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牧云记小说简介:独行者林希翎

古远清：独行者林希翎（图）

    林希翎，浙江温岭人，有名的大右派，也是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为胡风案慷慨陈词，被刘少奇定性“极右分子” 

　　因母亲在上海怀孕，林希翎初名程海果。1949年3月，她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任师文工队员。1950年代初期转业后，于1953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林希翎不仅对法律有钻研，而且对文艺问题有深刻独到的研究。1955年第11期《文艺报》上发表了她的《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中既按主流话语批判了胡风的所谓反动文艺理论，又对中宣部文艺处负责人林默涵及毛泽东表扬过的李希凡、蓝翎(“林希翎”即这三人名字的缩写)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出不同看法。 

　　过后不久，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典型问题》的“专论”，林希翎写了一篇全面批判“专论”所宣扬的庸俗社会学的文章，与之商榷。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曹子西读后认为这是无视无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表现，便匿名写了题为《灵魂深处的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面对这种诽谤和中伤，林希翎当即印发《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 

　　在1957年大鸣大放浪潮中，林希翎成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从5月到6月初，她先后4次在北大、人大辩论会上演讲，为胡风案慷慨陈词，认为把胡风定性为反革命的证据是那样苍白无力： 

　　胡风《意见书》中的许多看法基本正确。胡风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某些观点不同意，这有什么不可以？毛主席《讲话》中的某些观点今天不适用了，为什么不能反对？毛主席的话又不是什么金科玉律。说胡风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人自危，互相之间不敢讲真话。按照法律上的反革命罪定义，只有企图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才构成反革命罪，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胡风能算反革命吗？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某些人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对这个案件明知错了却不敢承认…… 

　　由此，林希翎尖锐地提出“是权大还是法大”。至于整风，她认为应从体制改革开始，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还带有封建性。如此言论，使林希翎迅速成为全国青年学生中最出名的“反党急先锋”，由刘少奇亲自定性为“极右分子”，毛泽东也点她为大右派，《文艺学习》为此长篇连载《林希翎右史演义》。专政部门则于1958年7月21日夜半将她捉进监牢，以84公斤重的档案材料将她定性为“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5年。 

　　对这种处理，中央高层有不同意见，如周恩来总理在主持1957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大会时，特地请尚未入狱的林希翎参加，并轻描淡写地说“她是犯了错误的青年”。另一中共元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在林被点名后指示该校副校长胡锡奎，不许对林按右派作公开批判。即使林被戴了帽子，吴玉章还在颐和园别墅中接见她，抱病做她的工作，在长达3小时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将其定为敌我矛盾。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的报告中，提到1957年校内10多个右派的名字时，有意漏掉林希翎，曾引起轩然大波。中国人民大学另一负责人聂真也不同意对林的处理。时任团中央书记并一直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事后一年才听说林的遭遇。1983年1月11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提到：“1957年我找林希翎谈了4个钟头的话，她听不进去，但是我一直不赞成把她抓起来。” 

　　曾在家中多次和林希翎交谈的谢觉哉，哪怕官至内务部长后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无法阻止对林的逮捕，只好以视察监狱为名去看望这位他十分欣赏的高才生。对学生中的右派只主张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的毛泽东，直到1973年都不知道林被捕，他以关心的口气向北京市长吴德打听，林“在哪里工作，生活得好不好”。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林希翎于1973年获释，在浙江武义县当了9个月工人，1982年终于回到文化单位，在浙江金华文联工作。此外，还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当过短期的“特约编辑”。 

　　跳出政治监牢，又进家庭樊笼 

　　1958年，林希翎被关在北京草岚子胡同13号监狱(此地专门关压政治犯)。有一次，来自北京公安局的官员半夜三更专门审问她： 

　　“林希翎！你是共产党把你从小培养大的，你为什么恩将仇报反党？你必须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动机，以便重新做人。” 

　　林希翎听后大笑一声，反问：“真有意思，你竟然问我为什么要反党。我倒要反问你，既然你明知我从小就参加解放军，是共产党培养大的，那我怎么可能会反党？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来回答，因为反党的罪名是你们编造和强加给我的。” 

