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海上牧云记在哪播:张闻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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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初露锋芒

初露锋芒

自我觉醒

在上海川沙与南汇两县的交界处,有一个名叫张家宅的村庄(过去属江苏省南汇县六团乡,今属上海市川沙县施湾乡)。1900年8月30日,在这个村庄西宅客堂西侧的正房内,随着一位年轻产妇的一阵阵分娩呻吟声,突然传出了一声声哇哇、哇哇的脱胎哭叫,一个可爱的男婴儿诞生了。他就是张闻天。

张闻天双亲很喜爱这个刚出世的长子,生怕养不活他,就按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他起了个乳名,叫阿毛。

阿毛在父母双亲的怀抱里一天天地长大,越来越讨人喜欢。后来,父亲张芹梅(1880--1942年)特地请来村上的文秀才张柱唐为他的这个长子正式起名。这位秀才精通四书五经。他看看阿毛这个孩子实在聪明过人,长大后一定有出息,于是摇头晃脑地苦思冥想。他从张家宅附近当年曾是仙鹤呜叫的沼泽之地想起了《诗经·小雅·鹤鸣》篇,低头默默地念了起来,然后,呷了一口茶水,说道,这孩子就取名应皋(亦写作荫皋),字闻天吧,应皋乃鹤鸣九皋也,闻天乃声闻于天也。张芹梅听了连声称道,这个名字起得好,起得好。母亲抱着阿毛坐在一旁也满意地笑了。

原来,张闻天这个名字,既取《诗经·小雅·鹤鸣》篇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又象征着他的诞生地--张家宅的生态环境和乡土气息。张家宅坐落在钦公塘西侧。钦公塘是l726年(清雍正四年)由知县钦琏主事,为防海潮侵害农田和倭寇骚扰百姓而竣工的一道由北而南绵延几十里的堤岸。从张家宅走过堤岸,东面就是一片荡田,再向东,就是不断朝东海生长着的滩涂了。据说,当年这儿确是仙鹤呜叫之地。

张家宅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从村庄南面的祝家桥坐轮船西行六十多里,就是当代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张闻天的童年是在张家宅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父亲张芹梅为人诚实,以勤劳能干闻名乡里,受到人们的尊敬。张闻天从小跟随父母参加劳动,养成了勤勉、俭朴的良好习惯。双亲体贴入微的关心爱抚,江南水乡清新秀丽而又富于多变的自然景观,陶冶了他温和自由、细致绵密的情致。张闻天的童年时代正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新旧交替之际,时代风雷的激荡,欧风美雨的吹打,自然在潜移默化中给他以刺激和影响。

张闻天从小聪明好学。他6岁发蒙,进入设在离家几十步的张氏宗词的私塾,捧诵四书五经,教师就是替他起名的那个秀才张柱唐。l906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取仕的制度。第二年(1907年)私塾也应时改名为养正小学,开始接受新知。

张闻天11岁进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寄宿读书,就开始学习算术、理科、英语、历史、地理了,但在春秋二祭时还要到大成殿上去唱一唱大哉至圣的颂歌。南汇一高是在维新思潮影响下于l899年创建的一所新式学堂,全部采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课本。学校教学认真,管理严格,教师中不乏新派人物。张闻天在全班年纪最小,功课出类拔萃,深思好学。讷于言而长于文,是他留给同学和教师的突出印象。1915年夏,张闻天从南汇一高毕业。当年8月,他考入吴淞水产学校。在那里学习了二年,由于身体适应不了海上捕鱼的作业,只得转学。1917年7月,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以相当学力的资格报考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3天后,7月20日的《申报》上就登出上海考区录取名单,张闻天的名字赫然在目,于是成了河海正科第三届学生。

这所学校是由张赛倡议、黄炎培具体负责于1915年春创办的。目的是为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培养中国自己的专门人才。在这里,张闻天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接触了欧美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受到了民主、自由的熏陶,特别是《新青年》杂志及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他思想的觉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他在40年代初回顾个人经历时写道的: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悟也于此开始。①1917年在学校中看到《新青年》,我的思想即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②

