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牧云严霜结局:张闻天2

光辉的篇章

功与过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不久就担任了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负责编辑中央机关刊物。同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他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两年以后，他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从1931年2月至l934年10月近4年之间，张闻天曾犯过左倾路线的错误，积极推行和宣传过王明的左倾路线。1931年9月下旬，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这时，刚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内反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竭力追赶形。势，奋发工作。他写了很多文章，及时地揭露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发动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分析各国的态度，教育人们抛弃对国联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注意研究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党尽量利用公开活动，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但是，张闻天同整个临时中央一样，对日本进攻的新形势下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缺乏认真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看不到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看不到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因而无法提出适合当时新形势的统一战线策略，也不能真正将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张闻天这时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在新形势下仍然教条主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派别看作最危险的敌人，采取揭露、打击的方针。

张闻天在临时中央时期另一个主要错误是，阐述和发挥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写于1932年4月初的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可以说是表现这方面错误的集大成者。文章对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革命斗争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并且把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因而认为应该采取进攻路线；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文章发挥了许多左的观点，如：强调两个世界的对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认为反苏战争是最主要危险，强调两个政权的对立，过高估计苏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白区的力量；过高估计工人运动的形势，鼓吹革命运动全面高涨，等等。

在指出张闻天推行和宣传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同时，应该看到，当时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张闻天刚回国不久就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了领导岗位，还不成熟，加上对中国实际了解不够，过于信崇共产国际和苏俄革命模式，因而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这4年中，张闻天发表了不少推行和宣传左倾路线的文章。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文章的写作并不是他个人的行动。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临时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结果，而临时中央政治局又是受共产国际领导，并得到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直接指导的。然而，张闻天是一个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因此对当时的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后果，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期他写的文章中，有大量的篇幅是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有一些则从理论和政策上捍卫了六大决议和共产国际有关文件的正确方面，需要给予肯定和恰当的评价，而且还包含了某些与王明观点不相同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还显示不出张闻天思想上的转变，但却多少可以从中看出促成他后来转变的一些因素。

例如在如何估计和对待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的成分的问题上，张闻天30年代初曾用化名写过长篇论文，批判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人们知道，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王明本人在1931年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观点，将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帝、反封建相提并论。而张闻天文章中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却看不出有夸大资本主义比重的观点。文章一方面肯定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相当发展，另一方面则列举事实，详细地论证了帝国主义如何尽量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特别是在乡村中间如何维持着封建的剥削，造成生产力的不发展。这就清楚地指明，从经济发展上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在反倾向的问题上，张闻天虽然也同王明一样错误地将所谓右倾作为主要危险加以反对，但是与王明不同的是，他当时确实已经从接触实际中发觉并反对了某些极左的现象。例如，在白区群众斗争方面，他指出，所谓反对白色恐怖一类的口号是极高的空洞的口号，靠这样的口号是不能争取群众的。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不如民众政权的号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在农村工作方面，他指出，那种企图消灭富农，将一切剩余物完全没收的想法，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均产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还批评1932年河北高蠡暴动所表现的左的盲动主义，说：把群众对于国民党的不满或要求共产党领导，解释为日群众已经有了夺取政权的决心日，这实是很大的错误。他还以歌特的化名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指明左的关门主义是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接着他又以同样的化名撰文批评宣传鼓动中的死板、千篇一律，并尖锐地指出这些是脱离群众的党八股。应当指出，张闻天当时还未能认识到他所批评的所有这些极左现象都是同那时中央的左倾路线分不开的。但是，他能够注意从实际效果上检验政策措施的偏向，因而能够在那种左一概比右好的观点统治下觉察和反对某些极左的做法，甚至将左和右的偏向同列为执行党的指示的最大障碍物，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从乡村到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上，张闻天这个观点最明确的表达是他在1932年4月所写的一段话：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以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直接起来武装暴动之后，工人运动才算不落后于农民运动，而不知道中国革命的特点正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从乡村推进到城市，从小的城市推进到大城市。不久?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定：中国工农民主专政首先在乡村中间开始胜利。应该说明，王明左倾路线要求乡村配合城市，犯了城市中心的错误。这一点张闻天并不例外。他就在发表上述观点的同时，也还在宣传扩大苏区，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然而，他在这里把从乡村到城市这个发展的总趋势作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提出来，却是可贵日的。这多少反映了张闻天当时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对乡村的重视。正是因为重视乡村，所以他去中央苏区前表示希望去那里学习之后到苏区之后在照搬城市观点方面改变得较某些人要快，就都不难理解了。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张闻天在这期间主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然而，与他一生功绩相比，这短短的3年多，却给他以后的一生带来了无穷的磨难。且不说论过不论功，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张闻天对中国革命从未作出过任何贡献，毕生是过。然而铁的事实证明，自从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这一点，现已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世人的共识。

博洛矛盾

1933年1月，刚进入中央苏区的张闻天就同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当时，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中间势力的分化，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发表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这个宣言，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无疑是正确的。

可是从宣言发表一开始，总书记博古仍坚持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不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因而把体现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这个宣言当作儿戏。他说：宣言是宣传的口号，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群众讲的。然而，张闻天则相反，坚持拥护这个宣言，不同意博古的意见。他严肃地说道：宣言不仅是宣传的口号，也是行动的口号，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

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并与中央苏区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这个事变发生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应该说是统战破敌、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机会。

但是，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对十九路军的策略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当时，十九路军受到蒋介石军队的重大压力，曾以福建人民政府的名义派人来瑞金，要求红军配合行动。博古等人却说什么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比蒋介石更危险，用不着给小军阀当挡箭牌。蒋介石把围剿红军的部队调往闽西，红一军团在敌人的侧面，看得清清楚楚，一路一路，真好打呀!可是博古等人硬是不让打。

对此，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他气愤地说：这是最愚蠢的、帮助蒋介石的做法。

当时，张闻天的意见同毛泽东很接近，主张慎重其事，不仅在政治上要与十九路军结成统一战线，而且在军事上要配合它的行动，同时还批评和反对博古等人的左倾观点和意见。

早在福建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闻天就撰写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发表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36期上，公开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否认任何妥协的左倾错误观点，反对在同国民党上层订立协定问题上的左倾思想：

自命为清高的，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日左日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做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这除了表示他们对于日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日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

我们要坚决反对日左日的关门主义者。这种关门主义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动摇。来取得我们自己的利益。

那时，张闻天还以中央军委成员的身份，对博古不同十九路军配合的军事部署提出反对意见。可惜，当红军根据张闻天的意见东调时，福建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同年4月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当时博古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李德实际是司令，调集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采取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的战法，同敌人硬拼死守。结果，敌人派飞机轮番轰炸，所谓永久性工事一下子轰平了，在里面守备的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红军突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终于支持不住，被迫退出广昌。

广昌失守后，李德、博古回到瑞金，开了一次军委会。在会上，张闻天同博古争得面红耳赤，说：广昌战役同敌人拼消耗是不对的，这样打下去不可能取得胜利。你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博古不服气地指责张闻天。这时，张闻天据理批驳了博古的指责，坚持自己的意见。张闻天同博古的争论，自然涉及李德问题。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张闻天不满意博古过于重用李德，气愤地说：照李德这样打法下去，打破五次日围剿日没有希望。听到这话，博古横了张闻天一眼，并提高声音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怎么会不正确呢?