　　那个官员破口大骂：“放老实点！我干这一行多年了，什么大反革命、大特务我都审过。到我这个地方的，没有一个敢不低头。你林希翎的反动气焰如此嚣张，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林希翎对这位执行极左路线的“老公安”毫不吝啬自己的批判锋芒：“什么？你们也算是共产党？这样对待我这个忠于党的青年学生，你倒像混进共产党里的国民党！” 

　　“老公安”气得暴跳如雷，又是拍桌子又是打凳板骂道：“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对付不了你这个黄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轻的进我这座监狱，再把你关到白发苍苍，让你一辈子出不去，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这位老“左”派的疯狂让林希翎永生难忘。也是这句“断子绝孙”的咒骂，使她出狱半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尽快结婚，不让自己“断子绝孙”。虽然林希翎的赌气胜利了，育有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但她跳出政治监牢，又陷进了家庭的樊笼。她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人身自由，但失去了思想自由。且不说心有余悸的老母亲，单说丈夫就被极左路线吓破了胆，生怕林希翎再次闯祸，对她的“看守”比监狱还来得严格，连写封信，都要一字一句推敲、审查，认真程度绝不亚于监狱中的政治指导员。为了向当年审讯自己的“老公安”赌这一口气，林希翎就这样草率地成婚，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林希翎处处谨慎，抛弃以前敢于“犯上作乱”的性格和行为，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这对于心直口快的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啊。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兄弟党” 

　　林希翎是中国人民大学500多名右派中唯一没有改正的一名。后来形势发生变化，1983年7月经过多次申请，她终于获准赴香港探望专程从台湾前来相聚的父亲程逸品。 

　　国民党闻知后，先是派一位牧师将一大叠钞票放在林希翎桌上，要她今后为台湾做事，林希翎以无功不受禄的名义全部退还。国民党又托人带信，希望她一踏上所谓“自由的土地”就发表《反共宣言》，林希翎回绝说：“……当年你们的老总统蒋介石，在我坐牢期间，在隔海广播中说：‘向林希翎致敬！’既是他说的话，那我还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反共义士(笑声)？但是我说：谢天谢地，这个桂冠我不敢当，还是送给别人吧。”又说：“我在大陆批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反共立场，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当然我是不答应的。因此我向国民党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情愿回大陆去坐牢！我觉得这是对我人格最大的污辱，莫此为甚。”在另一个场合，她还说：“共产党把我关了15年，我应该比你更骂共产党，更恨共产党才对，但是今天如果共产党对人民有好处，就是把我杀了我还是支持。对我来说，评判是非标准并非只是对我个人怎么样，而是它的政策对广大的人民如何。当时我批评共产党时，并不是因为它对我不好，相反当时它对我很好。”这“好”表现在她曾做过谢觉哉家中的座上客。1956年暑假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亲自派她作为该报的特约记者到西北采访，后来该报和《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她写的《辣椒旅行记》、《如此爱护女子测量队》、《喜相逢》等文章，得到邓拓的肯定和赞赏。 

　　在台湾，当有人问林希翎为什么不反邓小平时，她坦然地说：“我对至今不给我平反的中国人民大学某些人，当然有意见，但是，我反对的是那些极左分子和极左路线，而不是反对邓小平。” 

　　林希翎是一位看破红尘且言词尖锐、富于幽默感的人。针对国民党拉拢之事，她说：“我这个共产党的大右派居然能出来，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果。”因为国民党若不放她父亲到香港，大陆那边就没有理由让她出境探亲。 

　　1983年10月，林希翎应法国国立社会科学院和法国汉学家协会邀请担任研究员期间，得知父亲患了绝症，且动了三次手术，便向巴黎的国民党有关机构申请赴台探亲。在申请时她声明：到台湾是来看父亲的，纯属自费的私人旅行，而非政治活动；台湾宝岛对我来说非常神秘，很想去看看台湾社会。鉴于国民党又可能来拉拢，“我也跟国民党警告：不要搞名堂——‘要就来，不要拉倒’。” 

