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苏雨凝谁演的:张闻天3

不朽的功勋

大论战的力作

1933年3月9日，反动刊物《社会新闻》(三日刊)第2卷第22期上，登载了一则署名剑的人所写的所谓《张闻天放逐往苏区》的消息，说张闻天利用公开刊物化名宣传共产主义(某神社出版读者杂志第一辑社会史的论战××××一篇论文署名刘梦云者即是其一)。其他在共党刊物《斗争》《红旗》等上署名洛甫。为此事，那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大动肝火，以十几万银洋悬赏张闻天的头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1931年1月，张闻天结束了在莫斯科的五年学习与工作，与杨尚昆结伴而行，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于2月l7日回到上海，接替他的挚友沈泽民的职务，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斗争》。

当时，党同托陈取消派之间正展开着一场关于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问题的大的争论。这场争论首先是由陈托取消派挑起的。他们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发展革命的策略，就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性质及由此决定的革命任务上大做文章，鼓吹取消革命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了，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革命的任务已是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性质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过，目前革命性质虽然已转变，革命条件却不成熟，因为中国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取得和平发展的时期，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分析并据此鼓吹取消革命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影响、教育下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反对，于是从1930年春开始，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到l931年这场论战仍在进行。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开始的同时，中国的取消派形成了四个小组织，即十月派、无产者社派、我们的话派、战斗派。他们围绕政治策略问题进行了一个时期的争论，并就争论的问题向托洛茨基请示。1931年1月8日，托洛茨基复信回答中国取消派的问题，并提议四派组织应该立即统一。于是取消派四个小组织召开了统一协商会议，结果争吵了3个多月，才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统一政纲，并决定于5月1日召开统一代表大会，摆出一副树起旗帜、大干一番的架势。这时，反击取消派的进攻，驳倒取消派的谬论，便成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的紧迫任务。

正在这关键时刻，l931年4月下旬，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叛变。此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就利用党中央机关从安全转移到建立新的机构和工作秩序的一段时间，撰写了《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的文章。之后，他为了迷惑敌人，采取了巧妙的策略。他把文章寄给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这家杂志被公认为中间立场，既不偏于新思潮派，也不偏于动力派，而且正为中国社会性质论争征文。张闻天的这篇文章用了刘梦云的化名，文末故意署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日本东京，并特地将稿件从上海寄往日本，再由友人从东京返寄上海，以便给人这样的印象：此文是一个侨居日本的中国学者为参加国内学术论争而作。

全文近4万字，充满论辩色彩，围绕中国社会究竟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用大量的基本事实，批驳了托派任曙、严灵峰否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封建关系在中国仍占统治地位的谬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当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驳倒了取消派的政治、策略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捍卫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纲领。

他在文章中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它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

他从各方面具体地剖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尖锐地指出：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生产方法，还是手工的而不是机器的，还是封建式的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主要的生产者，是小佃农、小自耕农或半自耕农，而不是农业资本家与农村工人。他们因为受到军阀、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因为要交纳苛捐杂税、地租利息等等，不能不尽量地并且廉价地出卖他们的生产品。这同农业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润，而耕种土地，而出卖农产品有根本不同的意义。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指出：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中国革命现在所要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针对取消派企图取消土地革命的主张，张闻天强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不可超越性，指出：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之中国无产阶级，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谁想跳过这一阶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谁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土地革命成功之后，才会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

正因为如此，载有《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研究》一文的《读书》杂志第一卷第四、五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于1931年8月1日出版后，受到社会上，特别是学术思想界及青年学者的高度重视和欢迎，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这辑论战号在9个月里一版再版，竞先后印行了4版。1931年11月2日，编者在这辑论战号第三版卷头言中说道：论战号第一辑出版仅十日就已销尽两版，日本田中忠夫先生等正收此辑提要介绍于彼邦，还有几个日本朋友准备全译以饷其邦人。不久，张闻天化名刘梦云著《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即被收入日本田中忠夫编的《支那经论》一书。

这辑论战号第三版和1932年5月10日出版的第四版附的读者致该刊的来信，也说明了这场论战的重要意义及它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十分广泛而又强烈的反响。

读者刘澄宇在来信中说道：发刊专号无疑会得到大多数青年的注意，因为在这饥荒的中国，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不能不成为中国青年最关切的问题。

复旦大学徐松焘在来信中指出：久久渴读《读者》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号，今天毕竟到手了。在这目前校中熙熙攘攘护国既中断、读书又不能的环境中，实在不能不算是破涕为笑的事。对于中国经济问题之论战，诚如王礼锡先生所说：乃是解决个人，全社会，全世界的动向问题，现在我们虽然还只看到论战的第一辑，但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确实已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可以预料定将有一个更热烈的研究空所为这个论战所诱发。有的读者在信中表示要立即发起成立研究的合作组织，有的则表示要著文参加论战，希望以后二辑、三辑......多多的出版!

当时参加过论战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说：张闻天的文章是与托派论战中最重要的著作。更是受到读者的特别的重视。胡秋原在他的信中说：这一期，一半的文章是日立日主张，一半的文章是日破日(批评)。大概说来，破的文章是胜于立的。破的文章中，最使弟注意者，是刘梦云......的文章。因为有大部分意见为弟所共感而且含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之故。死抄《中国年鉴》而加上胡说的任曙君的大作，其不通已经刘梦云详细地指出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任曙君更其机械的活机械!而对于任曙是谁?亦成了这是近年来许多人见面必问的问题。

张闻天在当时中国社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利用公开刊物化名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尖锐揭露和有力地批驳托派关于中国社会经济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谬论，深刻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前途问题，其重大意义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对于今天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上中国为何不能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也具有重要价值。

正由于如此，张闻天的这篇化名文章在公开刊物发表不久，即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十几万银元悬赏他的头颅，从反面说明了张闻天的那篇文章确是大论战的力作。

首批党八股

党八股是从十八套引申过来的。据说十八套共有l8句口诀，全是旧时走江湖、卖膏药者所说的套话。

1932年11月18日，张闻天撰写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1期上，化名歌特。当时，张闻天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批评党内宣传鼓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的问题，其出发点是立足于争取广大群众，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在文章中，他没有套用当时左倾中央的所谓右倾是主要危险的公式，而是集中全力尖锐地批评脱离实际等教条主义的左的毛病，并概括其特点就是日党八股日(又名日十八套日)，进而提出彻底地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的要求。

首先，文章批评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形式是单调的，不外是传单与标语，大多是限制于死的文章，未能打破传统的藩篱。认为应该尽量地去采取与创造新的宣传鼓动的方式，应该利用图画，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鼓动方式。

其次，文章揭露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内容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都用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似乎非要把所有的十八套吐露出来，方才痛快。进而分析这种毛病的产生原因，实际上是由于脱离了群众，由于不知道宣传鼓动的对象是什么。张闻天反对用过高的口号排斥群众，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带有时间性的、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而不是日党八股日。

第三，文章指出，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方法是笼统武断的。饵如，在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中，只是笼统地说这是欺骗，或高喊打倒之类口号。张闻天说，这会使群众对于我们发生反感。他认为，必须通过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用许多事实，使群众在自身的经验中认识真理，接受我们的主张。他还意识到在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中，同样存在着笼统武断的毛病，从而强调这种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党内也是同样需要的。

第四，文章指出，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方式是秘密的与狭窄的，它决不想法子去利用公开的可能与争取公开。一种公开的刊物如不许我们投稿则已，假使我们能够投稿，那我们就非把十八套完全拿出不成，非使这一公开刊物不能继续出版不成。因为在他们脑筋中，只有秘密的东西，才是革命的东西。张闻天认为，事实上，虽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但是如若我们能够彻底地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那就可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公开可能没有利用，还有许多地方能够争取公开。利用公开的可能去开展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的活动范围，一定可以十倍地百倍地扩大。

用党八股一语来概括宣传鼓动工作中的左的教条主义，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上面概述的观点和文章具体的论证中可以看出，张闻天这里所说的党八股，并没有严格限于文风，文章中批评的左的表现，也没有完全限制在宣传鼓动工作的范围，实际上对反倾向斗争、思想方法、群众路线、党内斗争、白区工作诸方面的左的倾向都表示了程度不同的不满，以至流露出反对的意向。他在文章中说：笼统的一百零一次的背诵右倾是主要危险，但是不要忘记日左日倾这一套党八股，并不能丝毫帮助我们去同日左日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这里必须经常不断的同党内发生的每一具体的日左日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做斗争，细心的解释这些倾向的机会主义的内容何在，这样才能真正的打击机会主义与教育同志。这一段话对当时奉为神圣的一个流行公式采取了嘲笑的态度，实际上表示了对这个公式的怀疑，提出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思想。这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宣传鼓动工作，文章在揭露批评党八股式宣传鼓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适用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如：一是要看对象；二是要运用多种形式，特别是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三是要用通俗的、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当然，最根本的是宣传的内容是群众自己迫切要求的东西。文章还指出，应当充分利用左翼文艺家中间的不少图画家、音乐家与戏剧家，使他们的天才能够与群众的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是关于文艺家与群众结合思想的较早的提出和表述，其中包含着对文艺家个人创造性(天才)的肯定，这在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文中论及的文艺，虽然主要从宣传鼓动着眼，但也不乏独到见解。

人们知道，30年代初期是临时中央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张闻天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身处其中，自难逾越历史的局限。那末，张闻天怎么会首批党八股，在宣传等问题上突破左的束缚，反对左的观点呢?其实，说来也不奇怪，实践是最好的导师。左倾路线的到处碰壁，实际工作的不断受挫，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全国各阶层反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张闻天思考临时中央的那一套是否切合中国的实际，是否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与当时实际相符的、反对左倾的思想，在张闻天的头脑中萌发了。这种反对左倾的思想的逐步积累和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导致某种突破。张闻天思想发展中具有突破意义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32年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由张闻天作目前形势的报告。在报告中，张闻天将左倾的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党内日左日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后，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张闻天的提示下，与会者对左倾的表现作了检查。张闻天在作结论时，又进一步唤起大家注意：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日左日倾是易发生的。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将临时中央自身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作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提出，在张闻天之前还没有过，这是第一次。这本身就是对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

