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牧云记小说内容:论宗教当代发展的俗世情缘及其消极影响?[李东清]

论宗教当代发展的俗世情缘及其消极影响 [李东清] ［ 作者: 李冬清   来自：中国民族报   已阅：1856   时间：2009-8-14   录入：yangsihan
2009年8月14日　佛学研究网
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进步即将褪尽宗教的神秘外衣，却又刺激了宗教在当代的全球性的发展。尽管“宗教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一切的善和一切慰籍的源泉”，但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联系交往越来越密切与多样化的今天，宗教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这对我国也不例外。因此，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推动宗教当代发展的社会原因
所谓宗教的当代发展，主要是指传统宗教在当代的大规模复兴和新兴宗教的大量涌现，及其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强。在现时代，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政治人”凝聚多样社会力量不可或缺的“社会水泥”。引起宗教发展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原因有：
第一、现代化及其影响是推动宗教当代发展的现实原因。首先，现代化推动了传统宗教的“与时俱进”。全球化引起的科技进步、世俗化和各种反宗教思潮对传统宗教产生了严峻挑战。为防止被社会进一步边缘化，罗马教廷从20世纪后期开始，除改革宗教礼仪、宗教组织，推进与同源的东正教、新教的合一外，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表示尊重，也希望与全人类对话。2000年3月，教皇公开承认了罗马教会历史上犯的七大错误（强迫教徒忏悔；十字军东征并设立宗教残判所；导致基督教的分裂；敌视犹太教；强行传教；歧视妇女；对社会问题不关心），他表示忏悔并请求上帝宽恕，给世界巨大震动。伊斯兰教和佛教也进行了改革。这使它们走出了神学的象牙塔，大规模进入了世俗社会：“到2000年，全世界的宗教徒约51.37亿，占当时总人口60.55亿的84.8%。其中，基督教信徒（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约19.99亿，穆斯林约11.88亿，印度教徒约8.11亿，佛教徒约3.59亿，这四大传统宗教的信徒就占当时世界信教总人数的88%以上。”现代化也推动了民族宗教，如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等的发展。其次，现代化刺激了新兴宗教的不断出现。所谓新兴宗教，是指那些随世界现代化进程而出现、脱离传统宗教的常规并提出了某些新教义或礼仪的宗教运动团体。现代化带来的全方位、立体网络式的社会变化，使人们进入了从外部到内部、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的急剧动荡与不安之中；而当今社会暴力、不道德及丧失理性现象的不断增加，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这导致了部分人的精神崩溃，产生了多样的信仰危机。托夫勒指出：“今天社会生活基本准则的突然变化，个人作用、地位差异和权力体系的模糊不清，文化的中断，而首先是巨大思想体系和工业现实观的破产，已经粉碎了大多数人对世界形象的看法。结果，多数人今天在观察他们周围世界时，只看到一片混乱。他们深感个人的无能为力和生活的空虚乏味。”(P64)于是，一些人投进了传统宗教的怀抱，另外一些人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人类的“黑铁”时代，科学技术不仅不能拯救这个世界，而且它就是各种灾难的制造者，只有宗教才能解救人类。但作为现世界的一部分，传统宗教是应该被取缔或改换门庭的对象，只有新兴宗教才能拯救人类。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没有解决或没答案的现象，又给新兴宗教的产生提供了各种素材。这使得新兴宗教迅速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已经注册的新兴宗教团体约7000多个，欧洲18个国家有1300多个，其中英国有600多个，在日本1994年登记的有2000多。”在美国、日本和韩国，新兴宗教已成为“社会人”在激烈竞争和角逐中平衡心理、释放自我的休歇处。
第二、社会政治势力的影响是推动宗教当代发展的政治原因。由于宗教能凝聚起信教者的力量的缘故，“自从人类进入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以后，政治与宗教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今天都不例外。宗教在历史上既是统治阶级愚民统治和对外侵略的工具，也是劳动人民慰籍精神、反抗剥削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旗帜。在现阶段，除他们依旧对宗教不舍外，其他政治势力也对宗教青睐有加：首先，当代帝国主义支持宗教的发展。拿破仑曾经指出：“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日渐强大，给当代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干涉带来了难度，而改革开放为它们利用具有跨国性、隐蔽性和欺骗性等“优点”的宗教组织“侵略”他国提供了机会。为“西化”和“分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1982年6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秘密结成了旨在推翻波兰等国共产党政权的当代‘神圣同盟’，基督教成了进攻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对中国而言，“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把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作为他们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境外敌对势力不断利用“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世界基督教和平会议”和藏传佛教等问题干涉我国的内政。其次，民族分裂势力支持宗教的发展。