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3包团多少钱:邹尔均:邓小平南巡有“三不” 我给厦门争取了“7分钟”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1:59:32
邹尔均:邓小平南巡有“三不” 我给厦门争取了“7分钟”2008年09月12日 09:3321世纪经济报道【大 中 小】 【打印】

 

小册子引发的争议

《21世纪》:你这么一讲特区的由来,感觉厦门的起步很顺利啊。

尔均:现在的人来看,改革这是顺理成章的,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来看,都是踩着高压线来走的。

特区刚开始不久,就来了个《租界的由来》。这小册子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21世纪》:这是哪里来的小册子?说特区是租界?

邹尔均: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不久,从北京发来一本小册子《租界的由来》。它是说,你们搞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就是搞租界。这吓坏我们了,搞租界意味着什么?卖国主义。特区就是殖民地,这可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我们当时就很困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1世纪》:厦门特区产生于风口浪尖上,是不是压力更大一些?在这种压力面前,你们是如何面对质疑的呢?

邹尔均:那个时候,正好美国的雷诺公司在厦门加工骆驼牌香烟。北京那边就发话了,你这个合作项目是卖国主义。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有利的改革开放怎么就成了卖国主义?

但是,看看广大的人民群众、广大的干部是怎么想的。当时我发现,人民群众和干部批评你改革开放的进度太慢。广大群众是要求你改革的,是要求你快的。这种意见,正和《租借的由来》的立场相反。

改革开放是得人心、得民心、得党心的。所以,你听到干部群众的想法,你就知道自己没有错。群众和干部的愿望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动力,我们选择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在改革是姓资姓社、改革开放是放是收的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来了。小平同志再次南巡,力挽狂澜,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两次大发展。

给小平同志的两个要求

《21世纪》:小平同志的南巡,给矛盾中的大家很大的支持吧?

邹尔均:1984年,刚过春节,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就到了厦门。小平同志是倡导改革的,是支持我们特区工作的。所以我们就想,要跟他老人家讲讲,诉诉我们心中的郁闷和表达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想法。

但是,中央传下话来了,小平同志在南巡中要“三不”。不听汇报,不讲话,不要陪吃饭。我们强烈要求,无论如何要听汇报。这个要求传上去了。小平同志到了厦门之后,陪同小平同志的中办同志传话说,可以给老人汇报厦门的情况,但是只给五分钟的时间。

我一方面很激动,但是另一方面又比较为难,因为我要讲的很多,5分钟实在装不下。

《21世纪》:那后来这五分钟怎么利用的?

邹尔均:汇报厦门的概况,提两个要求。

这两个要求是在小平来之前,我们市委市政府讨论过并报省委都同意了的,大家都一致认为有两个要求最重要,值得提。

一个要求是特区太小了,我请小平同志到楼顶上去看特区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小平说,“您看,太小了,一眼就望穿了,就是这2.5平方公里”。他看了以后就笑了,但他不回答你的问题。第二个要求是,是不是让特区更开放一点?我们厦门能不能办个类似香港的自由贸易港那样的特区呢?我们很想让小平同志讲讲,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汇报完,一看时间,超过了2分钟,汇报了7分钟。

《21世纪》:小平同志一直一言不发?

邹尔均:他后来一路上问了我很多自由港的问题。我们当时才刚刚搞经济特区,对于自由港的知识也是有限。我尽我所知讲给老人听,他还是不满足,继续提问。我最后只好如实报告,我们知道的不多,还要边实践边学习,边干边学。还需要继续学习。

要离开厦门,临上车的时候,他开口回答我们的问题了。他对我说,你提的两个问题我带回去,让第一线的领导来做决定。他微笑,他点头,他还是不多说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他是接受我们的建议了。我预感到厦门经济特区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将要来临了。

《21世纪》:小平同志这次南巡之后,一下子开放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带。你的扩大厦门特区的建议看起来在全国都发挥了作用。

邹尔均:后来中央有领导给我转述,小平同志在北京说,厦门的两条,一个是2.5平方公里太小,要扩大到全岛,我看是可以的。

他们要搞一个自由港,让他们试一试吧,这么一个城市,失败了也不要紧,何况不会失败。后来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到厦门的时候,就加了两个字“某些”。可以给厦门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这样,我们两个要求一下子就兑现了。

《21世纪》:特区建设少不了来自北京的支持,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当时是怎么传达到特区的呢?

邹尔均:不仅小平同志支持我们的特区建设,谷牧同志在中央分管改革开放,也分管我们经济特区。他一直坚持“三个一”,一年调研一次,他每年要走一趟沿海和经济特区,问问我们在改革中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场能解决的就立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反映给中央。

一年开一次经济特区的会议,经过讨论,中央发一个会议纪要。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制度性难题,新组织调查研究,拿出建议和办法放到中央的会议上去讨论,发一个纪要,我们下边就执行。

年年如此。我们每年都希望谷牧同志过来,我们跟他讲的是心里话,没有官腔没有套话。当时的这个渠道很通畅。国务院还有一个特区办,这也是我们诉求问题的地方。经过他们协调,帮助特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是谷牧同志带着我们去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