张闻天与博古的争论不欢而散，矛盾越来越大。张闻天因-此受到博古的一再排挤。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把他从党中央排挤出去。后来项英从闽赣巡视回来时，又把张闻天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实际上要把他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权交给别人。在他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是什么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张闻天。但是，在这时期张闻天并不因为受到博古的排挤而停止对博古等人军事错误方针的批评。相反，张闻天到闽赣做巡视工作以后，通过接触革命战争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思考，更加尖锐而深刻地批评了博古等人的错误军事方针。

1934年7月26日，他在《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报告中再次批评分兵把口、堡垒主义，并说：这种分兵把口，困守堡垒的办法，不但不能使我们消灭刀团匪，而且也不能使我们保卫自己。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并且号召：我们的同志必须立刻从堡垒、从空机关走向群众，去组织群众的武装斗争。

1934年10月，由于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一再排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机，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长征快要出发以前，张闻天才从闽赣回到瑞金。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组成的最高三入团决定，张闻天则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三人团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张闻天就按照这个数目提出了具体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等同志曾向张闻天要求同走。张闻天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那是长征出发前的一天，他们之间就瞿秋白等同志能否随军出发而发生了一次争执。瞿秋白当时正在吐血。何叔衡年迈多病。博古认为他们同部队行动不但增加部队的负担，而且他们也会被拖垮。张闻天则认为博古对政府人员照顾不周，缺乏感情，把瞿、何留在苏区，势必更加危险。博古坚持把他们留在苏区，说以后找机会送他们到上海去养病。张闻天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搪塞，在红军突然撤离、白军疯狂杀人的情况下，哪里有可能托关系护送他们去上海?博古坚持说是三人团的决定，张闻天只好服从。

也就在长征出发前一天，张闻天同毛泽东闲谈。他把自己与博古、李德之间政治上的分歧意见完全向毛泽东说出来了。从此，张闻天同毛泽东进一步接近了。毛泽东要张闻天同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张闻天欣然同意。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团。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城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

寒冬季节，天色黑得早。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公馆二楼客厅里，天花板中央吊着的一盏旧式煤油灯点亮了，洒下了一片橘黄色的灯光。客厅正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黑漆木桌，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壁上挂着一只挂钟。地上生了一盆炭火。

坐在会场首席的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挨着他坐的是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朱德、陈云。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挨着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靠着窗子坐着。政

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扩大参加会议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都松散地坐在桌子周围。惟独李德在客厅入口处，旁边坐着他的翻译伍修权。

壁上自鸣钟当当当地响了五下，遵义会议开始了，从l5日到l7日连续开了三个晚上，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这次会议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党的七大期间所黼：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日左日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日左日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会议开始首先是博古作主报告《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在这个报告中，他大力肯定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正确的。至于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的重要原因，他强调了敌人的兵力和装备的绝对优势以及游击战争与瓦解敌人工作的薄弱、苏区红军相互配合不够等因素。报告最后，他希望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给予批评。

下面是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原因时，侧重讲了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坦诚地承认了自己在其中的责任，表示要坚决改正。

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他的报告集中讲了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和长。征初期大伤元气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犯了错误，推行了一条左倾军事路线。

他说，这条左倾军事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被迫调兵南下时，表现为军事关门主义，坐失了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粉碎敌人围剿的良机；当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过来，重新压向中央苏区时，则表现为单纯的防御主义，实行堡垒战，死守硬拼；广昌失守后，又主张分兵把口，短促突击，节节抵御，因而处处被动，苏区被封锁压缩得越来越小，结果不得不丢掉苏区，突围转移，长征初期，又表现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他尖锐地指出，这条左倾军事路线，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正中了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战略战术的计谋，结果，不仅丢了中央苏区，而且损失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减为三万多。所以，这条左倾军事路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坚决反对掉。

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报告，居然与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的报告唱反调，却与毛泽东历来的反对意见差不多相同，非同小可!博古朝他横了一眼，眼睛里似乎冒出火星。凯丰转身看了看，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不少扩大参加的与会者心里难免吃了一惊，但由于报告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一些意见，所以，他们的脸上流露出了敬佩的神情。

此时，张闻天能作反报告，说来也不奇怪。1931年初，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担任了临时中央领导人。那时临时中央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推行左倾路线，张闻天身处其中，自难逾越历史局限，曾一度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是，他不断努力加深对中国革命实际的了解，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功底，立党为公，为人正派，既有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内在思想基础，后来又有得益于毛泽东帮助的客观条件。因此，他与其他同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相比，觉悟得早，摆脱得快，改得彻底。并在犯错误的同时，又对左倾路线进行批评和抵制，从不自觉到自觉，积小变为大变，直至完全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上来。

起初张闻天并不认识毛泽东，1933年到苏区后他俩才开始接触。当时，左倾中央派他主持苏区政府日常工作，意在一箭双雕，既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但是张闻天光明正大，主动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处处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尊重。这种尊重与团结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是故作姿态，而是发自内心。

洛甫在瑞金下肖区沙洲坝的住处与毛泽东的住处仅隔着一道围墙，毛泽东院子里耸立着那株樟树，葱茏的枝条伸过围墙常常替洛甫的院落留下一片绿阴。他们变成了邻居。洛甫新上任不久，一天，毛泽东来到他的住所，正好洛甫在看军委送来的一份简报，他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相迎：毛主席，今天你也有空来这里坐坐。

毛泽东随便说道：思美，现在好了，事情不多，可以到处走走。

洛甫听见毛泽东唤自己的另一个笔名，感到亲切，因此也改口道： 润之兄，今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你还得多多指教。

毛泽东莞尔一笑：我虽然也算是个文人，但这些年来，东碰西撞，老在打仗，也变得日毛日了起来，做政府工作，也算是头一次，没有经验，今后有事，共同磋商吧。

洛甫微笑着说：主要是跟你学。

毛泽东道：我喜欢在下边跑，了解一些情况，比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呀，盐、米的问题呀......我想，如果群众中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他们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自身的事。

洛甫心想，毛泽东讲的这些，很实际，有道理，于是带着夸奖的口吻说道：你的这套工作方法，对苏区的经济建设一定很有帮助的。此后，他还再三关照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要尊重毛泽东。当时在政府经济部门工作的吴亮平在事隔50年后仍记忆犹新。他说：每当我有事请求张闻天时，他总是要让我再到隔壁向毛泽东请示。