宗教是民族的意识，民族是宗教的载体，而民族的跨国性和国家的多民族性决定了民族、国家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当民族、国家间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宗教信仰不同，也能够互相宽容和理解；当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就会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由于教派不同、理解不同，因民族、集团或国家利益而出现对立化，严重者就会导致民族矛盾或国家冲突。这就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如在民族和宗教问题敏感的俄罗斯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其境内的清真寺由原苏联时期的27座增加到目前的1700座，还建有30所宗教学校、十所高等伊斯兰学院和15所伊斯兰中心。”这在西亚、中亚和北非等地区更明显。最后，恐怖组织或宗教极端组织支持宗教的发展。因为宗教既可以为其活动提供场所和借口，也可以提供精神动力和组织形式。所以，“拉登每年拨出2.5亿美元支持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拉登委托约旦人伊布?阿里?阿洛林充当他与中亚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的联系人。还有从阿富汗回来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阿布?朱赫达洛也被认为是拉登的人。”其他恐怖组织，如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武装、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祈祷团”等也支持宗教的发展。
第三、多元的社会功能是推动宗教当代发展的客观原因。虽然“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宗教也有积极作用：首先，宗教能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就是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宗教通过其特定信仰、组织及礼仪等强化民族意识、调节民族心理，以加强民族凝聚力。“宗教信仰首先能使接受了它的各种群体、个人与社会集团，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宗教共同体并进而产生组织上的整合；宗教组织则通过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神职人员的传教把具有同一信仰的宗教徒组织起来；宗教礼仪则通过强化宗教意识规范民族行为。”如犹太人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掳到巴比伦城起，就开始了“名亡实存”的流亡历程，散居世界各地后也遭到了无穷尽的迫害，尤其经历了灭绝人寰的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但正是犹太教支撑了其民族精神，才使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宗教能使人们更好地遵守社会规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行为的利益性往往导致行动的违法性和不道德性，而“神的启示”和宗教的“劝善”的结合则有比较好的效果，这也是宗教存在的重要依据。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到处泛滥的十六世纪的欧洲，正是新教伦理规范并恢复了西方的社会文明；在充满矛盾和危机的现代的西方世界，基督教仍然是人们净化心灵和医治各种信仰危机的有效药方。再次，宗教对文化具有重要影响。“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宗教的历史就是人类文化史。”宗教不仅以“神”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也以哲学、道德、艺术、习俗等多姿多彩的形式影响着社会，在过去和今天的欧美国家、阿拉伯世界以及我国的部分地区莫不如此。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更十分密切。尽管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但“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宗教不仅可以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幻想力、抽象力，也能够推动科学的快速传播。所以，教皇保罗二世指出：“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合作，只要是在任何意义下都不破坏各自的自主，就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也就是，宗教要求笃信宗教的自由，科学则主张研究的自由。”为与科学界修好，他还主动给伽利略平反昭雪。宗教还具有社会调控、社会慈善和社会教育陶冶情操等功能。这些积极功能一定程度地推动了宗教的当代发展。
此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等原因，也一定程度地刺激了宗教的当代发展。多种社会原因的影响使宗教的角色更加的复杂化和欺骗化。
二、宗教当代发展产生的社会消极影响
宗教的当代发展为形成多宗教、多信仰、多文化、多文明及多学说、多主义、多理念并存与交汇的多样化世界创造了条件，为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环境，但其发展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消极影响，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严峻挑战：
第一、导致了社会政治问题宗教化倾向的日益严重。马克思曾指出：“对于完全有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社会政治力量借助宗教以实现政治目的，在历史上就已很普遍了：“北宋方腊的起义利用了‘明教’；元朝末年刘福通起义利用了‘白莲教’；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开始的时候则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在欧洲历史上，农民起义对宗教的利用最突出的代表就是16世纪的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而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后，由于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在这一倾向更加明显的同时，暴力化趋向则是越来越突出，而宗教恐怖组织更是越来越多。方金英在《浅析宗教恐怖主义》中指出：“据兰德公司1995年《恐怖主义年鉴》统计，1992年全球宗教恐怖组织从2个增加到11个。