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s and Desires: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四大背景式问题”

作者：吴晓林，李昌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58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2-2-7 11: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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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要面临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作为发展目标提出来的，有的是发展过程中亟需面对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就遇到了错综复杂的问题。基于此，决策者先后将经济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社会和谐、社会管理等视为特定阶段的发展和改革主题。实则，分清楚面临问题的类型，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本文并不力图指出中国发展所要解决的目标性问题，而是基于发展本身所遭遇的一些困境，提出一些亟需应对的“背景式问题”。这些背景式问题，更多的是为中国进一步发展铺开了“时代画布”，究竟用何种方式来解决之，还取决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智慧和努力。
一、“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当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在2050年将达到86%;中国大陆在2010年城市化率约为47%。按照模型预测，2009-2020年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03个百分点，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可以推算，中国城市化的临界点极有可能在2013-2015年间出现。
城市化时代的来临，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是全新的经验，也是结构性的挑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临界点出现的时期往往是社会问题多发时期。笔者曾经研究过英美等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这里重新将其提出来，即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容易出现四大基本冲突：
一是“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冲突”。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英美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都面临着“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泰晤士河就受到400余条污水管道的污染，据统计，由于环境恶劣，19世纪中叶英国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22岁。马克思对英国城市化环境恶化的现象作了描述：在伦敦，拥有一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
二是“道德文化冲突”。道德沦丧和犯罪率上升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存安全。19世纪，英国城市化进程中雇佣童工、“卖淫”、“私生子”等现象突出。美国在20世纪初的道德滑坡则表现“酗酒”、“性泛滥”、“离婚”、“单亲母亲”等现象的剧增。“道德沦丧”同样引发了各种犯罪问题，在各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欧美工业化国家的犯罪率往往随着城市化的扩张而趋于上升。在城市化进程中，各色人等集中向城市流动，促使城市成为“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中心地带，城市一度成为“犯罪、毒品、暴力、色情”的代名词。
三是“阶层(种族)冲突”。贫富差距是“阶层(种族)冲突”的经济原因，美国城市的贫民窟正是“贫富差距”的生动写照。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纷纷逃离污染、拥堵的城市中心，迁往空气清新的郊区，忙于生计的穷人却只能租住他们留下的破旧房子。英国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宪章运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五一大罢工”和持续十几年之久的“进步运动”都是贫富差距和阶层冲突的产物。
四是“官民冲突”。官员腐败和“公私勾结”严重威胁了政治合法性。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生存形态”，在市场化的“交换机制”渗透到传统的统治秩序、相关监督管理机制没有得到及时更替的条件下，“18世纪的英国比17世纪的英国要更加腐败，19世纪的美国比18世纪的美国要更加腐败”。美国的城市政府曾经被批评为“基督教世界里最腐败、最无能、最浪费的政府”。面对城市发展对公共事业不断增长的需求，一些政客与利益集团、帮派势力和企业经营者勾结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化的腐朽的控制网络，致使市政腐败，社会管理失序。英国的选举过程则被有钱人控制，贿选、舞弊情况十分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将城市化进程简化为一种“造城运动”。这种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城市化催生了人地矛盾、阶层矛盾、城乡矛盾、环境破坏等亟需解决的问题。可以看到，缺乏前瞻性的盲目城市化过程，会使得“城市病”的压力更加严峻。就当下的实情而言，城市化给中国带来的将是全面的、深刻的和根本上的挑战。