当时,张闻天已有一弟二妹。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时大哥完全是一个书生了。假日归来,独自在房里念书,他常常将房门反锁起来,不让弟妹打扰。过于用功的结果是眼睛开始近视。父母见他读书专心,不是农忙季节,也不再叫他下田干活了。

张闻天酷爱读书,夏晚尽管蚊虫扑面,还是在一盏小油

①引自张闻天l941年1月14日写的《洛甫自传》。

②引自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下专心攻读各种中外文书刊;有时蚊虫咬得皮肤血淋带点,实在吃不消了,就索性穿起长衫、长脚裤,套上袜子,冒着炎热看书,或者索性钻到蚊帐里躺在门板上,点起洋油灯读书;肚皮饿了,就在菜橱里用手抓点吃的充饥,继续攻读。

然而就在张闻天进河海一年以后,家里由于需要劳动力,父母包办作主,要他同邻村行前桥一个善良而不识字的卫姓女子完婚。受到民主思想熏陶的张闻天对此十分不满,认为缺乏共同语言,没有感情基础。

然而,父母回答说: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从来就是由 日父母作主,你的事也由不得你......

张闻天为此事虽然同家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终于未能抵制住家庭与传统的影响。婚后,妻子生了两个女儿,父亲分给他一间房子,半问作卧室,半间作灶问,这在乡下称之为半房半灶。

这桩违心的婚事在张闻天的心里激起了对旧制度、旧礼教的极端的憎恶,成为他脱离家庭、反抗社会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同时也成了张闻天早年文学创作的一个契机。当时,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郁积在张闻天心头的满腔愤怒立即像火山一般迸发出来。正如40年代初张闻天回忆青年时期觉醒过程的一段自述那样:五四运动一起,我即参加学生运动,并开始在南京学生联合会刊物上写文章。不久,因不满家庭,即脱离家庭,开始个人的独立的生活。①

事实正是这样,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张闻天反抗社会、旧礼教的意志更加坚定。他感到,家里的包办婚姻,学校的繁杂课程,家庭的传统一套,都无法忍受,他决心用行动来冲破这些罗网了。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流行一种激进的行动,即

 

 

①引自张闻天l941年1月14日写的《洛浦自传》。

实行三个脱离;脱离学校、脱离家庭、脱离婚姻。张闻天则是自觉的身体力行者。

1919年9月,张闻天毅然脱离了已经学习两年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投考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当月下旬被录取。此后,他开始了日问学法语、夜间习工艺的工读生活。但两个月后,张闻天离开了留法预备班。他认为现在还不是到法国去的时候,现在于理论上与观察上,要十分的预备,在必要的时候,要进大研究室,方才弼外国去。他要把学问与事业从根本上筑起,不要筑在沙滩上,被风吹倒了。他认为要谈社会主义,不能不读哲学,心理学等。于是他与同学刘英士在上海租了一间房子,潜心攻读起哲学书籍来了。就在这时,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刚刚诞生。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为信条。张闻天的挚友沈泽民就在其中。后经左舜生、黄仲苏的介绍,张闻天参加了这个组织。此后,他脱离了家庭和旧式的包办婚姻,跟沈泽民等一道,住蓟华山路空着的蔡锷住宅松困里,试验过小组织的新生活。时值少年中国学会有两个月刊在上海出版:一个是《少年中国》,一个是《少年世界》。张闻天和沈泽民一面负责这鼹个刊物的校对、出版事务,一面读书和著译。

这一期问,张闻天在《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通信、散文、杂感和诗篇,视野开阔、意气恢宏,劳工问题、文化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等各种社会问题无不在他观照审视的目光之下。

1920年1月22日,张闻天在《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发表了《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倡导中华书局以后

 

应该做的事:

(一)整理国故。把没有用的东西淘汰,以为后辈青年的便利。

(二)有系统的翻译欧美丛书。

(三)有系统的整理近代有价值的文字。

他认为整理国故,不能叫一般遗老去整理,一定要具有下列三种条件:

一、对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

二、有世界眼光。

三、有科学的见解。

1990年8月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的选编说明中指出,这篇文章所提的意见体现了张闻天在新文化运动整体上的一些重要见解。从他对中华书局提出的应该做的三件事和关于整理国故人员的三个条件中,可以看出当时积极倡导新文化的张闻天在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某些独特见解,尤其是他提出的整理国故要有世界的眼光,是颇有见地的。