张闻天为人正派，毛泽东对人又总是循循善诱，他俩一起工作后，互相接触越来越多，互相了解越来越深，思想上也越来越接近，张闻天也越来越觉得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1934年间的中央根据地，炮声隆隆，战火纷飞，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忧思过度的毛泽东在云石山庙里病倒了。随着根据地的缩小，红军损失过大，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起来，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迷迷。张闻天闻讯带着医生傅连啤骑马星夜飞奔而来。他急切地走到毛泽东的床前，弯腰用手抚摸毛泽东的额头，问长问短，表示亲切的慰问，随后即嘱咐傅连嶂诊断治病。此后，张闻天就和毛泽东同住了一段时间，陪伴着毛泽东。当病情好转后，毛泽东披着衣服，手拿着一支铅笔，时而站起来指指桌上铺着的一张很大的军用地图，时而坐在床沿上，比划着手势，滔滔不绝地与张闻天交谈起来。

在与毛泽东同住一起的这段日子，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他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许多精彩议论。张闻天从内心折服毛泽东的这些见解。他更加敬佩毛泽东了。

临走时，张闻天嘱咐保卫人员和供卫(供给、卫生)干部一定要照顾好毛泽东的安全和休息。那时共产国际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去苏联养病。此刻，张闻天回想起这事，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日不久，毛泽东病愈了。事隔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江西云石山的那座庙里，还完好地保存着当年毛泽东和张闻天同住过的两张简朴的木床。

同年9月26日，张闻天就得益于毛泽东关于战略议论的生动启示，运用马列主义军事战略思想，并关注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错误问题的思考，撰写了战略论文《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不仅否定和批评了左倾战略方针，而且围绕转移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思想。

在论述转移的必要时，张闻天说，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高度阐述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他说道：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内则可以遭受部分的挫折。但这种部分的挫折不能使我们内部崩溃解体，不能动摇我们的整个战线，而且也不能阻止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不了解，会在我们队伍内产生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张闻天还在文章中说：在有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的层层封锁线，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日围剿日，成为当时必要的任务。

当时，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即被红军总政治部规定为红军转移进行思想准备的一份重要文件。红军总政治部于1934年10月5日专门就这篇文章印发了供干部讨论用的详细讨论提纲。接着又于9日发布政治指令，要求根据此文，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聂荣臻回忆长征时说：此文是当时部队日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还收入了这篇文章。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毛泽东开始对他们俩人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就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同年l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形势十分严峻，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后损失很大，而且敌人已经发现中央红军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中央红军。

在危难关头，张闻天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紧急情报，并问：应该怎么办?

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了，毛泽东明确地回答说，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张闻天点点头，说：你的意见对的，否则，我们会中敌人的计谋，处境更加危险。

可是，在当时中央军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李德仍然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为了避免陷入敌人的罗网，毛泽东拒绝了李德的建议，主张放弃原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便获得喘息的时机，整顿部队，创造新的根据地。

这时，张闻天态度坚决地带头支持了毛泽东的这个主张，王稼祥和周恩来也支持毛泽东的这个主张。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地占领了黔北重镇、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遵义是一座古城，分为新旧两城，中间隔着一条芙蓉江，有石桥相通。1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遵义以后，博古、李德和军委总部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住在旧城，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等住在新城穆家庙那里一座小孤山旁边由边防旅长新修的一幢两层小楼里。

中央纵队住下来的第二天，毛泽东一早就出去了。住在楼下房间的张闻天起床后，心里非常焦急。看来，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机快要到了，我应该在会上作一个发言，既然要发言，就要考虑讲得周密些，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清问题，这非要看看军事著作不可。他这样想着，便找了一本军事书认真地看起来了。

隔了几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了。

此刻，张闻天手里拿着一个提纲，神态严峻，嗓音洪亮。由于他事先吸收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又有军事理论为依据，加上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早有觉察，还提出过不少反对意见，所以，提纲准备得非常周密。报告的严肃性和针对性，与博古的报告正好构成了森严对立的壁垒，并为后来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会场上，气氛紧张起来了。

我来讲几句吧。毛泽东笑着说。他从窗台上端起他那旧搪瓷缸子喝了两口水，就一手拿着提纲，一手夹着纸烟讲起来。他首先从几次反围剿敌我兵力的对比及其结果的事实指出，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主要是军事路线上出了毛病。这毛病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不承认中国的革命军队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接着，他分析了军事路线所出毛病的症结所在。然后，正确阐述了诱敌深入、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并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

他的讲话深刻、通俗、风趣，引经据典，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充满智慧的灵光，好像一下子把人们的思想照亮了。会场上，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笑声。人们望望博古，他仿佛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凯丰则带着惊愕的神色瞪着眼睛，似乎发呆了。李德瞥了毛泽东一眼，然后掉转头去猛地喷出一口浓烟。那神色仿佛说：瞧，毛泽东又是那一套!

王稼祥的脸上呈现着欣慰的微笑。他看到会场上充满着如此良好的气氛，时机不可错过，遂咳嗽了两声，先传出发言的讯号。

王稼祥的发言，在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以后，着重提出了博古特别是李德的领导作风问题。他说，李德进入苏区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为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又听不进别人一再提出的正确意见。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极严重恶果。讲到这里，他不禁站起身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是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王稼祥的发言，像一石激起千重浪，使会场震动起来了。此后，除了博古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以外，周恩来、朱德、陈云及其他与会者都争先恐后，纷纷发言，完全同意张闻天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并批评了博古的报告。

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即是博古、李德进人中央苏区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负总责

1935年2月5日，在红一方面军一渡赤水后向云南扎西(威信县)集结的途中，党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范围内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根据当地人们传说，很久以前，在分属川、滇、黔三省的三个冲积扇的岔河岸上，各居住有一家人家。三家无论哪一家鸡叫一声，其他两家都可以听到鸡鸣，所谓一鸡长鸣，三省皆闻。由此，岔河这个地方就被人们称为鸡鸣三省。距火田寨各距二里左右，有两个庄子：花房子和高坎。在这里(以高坎这个庄子的可能性最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讨论常委分工，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

张闻天正式负总责，担任中共党内最高职务即从此开始。那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与张闻天任党中央最高职务这两者之间在提法上是否存在矛盾呢?这是党史工作者经常论及的一个热点问题。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指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后者则是由张闻天当时在党内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在遵义会议上的巨大贡献所决定的。因此，决不能简单地认为张闻天当时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张闻天在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分工负总责当天，就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军事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议；日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特别重要的是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且立即由张闻天在2月10 日首先向中央军委纵队党员干部会作了传达。

张闻天负总责以后，更加坚定地支持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使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帮助者，到进入重建的三人军事小组。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以后，围绕着北上还是南下、西进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同张国焘展开了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负党中央总责的张闻天又坚定地和毛泽东等站在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保证了长征的胜利。9月20 日左右，张闻天等到达甘南小镇哈达铺。在这里，他们从报纸上获悉陕北不仅有红军、游击队，而且有一大块苏区根据地。张闻天立即撰写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文章登载在当年9月28日《前进报》第三期上，表示了前往那里落脚的意向。到达班罗镇后，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作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定。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此后，不到一个月，张闻天即于ll月17日就著文《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指出党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在11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作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的报告，对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了全面的解释，号召纠正关门主义，指出今天提出统一战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按照六大纲领，我们可以和国民党的队伍结成反日反蒋同盟，提出要反对主要敌人，就是只反日不反蒋 也可以。l2月6日，张闻天又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会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纠正了加紧反对富农的左倾错误，提出在白区联合富农，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使其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11月底和l2月初，张闻天主持的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拉开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伟大策略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17日起，张闻天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2月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和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