二、“重度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老龄化出现的自然发展趋势，中国的老龄化明显带有人为色彩，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老龄社会到来的时间被明显提前了。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增长，中国社会已经转向“重度老龄化”。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老龄化已经达到13.26%，农村老龄化尤其严重，达到了15.4%。到本世纪中叶，将有4.38亿老年公民，这大大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对于缺乏养老保障体系，仍然较多依赖家庭养老的中国老人来讲，大部分养老负担是由子女来承担的，因而“少子化”的家庭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加重子女的负担。人们有理由忧心，因为缺乏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当这种负担加剧时，血缘所带来的家庭向心力很有可能在经济压力下被稀释，一系列新的社会伦理问题也会随之爆发出来。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老龄化”与“城市化”是发生在同一时代背景中的，很多问题的严重性又会得到“叠加”。例如，大量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就将4000万留守老人甩给了农村社会。根据笔者在湖南的一项调查，由于农民工工资收入并不高等原因，子女外出务工并没有给留守老人的经济情况带来明显好转，49%的老人表示子女外出后家中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化，48%的老人还承担着农业生产劳动，对于这些脱离了传统“子孙同堂”结构的老人而言，吃饭虽然暂时不是问题，但是“吃药”即医疗保障却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调查同时显示，60%的老人表示自己患有疾病，其中20%的老人已基本不能参与劳动;71%的老人表示生病时主要依靠自己，除非生大病，子女才是医疗费的主要承担者。缺乏精神心理抚慰也是农村老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少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精神孤独。
“长命百岁”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追求，但是在“长寿时代”到来的今天，中国显然并未做好足够的应对，甚至出现了“未富先老”或“未备先老”(没有准备就进入老龄化时代)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全面跟进、养老金准备不足、国家财政压力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传统养老方式不断受到冲击，老年事业无法得到全面发展。“社会养老”虽然为一些专家学者所呼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着法律空白和监管缺失的困境，良性的养老市场发育还需要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等各方面，带来了严峻的压力。如果不能审慎地应对这些问题，老龄化高峰的来临将促使整个社会直面更大更多的风险。
三、“政治民主化”带来的挑战
环顾全球，在北非、阿拉伯甚或最近利比亚卡达菲的倒台，都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证明，人类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虽然历经波折，但是脚步并未停歇。反之，一些政治上保守、实施高压统治的国家则面临政权更迭的压力，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反射到中国内部，由经济民主而社会民主最终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路径，想必是无法阻挡的。我党也早就提出“由基层民主而高层民主、由党内民主而人民民主”的改革路径，并且进行过相关试验，但是民间特别是知识界对民主化的诉求热度并没有消减。未来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形式、怎样的速度来回应社会内部“民主化”的诉求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民主必须既立足国情又符合基本规律，与西方不同，中国封建思想的惯性对 “民主化”的进程一直产生着极大的妨碍。就国情来看，中国从秦朝以来就一直是个中央集权国家，历来重视“公共权力”，即权力掌握在谁手中;对于在契约和宪法上早已规定的“公民权利”却无法得到有效更新和保障，而“公民权利”恰恰是“公共权力”之源泉。由此来看，在关照“政府主导”这个国情的条件下，建设法治政府、透明政府毋宁是“民主化”的第一步，这充分呼应了“有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民主”的论断，也就是说“法治政府是民主的第一步”。再乐观点讲，通过“宪政”的建设，以及民间社会的良性发育，促进社会权利和个体权利的有序扩充和保障，进而达成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使“公民权利”真正回归到制约“公共权力”并为之提供合法来源的地位，是民主化的重要目标，这就达到了民主化的成熟状态——“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
还应看到，对民主权利的诉求是无可非议的，但缺乏理性精神支撑的盲目行为，一定会或多或少刺痛整个的政治体系，从而加剧“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零和博弈，使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出现更多的弯路。因而，“民主化”诉求，无论从追求的主体、追求的方式、追求的目标、追求的时间、追求的程度来看，对于一个有长期“政府主导”、“政府依赖”式的社会，治理一个多民族大国的大党而言，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
四、“环境脆弱化”带来的挑战
30多年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但代价也是沉重的。虽然学界一直在警告，要避免走西方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面对GDP主义冲动，中国显然无法打破上述路径的魔咒，导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的破坏亦非常严重。当年北京奥运会，国外选手戴口罩入场的镜像，无疑需要我们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一书指出，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环境“各种深层次矛盾不断爆发，环境保护事业充满转型和博弈的张力”，“而绿色GDP考核搁浅、规划环评条例立法遇阻等事态，不仅显示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强大惯性，也再次暴露出‘特殊利益集团’正在成为环保决策中的重要的隐性力量”。2011年4月21日，环保部公布了《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环境状况“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中国面对比之于其他国家更为突出的环境资源问题，如果继续走原来的老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如何获得良好的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支撑?