1920年2月,张闻天在《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农村改造的发端》一文,不尚空谈,比较实际地看到了改造中国问题的艰巨性,认识到改造旧社会,决不能一步成功,决不能完全同旧社会脱离关系,提出了与其跳出旧社会,另造新社会,不如钻进旧社会,去改造旧社会的那种踏实坚韧的可贵见解。

1920年6月18口,他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诗《心碎》,倾诉了铁店里的男儿和丝厂里的女儿劳作的冗忙和内心的悲抗,发出了催人猛醒的诗问。在诗后附言中他醒悟到,劳工问题,是知识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解决的问题,意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等等。从这许许多多真知灼见中,可以看到青年张闻天此间深沉的思考,不倦的探索,向恶社会宣战的勇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及改造中国的决心。

战斗的洗礼

1919年5月上旬的一天,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三年级学生张闻天正在寝室里埋头阅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像一股股清泉流入张闻天的心里,又像一团团烈火燃烧着张闻天的心。张闻天越看越爱不释手。

突然,咚、咚地响起了敲门声。推门进来的是比张闻天高一班的同学沈泽民(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l3人之一著名作家茅盾之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往张闻天的桌子上一放:这是刚收到的北京来信,你看一看吧。

张闻天急忙打开,上面写着:近来北洋政府在列强的淫威之下,同意签署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为此5月4日北京许多大学行动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和演讲活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反帝运动。

好极了,我们也应该行动起来!张闻天看完了信,立即与沈泽民走出寝室,一起去串连全校进步学生,组织演讲、报告,抵制日货,开展各种爱国反帝斗争。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5月7日,张闻天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了南京学界举行的反对二十一条爱国反帝大示威。此后,接连的罢课、罢市、罢工,种种热血爱国的表示,轰动了全国。

6月2日(农历端阳节)这一天,3400多名学生再次在小营操场集会,举行宣誓典礼,以拥护国权,发扬民意,协力齐心,死生以之为誓词。会后游行,并要求南京总商会给予支持。

6月3日,北京发生了大量拘捕爱国学生的严重事件。全国民气激扬,学界风潮飙举电至,同商人罢市、工友罢工结合起来,掀起了更为波澜壮阔的反日爱国浪潮。南京商界继上海罢市以后,也于6日一律罢市。码头工人、黄包车工人于7日罢工。沪宁线火车和长江轮船停驶。南京学生联合会在商人罢市后即将全市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学生队(巡逻纠察)、讲演团、贩卖队(卖国货)、爱国新剧团,推动运动。警方采取严厉主义,学生被枪锋刺伤、枪柄击伤者很多,还有80多名学生被捕人警厅拘禁。6月8日,一万多名学生、工人与市民举行抗暴示威游行。南京的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到6月9日基本结束,此时北京被捕学生已在前一天获释归校,罢免曹、陆、章三国贼的决定亦已作出。南京被捕学生到6月10日晚时全部释放回校。事后,警察厅长不得不张贴布告向商学界道歉。

在五四到六三这一个多月反帝爱国运动浪潮中,张闻天积极参加了实际斗争,得到了锻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变为思想激进、引人注目的青年。当时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就是在南下到上海搞学生运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期间与张闻天、沈泽民结识的。他在60多年后回忆此事时说:那时张闻天的年纪很轻,大约是十七八岁,很活跃,所以我的印象很深。许德珩还反复认定,在上海他和沈泽民一起代表河海工程学校参加了上海学生会。其实,张、沈并不是l919年6月16日在上海大东旅馆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的代表,而在许德珩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说明他们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成了河海学生中的突出人物。此外还有张闻天被学校开除的传闻,与张闻天相熟的同乡,当年南高师学生倪尚达回忆说:张闻天对政治有兴趣。他喜欢参加学生运动,很热心。听人传说因他思想先进学校把他开除了。这种传闻,虽不确实,但也说明张闻天确是青年学生中的先进。

六三以后,轰轰烈烈的局面逐渐消歇,张闻天却没有丝毫的松懈。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新思潮的广泛传播,他更加积极、坚韧地投入新文化运动。

