制度安排。 应当承认，张五常所发现的中国“县际竞争”优势，的确形成了中国经济在地方你赶我超格局中所形成的巨大动力。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能够像中国的一个县级城市一样，拥有如此之高的经济发展热情和如此之多的经济发展手段。中国地方经济发展，起初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长三角，最后延伸到中西部广大腹地，从梯度发展到共同发展，国家主导被分解为各个地方政府不可遏止的经济冲动。中国如同一个巨大的公司，中央是总公司，省市一级是分公司，县就是子公司，中央的积极性转化为成千上万个地方积极性，这个能量开发出来了，怎能不惊人？张五常所掌握的制度经济学的知识，又怎能解释这种现象？除了重新确立国家主导地位的合法性，把国家这尊“大神”再请回来之外，大概真的没有什么更合理的说法了。但是，中国现有经济制度的比较优势，岂止张五常所说的“县际竞争”这一块，秦晖就反复提到中国的“低人权”和“负福利”的制度安排，得以让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在西方宪政体制下难以取得的便利条件，大幅度降低它的制度成本。比如，国家低价大规模征用农地，各种疯狂的拆迁，放纵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环境保护的低投入和软约束，以及脆弱的财产保护体制和尚不具有独立地位的司法体系，的确是中国独有的制度现象，在西方宪政市场体制下是绝无可能被复制出来。中国这种毫无约束的发展和缺乏民众参与的“制度优势”，难道真的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的依据？那些大规模的人权成本真的可以作为中国发展的必要代价而被忽略不计？中国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所取得发展成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和我们后人心安理得吗？ 因此，对中国制度安排及其绩效如何认识和评价，必然面临巨大分歧。萧功秦的新保守主义，新左派和何新的新国家主义，朱嘉明、许小年等人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吴敬琏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已成公共名词的威权主义等说法，已经高度概括出分歧所在：他们或者强调国家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新左派、何新），或者论证威权制度作为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意义（萧功秦），或者批判资本因素和国家因素结合后所发生的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变异——形成权贵资本（朱嘉明、许小年、吴敬琏）。这些不同定义反映的是不同的理论倾向，充分表达出对国家的不同态度：新国家主义者在欢呼国家的全面归来，自由主义者绝对无法容忍在自由市场的对面重新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则试图在这两个对立极之间建立起一个过渡性环节。也就是说，在对中国现有制度的认识和未来改革路径的选择上，可以概括出三个基本选项：绝对国家主义（新左派、何新），有限国家主义（萧功秦），去国家主义（朱嘉明、许小年、吴敬琏）。 就现实的制度安排而言，中国的经济制度，呈现的是有限国家主义的制度特征，国家的效力和市场的效力似乎得到有效结合，市场的轮子和政府的轮子一起启动，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30年来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近20年来经济状况，证明了有限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的确解决了在以往绝对国家主义体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经济增长问题，并且取得了在去国家主义体制下无法取得的经济增长效率。正是从发展的效率评价，或者说，完全撇开为发展所支付的人权成本、环境成本和各种资源成本，张五常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并不离谱。但是，把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制度成本都抽象掉了，这样的理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制度绩效的评价，一定是基于两本账，一本是基于当前的最大目标，另一本是基于更为长远的目标。就前者而言，在中国饱尝经济停滞和衰退之苦已有上百年之后，能在30年时间迎头赶上，为此付出各种代价，是可以承受的，这个帐算的过来。在基本实现这个目标之后，下面的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否作为永久性的制度安排？其制度优势能否继续有效？以前那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制度成本在以后的发展中能否继续承受？说到底，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要回答这些问题，必将涉及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方式，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主题。“八九风波”之后我被迫退出学界，但这类的思考从未停止。从2008年以来，我陆续发表了三篇长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文史哲》2008年第4期），《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思想路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冬季号），这三篇文章试图结合历史、理论和现实，集中探讨中国帝国时期的制度性质，中国后帝国时期的制度转型和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等重大理论问题，文章因为广泛涉及到对中国帝国时期制度安排的历史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客观评价，我被萧功秦教授戴上了一顶国家主义者的帽子。坦率地说，我在写完这些文章时，的确面临着我以前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性的质问：帝国、中央集权专制、斯大林模式、毛主义和计划经济，原本是被置于一个政治谱系中，说了历史上帝国的好话，岂不就是为现实的国家主义制度辩护？另一方面，我如同张五常一样，在亲身经历了中国30年改革进程之后，不能不看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实现的；或者，如同李泽厚一样，虽然对现有制度安排一直抱有批判的情绪，但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崛起的确为中国话语的重建或复兴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发生二律背反时，任何一个方向的选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个时候，或许只有基于历史的经验和对未来的责任，才能让我们从现实的困境和困惑中摆脱出来。在此，我愿意将上述研究的基本看法概述如下，供有兴趣者参考。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年02月16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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