1994年49个恐怖组织中16个为宗教组织，1995年56个恐怖组织中26个为宗教组织。到1998年，在世界上最危险的30个恐怖组织中，带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组织已过半，其中既有犹太人的，也由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如果将美国境内许多基督教准军事组织算在内，宗教恐怖组织数目惊人。”“1983年4月，当时尚不出名的黎巴嫩真主党第一次攻击美大使馆，——掀开了宗教恐怖活动的新序幕。之后，各类原教旨主义宗教组织在不少国家相继兴起，重大宗教恐怖活动接踵而至。”金宜久指出：“当前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并能对生活构成现实威胁的，恰恰是那些具有政治图谋的宗教极端势力及其追随者。”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带有宗教性质的暴力或恐怖组织制造的悲剧更是罄竹难书：继美国“9?11”事件之后，相继又发生了印尼“巴厘岛爆炸案”（2002年10月12日）、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连环爆炸案（2003年5月16日）、西班牙“地铁爆炸案”（2004年3月11日）、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2004年9月1日）、“伦敦地铁爆炸案”（2005年7月7日）等。各种政治势力借助宗教的形式或力量，通过社会政治问题的宗教暴力化和恐怖化方式以达到政治目的，已成为当前制约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第二、引发了新一轮的政教之争。虽然政教分离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自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以来，一些反世俗化和西方化的教派或宗教组织开始了新一轮的宗教革命。而两极格局解体后，这种斗争更加明显：首先，宗教的国家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虽然“国家是能够而且也一定会达到废除宗教、消灭宗教的地步的”，但宗教能给政权增加神圣感，有利于政权稳定。所以，在现代社会，尽管宗教与教界本身已隶属于政治（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也与政权、法律、教育等实现了分离（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宗教的干预和利用，宗教的国家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如在俄罗斯，东正教实际上已成为“准国教”。它不仅在国内危机面前站在现政权的一边，就是现政权在国外遇到危机时，它也毫不犹豫的为其摇旗呐喊。这就连“政教分离”的美国也不例外。吕其昌在《美国的宗教问题》中指出：“美国政界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帝保佑美国’，历届美国总统无一不是基督教徒，在参众两院中，主要宗教教派均有其代表参加。”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除了在宗教名义下的政治反对派（及其社团组织）外，与政权当局唱对台戏的宗教几乎已不存在了，特别在伊斯兰世界。其次，大量宗教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宗教政党既是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特殊的宗教实体，它既追求宗教目的也追求政治目的。”虽然印度佛教徒早在1957年就组织了印度共产党，但宗教政党大规模出现并登上政治舞台是在90年代以后，如阿富汗的塔利班于1994年趁势而起、乱中夺权；印度人民党在印度1996年、1998年和1999年的大选中，连续三次蝉联第一大党；土耳其的繁荣党也一度得势；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则通过内战迫使当局与其建立了联合政府。全世界现有50多个宗教政党，主要分布在40多个国家。最后，宗教掀起了积极的“入世”运动。为扩大社会影响，宗教在现阶段除通过国家政权、政党等影响社会外，更是通过兴办教育、开办医院、创办企业和社会慈善事业等途径扩大社会影响。在美国，“宗教不仅成了文化象征，而且在经济生活中，因一些宗教团体直接参与投资企业、办公司、组织基金会，其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在美国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宗教广播。”新一轮政教之争使得宗教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影响着社会。
第三、严重威胁了多民族国家的安定团结。首先，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民族问题。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冲突，塞浦路斯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伊斯兰教)的冲突，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因“巴布里清真寺”、“菩提加伽耶寺”归属问题产生的民族问题等。冷战结束以来，伴有宗教影子的民族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如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南斯拉夫科索沃的塞族（东正教）与阿族（伊斯兰教）的冲突等。其次，导致了宗教冲突或教派冲突的激增。在现阶段，除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存在冲突外，其它宗教之间也是冲突不断，由此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令人发指。如“1984年的印锡大暴乱，结果是印度总理英甘?地被杀，锡克教徒有几百人被打死。”而“波黑内战被称为一场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是前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第三场战争，也是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种族与宗教战争”。据有关资料表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也有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再次，刺激了带有宗教背景的极端组织和民族分裂势力的大量涌现，特别是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以来。