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办,张闻天成为该刊编辑科的科员,即重要撰稿人。这是一份八开的刊物,除星期天,每天一期,每期四版,到9月1日休刊止,一共出版了70期。张闻天不仅全力以赴地编辑这份日刊,而且还废寝忘食地为这份日刊撰写文章,常常工作到深更半夜。在南京珍藏的51期日刊上,发现有l5期载有张闻天的文章。其中评论2篇,杂评3篇,寓宁杂感l0篇,随感录l6篇,论文l篇,共计31篇,约2万字。

这是张闻天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反帝爱国斗争,揭露时代弊病,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记录。7月11、日,张闻天在日刊上登载了《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这是一篇总结斗争经验、探讨斗争策略的评论。在评论中,张闻天分析了南京五·七示威以来的形势变化和经验教训,清醒地看到,对于军阀政府空文鼓吹、切实劝告、奔走呼号、奔都请愿都是无用的,不要去做,不要去向那几位刮地皮、吃民血、扣军饷、打回扣的大人先生前哀求了,而只有将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一切废除,然后建设这健全的民主共和国。不过,要做这种大事业,吾们一定:(一)抱定正鹄;(二)勇往直前;(三)不屈不挠。

7月22日,张闻天在日刊上又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这是一篇进行思想启蒙教育的生动文章。张闻天通过实地察访,具体地描述了中国民众的深重苦难。他在文章里感叹道:唉,吾平常到各处地方,这种哭声、悲惨呼号声没有一处不听见的。街上的叫化子伸出了手,口口声声的老爷太太要一个钱,假使他今天讨到几个钱,就可以半饱他们的肚皮;没有呢,饿得不成样子。这种惨苦憔悴的面容,稍有人心的人心中感想什么样?还有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同长成的男子一样去做苦工,还能苟延残喘;没有工做的,十二月里一丝不挂冻死、苦死。至于女的,没有饭吃去倚门卖笑,作世界最卑鄙下贱的生涯。提醒吾们中国几万万忠厚可怜的小百姓细细想想,为什么弄得你们这样地步?他激愤地说道:你们要晓得,你们拿出来的血汗金钱就是这样用的。还有养了议员去嫖赌,去恭维上级官;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放火、贩卖烟土;养了那警察去做一二个人的爪牙,干涉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他们见你们这样的好欺,他们要一步进一步;你们一辈不用说,连你们的子子孙孙被他们压在泰山脚下,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吃尽你们的血肉,你们可忍不可忍?文章通俗地宣传了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宣传了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召唤中国几万万平民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取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局部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实利的而非空文的国民,想别的法子,去做牺牲也不要怕,以扫除以前种种痛苦。这别的法子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昭示的法子。

自7月23日到8月14日,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30则《随感录》《杂评》和《寓宁杂感》,言简意明,尖锐泼辣,内容深刻。有的针对巴黎和约签字、北洋内阁难产、北大学生被捕、铁路借款筹还、南北和议、奉吉风潮等国内外大事,讥弹时政,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对于南北和议,张闻天深刻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日饭碗均分日和日饭桶安置日问题,对于吾们有什么利益?为北大学生被捕的杂感则表现了他对斗争策略的思索:现在的时代,骂安福部是狗,骂徐树铮不是人,这是不中用的。假使他们怕你们骂,早已下台去了,还来干什么?北京大学学生被捕,吾不怪北京政府暴横,实在吾们自己不好。假使日五四日运动后实行国民大联合,那么还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针对新闻界、出版界封建迷信的宣传、香草美人的泛滥,甚至欺骗公众的劣迹,张闻天辛辣讽刺,有力地回击了这股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逆流,说道:上海某报馆一方面提倡新思潮、新文学,一方面广告上登什么日香草美人日等广告。这是什么原故?难道因为他是国货吗?他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眉头就皱起来了,斥责该馆宣传封建迷信和滥出某生体小说:最可恶的一本头的《灵魂学》、《因是子静坐法》、《长生不老法》......还有某生某女士日聊斋日式的爱情、言情、苦情......肉麻小说,薄薄的一本,面上很美观,又很贱。唉!这是中国文化所寄吗?对于为军阀政府张目的报纸,张闻天义正辞严地斥责道:报纸是舆论发表所在,何等尊贵,可以封闭?何等重要,可以买通?《京报》不是北京报界的明星吗?现在什样?凡报界败类愿与众共弃之!对于当时流行的封建迷信活动,他尖锐地指出道:近来疫气流行。受病的人家忙的不是去请医生诊治,却是去请神仙问鬼卜。唉,这是疫气蔓延的原故。