诚然，张闻天在1932年10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仅仅是他从左倾歧路上开始觉醒的标志。虽然他尖锐地提出了左倾错误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他这时还没有认清王明左倾路线的症结。然而张闻天既然突破了那时反倾向斗争的固定公式，这就促使他能够在某些局部、某些领域迅速摆脱左倾路线的束缚。这第一个缺口就是张闻天最熟悉的文艺和宣传。

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开过后的一两天，张闻天住地平和里27号突然遭到搜捕，张闻天因外出有事而幸免。此后，他移住摩律斯新村避难，隐匿了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写出两篇反对左倾错误的重要文章：一篇是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家策略的宗派主义(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和理论上的机械论(认为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篇是是尖锐批评宣传鼓动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教条主义的左的毛病，并概括其特点就是党八股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力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在从内战到抗战的这一战略转变过程中，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一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于中国共产党从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史学界一向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讲起。其实，早在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之际，转变的车轮就已经驱动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日本侵略者正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5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即开始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1935年10月22日，张闻天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今后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当时，军事任务紧急。11月3日，党中央在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率党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这样，转变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首先落在了张闻天的肩上。

1935年11月7日，张闻天与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瓦窑堡本来就是陕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现在成了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在这里，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发宣言，作决定，写文章，要求转变策略，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

11月13日，张闻天召集中央会议并作结论，提出要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他指出，陕北苏区的战略地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苏区，使之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进而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打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在这里。张闻天已将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明确地解释为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战略方向开始集中到当前的主要敌人。

同一天，张闻天主持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的决定》，提出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灵活性作出了新的解说，指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斗争方式都应该用来抗日反蒋。

过了4天，即11月17日，张闻天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有不少极其重要的发展。

首先，将实现策略转变、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到党的中心任务的位置。张闻天写道，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节，怎样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由不满发展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其次，明确提出利用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张闻天说，党应该同样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即使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可靠的，以扩大斗争的范围与力量，并不失时机地经过上层的统一战线，以夺取对方的下层群众。上层统一战线的重点对象是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红军必须寻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大胆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

最后，开始提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担负着民族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要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同时又指出，这种领导者的地位，只有在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才可以取得。张闻天第一次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面前所说的策略而遭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教育全党同志，必须克服过去工作中的弱点，利用一切事变、一切方法，来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抗日的斗争。

就在张闻天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根据新的政治形势，独立作出判断，开始变更自己的策略的时刻，张浩(林育英)到达瓦窑堡。张浩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l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决定改变以往左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敌人，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鉴于这一策略转变十分重要，没等会议开完，共产国际就派张浩回国，要他设法找到与共产国际失去通讯联系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张闻天了解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后，即结合国内外各种关系变动的实际情况，进行贯彻，创造性地推进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从11月下旬到l2月上旬，张闻天主持完成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作了重要的充实和发展。

11月29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问题。在会上他作了报告和结论，同时，主持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并为此写了题为《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了全面阐述，注入了许多新内容。其一，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环节，发展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二，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行动方针。其三，强调反对最主要敌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提出对于敌对的军阀、政治派别可以不念旧恶；同英、美帝国主义可以建立友谊；要争取各种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是只反日不反蒋也可以。其四，系统分析了关门主义的特点、表现、产生原因及危害，提出同党内日左日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

第二件大事是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

12月6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富农问题。他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提出要改变对富农的策略，为的是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他分析了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动和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在苏区，对于富农的左的办法要纠正，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在白区，可以联合富农，组成统一战线。在他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

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在提出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之后系统纠正左倾错误政策方面首先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富农问题牵涉面广、政策性强，涉及中农、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以及白区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政策。张闻天当时清醒地看到，目前无论如何都要转变策略，对于策略的转变，各方面都要坚决贯彻执行。而首先实现对富农政策的改变，正是找准了可以促使各方面实现政策转变的突破口。

11月下旬至l2月上旬，在张闻天主持下完成的这两件大事，可以说是正式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伟大策略转变的序幕。当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起来的。张闻天对这次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继续作出无法取代的贡献。

1935年12月中旬，毛泽东继周恩来之后到达瓦窑堡，党中央两部分同志会合。l2月17日起，张闻天即在瓦窑堡自己住的那小石窑洞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和策略方针。当会议讨论到中间势力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问题时，争论很激烈。毛泽东在会上详细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但与会者中，有些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公开激烈地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虽只是个别人，但影响很大。在这一关系到能否正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关键时刻，张闻天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以党中央负总责的身份，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完全肯定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坚定明确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是团结的对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当时，毛泽东对会议很满意，在12月19日晚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3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与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

张浩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有关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他没有带回文件，仅凭记忆传达了主要精神。而中央政治局依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经具体讨论，作出了从本国实际出发，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相符的决议。瓦窑堡会议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但没有照搬它的词句，没有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名称，而是称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又将反日改为抗日)，也没有搬用人民阵线，而是提出搞民族阵线。所以在3个月后召开的晋西会议上。张浩发言认为l2月瓦窑堡会议使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得到证明。的确，继遵义会议之后，瓦窑堡会议又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幼稚走到成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已经从过去革命的历程中吸取教训，学会了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提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等方针，创造性地用来指导中国的抗日救国运动。

在瓦窑堡会议期间，张闻天还代党中央起草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瓦堡窑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应当指出，自1935年10月下旬至l2月上旬，张闻天全力驱动的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转变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已经具有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各种基本观点，为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理论与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瓦窑堡会议则是前述一切的系统概括与充实发展，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更为全面、完整。当然，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也包括了张闻天的重大贡献。所以，张闻天起草的并经党中央批准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已经成熟，也表明了张闻天在策略思想上已经发生质的飞跃。他反对关门主义错误的认识已从30年代初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并与毛泽东等一起，为党正确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过去讲述瓦窑堡会议时，对张闻天所作出的贡献则语焉不详或肯定甚少，这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事实证明，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时编辑出版的《张闻天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一篇题为《张闻天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概括张闻天对瓦窑堡会议的作用至少应有以下几点：一、从理论上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阐明关门主义的根源、危害和改正方法；三、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提出全党必须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五、他是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可以组织的名义，号召全党及干部为坚持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通过瓦窑堡会议，名副其实地表明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瓦窑堡会议一开完，张闻天就同毛泽东密切配合，采取一系列具体部署，开展统一战线，组织、领导各条战线实行策略转变。

在l2月29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白区工作被首先提到议事日程。会议具体讨论了北方局的工作。张闻天在组织与工作方针两方面提出了主导意见。张闻天认为，北方局管的范围很大，不单是北平、天津和河北省，同满洲、山西、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是当时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又刚刚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为了加紧对北方的领导，急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张闻天觉得，刘少奇富有工人运动与地下斗争的经验，能够当此重任。会前，他就同刘少奇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刘少奇表示愿意承担，张闻天才在会上正式提出并得到大家赞同。张闻天同时指出，党的新的路线要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立更需要社会化。刘少奇不负重托，l936年春，化名胡服，潜入天津。此后同张闻天函电往来不断，使北方工作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很坚决，学生运动、秘密工作、游击战争都有很大发展。1936年7月19日，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了汇报北方局工作的信，并派人携带信件回保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张闻天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很重视北方局创造的经验，对提出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同时用中央书记处指示信和洛甫致胡服(刘少奇)个人信件两种方式给予答复和具体指导。张闻天在信中指出，对蒋介石系派别，我们党要善于经过各种社会团体在某些抗日问题上公开向他们提议实行统一战线，争取在它影响下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到抗日战线上来。军队中特别是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北方局工作长期一直由张闻天分管，对于刘少奇的请求、询问，张闻天总是随时给予答复。从总的策略、重大方针，到具体的经费、人员情况，张闻天都及时向刘少奇通报、安排、提示。所以，北方局在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取得的成绩，同张闻天的指导是密切相关的。

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主要也是张闻天组织和指导的。1936年春，红军东征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宋庆龄、鲁迅、茅盾、覃振都来信表示支持。上海地下党也有人来陕北。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张子华关于上海地下党的情况的汇报。党中央早就想恢复同上海党的联系，现在终于可以实施了。张闻天觉得，此去上海，冯雪峰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可以通过同鲁迅等的关系，摸清情况，然后恢复、整理党的关系。4月上旬，他将正在山西前线开展游击战争的冯雪峰召回瓦窑堡，派他前往上海。临走之前，张闻天还在自己窑洞里请冯雪峰吃了一餐饭，并交代冯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冯雪峰到上海后，很快就设好了电台，以便和陕北通报，同时建立了上海一西安一陕北的交通线。那时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李允先(冯雪峰的化名)和上海的工作，都是比较满意的。上海方面的白区工作长期由张闻天分管。l936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央派潘汉年任中共谈判代表赴上海，后来又任命潘为驻沪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七七事变后，刘晓又立即被派往上海负责领导。这些重要人事安排都是张闻天主持、经办的。

1936年7月下旬，政治局统一战线工作各主要方面明确分工，白区工作主要由张闻天分管。为培训白区工作干部，推动白区工作的转变，党中央在保安办了一个白区工作训练班，张闻天亲自讲课，并于当年10月印行了小册子《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精辟地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阐明领导群众斗争的革命原则和方法，对纠正左倾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发展白区工作，扩大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工作，张闻天非常重视、始终关注。瓦窑堡会议前，张闻天就已确定联合东北军的方针并采取实际步骤。1935年10月22日，张闻天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即提出要加强白军工作。11月13日，在张闻天主持下作出的抗日反蒋运动决定，明确白军工作的重点首先应该是东北军，联合的范围也扩大到了上级军官。11月26日张闻天密电毛泽东，指出，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都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毛泽东在同一天致函董英斌(东北军第57军代军长)，告以优待政策，表示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互不侵犯，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瓦窑堡会议以后，与东北军联合抗日，成为党中央工作的重点之一。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说明，在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以后，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总揽全局，推动了各项政策的具体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联合地方实力派(首先是东北军)和恢复发展白军工作，是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两个重点。张闻天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按照瓦窑堡会议决议，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抗日反蒋与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方针下进行的。到l936年八九月，处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一道，在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反复进行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过程中，又主动地、适时地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为民主共和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臻于完善。