如俄罗斯的车臣非法武装、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突厥斯坦伊斯兰解放党”，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祈祷团”、“伊斯兰解放阵线”等。它们打着宗教的旗号，制造了许多恐怖活动和分裂民族、国家的活动；而一些国家又默许他们的存在并暗中支持他们，这对相关地区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导致了国家冲突的此伏彼起。作为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世界性或地区性宗教跨越民族界限后，宗教就带有了民族特色，这既给民族问题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也给领土纠纷、边界冲突、历史遗留问题和宗教的“圣地”等问题的复杂化创造了条件。如1980年因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冲突而爆发并持续了8年的两伊战争，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关于“圣地”耶路撒冷之争，印度、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之争等。所以，宗教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族问题、社会冲突和国家冲突的导火线，是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背后“黑手”。
第四、刺激了邪教的大量出现。二战后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既造成了人们的工作、生活的高度紧张，也导致了社会分配的极度不均和贫富的更加悬殊；而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漠，人们精神空虚，需要得到某种精神慰籍。邪教就打着关心人、爱护人的旗号，乘虚进入了社会。严格意义上讲，邪教不是宗教，二者间存在本质区别，但邪教大多脱胎于新兴宗教。贺韬在《当代新兴宗教问题浅析》中指出：“邪教的出现，一般盗用传统宗教的名分、学说、仪式等载体，并借助于传统宗教的影响力，在原有的信教群众中分割出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开始兜售既区别于传统宗教、又不同于一般新兴宗教的反科学、反文明的极端主张，利用其信众大多处于当今社会上不同程度的边缘化群体所有的弱点，或以心理暗示、或以超生转世、或以祛病强身，诱使心中对邪教组织的反社会主张一味盲从，从而到少数人欲利用宗教达到自私甚至罪恶的目的。”大量的邪教组织出现以来，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如美国人民圣殿教于1978年11月制造的死亡913人的“圭亚那森林集体自杀事件”；1993年美国大卫教因对抗政府而制造的“卡尔梅山庄事件”；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于1995年3月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使数十人死亡，5500人中毒；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于2000年3月17日制造的教堂大火案使数百人被活活烧死。据估计，“全球邪教组织不少于3000个，信徒达数千万之多。”邪教组织已成为威胁当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敌人之一。
三、我国面对宗教的当代发展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宗教的当代发展也给我国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说明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要注意以下基本问题：
第一、必须注意境外宗教势力和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内政的干涉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宗教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世界的合作。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和开放范围的进一步扩展，既给宗教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机会，也给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和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问题“西化”、“分化”我国提供了机会。“境外宗教的渗透，对基督教来说，主要是通过经济上的资助和宗教的密切交往动摇我国基督教界‘三自’的信心，同时加剧基督教内部的教派矛盾、冲突，破坏中国基督教的大团结。——对伊斯兰教来说，主要是新疆境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有些国家的支持下，在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将会继续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渗透的方式主要有：“在我国周边地区设立广播电台，进行空中传教；利用各种渠道向我国境内偷运宗教宣传品；利用来华旅游、探亲、经商、讲学等机会进行传教活动；在我国出国打工、留学人员中进行传教布道；直接、间接提供经费修建寺庙；插手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培植地下势力，同我国爱国宗教组织争夺寺庙、信教群众，对抗中国政府；支持宗教界及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搞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等等。”境外宗教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涉活动，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和稳定。我们必须在坚持自办、自养和自传宗教的同时，既要和世界宗教组织进行全面而广泛的合作，更要坚决抵御境外各种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的各种侵略和敌对活动。这不仅是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合谐社会”建设在宗教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第二、必须注意宗教的民族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宗教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我国的多宗教性。