张闻天在南京居住二年,经过考察研究,产生了对于市政风俗的许多不满和意见,写在十则《寓宁杂感》中,由点到面,批判旧道德、旧习惯,揭露军阀统治的腐败无能,寻求挽救办法。

在这十则《寓宁杂感》的最后,张闻天高瞻远瞩地说道:现在,社会主义的风潮澎湃怒涌,弥漫全球。吾们是没有力量压制他的。压制力愈大,抵抗力也愈大。惟其因势利导,预先有点准备,方可收驾轻就熟之效。这准备就是社会上生活的调查。

先驱者之列

翻阅《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就会发现l919年8月19日至21日(即该刊第50号至52号,现缺51号)连载了署名为张闻天的长篇论文《社会问题》。这是张闻天在该刊上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也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最早文献之一。

张闻天的《社会问题》发表在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争论之时。l917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打着研究问题的幌子,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将先进分子要求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什么空谈外来进口日主义日。接着,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李大钊致胡适的公开信,针锋相对地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并且旗帜鲜明地表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这位伟大先驱者最早明确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名篇。刊载这篇文章的《新青年》,其出版时间在刊面上标的是l919年5月,但从当时报刊上登的出版广告可以得知,这篇文章是这一年9月才与读者见面的。如果从当时读者实际读到的李大钊文章看来,最早出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字样的,是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上他与胡适论战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在这篇文章里说道: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的一切的基础。

事隔两天,即8月19日,张闻天发表的《社会问题》就大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问题。他在《社会问题》开头一部分作出了与李大钊几乎同样的明确表示。他写道:按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吾们可以晓得,社会问题经历了四大变动。接着文章对所谓四大变动作了具体叙述。

然而,张闻天并没有停留在马克思学说的一般阐述上,而是运用它来观察、剖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抨击中国社会的法律、道德、旧教三大势力。

他抨击中国的法律,从形成到现状,从现象到实质,尖锐地指出:社会上有钱的人犯法不要紧,没有钱的就不得了。有钱有势力可以压制平民!

他批判中国的道德,从个别到一般,列举种种事实,气愤地怒斥道:咳!中国的道德不过是陈腐的。许多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就是不道德。这种老辈,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日父母之命日、日媒妁之言日!不合于社会的习惯。但是这班老辈自己讨小老婆、偷婆娘,却以为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他一针见血地说,中国的这许多不道德的道德,面子上是日仁义道德日,骨子里都是日男盗女娼日。

他指责中国的旧教毒人很深,说道:大家有了病,忙的不是去请医生,是去请道士,问佛。请了道士,教他们胡闹了一场,敲锣鼓,吹法螺,胡念了几遍经,咿晤了什么日法语日,就算完事。问佛,去对木偶叩头,问木偶休咎。结果,延误病情,劳民伤财。

他剖析中国的社会性质,深刻地说道,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已经倒退到了只有屈从的性质的马克思所说的第二时代,即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的变专制为共和的马克思所说的第三时代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废弃了,中国的社会依旧退回到了封建专制的时代。

在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张闻天进而鲜明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包括革命的对象、目标、动力和步骤、方法。

中国革命对象是什么?张闻天写道,现在最紧要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革命的目标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就是说,要推翻封建统治阶级。

怎样进行中国革命,依靠谁来革命呢?张闻天回答道:这大约同欧洲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应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

为什么起革命的应是劳农界人?张闻天运用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阐明了其道理。他说:因为除了真正的劳农界人,人人都是希望做士大夫。把这种希望做士大夫的拉来革士大夫的命,可是万万办不通。像中国辛亥革命去掉了一个满洲皇帝......其余支配阶级的人还是那种腐败已极的士大夫,所以闹到现在。