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从1936年2月开始酝酿的。在两次洛川会议上，张学良不同意讨蒋的意见引起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2月27日，受委托为南京政府送密信并接洽与共产党商谈联合问题的周继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这就更加直截地将是否继续把抗日反蒋并提的问题提到了中共领导人面前。3月4日12时，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复电博古转周继吾，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5点意见：(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自，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电文还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张、毛、彭的电文，在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10年联系、开始在国内重新直接接触之际，提出了同国民党当权派联合抗日的基本条件，抗日反蒋的口号第一次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所代替。

3月中旬，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东征途中于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听取了北方局和上海地下党关于同南京方面接触情况的汇报。接着，从3月20日至2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习称晋西会议)。张闻天在报告中强调：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对蒋，一方面指出其为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的代表，另方面在策略上改变了抗日与反蒋并提的提法，而将抗日突出地放在中心位置，出现了用联合抗日取代抗日反蒋的趋势。即使在蒋介石派10个师以上的兵力陈兵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拦红军东征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指出蒋介石内部会有分化，我们的策略在军事上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仍积极地和他们进行外交。4月9日，张闻天从瓦窑堡致电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谈当时应取对策。张闻天来电所说的立场与毛、彭一致，即认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是讨日令，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中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主张答复说：关于逼蒋抗日中共中央已有考虑。党中央领导核心中的毛、张、周三人这一天分处三地而主张相通，可见对蒋方针的改变确已开始。而且，这时在张闻天的言论中，在文电、宣言中，已经用抗日反卖国贼、抗日讨逆的口号来取代抗日反蒋，并明确地将一部分愿意抗日的当权者同卖国贼区分开来。在中共中央4月25日发表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中国国民党的名字公开放在几十个党派团体的第一位。在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提讨蒋、反蒋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甚至有促进蒋介石氏......的最后觉悟的表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审时度势，不为东征受阻的表面现象所动摇，在统一战线策略中加进了争取南京政府、甚至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内容，确实表现了驾驭复杂形势、运用政治策略的纯熟。

诚然，当时不发讨蒋令、不提反蒋口号并不就是由抗日反蒋政策转变成了逼蒋抗日政策。从当时的文电、宣言、讲话可以看出，这样做，一是出于策略考虑，是要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一是着眼于南京政府、蒋系内部的分化。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看到了蒋氏部队中有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军人，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所以认为采取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员与蒋系部队。但同时应该看到，矛盾双方是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回师通电之后，如蒋介石确能积极响应，改弦更张，那末，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由抗日反蒋转而为联蒋抗日，确如水到渠成。甚至连逼蒋抗日这一环节也属多余。然而事实是蒋介石这时并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没有真正觉悟，也很不明智，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毫无谈判诚意，反而调兵遣将，合围苏区与红军，使陕北苏区逐渐缩小，连中共中央机关也不得不于6月下旬撤离瓦窑堡移到保安。既然蒋介石意在反共灭红，共产党当然只能与之抗衡、周旋。所以，东征回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实际上不能也没有把蒋看作联合的主要对象，仍然将东北军与国防政府视为全局关键，将促成西北国防政府成立确定为当时工作的中心，并继续执行抗日反蒋方针，这实在是被蒋所逼，不得不然。

7月10日至l4日，国民党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又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大举进攻，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增长，对日态度有所改变；国内抗日民主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国民党内部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力量对当权者的对日退让妥协政策更加表示不满；一些地方实力派利用抗日的旗帜反对蒋介石的统治，两广事变就是最突出的事件。这一切使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开始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是不彻底的，但较之过去则有了若干进步。对外，蒋介石依然没有提出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但已表示不再继续对日妥协的退让政策；对内，依然不愿意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但在现代国家、统一安内的口号及国防会议、国民大会等主张中确也表示了愿谈联合以至利用统一战线的意向。

南京方面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即向中共中央发信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4个条件。这次南京来信所提4条同5月间所提4条有较大变化。毛泽东在8月10日政治局会议报告中说：5月间4条与现在4条，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七八月间这次南京来信所提新的4条主要包括以下各点：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与领导之下，实际解决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这是贯彻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统一安内策略所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

就在党中央研究国共关系出现的新形势，考虑应该怎样调整对蒋策略、答复南京来信所提新的4条的时刻，潘汉年于1936年8月8日到达保安。

张闻天同潘汉年很熟，30年代初在上海就在一起，习惯上喊他小开。到中央苏区后，有一段时间张闻天和小开是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曾在小楼上同住。潘汉年和张闻天夫人刘英也是老熟人。在中央苏区瑞金时，非拉刘英上场打乒乓球的就有他。张闻天很赏识他的才干，遵义会议后派他出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如今潘汉年从莫斯科奉派回国，接洽谈判国共合作问题。5月初到达香港，7月先在香港见到国民党的代表张冲，然后到南京与国民党的代表曾养甫会晤。潘汉年本来要同陈果夫会谈，但中央希望潘先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然后再到南京与陈果夫会见。潘汉年到保安后，与张闻天有许多话要说。刘英一看，就干脆让他住在她与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就在他们的炕对面，用门板为潘汉年搭了一张铺，谈话方便。这下可好，张闻天与小开，白天说不完的话晚上说，晚上说不完的话又躺在床上聊。刘英一觉醒来，两人还在说日刘英几乎都要提抗议了。

张闻天同小开彻夜长谈，讨论怎样同国民党谈判，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从l936年起，国共双方在国内通过几条渠道进行秘密接触，这时已经秘密商谈合作的具体条件，而且南京方面急于要得到中共中央对他们所提新的4条的答复，更促使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断。于是，张闻天在潘汉年回来两天之后，即召集了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关于谈判的方针和条件，概括起来为：承认南京政府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明确提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政府合作；南京政府如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他认为，现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战术有许多变动，同时在策略上也开始动摇，但不能说是基本的改变。基于这样的估计，张闻天指出，我们的策略应该不仅揭破他们的欺骗，而是更要推动他们动摇，也就是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的抗日倾向日渐发展，转向真正抗日。当时毛泽东主张倒蒋，从政治上去击垮蒋介石，使之完全瓦解、完全破产。相比之下，张闻天的揭破欺骗、推动动摇的主张，则更为切实、全面。至于怎样推动蒋动摇，怎样在承认南京政府和蒋的统一指挥及取消红军、苏维埃名义的情况下，来争取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张闻天在发言中也作了比较全面的回答。他认为除了以实际行动来揭破蒋的欺骗、退让、妥协之外，还要从各方面来争取领导权：一是尽量发动群众斗争，来实现我们的领导；一是在国民党内部用统一战线来进行一切活动，特别是在他的军队和组织内进行活动，联结更多力量；一是提出停止内战，民主自由来与蒋联合；一是广泛运用统一战线来巩固我们的力量，巩固组织，扩大组织，把我们的党大大地巩固起来，还要巩固红军，把红军三大主力的力量统一起来。张闻天还指出，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同时，他又提醒大家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的警觉，强调防止蒋在统一战线中的叛变，记取l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毛泽东作了结论之后，张闻天最后又明确指出，要依据这次会议议定的内容，形成三个文件：(1)公开宣言，(2)秘密信，(3)秘密文件。

会后，张闻天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致力于落实这次会议决定，实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8月12日，洛甫、张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8位政治局委员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以对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的方式通报会议决定。关于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并提出请蒋抗日的主张。接着，张闻天即着笔起草会议决定的文件--以书信形式发表的公开宣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秘密文件《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促使党和红军的领袖们认识到，8月政治局会议在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实行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的政策时，对蒋的倾向抗日及蒋的实力估计不足，转变还不完全，从而进一步明确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那种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的观点是错误的。

9月1日，中央书记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发布，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确定，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蒋策略转变的完成。张闻天在党中央书记的岗位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主持其事，既能从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的实际出发，灵活、主动地放弃抗日反蒋口号，确定采取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方针，又能虚心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建议，迅速、及时地纠正策略思想上的偏差，提出逼蒋抗日的新的口号，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上的完全成熟。在这个领导核心中，张闻天主持了8月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了较为切实、全面的对蒋策略思想，在会后又写成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两个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在完成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过程中，张闻天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在适时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对蒋方针问题以后，紧接着，张闻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l7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提出统一战线应根据目前形势部分修改。他还根据八月政治局会议和共产国际指示，总结了一年来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许多成绩，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决议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认识上的不足，策略上的欠缺或失当，对在新形势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部分修改、调整，策略内容的充实、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张闻天指出，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采取的方针是：逼蒋抗日。即用各种办法推动正在动摇中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走向抗日。张闻天还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取得领导，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我们要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

9月17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9月会议是8月会议的继续与深化。这个决议在准备进入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阶段的关键时刻，及时提出了不少极其重要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如：绝不放松对于南京政府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出发，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加强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决不放弃党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在统一指挥之下保持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充分注意红军的扩大与巩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一致性；等等。事后，这些策略原则一直指导着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的复杂曲折的谈判。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党在统一战线中都坚持和运用了这些原则，并在实践中有许多新的创造和重大的发展。这个决议不仅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一个阶段结束，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的时候，张闻天不失时机地于l937年3月3日提出党在新阶段的奋斗目标：促使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与对日抗战的实现，为此要从各方面争取民主权利来完成党的具体任务：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在3月23日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从三中全会会议过程、会议发表的文件及会后的事实来分析国民党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认为国民党基本上开始结束了动摇，有了相当的转变，开始向抗日方面走。他认为，以南京政府开始转到抗日道路上来为特点，中国国内形势进入了准备实际抗日的过渡阶段。对这一准备阶段的任务，张闻天指出主要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他预见到，民主问题将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成为争论的焦点。他还将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加以突出的强调，指出，在准备达到实际抗战的过程中有很多斗争，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有了改变。张闻天具体回答了怎样取得领导权的问题，从正确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方面提出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善于应用一切适用的斗争方式和加强白区党的领导，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等要点。他还提出要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党的团结一致，保障领导权的实现。