子会议上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成为在历史大变动的前夜党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发动抗日，毛泽东提出过黄河东征的决策，张闻天坚决支持。为了表示东征决心不动摇，张闻天在1936年1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常委提出：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2月20日部队过河东征，张闻天一直随军行动，途中得到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张闻天乃于3月下旬在晋西交口县至石楼县一带召开政治局会议。晋西会议持续l周左右，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论述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朝统一战线政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方向努力。5月初，中央决定结束东征，撤回河西。5日发出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这个口号集中体现了晋西会议决定的方向。

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和8月15日国际电报(即政治指示)精神，张闻天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8月25日发)，直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组织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坚固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央书记处又下达了张闻天撰写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适时改变了抗日反蒋的口号。接着9月15日至l7日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确地估计了在新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及时地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这一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口号。

同时，张闻天还同毛泽东、张浩等一起，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与耐心的教育，使张国焘不得不于l936年6月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后又被迫同意北上。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次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明确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对诸如以西安为抗日中心、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以至除蒋等等看法，用正面表示自己意见的方式，加以明白的反对。张闻天是我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和处理这-事变的核心领导者之一。

1937年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之时，张闻天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并表示在确定五项国策的前提下中共作出相应的四项保证。此后，国共两党即重开合作抗日的谈判。1937年3月，张闻天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的报告，指出国内形势由停止内战进入到准备实际抗日的新阶段，完成巩固和平、准备抗战任务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国共合作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争取领导权。在4月他发表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的文章中将这个新阶段的任务概括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并指明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为此，张闻天于5月、6月先后主持召开了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他致开幕词。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他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会议明确了新阶段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正确地决定了具体工作的转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开始。8月9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当时的主要危机是民族失败主义，提出实现全国抗战的八条纲领。在结论中他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改为十大纲领，作为后来8月22日至8月25日于洛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草案。在洛阳会议上，张闻天发言并作关于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和结论，赞同毛泽东报告中阐述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重要思想。同时，他多次论及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等。张闻天的这些论断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赞同。毛泽东发言作了阐述，并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概括为用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9月l8日，张闻天著文《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太原失陷后，他又即著文《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呼吁将政府的军队的抗战彻底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由于王明所处的钦差大臣的特殊地位，使他与毛泽东等的思想观点之争极端复杂化。由于王明目空一切、独断专行，并日益凌驾于张闻天、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使他与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力之争也逐渐明朗化。在党中央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张闻天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于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到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在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并作组织报告，同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相呼应，强调了同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强调战区、敌后的工作，强调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还特别提出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运用各国经验要适合中国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纠正了王明的右倾路线。

以上史实表明，张闻天在当时决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给予毛泽东以极大的支持，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在党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活动中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张闻天和毛泽东党内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是党史工作者的又一个研究热点。

1938年9月～ll月，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之前召开的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中央的领导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空气。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在六中全会上，首先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他虽然没有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会后却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并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移到毛泽东的住处。不过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的一些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署名顺序则以毛泽东居首。因此，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但尽管如此，当时党中央在这方面并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从组织手续上讲，张闻天、毛泽东党内最高职务交替过程的正式完成，应是在1943年3月。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综观张闻天、毛泽东之间最高职务交替的全过程，不难看出，完成这一交替是十分顺利的。究其原因，除了毛泽东自身的卓越的领导才能深得全党信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张闻天的高尚品质。在延安，毛泽东曾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张闻天以党的利益为重，宽宏大度，虚怀若谷。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尊重毛泽东、维护毛泽东，与毛泽东等同舟共济，度过了遵义会议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因此，在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中，张闻天始终是毛泽东的有力支持者，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主持扎西会议

1935年2月5日起，张闻天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从就职当天到2月9日，他在由水田寨到扎西的行军途中主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即所谓扎西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和决策。

2月5日，在高坎(或花房子)，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

那是因为2月4日，中央苏区项英致中央与军委电，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并批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2月5日中央分局又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所以张闻天就职的当天，即2月5日，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苏区的问题，并于当天电复项英转中央分局，对行动方针问题作了日指示：

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针，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关于组织问题，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苏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

2月6日至7日，在石坎子、大河滩，张闻天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战略方针，决定暂缓执行渡江人川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着各路敌军的围追堵截，按原定计划渡江已不可能；如不改变计划，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扎西会议及时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的计划，利用敌人主力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作出回兵决策。军委在2月7日19时随即向各军团首长发布了《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及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各部由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集结后，即回兵黔北。

2月8日，在院子，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会议，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讨论并通过了由他亲手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包括张闻天本人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它所阐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对于当时全党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月9 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张闻天再一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缩编问题及二、六军团战略方针与组织问题并作出决定。

会议通过讨论，决定缩编红军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军委在2月10日颁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这次缩编的指导思想是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规定了缩编的具体办法，还决定抽调干部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对于二、六军团的战斗方针和组织问题，会议讨论后，中共中央及军委于2月11日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军团负责同志，提出：

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并指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至于军事领导问题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任、关、夏、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这是因为，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中，有两项是在扎西会议上完成的：其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由扎西会议(2月5日)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而完成；其二是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由扎西会议(2月8 日)讨论通过。这两件事，都是遵义会议上议定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大事，都是联系到能否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的根本问题。遵义会议基本上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但继续落实以至最终完成的历史使命，是由扎西会议承担起来的。同时，扎西会议不仅为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具体的部署，而且也是张闻天同毛泽东合作，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核心，正式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扎西会议开始了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张闻天就职以后主持召开的扎西会议，显示了他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中央政治局与军委，统率全党、全军的卓越才能。而此后二渡赤水、重占遵义，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的光辉实践，则证明张闻天主持扎西会议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及作出的回兵、缩编等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扎西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次相当重要的会议，应载入党的史册，而且特别应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然而，长期以来，主要是由于受史料与观念的限制，张闻天主持的扎西会议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没有记载，新出版的关于长征的著作也没有专门记述。为此，程中原同志根据1985年以来陆续公布的遵义会议前后的一批文献和有关专家研究的成果，简述了这次会议的概况和历史作用，以期引起党史界、军史界对扎西会议的重视和兴趣。

长征途中

扎西会议后，张闻天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这正如杨尚昆同志在缅怀张闻天同志《坚持真理，竭忠尽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保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离开遵义之后，为实现渡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争取四川赤化的原定目标，一渡赤水到达川南地区，准备相机在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可是，由于各路敌军蜂拥而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便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实行机动作战，率红军向滇东北的扎西集结。然而，蒋介石仍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他一方面向长江沿岸重要渡1：3增派兵力，另一方面调其嫡系部队向扎西地区合围，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扎西一带。

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避实击虚的战略原则，准备

在敌军靠近扎西时，乘大批敌军尚云集川南、贵州敌军空虚之间，出敌不意，挥师东进，重返贵州。这就面临着要打一场迂回再战的运动战。

可是，左倾军事路线给部队的影响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还没有立即消除，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迅速地坚决地改变，是一项严重的工作。怎么办呢?