在191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轫之初,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l9岁的张闻天就能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提出要靠工农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的观点,勾画了一幅大致正确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蓝图,应该说对历史与现实都是有相当见地的。

对于中国革命的步骤和方法,青年张闻天以其开阔的视野,注意到了革命的不同阶段和未来发展,热情洋溢地宣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劳农界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胜利,实行普通选举和政治民主,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在革命第一步成功之后,还要进行第二步。他介绍了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

日组织日是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组织;它很重视国家,所以亦重视政权;日经济日是集合主义。就是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所生产的物品,除可以作生产的,仍许私人所有;分配是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为了具体说明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途径,张闻天在文章的最后还全文列举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并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十条纲领前的一段说明文字也译述于上,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各国不同,这十条适用于很进化的国家。这里的进化是指高度技术、高度的文化素养。张闻天的这一卓见,我们许多人一直到80年代初才有所领悟。

至此,在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争论之时,张闻天在南方发表《社会问题》,大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问题,大谈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站在李大钊的一边而与胡适的观点对立,为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阵线大长了声威,而且《社会问题》本身也成了我国传播《共产党宣言》的最早文献之一。

人们知道,在我国最早用中文摘译《共产党宣言》中十条纲领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朱执信。他在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其中翻译了这十条纲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正式传人我国,《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开始出现新气象。1919年4月6日,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l6号出版,在其名著专栏中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的译文,译者署名舍。这段译文中包括了十条纲领的全文。

在《每周评论》的译文发表后仅仅4个月,即l919年8月,张闻天在他的《社会问题》中又一次列举了这十条纲领,而且他是把这十条纲领作为中国革命第二步加以介绍的,其意义就比舍的摘译更深了一层。

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六卷五期马克思研究号是1919年9月问世的。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是在1920年5月。张闻天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的这篇文章发表于l919年8月,应该说它也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几个文献之一。

一年半左右后,即l922年5月6日,《民国日报·觉悟》发表了张闻天撰写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该文对中国的前途提出了更明确的主张: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认为社会主义是活的东西,很有伸缩地的,不必拘束于死人的学说。他在文章中还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有一个旨在实行社会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可否这样说,这又是我国最早一篇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文献。

然而,长期以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未被注意,张闻天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实一直被湮没,过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都未发掘到这一资料。如联系到l931年张闻天在《读书》杂志先后四期的社会史论战特辑中发表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研究》一文,以及l933年和l948年先后两次提出的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观点,我们认为,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不断上升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或者说,已初步形成了当代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的雏形。张闻天的上述力作,不仅证实了他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先驱者之一,而且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

l早在1919年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的政治主张;

2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

3初步确认那时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4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资产阶级革命;

5最早提出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观点。

由此可见,张闻天的上述早期理论不仅证实了张闻天也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先驱者之一,而且对于充实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及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史都具有现实意义。

少年文学家

五四时期,无论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还是文学创作、评论,张闻天都站在革命文学运动的前列,作出了独具特点的创造和积极贡献。从1919年到l925年,他在当时全国有影响的刊物和出版社,如《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小说月报》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发表和出版了不少文学作品与翻译作品。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有《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张闻天早期译剧集》、长篇小说《旅途》,约计70万字。1924年1月,张闻天从美国返回上海,继续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实现他1923年11月在美国给弟弟健尔信中所说的诺言--我现在有许多材料想去整理出来写成几部长篇小说,但是因为读书太匆忙,只有回到中国后再动手写。回国后,他只经过三四个月的勤奋写作,就完成了两部作品: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形成了他早年文学创作的高峰。

《旅途》于1924年5月6日完稿。当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五号开始刊登,连载7次,于第十二号登完。在连载完毕的同时,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于l2月印行单行本。《旅途》尚未发表的时候,《小说月报》编者就在第四号的最后一页作了如下预告:五月号里,有几篇文字,值得预告的,创作者有鲁迅君的《在酒楼上》,庐隐女士的《旧稿》......还有张闻天君的一篇长篇创作《旅途》。《旅途》共有三部,所叙述的事实是很可感人的,所用的叙写的方法也很好。近来长篇的小说作者极少,有一二部简直是成了连续的演讲录而不成其为小说了。张闻天君的这部创作至少是一部使我们注意的日小说日。