张闻天在3月23日的报告是一个带有纲要性的文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写了《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一文，将新阶段的任务概括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对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所作的让步与妥协同党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作出了全面的解释。4月3日，中宣部发布了宣传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4月4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刘少奇，阐述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任务与坚持联蒋方针。4月15日，党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这些重要文件，都是按照张闻天3月23日报告中阐述的重要思想来写的，许多提法甚至用语来自张闻天的报告和文章。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5月3日)和结论(5月7日)则阐述和发展了张闻天3月23日这篇报告中的上述重要思想。可见，张闻天3月23日的报告在指导全党及时地、自觉地从内战过渡到抗战的准备阶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策略，作出了新的部署。

为了动员和组织全党进一步做好迎接全面抗战伟大时期到来的准备，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表会议，后来又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张闻天主持了这两次重要会议。他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论述为了完成新阶段内和平、民主与抗战的迫切任务，党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红军必须成为模范的抗日军队，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并巩固我们的党。张闻天指出，只有实现上述任务，共产党才能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取得自己的领导权，而取得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

张闻天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当时形势与任务系统论述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文献。在报告中，张闻天总结了两年来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经验，并针对当时特点，着重论述了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基本问题：组织的广泛性、多样性，反对最主要敌人，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关系，党应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反倾向斗争等。张闻天在这里提出的策略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他在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了3月23日报告中对国民党的估计，指出国民党正在开始转变但并未彻底转变，国共正在走向合作但尚未达到合作。他还从理论上指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从两个政权到一个政权、从暴动的革命到革命的改良的彻底转变。报告提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与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对国民党的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方针是推动政府走向民主化。报告还着重强调，今天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它障碍着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又指出，在国共走向合作、全国和平统一开始实现的目前阶段内，右倾的危险正在增长中，决不能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张闻天3月份所作的报告在内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开始转变的时候，确定了党在新阶段的任务和策略；6月白区工作会议报告则是在国共高级谈判再度进行、国共两党正在走向合作之时，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方针，对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同样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张闻天在参与组织和领导全党做好迎接全面抗战的准备的同时，还直接参与领导了同国民党的谈判，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立即于2月9日恢复，这是在准备实际抗战的新阶段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主要阵地。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主将，张闻天则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这一持续半年、紧张曲折、波澜起伏的谈判过程。对张闻天的这一功绩迄今为止没有被人提起过，大量材料却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是客观存在的史实。二三月问，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持续了一个月的西安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同蒋介石在杭州的首次会谈；6月上旬至中旬，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的再度会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于7月15日三上庐山与蒋介石会谈；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的第四次会谈。所有这些会谈，张闻天都自始至终参与了直接的领导。张闻天除主持了3月召开的决定准备实际抗战阶段基本任务和方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召开的全国苏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以外，还主持了4月和6月先后多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针对3月下旬和6月上旬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讨论谈判的原则、条件，下一轮谈判的新方案，以及要主动提出的统一战线的纲领、国共合作的规约、宣言等文件。在谈判开始前和进行中间，党中央又根据形势的变化与谈判的情况，就谈判的立场、方针、内容、策略、条件(特别是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组织领导、指挥系统、人事安排、经费、防地、作战方针等)给周恩来及时发去电报，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这些电报绝大部分是由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联名签发的。这是一场迂回曲折的外交战，前方的周恩来正面交锋，机警坚定，后方的毛泽东、张闻天指挥若定，进退自如，都表现了过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当西安谈判后期情况逆转时，毛泽东、张闻天立即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并通告红军部队军事首长，指出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立场，绝对不能迁就，不能放弃我党的独立性。在谈判策略上，针对国民党方面的着着进迫，提出现在改换姿势，向之进攻。电报指示周恩来：声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这一进攻赢得了3月下旬直接同蒋介石举行最高级会谈。在7月中旬的谈判中，鉴于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扣而不发，仍旧不同意在红军改编后的三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仍旧在实际上不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洛、毛乃于7月20日电示周恩来：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这一强硬态度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有理的、有利的。周恩来、朱德、博古在南京谈判时，正值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迫不得已，只能作出让步。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红军编为薪编第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谈判取得的成果，使红军、苏区既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共产党的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为争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1937年9月22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

的谈话，宣告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物之一，自落脚陕北开始，既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确立、发展、完善作出了巨大贡献，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实际建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事实告诉人们，张闻天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这段光荣的历史上，是同毛泽东、周恩来比肩而立的。

论持久战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却不知道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对持久战的论述。实际上，张闻天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已经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上多次论述了持久战，并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与阐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意味着全国抗战开始。8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平津失守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8月22日至8月25日，在洛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和结论。在这3次讲话中，他都论及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所以，将张闻天论持久战的一些史实与见解整理出来，对于正确认识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充实和研究中国现代军事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发言中张闻天指出：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仍是持久战。

在补充报告中，张闻天对持久战作了论述。他说：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不因胜利而骄，不因失败而丧气。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退守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艰苦斗争的过程，其间可能发生挫折、失败、妥协、叛变的事件，战争的坚持就是有许多困难在其中，并指出，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必然取得领导权。

张闻天的这些论断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赞同。毛泽东发言作了阐发，并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概括为用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

从洛川会议的民主讨论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论持久战》最初构想的形成背景。

此后不到l个月，即l937年9月18日，张闻天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撰写了长篇论文《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上。此文共有9节，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第1节，标题是中华民族的新时代。在这一节中，张闻天从时代的高度，指出近百年来被侵略、被压迫、被蹂躏、被侮辱、被屠杀的中华民族，最后觉醒了，非实行全国性的抗战不足以图存了，东方的睡狮，最后怒吼起来了。卢沟桥的抗战，从此成了中华民族新时代之开始的界牌!

第2节，张闻天开门见山地指明抗日战争的性质是进步的与革命的神圣的民族战争，认为中华民族这次抗战的目的，是在打倒世界上最反动最侵掠与最野蛮的法西斯蒂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中华民族在这个抗战中，已经开始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蒂侵略阵线中一支坚强的生力军，成为全世界为和平为自由而奋斗的和平民主阵线中一个有力的战士，从而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民族的抗战，这是一个进步的与革命的民族抗战，要用全力拥护这一个进步的与革命的神圣的民族战争!

第3节，阐明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问的决死战。其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侵掠中国的战争，同过去所有侵掠中国的战争不同。它动员了它的全国力量来进攻中国。它用全力来征服中国，并吞中国，灭亡中国。所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战争也是孤注一掷的冒险的侵掠战争。对于中国，这一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以后命运的战争。因此，中国也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参加抗战，以战胜日寇。

第4节，张闻天用战争的持久性的醒目标题，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出发，辩证地阐明了中日战争的持久性。其一，日本帝国主义虽是企图用速战速决的战略，集中全国力量，以达到迅速战胜中国的目的，然而这种企图是很难实现的。原因是中国的抗战是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为自己的生存与正义而进行的拼死的战争。在战争的开展中，它更将有无数的人力，无尽宝藏的物力，来满足战争的需要，使战争能够坚持下去。其二，中国方面，如果想要在短期内战胜日本，也是很困难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同世界最强大的英美帝国主义等国家比较起来固然是脆弱的。它的国内存在着非常尖锐的阶级矛盾，它在国民经济中有许多不能克服的弱点，它的国际地位也比较孤立。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东方的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国际上有德意法西斯蒂侵掠阵线的支持。结论是：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时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

接着张闻天提醒人们注意两点：

一、这并不是说中日两国的战争不能有一时的与局部的胜负。这种相互胜负，在战争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的。特别在中国方面，因为中国今日的抗战还只是全国性抗战的开始，还只是单面的政府抗战，所以在抗战的最初一时期内，中国方面可能遭受到部分的、甚至严重的挫折。但这决不就等于中国的最后失败。

二、日本帝国主义从速战速决转变到持久战将是不得已的与被逼的。而中国，则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因为这种持久战对于日本非常不利，而对于中国却是有利的。中日战争愈持久，则日本国内的矛盾愈益尖锐化，日本方面的困难愈益增加。这就是造成了中国战胜日本的有利条件。

第5节，张闻天鲜明地指出：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不论在抗战的哪一方面，如在前方作战方面，在政府施政方面，在肃清汉奸方面，在巩固后方方面，在财政经济方面，在补充给养方面。在宣传教育方面，只要到处能够吸收成千成万的民众参加，则抗战的力量就会几百几千倍地增加起来，一切在抗战中所发生的严重困难，都能够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得到解决。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泉源，只有依靠这一伟大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而说明单面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它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上的胜利，然而它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6节，标题是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为了用持久战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张闻天认为，只有把现在一党专政的政府，改造成为真正代表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才能使现在单面的政府抗战发展成为全国的全民族的抗战，并坚持这一抗战到最后的胜利。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是一切抗日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都能积极参加于政府，是能够领导抗战彻底胜利的政府，是与民众打成一片，代表民众自己意志，为民众所完全信任，又为民众服务的政府。这种政府是全中国人民今日的迫切的要求，也是当今政府中贤明的领导者应该赞许并自觉的促其产生的。为此，他提出：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使现在的政府进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