为了保证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指挥，在这面临迂回再战、重新进行运动战的重要时刻，张闻天决定利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暂时休整的有利条件，向中央军委纵队的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及时用过去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有针对性地向广大干部重新进行运动战的教育。

2月10日，刚过旧历年，天气阴，在扎西(今威信县)的一个露天广场上，临时搭了一个木板台子，台子后面放了一排排长凳子。

上午9时，张闻天登上了木板台子，与会的营、科长以上干部随便坐在长凳子上。

这时，张闻天开始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传达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他在报告开头就说：第五次日围剿日尚未粉碎。现在我们要来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

上月攻克遵义以后，在那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反对敌人五次日围剿日和西征(即长征初期)作了总结。他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能粉碎日围剿日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了错误，敌人采用的是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处，在运动战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个击破敌人，这样来粉碎日围剿日。用华夫(李德)的日短促突击日战术原则作战，在苏区边界上到处造堡垒，以堡垒对堡垒，跟敌人拼消耗、拼子弹、拼人力，结果使中央苏区不能粉碎日围剿日。

现在我们要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就应该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运动战的决战防御的战略。

接着，张闻天指出：决战防御的战略当然首先要求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和进攻，但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则要退却，避免战斗，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为了寻找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大部分的土地也是应该的。

讲到这里张闻天严肃地说：这次退出中央苏区，还是迟了。七、八、九3个月，我们消耗了不少力量。其实，在广昌战役后，就应该退出中央苏区，保存有生力量。而十月开始西征的时候，我们思想上没有明确转移是为了打仗，结果是大搬家，坛坛罐罐全带上，后方机关庞大，战斗部队只能变成掩护队。

我们转移地区是为得打仗，不是避难搬家。现在我们要打胜仗，就要采取运动战的办法，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

张闻天作传达时，会场上不时引起议论，大家深受左倾路线之苦，本来就有不少不满和牢骚，现在中央的声音，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好像拨开了乌云，见到了灿烂的阳光，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张闻天传达报告之后，自由发言，谁要讲就上台讲，批判左倾路线的发言十分踊跃，干部们的心里豁亮了，纷纷表示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完全同意张闻天的传达报告。

此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2月18日开始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把敌人远远地甩在长江两岸，完全改变了原先的被动局面。红军入黔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占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二占遵义大捷，红军声威大震，部队士气十分高昂。通过这次战斗，张闻天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巨大威力。但他同时也感到，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毛泽东尚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组织上还没有把毛泽东放到应有的军事领导岗位上，于是，便提请毛泽东担任了红军前敌总指挥。

二占遵义打了胜仗后，红军统帅部的领导们很想再打几个胜仗。他们围着地图冥思苦索，终于从敌丛中找出了一个突破口，这就是打鼓新场，那里驻有王家烈的一个师。为了这个小小的县城，统帅部开了半天会，大家众口一辞，都说这是不大不小的一口菜，而且这个师正惊魂未定，吃来一定非常可口。但是在讨论中，惟独毛泽东一个人不赞成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之职相力争。尽管毛泽东那时有很高威信，但是大家求战心切，你一言，我一语，都主张打。

张闻天主持会议。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把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将他的前敌总指挥的职务也表决掉了。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当晚将作战命令拟好，于第二天一早发出。

当晚，毛泽东越想越不放心，觉也睡不着了。于是，他披起大衣，手里提着马灯，深夜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再次陈述他的意见。

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打鼓新场，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师，而且是黔军的一个师，战斗力并不很强；可是它有城墙，修了碉堡，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弱敌加上工事，就相对地强了。事实上，这个仗是一个攻坚战，一打起来，时间就不一定很短。如果这样，就麻烦了。

说到这里，他指着地图讲道：

我们周围的敌人一共有一百个团，而且相当密集。如果打鼓新场不能很快解决战斗，敌人就会从四面围上来。这样，我们很可能脱身不得，那就晚了。

周恩来神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听着，思考着。他从毛泽东的意见中发现，尽管大家拥有同样的客观材料，但毛泽东却有更多辩证的思维。

好，我看这意见很好。天一亮，我就找大家重议一次。周恩来当时虽然已经拟好了作战命令，但仍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他看着毛泽东，点了点头。

毛泽东见周恩来接受了他的意见，心里一块石头落下了地。他的声音有些深沉：

恩来，这个棋不好下呀!现在，周围敌人是几十万，我们的战斗部队不过两三万。只要一步棋走错，就不堪设想!说完，毛泽东站起来去取他的马灯。周恩来见他要走，硬是拦着让他喝了一杯浓茶，才让警卫员送毛泽东回去。

天一亮，周恩来就召开了一个会议，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作了说明。会议意料之外的顺利，大家经过认真考虑，最后同意不打打鼓新场，另觅新的战机。

会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的一座农舍里，把讨论的结果告诉了他。毛泽东甚为高兴，随后说：

恩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同你商量一下。作战不同 日于讨论其他问题，每次开会一二十个人，一讨论就是半天，有些事还往往决定不了。这样下去，对作战是很不利的。你以为如何?

周恩来立即接上说：

我有同感。这样下去恐怕不行。

你看，是不是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对政治局负责。但也不能像过去博古那样自行其是，弄得政治局什么都不知道。

好，这个问题我先同洛甫商量一下，然后在会上讨论解决。

此时，张闻天也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提出不打打鼓新场的意见是对的。由此，他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更感到军事领导要改变方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时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往往贻误战机。他还觉得自己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周恩来同他一商量，他立即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的意见。

不久，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正式讨论，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一切军事行动。

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它实际上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有毛泽东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实际上确保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进一步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从此以后，长征中的军事行动完全在毛泽东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很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使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是非常英明的。毛泽东自己也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然而，毛主席的指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他的战略思想也没有完全领会，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形成了争论。有的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有的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被打垮倒要拖垮了。当时，林彪到处散布毛泽东指挥不行的流言，要求撤换领导。他胡说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川、黔、滇地区实现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走弓背路，会造成疲劳，拖挎部队，一再鼓吹走捷径，走弓弦，等等。毛泽东从革命的大局出发，曾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林彪毫无悔改。当红军到达会理时，林彪又吵吵嚷嚷，煽动对毛泽东的不满。他给彭德怀打电话，别有用心地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蛊惑被彭德怀拒绝了。当时，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林彪不听劝告，又马上给中央写信，狂妄地提出要毛泽东下台，要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信写完后，他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名，当即遭到严词拒绝。

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城外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召开会议，集中批评了林彪的信。会上，毛主席的情绪很激动，他针对林彪散布的所谓拖垮部队的谬论，严正驳斥道：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参加会理会议的没有多少人，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外，还有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聂、彭、杨。军团来的负责人就住在召集会议的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张闻天为了缓和气氛，便于谈心沟通思想，就叫刘英邀林、彭到瓦房子里来同他和毛泽东住在一起，可是他们不愿搬过来。会理会议最后由张闻天做结论，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苏区。