我国不仅有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也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和许多少数民族至今仍信仰的传统宗教或图腾崇拜，如萨满教、东巴教等。尽管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在我国现阶段已经消失，但“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生产力不发达，东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贫富差别也比较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这使得宗教仍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地域基础。我国的信教群众达1.4亿多，有的少数民族是全民族信教。这既给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相互交织提供了条件，也为民族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提供了方便。虽然我国现阶段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特别在受到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某些复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有时也可能会出现对抗的情况；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以宗教领袖或教职人员的身份，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从事着各种反动活动，更增加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密切交织的可能性。“目前，西藏的藏传佛教，西北及新疆的伊斯兰教问题比较突出，应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工作的重点。”我们必须关心广大信教群众的切身利益，既使他们“爱国爱教，敬主爱人”，更要“投身四化，服务人群”，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成为完成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的新力量。
第三、必须注意邪教、迷信活动和巫术等带来的社会危害问题。当今的邪教问题也一定程度的影响了我国；而我国社会转轨引发的社会动荡，既给“法轮功”、“呼喊派”、“新约教会”和“天父的儿女”等邪教组织的出现提供了机会，也给封建迷信活动、巫术等历史沉渣的重新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邪教“打着宗教的旗号散布谣言邪说和反动言论，蒙骗、控制大量群众，干预行政、司法和教育，动摇基层政权，煽动颠覆政府，破坏群众的生产、生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他们还大搞‘祷告治病’、‘赶鬼防病’导致伤人害命；他们反对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攻击爱国宗教团体，煽动教徒扰乱正常宗教活动场所秩序，强占爱国宗教教堂、聚合点等。邪教是打着宗教旗号的违法犯罪组织，是少数披着宗教外衣的人为实现政治野心和满足个人私欲而建立的秘密结社，从事了大量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成为部分农村地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股极恶势力。因此，必须查禁取缔邪教。”而封建迷信活动以及伪科学、真巫术等陋行恶习，不仅严重腐蚀了人们的心灵，污染了社会风气，更浪费了大量财物。“邪教、封建迷信活动以及伪科学、真巫术现象，不仅是与科学对立的，而且与合法的宗教信仰也是对立的。巫术、迷信活动不仅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也危害着正常的宗教信仰，他们假借宗教的名义，败坏着合法宗教的声誉，因此，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宗教界的反对。”“邪教问题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到2002年4月，‘法轮功’已使1600多人死亡”；封建迷信活动以及伪科学、真巫术等现象的复活，也对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活秩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危害。我们对此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
第四、必须注意引导宗教与我国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尽管宗教的消亡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过程，只有“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才能退出历史舞台，但宗教本身具有的延续性、独立性和可变性等特点不仅为其提供了促进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也决定了宗教的政治属性首先应取决于执政者。这就为宗教提供了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进行有限度地团结”的思想，这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群众观的重大发展，也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解决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同时，“宗教即是文化”的理念也将淡化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对重建我们的道德信仰体系，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也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我们必须注意宗教当代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宗教与社会、民族的关系，充分调动广大信教群众的积极性，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