第7节，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为了用持久战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张闻天还认为，必须肃清军队中的军阀主义，改造官兵的生活与待遇，建立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使我们的军队同人民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军队成为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只要我们的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人民的积极拥护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军队担负起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是不能战胜的，是无敌的。从而他提出：我们不但要坚决改造旧军队，而且应该立刻在新的基础上创造几十万几百万新的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吸收千百万革命的民众到军队中去，培养成千百万进步的，坚定的，可靠的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去率领这些军队。此外，还应该鼓励全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到处组织人民抗日自卫军，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担任抗战的各方面的任务。日日要坚决打破把军队当做私人工具的军阀思想，一切抗战的军队，应该变为全国人民的军队。军队同人民结合起来，成为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创造无数人民自己的军队。

第8节同民族失败主义做斗争。为了用持久战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张闻天还指出：在抗日的持久战中，部分的挫折和失败是不能免的。极少数没有气节的，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的动摇畏缩，甚至叛变，也是可以预先看到的。各种严重困难的产生也是当然的。因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原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的。所以，他告诫人们：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与困难底下，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必将如毒菌般的发生起来，啮噬着少数不坚定的人的心灵，消磨他们的民族的自信心与勇气。不论这种情绪与思想的散布是有意的或无意的，客观上都是有利于日寇，为日寇服务的。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同张皇失措，悲观失望，动摇妥协以及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做坚决的斗争。要使全中国人民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要使他们了解一切困难只要大家努力奋斗，都是可以克服的。要在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心灵中，造成坚强不拔的民族自信心，这种民族自信心，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上的保证。他还号召每一个民族革命战士，应该不为这些不利的情况与困难而张皇失措，而悲观失望，而动摇妥协。应该站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到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去，成为全民族的模范。

第9节，把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变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张闻天认为：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是保障抗战最后胜利的惟一正确的主张。但只有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纲领成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时，中国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并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最后解放的胜利的前途，是有无限信心的。它决不因为目前的困难与障碍而动摇消极。它将继续努力以求得自己的主张的贯彻，使中华民族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综上所述，在全国性的抗战爆发之初，张闻天就从时代的高度着手，从战争的性质与特点出发，辩证地分析中日双方的力量与具体情况，开创性地阐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根据在什么地方，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什么等问题，提出了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动员与武装群众，同民族失败主义斗争，把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变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等夺取抗日战争持久战最后胜利的若干重要观点，从而初步奠定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理论基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如果将张闻天在抗战之初持久战的思想及长篇论文《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与抗战10个月之后即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的讲演《论持久战》对照起来阅读，不难看出，随着抗日战争实践的发展，虽然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思想也深刻得多，但其中却吸收了张闻天论持久战的不少重要观点与思想。由此看来，张闻天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组成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张闻天为形成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所以，研究张闻天论持久战的思想也是中国现代军事思想史学界专家与学者所不能忽视的。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者之一

1936年l2月12 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

当天2时30分，惊动世界的西安事变信息通过电报传到了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党中央驻地，住在那里的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处变不惊，沉着处事。12月13日，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总书记张闻天住处召开，由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报告。由于情况所知很少，毛泽东的报告还不可能提出一套应变的正确方案来。但是他在报告中也没有把蒋介石列人亲日投降派内，而是说：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立场，然在剿共这一点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这里，关于蒋中间立场的基本估计是重要的，因为它包含争取蒋介石转到抗日立场的可能。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在他的长篇发言中提出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问题，他的这点意见也是可贵的。张闻天的发言作了相当准备，讲出了一些和与会者发言不同的看法：

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当时往往用这个词来指蒋介石嫡系势力，有时也称日动摇派日，总之要把蒋系势力同日亲日派日、日投降派日、日卖国势力日区别开来)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我们到西安就开始组织这一行动......

张闻天分析了当时形势后，接着提出了任务。他说：

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党的工作首先注意西安工作，继续不断的派人出去，同时应利用外面干部。当然，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现在有新的困难、新的矛盾，需要我们慎重考虑。这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我们应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不要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刚爆发的惊涛骇浪中，张闻天保持了比较冷静的头脑，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和推动南京走抗日途径的政策思想。当然，他的这一比较明确镇定的看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其比较巩固的对蒋系政权将被迫不得不走向抗日的形势分析作为基础的。

早在西安事变一个月前蒋介石发动大规模进攻前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比较冷静地分析说：自从上次决议(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发出，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原因是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

13日会议后，由于时局的紧迫，党中央派出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于15日即动身去西安(博古、叶剑英是24日下午才到西安)，直接到事变发生地点去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并处理事变。

由于时局的紧迫，在各方纷纷表态的情况之下，我党久不表态也不行。于是，尽管中央领导核心似还未形成成熟的决策性的系统意见，但还是在12月15日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等l5位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呼吁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要他们停止内战，接受张、杨主张，将蒋介石交国人裁判等。

12月19日，党中央又一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央经过短短6天对形势的观察之后，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明确地确定要实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仍是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报告着重分析了形势的两个方面，即当前严重的内战危机(黑暗的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光明的方面)。他说：现在是黑暗与光明的两个方面都在发展的，不过光明的被黑暗的所掩盖着。西安事变后，对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消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

在结论中，毛泽东说：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六是国际......我们应把六种力量团结，使内战结束。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全面地分析了全局：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性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胜利的可能是有的。失败了怎么办?应尽量争取其一部。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

接着，张闻天面对和解虽然已出现迹象而战云依旧密布的情况，明确而完整地提出和说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说道：

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

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只要所谓拥蒋潮流过后，他的内部矛盾更要发展，这是有利于我们的。

此外，张闻天在发言中还光明磊落地大胆批评道：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因为13日会议上这个问题是正式提出来的，而张闻天当天的发言中是没有倒蒋、除蒋、审蒋的字样和意思，并委婉地提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6天的客观形势发展说明，西安和南京之间和与战的集中问题，恰恰是对蒋的方针问题。因此，为了统一思想，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的正式会议上作出这样明确的负责表示，应该说是必要和可贵的。

这次会议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产生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两个文件。其一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建议由南京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和平会议，讨论事变的解决办法和抗l3救亡大计。这也就明白地表示承认南京政府为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其二是张闻天亲自起草的对党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是代表中央向全党说明和平解决方针的一个文件，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阐述了我党力争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

12月25日，蒋介石在作出六项承诺保证之后获释，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但是，由于蒋介石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的和平希望局势又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12月31日，南京当局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紧接着蒋介石就调动5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这时，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思想中，也就产生了对蒋介石能否实现其诺言的疑惑。西安方面主战派的声浪更是顿时上升，紧迫的形势再一次要求我党表示明确的态度，并拿出正确的对策。

于是，1937年1月2日，党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透过现象看本质，强调对客观形势作科学分析，他沉着地说：

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对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方面来分化西北。

我们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与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要依靠斗争与活动。

张闻天的这番话，既坚定地看到蒋仍有转向抗日的前途，又看到蒋目前所施展的手法。无疑对稳定局势，统一内部认识，继续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不为一时的现象所动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一个半月局势的曲折发展，证明了张闻天上述讲话的重要和正确。

但是，南京方面扣张不放，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坚持主张强硬抵抗，主张同蒋军决一死战，内战一触即发。在矛盾极端尖锐的形势下，张闻天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月25日，他又致电刘少奇，指示北方局要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

为了切实落实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方针，张闻天不畏 艰危，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毅然于l月27日秘密抵达西安，与周恩来、博古等现场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

到达西安后，张闻天即向周恩来、博古了解西安情况。当了解到东北军主和派高级将领与中央军代表之间的潼关谈判，已经初步达成停战撤军(指东北军按甲案撤军)协议时，他以个人名义发出了一份致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电文介绍了西安主和派的实际情况之后明确主张：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并说：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对极少数不能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并就此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此间正为这一方针奋斗中，你有什么意见?

28日上午，正当张闻天发出上述电报之时，博古急匆匆地赶来了。原来，27日晚，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50余人到周恩来住处请愿，激烈反对和平撤军，只能接受释张才能撤兵的条件。经周恩来多方劝说，他们仍不听，并以同我们决裂相威胁。深夜，周恩来、博古获悉有几个人已拟就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及中共代表等。博古向张闻天告以紧急情况之后，紧紧握住张闻天的手，激动地说：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洛甫同志你来了。并说，车辆已准备好，须立即驰赴云阳我军前敌总指挥部。同日，张闻天抵达我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即同那里的杨尚昆、任弼时、王稼祥(王病重待机出发赴苏治病)诸同志紧急商议，并以他个人名义(但说明已取得杨、任、王的同意)发给陕北毛泽东和西安周恩来、博古一份在军事、政治战略上均有重大意义的电报。

这份电报建议：为向各方坚决表示我们对和平的诚意，。在陕南的红军主力即应开始从商县一带向渭北撤退。实际上，这不仅表示了我们对和平的诚意，而且也有军事作用，收缩兵力，防止被歼。

这份电报还提出：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红军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

实际上，上述要求是对我方有利，而使蒋陷于被动并难于玩弄新的花招的好办法。因为，蒋回南京后不久即耍赖皮，假惺惺表示自己统率无方，请假养病，以撑面子。如此，则他既可以让别人进攻西北，他个人又可装作未主持战事。如今让他销了假，他就不能不适当考虑他在西北停止内战的诺言，如再坚持武力解决，就逃避不了重新发动大规模内战的责任了。张闻天在这份电报里所表现的斗争艺术是相当高明的。第二天，即29日，毛泽东即致电上海潘汉年，要他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电报也同时要求国民党给红军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1月28日张闻天到云阳后，西安东北军少壮派主张武装抗蒋的空气还在上升，一部分稳健的将领情绪上也有所动摇。1月29日，东北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在应德田等少壮派的鼓动下，当场决定，张学良不放回，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即决一死战。

在这种情况下，l月30日下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即赶到了云阳，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紧急商量对策。会议分析，由于西安方面已形成主战的态势，如东北军、十七路军这两个友军同蒋军一旦真的打起来，而我们不参加，我们势必会同西北地区两个友军处于对立地位，局势更不堪设想。有鉴于此，会议一致决定，在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的前提下，有必要采取同友军行动一致的灵活办法。