两河口的柱石

1935年6月长征途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此时红军总兵力共达十二三万人，力量集中，士气高涨，全体战士欢腾无比，会合时的欢呼声、笑声，远震邛崃。

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之后，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下一步行动的问题。6月24日，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沿着小金川河到了两河口。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已经约好驻茂县的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在此相会，希望两个方面军像两条江一样在此汇成一条巨流。但事情却没有如此简单。

事有凑巧，两河口正是两条河的相汇之处：一条是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下来的一条河，当地称之为梦笔河；一条是东面大雪山--桥桥山下来的一条河，当地称之为虹桥河。这两条河在此相会，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满是野花的绿洲。两河口镇就坐落在这片绿洲上。这个镇只不过几十户人家，只有一条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镇上最显眼的就是街中段那座关帝庙。

那天，张闻天来到关帝庙，心情非常焦虑，因为在下一步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党中央、毛泽东与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已经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这以前，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从革命战争形势出发，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等主要因素。为了打开新局面，更有力地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濒，创造具有良好条件的革命根据地，他们提出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6月16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

今后红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该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而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是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到峨嵋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况更差，均非发展方向。因此，今后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打击敌人的进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以达到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的目的。为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并击破胡宗南部的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可是，张国焘对党中央这一正确方针，一开始就采取了反对的态度。6月17日，他在给中央的复电中说：由岷江东打，则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茂县、理番的粮食较懋功更困难。因而他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张国焘的想法与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背道而驰的。为此，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驳斥，并耐心的解释了中央的正确方针。

6月18日和20日，党中央连续两次打电报给张国焘，指出：目前形势应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作为向北转移的枢纽。其次，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红一、四方面军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进入甘肃、青海，将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南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黾等地发展，即使一时得手，也缺少继续发展的余地。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但张国焘犹豫不决。敌军又在进逼，这样，中央20日电末尾通知张国焘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看来，为了统一战略方针，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马上就要开了。为了开好这次政治局会议，我得好好准备一下。张闻天这样想着，便来到了两河口的这座关帝庙，很快撰写了题为《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并立即在油印的《前进报》上发表，红一军团政治部又翻印给干部学习。

他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伟大意义，指出这一会合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

在文章里，张闻天提出了当时带有战略意义的战役任务--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他明确地说道： 日

为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已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在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文章号召，用最大的努力与自我牺牲精神，克服一切粮食、道路、山地、河流的困难，歼灭敌人，夺取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共同作战的完全胜利。

第二天下午，张国焘骑马带着秘书黄超以及一队骑兵卫士，来到两河口。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冒雨来到离驻地两三里路外的一个草坪上，召集中央直属队的干部和战士等候欢迎，并且为他开了欢迎会。为了中国革命的大局和前途，张闻天与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因为张国焘在见面时和欢迎会上所表现的傲慢无理的态度而对他有所冷淡，当晚即和他进行了热情耐心的交谈，向他介绍了长征以来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准备采取的战略方针。

6月26日，在张闻天住地关帝庙的大殿里，中间摆着几张桌子，四周是各式各样的椅子和长长的条凳。

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两河口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和会议报告人周恩来坐在主要位置，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邓发、凯丰、林伯渠也都坐在前面，其他高级将领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李富春等人都散乱地坐在各处。

张闻天扫视了一下会场，便宣布会议开始，并请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战略方针问题作报告。

周恩来报告开门见山。他一开始就说，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来的苏区，现在面临着的共同任务是消灭敌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那么，在什么地方创造新的根据地呢?总的原则是要有利于党和红军的战略发展。接着，他用几个方面的客观条件说明在康是不能立脚的，向南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向北是出路，所以，决定到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那里山少、路多、人口多，我们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会议接着对周恩来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而充分的讨论。

身材高大魁伟的张国焘坐在周恩来的旁边位置上，轻轻地咳了两声，以示发言的先机。他慢吞吞地说：我以为政治局的战略方针，主要在陕(甘)南怎样实现，(由)政治局来布置。最后他还是说：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政治局应赶快定下。许多军事计划，不容慢，要快。

显然，张国焘是同意周恩来作的战略方针的报告的。

毛泽东在发言中明确地说：我们要用全力进到陕甘地区，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前进，是转入反攻。一、四方面军会合也在此。大家懂得这是向前，对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他们是在想打成都。

这里，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在想打成都，自然是指张国焘的实际想法。

其他与会者也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

最后，张闻天作了总结性的发言。这时，他那软塌塌的帽檐儿下面的脸上略露出一点笑容。看来，今天的会议开得还算顺利，但经毛泽东一句话的提醒，似乎以后还会有变化，所以，他仍然非常严肃地着重指出：

战略方针大家意见一致，应一致来实现。这战略方针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要实现战略方针，必须首先进攻和控制松潘。困难是有的，我们应想办法克服，不能转弯道放弃这个战略方针。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

讲到这里，张闻天看看张国焘说道：组织上应统一，国焘同志是常委，是军委负责的一个。

为了统一思想，6月28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和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反对避免战争和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机。

这是不点名地对张国焘的苟安避战思想的批评，也是对这场争论实质的总结。

这样，张闻天主持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完全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正确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新形势，坚持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焘原来提出的向南攻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境发展的错误方针，明确决定了两个方面军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为实现我党我军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沙窝上的劲松

1935年8月4日至6日红军长征途中，在毛儿盖以南二十余里的一个名叫沙窝的地方，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沙窝会议)。

这个名为沙窝的地方，其实没有沙滩，在藏语里，它的意思是青色的土地，周围长满了青翠的松柏林。沙窝会议就是在这松柏林中的一座喇嘛庙里召开的。

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沙窝会议，是长征途中继两河口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博古、刘伯承、邓发、凯丰、傅钟、陈昌浩等。这次会议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了明确当时的形势与任务，重申北上抗日、赤化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说服教育张国焘放弃左倾分裂逃跑的错误主张，并解决由于张国焘破坏松潘战役计划而造成的危险局面，打开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而召开的。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军委为了贯彻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于6月29日拟发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利用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网尚未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6月下旬至7月之间，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自两河口一带北上，翻越了大雪山，经卓克基、芦花，到达毛儿盖。

可是，惯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赞成北上，而会后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今理县)时，便反对中央通过的北上方针。他竟然召开所谓活动分子会议，歪曲两河口会议精神，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胡说什么中央是一方面军的中央，他还把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责任强加在遵义会议改组后的新的中央身上。

张国焘在6月29日《松潘战役计划》发布的当天，就打电报给中央，一方面表示同意打松潘，另一方面又反对集中兵力攻打，说他受给养、地形所限，任何通松潘道路都容不下十团兵力，因此打松潘须采取分路合击、多方游击的战术。他还玩弄花招，反对北上，要求实行他的退却计划，即红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出发；红四方面军北打松潘，南掠天全、卢山、灌县、大黾、邛崃、名山的分兵作战方针，并认为除此别无良策。这实际上是张国焘畏惧集结在松潘、开武一线的胡宗南部的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反对北攻松潘，要求中央实行他的西进或南下的逃跑计划。