　　在林正杰的餐会上演讲时，林希翎说：到台湾来，第一是想见父亲，其次最想见台湾精英分子。“目前大陆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台湾，我是第一个打破僵局，也是目前唯一持两种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人，从这一点来讲，国民党是给我一些方便，然而他们会不会后悔是另一回事啦。所以我还是感谢他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常常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兄弟党。’”当有人问林希翎对台湾的观感如何时，林答：“在巴黎每天接触洋人，到了台湾看到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感到很亲切。开始有些不适应，可过了几天后，又感到处处都似曾相识。台湾和大陆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台湾生活水平比大陆高，但这里出现的毛病则和大陆差不多。”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国民党“海外工作委员会”一位姓郑的主任，竟送林希翎一只高级女手表，内刻有国民党党徽和“海工会赠”字样。林希翎感到为难：退回去觉得给对方难堪，不退回去就等于默认自己是“反共义士”。后来总算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决定在义卖茶会上将其拍卖。拍卖非常成功：由于这块表的卖主是名人林希翎，所以身价百倍，一位老太太以5万元新台币购得，林希翎把这笔钱捐给慈善机构。作家无名氏听了此事后，曾言：“你这事做得荒诞，等于是给国民党打了一记耳光。”而对国民党一直没有好感的柏杨，则赞成林希翎的做法：“国民党真笨，怎么会想起给你送这样的东西，活该！” 

　　讨厌“反共八股”，当着陈水扁大谈反台独 

　　在台期间，林希翎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著名作家陈映真三次听她演讲，陈氏说：“这些谈话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最鲜明的印象是她正直、爽朗，不肯曲学阿世，不肯说谎做假，热爱国家民族。我们对中国一直怀着不知幻灭的热爱，这些共同点，使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另一评论家、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尉天骢则说： 

　　林女士的话讲得非常直率，这种直率本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可贵特质，这使我想起《水浒传》和武侠小说中人物的讲话风格。可惜的是在近几十年来专政体制下，我们同胞，特别是知识分子，已习惯“为讲一句直话，先讲两句奉承话”，这就难怪有些人觉得林女士的话有些刺耳，过于偏激。老实说，这种指责是奴才相的表现，至少是乡愿主义的懦弱表现。包括我自己在内，为谋一家人的温饱，我们知识分子已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或者绕着圈子说话，这就形成知识分子的阿谀作风，由阿谀而怯懦，由怯懦而勇于对内、怯于对外，以致发展成为了讨好主子而去整别人。这样，大家便只看到党派的利益、帮派的利益而看不到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希望大家透过林女士的讲话，能够有新的思考。 

　　有人问林希翎会不会到台湾定居，她说：“台湾这个地方太小了，憋死了，受不了！而且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的脑袋憋死了，气喘病都上来了。我有自知之明，我的政治气喘病在你们这样的政治空气下一定又会发作，台湾真的是太缺氧了。”后来，台湾干脆将她“变相驱逐出境”。2000年，当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时，邀请她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可林希翎一改当年支持民进党反国民党独裁的做法，大谈反台独，这引起对方极端反感，双方不欢而散。 

　　晚年加入反邪教行列 

　　经过一系列的挫折、打击，当年的一些著名右派早已心灰意冷，不再过问政治，可林希翎锐气不减当年，一直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作出自己“不唯上”的独立思考。 

　　林的儿子因练法轮功走火入魔丢掉了性命，林希翎从此加入反邪教行列。林希翎的性格，正如旅美作家丛甦所说：“……她不羁的个性、直言直语的谈吐与爽朗嘹亮的笑声，予人的印象竟又是‘男子汉式’的。”与那些甘做金丝笼中的黄莺儿，或娇柔作态、甘为男人“玩物”的女人完全不同，这位热爱祖国、拒做“反共义士”的大地女儿竟大于也真于生命本身！ 

　　这中国最后一位右派，于北京时间2009年9月19日，因病于法国巴黎逝世，享年74岁。去世前，因交不起昂贵的医药费，遭医院驱逐，林希翎竟萌生“安乐死”的念头。她感叹自己一生不容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致使离乡背井，沦落天涯，晚景更是凄凉。作为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她从不奴颜媚骨；尽管生活困难，但她从未堕落为传声筒、软骨头、墙头草、说谎者。她独自行走一条艰难的路，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