当夜，云阳方面将以上意见电告毛泽东等，表示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此电以与会者共同名义发出。

30日晚24时，毛泽东、朱德复电来到，同意和赞扬了这个新的紧急决策，并在复电中将当前的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

此时，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日本全面性占领中国的战争行为已迫在眉睫，再不允许蒋系势力继续打大规模的内战了。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对之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保证中有一条即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数十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向大会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紧急议案。

这样，这次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形式上通过了一个所谓《根绝赤祸案》，但实际上这是蒋介石以阿Q精神表示了停止武力剿共，正式重开国共合作商谈的态度。至此，西安事变基本上即以和平解决而结束。

由此看来，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历史性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它是党中央领导核心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互相补充，互相修正，集中了集体智慧的结果。而从领导核心来说，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三人无疑是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过程中三个最为核心的人物。

杰出的宣传家和教育家

张闻天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教育家。邓小平同志1978年8月25日代表党中央为张闻天致的悼词中说，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一位主要领导人。

1931年1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一上任，就创办了《红旗周报》和中国工人通讯社，并亲自担任《斗争》和《红旗周报》的主编。《红旗周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的政治机关刊物，1931年3月在上海创刊出版，1934年3月停刊。

党中央机关在1931年夏搬到江西后，中国工人通讯社仍在上海坚持活动，直到1935年上海地下党受到大破坏时才停止发稿。通讯社约每周或l0天发稿一次，中文稿只复写七八份。凡翻译成英文的，则打字油印80多份，分寄国内外。当时曾翻译过江西苏维埃政府公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等，这些英文译稿曾被史沫特莱选人她的著作。

1933年1月，张闻天随中共临时中央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苏区中央局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两种刊物不能按期出版，内容也有很多缺点。张闻天将这两种刊物合为一种，改名《斗争》，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并亲自担任主编，力求在内容上加以改进。《斗争》于l933年1月创刊，直到1934年9月长征开始前夕终刊，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出版73期。在这份刊物上，张闻天先后发表了《五一节与劳动法的执行》《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文章，署名洛甫。张闻天在这一期间所写的文章，有些提法还难免带有左的印痕，但就其对左倾政策的具体批判而言，它们的深度和鲜明性，在我党同时期的文献中仍属不可多得，有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们不仅是张闻天个人逐步摆脱左倾错误的标志，而且也是党内克服王明左倾错误的因素逐步发展的重要文献证明。

1933年8月10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百期纪念刊发表题为《使红中更变为群众的报纸》的文章，着重指明了《红色中华》报的性质：它是苏维埃政权下千百万劳苦群众的喉舌，它是同群众的生活不能片刻分离的。同年l2月1日，张闻天又在《斗争》38期发表《关于我们的报纸工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张闻天论述了党的报纸的性质，指出：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把党和苏维埃的任务，最清楚地放在我们报纸的前面，继续不断的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应该是我们报纸的基本工作。他强调报纸要真实，不需要在我们的工作上加以什么粉饰。报纸下面应该有一定数量的采访员，报社对他们进行具体的通俗的实际的教育。作为各级政府机关，要加强对自己的机关报的注意、领导与帮助，要经过报纸来进行活的领导。不但要使报纸成为集体的宣传者，而且要成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他还提出，报纸排印要醒目，文字要通俗，发行要深人群众。这是我党较早的新闻理论总结。

1934年1月，张闻天参加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2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一上任，即于l934年2月16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布了关于优待苏,学教师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全文如下：

第一条小学教员的生活费，依照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

第二条乡苏维埃应发动群众帮助小学教员耕田，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待遇。

第三条小学教员在任课期内，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样减纳土地税，但任期要在半年以上。

第四条在城市没有分田的小学教员，市苏维埃应发动群众帮助教员家属工作，或给以其他物质上的帮助。

第五条在任课期内教员有疾病照苏维埃工作人员一样，有权到国家医院医治，不取诊断费和药费。

第六条小学教员每半年给奖一次，其给奖条件和等第如下：

一、能将该处所划定的学区内的学龄儿童吸收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者(在先进区如兴国已经达。到此数者，必须继续发展到百分之九十)，而且经常到校的学生要占全校学生十分之七以上(先进区须达到十分之八)。

二、大部分的学生对于中央教育部所规定的课程能学完和能了解。

三、大部分的学生经常参加革命斗争工作。

四、以上三项完全的为第一等。其中有一项弱的为第二等。 奖金为半年生活费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

第七条一个教员连续取得第一等奖金两次的，按年增加原有奖金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

第八条教员应该给奖的，由区教育部会同当地乡政府将该教员的成绩查明登记，经过县教育部与省教育部报告教育人民委员部，审查给奖，同时在报纸上发表。与中央苏区尚未打成一片的地方，由省教育部审查给奖。

第九条经过奖励的学校，区教育部须发动群众团体以名誉上的奖励。

关于这份文件，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辑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予以全文收录，并评介它是我党根据地历史上最早的关于优待教师的一个文件。它体现了苏区党和政府对小学教师的尊重和关怀，对提高教碲积极性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当时苏区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容易的，这显然与张闻天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有关。然而，这一光辉的历史文件，在60年代却因为和张闻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遭受到一次意想不到的厄运。江西师范学院师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l960年编辑了一本《江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由于收入了张闻天签发的这个《条例》，1962年竞被说成是为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翻案。还把它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它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张目。为此，有关的同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横遭批判。但是，真理终究是会被人认识的。张闻天签发的这一教育文献和他的若干教育思想，不仅对发展苏区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也有着现实意义。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此外，他还兼任过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同时亲自创办和主编多种报刊：

《解放》周刊，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刊。这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张闻天担任主编。

《共产党人》，1939年10月4日创刊，张闻天任编辑。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它的宗旨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从创刊到l941年8月停刊，共出过19期。

《中国通讯》，1941年初由张闻天亲自创办。这是我党在根据地的第一个外文刊物，兼用英、俄、法三种文字，小32开，用毛边纸印刷，每期登载五六篇文章，经常写稿的有萧三、马海德、巴思华等同志，每期约印200份，共出五六期。最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发行日益困难以及纸张油墨匮乏而停刊。

《参考资料》，这是延安整风后创办的党中央内部刊物，张闻天任主编。除商定每期的选题之外，他总是亲自承担撰写其中的一两个题目，并对承担其他选题的同志进行指导。张闻天身教言传，使参加编辑的同志终生难忘。

在陕北时期，张闻天不仅在创办、主编和编辑多种报刊的实践中，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出了贡献，而且为发展党的报刊理论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1939罕10月1日，张闻天亲临延安新华社通讯员大会，并就通讯工作作了重要演说。他认为，通讯员工作是一种重大的革命工作，可以把边区内外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介绍到全国全世界去，从而巩固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及使他们了解如何争取胜利的具体道路。他一再强调，通讯要写得具体、真实、生动。张闻天的这篇演说，是我党比较系统地阐述新闻写作和新闻采访的早期重要文献，对当时的报刊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0年9月10日和l941年6月20日，张闻天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展文化运动》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重要文件，阐明了报纸、刊物、通讯社、出版和发行工作的意义。文件指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的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除了中央的机关报、机关杂志及出版机关外，各地方党应办地方的出版机关，报纸、杂志，应当大量的印刷和发行各种革命的书报。

当时，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兼任了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和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2月，他总结了马列学院的办学经验，起草了《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至今看来，这个《指示》对于加强党的干部马列主义教育仍有启示和参考价值。

首先，《指示》第一条讲了开办党校的目的，开宗明义地指出：为了巩固与发展党，日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文件从巩固与发展党的高度，强调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是开办党校的根本目的。文件所指出的这一条，在抗战形势取得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实践证明，50多年前我党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指示》第十条讲了关于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指示》说：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接着又说：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酌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

《指示》中提出的请从事实际领导工作的同志作报告，以帮助学员了解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张闻天本人在马列学院中正是这样做的。那时，一些领导同志只要有机会，就会被请来作报告。周恩来、刘少奇、彭真等都来校作过报告，有的还作了不止一次。毛泽东也来马列学院作过报告，陈云亲自讲授党的建设，刘少奇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是张闻天提议派宋平去请的。这些报告，对学员在学习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起了重要的作用。

《指示》指出：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目标，方法上应有所不同，在党校应着重于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这是抓住了学校教育的特点的。

其三，《指示》第十三条提出了一个民主学风的问题。《指示》说：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的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日

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

当然，民主学风并不只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张闻天之所以特别提倡民主办学，是同他所主张的培养人才的目标有关的。他曾经明确地对同志表示过，他在马列学院特别重视发扬民主的原因，就是为了培养敢作敢为，敢独立思考的干部。自然他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指的培养干部的全面目标，但是从党的事业的开拓来说，张闻天当时所强调的这一面不仅对于抗战事业十分重要，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启示。最后，《指示》还就党校的教学方法作了一套具体规定。这些教学方法在马列学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提倡自学为主，这就是《指示》第八条所规定的：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另一条是提倡循序渐进，这就是《指示》第七条所规定的：教学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人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

为什么要提倡自学为主和循序渐进?张闻天在1941年发表的《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文章说：马列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发展了的科学，因此一个干部要养成独立阅读的习惯。首先应该知道，学习马列主义，必须自己下一番功夫。他又说：每个干部要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首先应该知道自己的文化理论水平，不要好高骛远，妄想一步就跨进马列主义的大门。还说：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很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列主义者，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张闻天所总结的这两条教学经验是建立在对马列主义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同志至今说起那段时期的学习收获来，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在那里不仅学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初步培养了自己学习的习惯和能力，这是同张闻天提倡学员以自学为主的教学思想分不开的。为了能给广大学员提供很好的自学条件，他亲自领导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和教材的建设，并且带头向学员进行启发式的课堂教学，组织哲学研究会，使得学院的教学工作开展得很有生气。所以，至今看来，张闻天亲自起草并亲自带头实践的这个《指示》，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干部马克思主义教育仍有启示。