张国焘还以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由，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的行动。7月9日，他策动黄超以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

7月18日，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致电红军总司令部，公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要求有独断决行权，同时认为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就无法顺利灭敌。那天，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等围在中芦花住房里的火塘边，正在议事，突然接到这个电报，一个个气得脸色发黄。

张闻天气愤地说：价钱是越来越高了，任命他作军委副主席，难道不算是解决组织问题?他怕人说他是军阀，实际上他就是军阀。

他说是四方面军的意见，叫我看就是他个人的看法，问题不是明摆在这里吗?王稼祥刚刚爬上楼梯，一坐定下来，就接着说。

军队不是个人的。如果说谁的人多谁就称王，谁就称领袖，那还算无产阶级的党吗!博古推了推滑下来的眼镜激愤地说，老毛，我看对这样的人不能让步。

毛泽东见大家很激愤，就笑着说：可是，根据现实情况，不让步也不行啊!他一面说，一面掰着指头，不让步，就打不成松潘；打不成松潘就不能北进；不能北进川陕甘，计划就要落空，我们究竟是让步还是不让步呢?

人们沉默了。空气显得很凝重，光线也显得更幽暗了。人们在苦苦地思考着。

看来，统一战线方针，攻打松潘，关键是张国焘，毛泽东分析说，张国焘是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德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

后经反复议论，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7月2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等。会上，大家对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等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并耐心阐明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会后，中央军委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任命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

此后，张国焘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开始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但由于张国焘的拖延、阻挠，松潘战役计划迟迟未能实现。从7月初到8月，红军大部队在懋功、毛儿盖、卓克基、大小金川一带，停留了一个多月。

时光在饥寒与纷争中度过，而红军的敌人却并未休息。胡宗南部在松潘、樟腊、南坪一线布防，加紧构筑碉堡，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刘湘指挥下的川军从南面和东面围了上来，进占了懋功、四川、茂县、威州及泯江东岸地区；长期以来一直跟在红军后面的薛岳部在川受到犒赏劳军之后，绕到北面迎头占领了文县和甘南的平武。此时，对红军的又一个包围圈已经形成。这时的蒋介石正在峨嵋山上的军用地图前微笑，准备把红军困死和围歼在川西地区。

这种情况自然使红军的统帅部深感不安。8月在内地正是炎热季节，而在海拔3000米的毛儿盖草原上，早已寒气逼人。毛泽东和张闻天披着他们的破大衣，来到周恩来居住的藏族小楼上议事。

他们早已感到周恩来身体不佳，精力大不如前。今天一看，他的脸更加消瘦，精神也有些疲倦，一个人正伏在地图上默想什么。旁边放着饭盒，里面盛着一点青稞麦和豌豆苗，看样子并没有动。

恩来，你有点不舒服吧?毛泽东走到他身边问。没有什么。周恩来笑着说。

张闻天指指青稞麦、豌豆苗说：怎么饭也没有吃呀?准备等会儿再吃。

几个人一起坐在火塘边的矮凳上。周恩来说：现在敌情已经变化，我们恐怕需要研究一下。

是的，毛泽东说，我们正是为这事来找你。你们看怎么办才好?

毛泽东轻轻叹了口气，说：恐怕松潘打不成了。

周恩来瞥了一眼桌上的地图：我刚才考虑了好半天，觉得也是这样。可是下一步呢?

我认为，南下是绝没有出路的，我们还是要坚持北上的方针。毛泽东神情坚毅地说。接着，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对松潘和岷江东岸的敌人可以进行钳制，掩护主力向北越过草地进占甘南。他认为，首先以夏河与洮河一带为目标，开辟战场，打开局面。

周恩来对这一带的地图不知看过多少次了，但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伏在地图上望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这计划自然好，最大的困难是通过草地。

周恩来还说：经过这些天的诃查了解，草地的确不是一般的地方。说是草地，其实有些地方就是沼泽，不论人畜都能陷下去。而且气候恶劣，阴晴不定，没有棉衣是很难渡过的。周恩来讲的这些情况，毛泽东自然知道，因为他也向当地群众作了调查。可是不过草地又有什么法子呢?如果依照原定计划打下松潘，自然可以避开草地，现在则只能死中求生，险中求存。想到这里，毛泽东叹了口气，笑着说：我们都是苦命人哪!过了雪山，还要过草地，老天爷不帮助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关键是解决粮食和御寒的东西。周恩来又坐到矮凳上。叫我看，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解决的。最大的困难是张国焘不愿北上......

张闻天推了推眼镜，接着说：张国焘最近又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看来我们都走不成。

是的，是的。毛泽东连连点头。

几个人都沉默了。问题又转回到那个几十天来他们最头痛、最折磨人的问题。

沉默了好半晌，周恩来说：看起来会不能不开。恐怕在有些问题上还得做些让步。现在因为张国焘的挑拨、煽动，弄得两支兄弟部队关系也不好，通过这个会议也可以适当解决。只要能够北上，让一点步，我赞成。毛泽东说，但是必须做一个决定，再次重申北上的方针。

张闻天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说：关于调整组织，张国焘提出要增加9名四方面军的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另外，还要增加一批中央委员。

什么，9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惊问。是的，一点不错，9名。

毛泽东掰着指头说：张国焘本来就是政治局委员，再另外加上9名就是10名，原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共才不过8名，这不是要改变政治局领导吗?

这当然不行!周恩来坚决地说，可以考虑从四方面军中增加两个同志。

这还差不多。毛泽东和张闻天都点了点头。

谈话告一段落。毛张二人见周恩来精神疲倦，就站起身来。临走时，毛泽东指了指桌上的青稞麦和豌豆苗，说：恩来，还是吃一点吧!......近来我看你身体是大不如从前了。两天之后，历史上有名的沙窝会议召开了。

会议议程有二项：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召开之前，政治局已草拟好了决议案。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闻天就《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作了报告，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会上，张国焘拒绝《决议草案》对他在红四方面军工作中的错误提出的批评，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他硬说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等做法是正确的。他不承认自己反党，反而吹嘘他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功绩。他批评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是打掩护战，纪律松弛，部队疲惫，减员太大，有失败悲观情绪。他要红一方面军领导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

陈昌浩在会上为张国焘辩护，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是误会，并担保张国焘没有反党思想，说张国焘批评红一方面军是好意，等等。

其他与会者都发了言，表示同意《决议草案》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批评，并对《决议草案》提了些补充意见。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案。

张闻天在对这一议程的结论中说：

对决议案无大的意见分歧，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我们的整个路线是进攻的，在军事上随着环境之不同而有进攻、防御和退却。决战防御，是为了转入反攻。遵义会议决议，应在四方面军党的支部中讨论贯彻。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批评，用意是好的，是为了帮助一方面军纠正缺点，但要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是会影响团结的。接着，会议讨论了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从四方面军提升3个正式中央委员、3个候补中央委员，其中2个进政治局。