没有环境就没有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发展就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不珍惜、不保护自己生存环境的国家和民族是十分脆弱的，是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可是面对庞大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压力，如何面对环保问题，如何在转变经济模式、环境实效监管、健全环保体系、公正环保决策等方面获得切实的突破，即如何在保护环境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真正能够维持平衡，这需要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果断的行动。
上述四大问题不仅凸显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中，也同样深刻地存在于未来社会进程的深层脉络里，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人类社会不容回避、共同面对的课题，亟需理论界和实务界予以充分重视。■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央编译局
文章来源：《学习月刊》，2012年第1期(上)
注：本文是作者2011年11月9日发表于《联合早报》文章《未来中国亟需面对的“四大问题”》的扩展版。
徐力恒 吴晓林:牛津大学历史研究生教学方式值得借鉴《中国社会科学报》
牛津大学历史系的硕士课程有多种专业。其中短的一年就能毕业，长的则要两年。学生是否具备入学资格、由哪位教师指导，都由本系委员会决定。每个硕士专业都有至少一门讲授课或者讨论课作为核心基础课，主题一般是探究该分支领域的基本研究方法。除了满足课业要求以外，所有硕士生都必须提交毕业论文，毕业之前还要参加考试。
至于博士课程，修读学生必先达到两年硕士课的学业要求，并在第三学年底提交博士论文章节目录(相当于国内的开题报告)，目录中必须安排好写作进度。同时，需要提交一千至两千字的博士论文提要，并完成其中一章的写作。一般要求博士生四年至五年之内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然后参与答辩。博士生课程较少，与导师交流的方式因人而异，较为灵活。师生每学期见面讨论论文进度的次数没有硬性规定，不少学生利用电子邮件向导师请教并讨论问题。
历史系每学期都为各分支领域举办系列讲座，邀请系里教师或外来研究者讲述其研究成果，一般每周一次。这些讲座根据教师的研究兴趣组织，有的在历史系举行，有的在学院举办。听众以研究生为主，提问踊跃，讨论有深度。
除了历史系以外，其他学系也有不少教师讲授和研究历史：古典学系负责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历史教学;区域研究学系开设与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历史相关的课程;东方研究学系有许多课程与中东和亚洲历史紧密相关;艺术史学系和考古系的课程和历史学也有交叉。
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博士生培养为例，其课程由所在的东方研究学系管理，导师大多来自中国研究中心。这些学生通常在博士一年级期间修读研究方法论课程和日文课(海外汉学向来重视日文阅读能力的训练)，并准备一篇学年论文作为第一年结束时的考核。学年论文通过并且语言和方法论考试都过关之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博士生候选人，继续撰写博士论文。第二年以后一般不再修习课程，专注于博士论文的写作。
牛津大学历史研究生教学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第一，精英教育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弹性课程设置、导师制、广泛的学术讨论等教学手段，为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尽早确立研究兴趣等带来了一定效果。但是，这种精英式教育需要相当大的成本。对于国内教学的参考意义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考察。
第二，“授人以渔”的教学方法值得借鉴。牛津大学一学年有三个学期，每学期只有八周，上课的总学时偏少，学生的自由支配时间较多，很多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相关研究。就其教学模式而言，“第一层次概念”(具体的历史知识)由学生自学，“第二层次概念”(历史方法)通过课上与教师互动习得。学生在课下需要认真准备。国内历史教学的课堂以讲授历史知识为主，方法传授相对欠缺。如能像牛津大学那样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合理配置教学内容，即便课时偏少，学生的学习范围和视野也会有所扩展。
第三，跨学科交流能够扩大学生的视野。牛津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师在课堂之外有许多交流机会。这种学习机会虽然并非精心设计，但却对学生学习历史、整合自己的历史知识大有裨益。这种跨学科的交流方式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单位：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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