第一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在全国各高等院校普遍开设革命史课程、各地相继出版的革命史教本纷繁众多的今天，人们可曾知道一本在革命战争年代广为流传的中国革命史教本?这本书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延安时期曾受教于张闻天，为新中国革命史、党史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近40年的著名党史学家胡华教授，1986年在病中为重版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撰写评介文章，认为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革命史教材。范文澜等许多同志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书，都曾参考过洛甫的这本书。直到解放前，解放区各种干部学校都是以这本书作为课本。因此，洛甫同志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

这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地分析研究了从鸦片战争到广州起义的中国近百年的革命运动历史，写得明确深刻，内容生动具体，文笔流畅。其中，最精彩之处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分析。例如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讲到，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当年是何等的英明果断，在领导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在晚年，却是近小人、远贤臣，个人专断，昏迷猜忌，发动一场内乱，残酷迫害功臣忠良，造成令人痛心的自相残杀的惨剧。书中对这一历史殷鉴的痛切的笔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叹息。历史虽不会重演，但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时代，会演出相近似的悲剧；结局虽不是一模一样，历史上血的教训，不论对古人、对今人，谈起来都令人有切肤之痛。

关于这本革命史是如何编著成功的，当年的红军将领、后又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将军，在他1986年撰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解答。那是l937年抗大开办之后，党中央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培养干部的需要，决定在课程中设一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可是，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虽然在中央苏区的红大和党校，由徐特立、成仿吾、张如心等讲过课，吴玉章30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过《近五十年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但当时只有手稿和油印的讲授提纲，而且残缺不全，未能形成课本。在教员和教材两缺的情况下，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亲自带头讲课，并亲自抓教材建设。他组织了由刘亚楼、张爱萍、杨兰史、莫文骅等人参加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朱德总司令有时也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活动。大家一面在张闻天的指导下写讲稿，一面听张闻天在抗大第一队(军师级高干队，也有个别国民党抗日将领参加)讲课，有时朱德总司令也参加听课。大家听了之后再加工自己的讲稿，然后分别到各队去讲。除朱总司令到第二队(也是高干队)去讲之外，其余到团以下的干部队或学生队去讲。各人的讲稿实际是将张闻天的讲稿搬过来加工修修补补而成的，在各人分头写的过程中，又都是交张闻天修改，最后又是由他审定。这本革命史教材就是汇集这些讲稿后，经过一人编纂，最后再由张闻天修改、审阅定稿而成的。因此，这本书没有署作者的姓名，实际是张闻天主持编写的，而且也是以他的讲稿为基础，并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当时曾到陕北访问党中央的一位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也明确记述了这件事。她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洛甫(即张闻天)写过一本中国革命史的教材，所有共产党的学校都采用这教本，他对这个问题有特殊的研究。①接着，海伦用了l0多页的篇幅，摘要地记述了张闻天所谈的从太平天国到苏维埃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张闻天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初印于1936年的陕北保安，正式出版于l937年抗战爆发后的延安，接着不久就先后在沦陷了的上海和失守前的武汉等地相继翻印，而后又在抗日烽火弥漫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作为干部学习及革命干部学校教材广泛使用(包括油印、石印)。至于在延安，该书则反复再版多次。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了东北的牡丹江，经他本人修订之后，该书于牡丹江市修订再版。后来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它又从华北传到华中以至苏南，不断用作干部培训的教材，直至全国解放。仅目前见到的索引资料，这部革命史翻印的次数至少有20多次，仅在北京图书馆见到的版本就有l0多种之多。当年在延安从事出版工作的周保昌回忆说，当时

①《续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40页

为了适应抗日统一战线形势发展的需要，以便达到广泛传播此书的目的，故不用延安解放社名字，而只注明全国各大书局经售。所以，凡是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年代过来而又能读书的同志，几乎很少有人没有读过这部书。在国民党统治区，这部书也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基础和轮廓从此得以奠定。

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张闻天一贯重视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他当时编写出这本教材并不是偶然的。1931年，在上海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中，他虽然已在党中央处于高级领导地位，但仍以学者的身份化名刘梦云写过一篇4万多字的长篇力作--《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为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系统的科学论证。l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他又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及前途，加以系统而又深入：浅出的阐述。虽然那时他曾犯有左的错误，但是他在宣传教育方面的这些建树是不能抹杀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不但继续讲课，而且十分重视教材建设，曾以总书记和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指示教材的编写应注重能持久、基本的东西。他主持编写的这部革命史，从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直到全国解放的10余年中，一直是在解放区各类学校使用的一部重要教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期受到错误处理的张闻天得到平反。l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部革命史。在时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来看这部书，仍不失为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从这部书里人们可以看到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张闻天的历史足迹，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调查研究的典范

1942年1月26日至l943年3月3日，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赴陕北、晋西北开展调查研究，长达一年多时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张闻天这样做，是为了补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一课，也是用实际行动参加整风。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主观主义的学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7月和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0日，毛泽东在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10日至10月22日)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

为了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号召，整顿作风，张闻天在参加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即下决心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工作。他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于是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了中央书记处的刘英，中央党务研究室的雍文涛、薛光军，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曾彦修，中央财委的尚明、徐羽，中央研究院的许大远、薛一平、马洪等9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由张闻天(化名张晋西)担任团长，于l942年1月26日离开延安，奔赴农村。

张闻天最初选定的调查研究地区是晋西北。这里是抗战时期开辟的根据地，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四大动员(又称四大号召，即动员号召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大军队)等抗战时期的农村政策，更带普遍性。调查团离开延安后向山西进发，经延川、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于2月14日(阴历除夕)到达黄河岸边的彩林渡口，准备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地区。由于其时敌人的冬季扫荡仍在继续进行，调查团只得折回陕甘宁边区。张闻天率领调查团来到贺家川这个大村庄。这次调查研究工作就从这里开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42年2月18日到4月12日，为神府调查。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党的政策法令。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深入到自然村。关于调查的对象、重心，张闻天认为应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此而及上层建筑。

张闻天将调查团分成4组，在神府县直属乡调查了贺家川等8个自然村。张闻天亲自调查贺家川，掌握了大量实际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派到其他自然村调查的同志也都各自整理出调查材料。张闻天在综合研究8个自然村的材料后，从3月28日起，开笔写调查报告，至4月12日初步结束。到兴县后，张闻天与调查团成员就调查报告进行了座谈，又续写了大约4节，于4月29日完稿。5月18日印就《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约5万字，分41节，附统计表格38张。在调查报告中，张闻天用确凿的材料叙述了贺家川等8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估计。

第二个时期，从4月22日至9月10日，为兴县调查。1942年4月13日，张闻天率调查团东渡黄河到达兴县，又因敌情关系，未能深入晋西北内地，即在晋西北区党委驻地碧村及其周围黄河岸上的村庄作调查。张闻天住在碧村对面的任家湾。张闻天和他的调查团原来只准备调查几个村子，但晋西北区党委的同志表示想派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一起到下面调查，请张闻天指导。于是，兴县调查的队伍就扩大了许多，晋西北党、政、群干部有40多人参加进来，调查的范围为碧村、任家湾等l4个自然村。

张闻天亲自设计调查表格，商定调查组织，制定实施方案。出发之前他召开了全体调查人员会议，并作了《神府组织经验谈》的报告。兴县调查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题，以深入自然村按户调查为基本方法。张闻天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其他同志在张闻天指导下分别写出各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碧村调查》从5月5日开始研究碧村材料到6月30日完成调查报告，经历了边调查边整理研究、再调查再深入研究的过程。调查报告的内容着重在土地占有变化与租佃关系。

张闻天在兴县调查时的成文材料是《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这个研究报告大纲对这一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土地占有的变化、借贷关系的情况等作了分析，特别着重分析了租佃关系的变化与执行政策的状况，提出了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的意见。离开兴县后，张闻天在10月7日写了一篇重要文章，提出现时的任务，是在农村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经济。

兴县调查期间，张闻天同毛泽东有较多的联系，并就调查研究的主要问题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从1942年5月起，反扫荡战争日趋紧张激烈。调查团与晋西北党政机关部分人员随敌情变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三次疏散到黄河西边的神府县境内。张闻天虽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对调查工作却一点也不松懈。6月底，《碧村调查》等兴县l4个自然村调查材料分别整理完稿以后，他即有计划地在七、八两月连续召开座谈会，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在阶级关系问题、土地问题、租佃关系问题、村政权工作问题等座谈会上，张闻天作了多次重要发言。此外，还有两次正式的报告，即7月27日至30日作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与8月30日至31日作的《村政权及其他》报告，另外还有两次重要谈话，一次谈精兵简政如何进行，一次是l942年7月1日晚为纪念党的21周年发表的讲话，扼要地叙述了党成立21年来的历史，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这些讲话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兴县调查期间张闻天对农村经济与对政治的见解。

张闻天到兴县调查时，全党整风已经开始，于是他注意将调查研究同整风结合起来，注意从整顿三风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l942年5月7日，张闻天在晋西北区党委座谈整顿三风的会上发言，结合实际事例具体地分析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种种表现，强调整风学习要从实际工作中学习。他请大家研究22个文件，了解其精神，根据精神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个时期，从9月26日至ll月21日，为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米脂县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这里聚居着马姓55户大、中、小地主。张闻天在这里进行了两个月农村土地经济的典型调查，写成《杨家沟地主调查》。在张闻天指导、计划和亲自参与下，马洪、刘英、许大远等人参加了调查和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杨家沟最大一家殷实地主马维新，是当地地主集团实际的代表人物。张闻天亲自翻阅和核算了他家起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来近百年的大量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的各种账簿。调查报告在详细核算与统计的基础上由马洪写出初稿，经张闻天反复修改后定稿的。文章细致地解剖了马维新这个地主从l8岁代替父亲管理家务起39年的经济活动，详尽地分析了马维新兼并土地的活动，以及他在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和商号经营方面的情况，统计出1912年至l941年马维新一家的收支情况，并参照其他材料统计出了l894年以来近50年杨家沟一带的年成。调查报告以翔实可靠的材料介绍了封建地主阶级如日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同高利贷和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以至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这是一份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这样一种具体充实的同类性质的调查报告，在中国是少见的。