张闻天提出的这个名单，在会前早已反复商量过，张国焘也是同意的。

但是，他在会上却不满意了，阴阳怪气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泽东把他软顶回去，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迂回曲折地从另一方面要价：本来我们的意见是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这样磨来争去，为了团结，最后通过讨论，张闻天主张决定再向张国焘做些让步。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在阐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后，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议的北上战略方针，再次否定了张国焘企图向西南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强调指出：

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而彻底地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决议还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使全体党员和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以上这些都是对张国焘错误的严肃批评：但为了争取他改正错误，共同北上，《决议》没有点他的名，而且都是从正面说的。会议经过批评、说服、教育和斗争，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接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沙窝会议对于反对张国焘的错误，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和信心，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冲破危险局面，北出陕甘，创造新根据地，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起，为沙窝会议的召开和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

巴西风云骤

1935年8月底，由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直接率领，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的由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的右路军，按照既定的战略方针，排除万难，在跋涉茫茫水草地后，以连续战斗的顽强精神，发动了包座战役，给妄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打开了北进甘南的大门。

这时，甘南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敌人的兵力空虚，正是红军北上的有利时机。8月29日，党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会议，正确分析了敌情，及时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以右路军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方向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武都、西固、岷卅间出击，以取得陕、甘广大地区。

9月1日，党中央将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北发展，催促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迅速向东靠拢，以实现这一计划。

可是，在这紧要关头，张国焘又对抗党中央的战略计划。当左路军从卓克基经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按兵不动。当9月1日中央去电后，张国焘却拒绝了党中央的指示，再次提出已被党中央否定的南康边境的计划，并于9月3日复电徐向前、陈昌浩说，左路军决定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姗日日，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变阻碍，并以强硬口气命令右路军向松潘南下，并说：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北上还是南下，斗争相当激烈。事隔50年后，杨尚昆在《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说道：那时，以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名叫《干部必读》，闻天同志、陈昌浩同志(任右路军政委)、凯丰同志都是编委，我当时任总政副主任，也是编委之一。当我们到达包座西北的潘州城时，闻天同志写了一篇论北上、南下的文章，照例拿到编委会上集体讨论。文章语句并不尖锐，但观点很鲜明：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是退却逃跑。文章还没有全部念完，有个编委就火冒三丈，强烈反对。张闻天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他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发表。

面对张国焘坚持南下错误主张的情况，党中央对今后的行动方针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并多次与徐向前、陈昌浩交换意见，以极大的诚意与耐心，劝告张国焘，争取左路军北上。其间，徐向前、陈昌浩于9月8日致电张国焘指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但是，张国焘却无理拒绝了徐向前、陈昌浩的正确建议，反于当日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前敌指挥部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北上与南下的分歧，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徐向前、陈昌浩接到来电后，马上将电报转呈中央。当天晚上，为了解决同张国焘战略方针的分歧，党中央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北上与南下的利弊，决定坚持北上方针，不能南下。会议还讨论了致张国焘的电报，在取得一致意见后，于当日22时，以与会者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个人的名义致电张国焘，详细说明了北上与南下的利弊，以极大的诚意劝告他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9月8日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七人联名劝告张国焘北上的电报发出后，9月9日早晨，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继续坚持其南下错误方针，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并说：南打才为真正进攻，决不会作瓮中之鳖。这时，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表示同意南打。

为此，党中央于9日即复电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然而，张国焘却在收到这份电报后，无视党中央的一再挽救和忠告，公然抗拒党中央指示，密电陈昌浩，企图以武力胁迫党中央南下，形势极为严峻。

当时，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驻扎在巴西的潘州，张闻天与毛泽东、博古等党中央领导人则住在离前敌总指挥部以北约一华里的地方。作为右路军先头部队的红一军团，已于9月5日到达俄界地区，等待北进的后续部队。

事情果然如此。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发到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适逢陈昌浩正在开会讲话。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给陈昌浩。陈昌浩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觉得事态严重，需要审慎处置。他尽管内心很着急，但却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叶剑英佯装出去上厕所，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这时，张闻天与毛泽东、博古等都觉得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于是，他们来到红三军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鉴于因张国焘策划所造成的严重情况，为了坚持北上抗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决定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地区。并打电报给红一军团，说明行动方针有变，叫红一军团原地等着，停止前进。

会议结束后，部队于深夜开始行动。这时，张闻天即去找到了分管党中央机关、政治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的负责人李维汉，悄悄地对他说明情况，并交代任务，说：张国焘已电令陈昌浩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中央决定脱离险境北上，你负责把你分管的那些单位在明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说过，张闻天又贴近李维汉耳朵，轻声地叮嘱了一句：李维汉，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密。中央机关出发后，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有关负责同志讲明当时的危险处境，并亲自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

叶剑英回到前敌总指挥部后，到作战科向吕黎平要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党中央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以通知他到红三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的名义，使他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北上行动连夜进行着。9月l0日凌晨，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与红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沿巴西河下行，进夺夺沟，翻山到达阿西。在黎明之际，叶剑英以打粮南下为名带领军委直属队也赶到了阿西。部队在阿西集中后，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并迅速通过卡岗寺的敌人封锁线，沿包座河上游的崎岖小道，向俄界前进。

9月10日早晨党中央到达阿西后，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命令四军、三十军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指令还明确指出，因张国焘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不能再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其政治委员。

然而在这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他发现叶剑英、杨尚昆已出走，党中央已率部北进，气急败坏，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并下令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他还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立即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日徐向前这句话，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后来，陈昌浩派人送信给红三军团彭德怀，要部队停止北进。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9月11日，党中央率领北上红军以两天急行军，到达甘南的俄界，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一军团会合。当天，中央再一次严正电告张国焘，要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并说，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已令红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可是，张国焘顽固地坚持错误，拒绝执行中央命令。这时，他不但命令右路军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从巴西、班佑、包座一带返转南下，而且还妄图欺骗、拉拢红一、三军团脱离中央，跟他南下。9月12日，张国焘致电红一、三军团领导人，把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正确行动说成是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等等。

从张国焘以上种种表现来看，张国焘不仅完全拒绝了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拒绝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他的教育、争取和挽救，而且还利用他在红军中的地位和影响，来破坏红军内部的团结，挑起反中央的罪恶活动。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

俄界在甘肃的南部(即高吉，今属迭部县)，是白龙江畔的一个藏族村庄。村庄外有一条数十丈深的深沟，深沟上架着窄窄的独木桥，必须小心翼翼地越过这座桥才能到达俄界。村庄很大，村里惟一的大房子就是一座藏族的经堂。

是日上午ll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即俄界会议)在这座藏族的经堂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即李汉维)、杨日尚昆、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清、李德等列席了会议。

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会议，他戴着军帽坐在毛泽东旁边。他敲了敲桌子，宣布由毛泽东代表书记处就行动方针作报告。接着，由彭德怀对军队的组织问题作报告。

与会者对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先后发了言，一致同意这两个报告。

最后，张闻天在总结性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阐述了中央尽量争取张国焘的正确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