此外，调查团其他同志还分别作了刘家峁和高庙山两个村的地主调查。

第四个时期，从1942年12月10日至l943年2月24日，为绥德工商业调查。

离开杨家沟之后，从11月23日至l2月2日，张闻天在米脂城内作了短期调查。从l2月10日至l943年1月15日，主要在绥德西部河川地区及双湖峪(今属子洲县)作经济调查，涉及盐滩、煤窑等工业。从l月18日至2月24日，在绥德市作商业调查。这些调查搜集的大量材料，大多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有的尚未整理好。2月下旬，张闻天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知，于是中断调查，于l943年3月3日回到延安。

张闻天返回延安后，于3月27日写成给党中央的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以亲身体会剖析自己的学风，并精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和方法，诚恳地叙述了自己思想的转变。

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调查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农村经济实际进行了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得到了关于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比较系统的认识，对当时农村政策的执行情况及调整办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关于农村生产力的状况。

张闻天指出，在经过土地革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地区，独立的小生产者代替了地主剥削农民的经济，土地不但分散使用，而且也分散所有了。农民感到满足与兴奋，努力生产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在未经土地革命的根据地，由于战争与革命的影响，土地占有也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这种从封建式的土地占有的集中向着农业小生产的分散的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同样是进步的。

当时，陕北、晋西北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原始的小生产。生产的进步一靠天时，二靠勤苦，三靠牲畜肥料。充足的人力，再加上充足的畜力，就是农业小生产者的崇高理想。张闻天指出，土地革命或减租减息，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没有战事、政策得当的条件下，土地生产力是有提高的。农业小生。

产经济遭受战争的破坏后，恢复比较容易，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然而小生产经济无法使用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劳动力的所有与使用存在矛盾，畜力的大量和合理使用受到妨碍，肥料的数量与适当使用也大受影响，因此，分散的小生产还是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生产力总的说来是低下的。

张闻天对于农村生产力状况的估计与分析说明，一方面要看到现有农村经济可以战胜根据地面临的困难，支持长期抗战；另一方面，要重视政策的真正执行与必要调整，以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2关于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张闻天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的土地占有情况，人口、劳动力、牲畜等等现有分配情况，以及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等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各阶级、阶层变化的动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成分在农村是很微弱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是中农、贫农小资产阶级成分。地主在量上减少，其每户经济削弱；富农在量上增加，其每户经济缩小；贫农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一部分则下降，有些最终将成为雇佣劳动者；而中农是农村经济中的主要力量。

张闻天认为，应该从中农中分出富裕中农一项，并强调这一划分有重要意义。张闻天用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说明，富裕中农的土地较中农为多(每户富裕中农平均为2616垧，中农为l9300垧)。他们富裕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大多数都是从过去的中农来的。张闻天分析了大量实证材料后指出，中农，尤其是中农中的富裕中农，是代表农村中较高生产力的一个阶层。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一部分贫农上升为中农，中农将变为更加富裕的中农。这种大多数农民的向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大多数农民变为中农和富裕中农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而且正在产生着使用雇工的富农和被雇佣的农业工人。

毛泽东在1933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已提出过富裕中农这一阶层，张闻天则将富裕中农这个阶层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对它的作用、发展方向作出了估计，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思想。

3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

张闻天认为，从阶级关系变化中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将是封建势力削弱，个体小生产经济发展；中农向富农发展，地主向富农转化，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经济。张闻天写道，充分发展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力正是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而那些富裕中农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土地的不够使用及资本的某种过剩，正在用雇工、租田、典地等一切方法扩大经营，增加财富。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必然要从这条路发展为新富农。他认为，农村资本主义是农村经济将来发展的前途。

4关于农村经济政策。

张闻天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出发点，提出当时的农村经济政策应是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张闻天曾将这种在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称为新式资本主义。他指出，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比个体小生产进步。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张闻天有针对性地指出，要加强对干部的政策教育，扫除一部分同志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两种害怕心理：一怕富农控制不住，二怕贫农受苦。在一系列具体政策方面，张闻天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地主向经营地主、富农发展，新政权应该帮助，给地主打通这一出路，限制富农发展是不对的。关于土地问题，他认为1941年以来的土地买卖，带有土地调剂、调整、解决一部分土地问题的进步性质，应让其自由发展，以后土地问题的解决，除继续采取迫、挖的方法外，还应采取拉的方法，即转变其生产方式的方法。这即是提倡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对于租佃关系、借贷关系，他主张实行要求地主减租又规定农民部分交租，反对高利贷又要交息还本这样的两重性政策，调整和稳定租佃关系，活跃农村金融，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土地生产力。

张闻天通过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同党中央当时实行的政策，方向和精神是一致的。毛泽东在1941午4月19 日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就论述了当时实行的政策是综合联合与斗争的两重性政策，说明它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l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限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既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贡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党的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动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2月4日《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聚决定的指示》指明，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摹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与毛泽东的论述和中央文件对稂，张闻天调查研究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在某些问题的阐述和论正上，有他的独到、透辟之处，有些政策建议也更为具体和切台实际。

1942年张闻天下乡调查，采取了向毛泽东虚心学习的态蔓，同时他也研读了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学者们的调查报占，从中吸取知识和经验。实践是最好的导师。一年多实际的周查研究工作，使张闻天提高和加深了对调查研究的认识，这黾张闻天陕北、晋西北调查的一个重要收获。他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结合一年多调查工作的切身体验，联系实际材肆，对调查研究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完全接受并阐发了毛罩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关于调查研究的意义。

张闻天认为，从客观实际出发是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度，而要从实际出发，认识实际，其基本的一环，就是对这实际的调查研究。他指出，调查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

张闻天还针对着模糊或片面的认识，具体地对调查研究的意义进行阐述。人们通常认为，调查研究是领导者的事；张闻天指出，不论是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必须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人们通常认为，调查研究是在决定任务与政策之前的事；张闻天指出，在提出任务、决定政策之后仍然需要不断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的基本工作。张闻天还指出，领导干部同实际、同群众保持联系的一个又简便、又生动、又实际的办法，是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而亲自动手的主要意义是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

2关于调查研究的对象。

张闻天指出，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鉴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最容易被忽视，张闻天的陕北、晋西北调查都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

至于具体的调查对象的确定，张闻天提出着重典型的原则，即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他用个别与一般的统一的理论来论证着重典型之科学性，又具体分析边区农村的情况来说明选择典型的办法。张闻天强调，只有深入到自然村，进行系统的、透彻的典型调查，才能发现该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

3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他以调查农村阶级关系为例，透辟地说明，从全体的认识到部分的认识的过程，就是分析的过程。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的。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就是综合。所以综合是从部分到全体，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想的运动过程。他进而指出，分析与综合是一个对立统一。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在这里，张闻天具体阐发了毛泽东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对于对立统一方法的论述。

在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张闻天在实践中也有丰富与发展。除了开调查会之外，采取了按户调查、个别谈话、实地考察、问卷填表、数理统计等方法，同时重视书面材料的搜集。张闻天还强调调查与研究的结合，提出调查材料应经常整理，补充校正；调查初步完成，即应在当地加以研究。

张闻天不但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注重调查研究方法，和群众有深厚的鱼水之情。在一年多的调查时间里，他一直住在农民家里，炕上、灯下，他和群众促膝交谈；村头、地边，他和群众谈笑风生。他调查的村庄，几乎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张团长、张晋西；他很关心群众的疾苦，问寒问暖，对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阶级关系、思想动态调查得非常详细。他朴素可亲，群众乐于接近他，愿意把心里话向他倾吐。大家赞扬他说：还没有过共产党的干部像他那样了解民情、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4关于调查研究的目的与态度。

张闻天搞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补缺乏实际经验这一课。他总结一年多的调查工作，认为最重要的收获在于打破教条的囚笼，认识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这是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主要是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因此带有根本性质。从此，他完全自觉地向着理论与实际联系、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方向不断前进。

张闻天通过这次调查体会到，只有同实际、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才能把握生动活跃的、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正确地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概括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实现自我改造的途径，首先是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然后是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他认为延安一年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做了第一步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的工作来充实。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更为可贵的是，张闻天的认识并未到此终止，他进而指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应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张闻天从哲学的高度阐明，这个方向是无穷的，个人的努力是有限的，但只要努力去做，就会有好的结果。这样，这个无穷的方向，就能够在个人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有限的结果中被一步一步地体现出来。反之，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硬化起来，走进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张闻天的可贵还在于他的思想既是深刻的同时又是彻底的。他认为，是否能成为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在于口头上是否承认和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主要应当看实际行动是否能这样做。他一旦把握了真理，就身体力行去实践真理。他感到这次下乡调查的缺点是没有直接参与负责一定工作。而通过调查，他对负责一个县的党、政工作，产生了很大兴趣，觉得这些工作是最接近群众的。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即主动要求到东北从事地方工作。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建国后在外交战线，他都亲自调查研究，并将提倡调查研究这一思想，贯穿于工作的始终。他的著名的《庐山会议发言》就是建立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之上的。他被罢官之后，为研究市场、物价问题，曾到苏、浙、沪、湘三省一市作了两个月的调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长期迫害，一旦获得人身自由，年逾古稀的张闻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肇庆各工厂调查研究。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调查后写下了这句名言。从此以后?终其一生，他实践着这句名言。他的陕北、晋西北调查，创造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