《旅途》是《小说月报》革新后连载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通过中国青年工程师钧凯先后同蕴青和美国女青年安娜·玛格莱恋爱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五四退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振作起来,继续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献身的历程。《旅途》可以说是恋爱与革命小说的滥觞。当时灵敏的文学家感受到国共第一次合作后革命的发展,把人生究竟的探究扩展到社会革命的领域,整个现代文学也由人的文学演变到更加政治化、社会化的革命文学。张闻天的《旅途》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打开《旅途》,就可以看到如下段落。钧凯说:我们在中国社会内只觉得到处是镣铐,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我们要获得自由与光明,只有把这种陈腐的东西打得粉碎。所以中国现代青年都是力的崇拜者也就是如此。力的崇拜者!这才有味。我很想看到那种少年的中国人。钧凯还说:日这种社会除了用强烈的革命把它全部推翻之外,还有什么方法。日他这样说了一句后,忽然间他的思想停留在日革命日两个字卜了萆命、蕈命是的先把中国革起命来,然后革全世界的命。俄罗斯既经倡导于先,中国当然应该继之于后。中国那种样的社会,除了革命还有第二个方法去补救吗?

对于革命的共同热忱,对于相互的过去和共同的怜悯,对于未来的共同的奋斗,把他们俩--钧凯与玛格莱--的命运连绾在一起了。热血在他们的心脏中奔流着......火焰在他们的心中燃着。他们将把全世界点起来,使黑暗的世界变成光明。总之,张闻天的《旅途》正是充当了当时社会历史演变的中介,而其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则构成了《旅途》艺术上的显著特色。小说分为上、中、下三部,活动的空间从中国到美国再回到中国,写出了主人公人生旅途从苦闷、振作到革命的三个阶段。用这样的三部曲的结构写成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具有开创意义。

当《旅途》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时,三幕话剧《青春的梦》也在当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上发表,引起了读者颇为强烈的反响。《旅途》中青年男女爱情的悲剧的命运,在这个充满青春理想的话剧中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个话剧描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发动反抗运动,冲破封建罗网的故事,较为深刻地揭露、批判了20年代初期中国的黑暗社会及封建家庭,为广大青年男女指出了一条走向光明而自由的道路。在艺术方面,着力在心灵震动的人物刻画描写,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达,愈演愈烈的戏剧冲突,使这话剧独具自己的特色。

剧中的主人公许明心,是20年代初进步青年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他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熏陶,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怀着虽然朦胧却很强烈的改造中国的理想,追求着自由与光明;另一方面,他又亲身体尝着封建道德给他制造的痛苦:父母逼他接受的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而这种包办婚姻又使他丧失了爱的自由,陷入失恋的苦闷。他处在这样的境地:已经从闷人的铁屋子里苏醒过来,并且冲出了闸门,却又被未曾斩断的锁链羁绊得不能前行;灵魂已经在自由与幸福的阳光中翱翔,而躯体却又被硬留在充满着绝望与死的牢笼里。这种几经奋斗而终归失败的失望、苦闷和悲哀,是五四运动后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情绪,是当时军阀统治下黑暗中国的苦闷和悲哀。但是,争取自由的火花并未熄灭,为无辜青年求未来幸福的理想也活在心头。他没有在苦闷中沉沦。当他回到杭州,会见了从前小学的同学、现在南京女子大学的学生徐兰芳,意外地发现她已变成一位富有个性解放精神的女性时,他心头的自由与爱情,他的斗争的意念又复苏过来,了。他摆脱了失望的苦闷的情绪,与朋友们一道对整个社会,对封建家庭展开了斗争,终于携着心爱的人走上了自由的路。明心的奋激和抗争,又生动地反映了20年代初期青年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渴望和对前进道路的探索。

应该看到,作者笔下的明心不只是一个恋爱自由的追求者,他还是一个人生问题的思索者,一个黑暗社会的反抗者。明心当然基本上也是钧凯式的人物,但应该说就形象刻画的真实性来说有他的优长。如果说《旅途》下部中的钧凯成了某种理想的化身,那么明心是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直面人生进行思索,尽其可能进行抗争的。在作者的笔下,明心不是那一时代最先进的青年,他只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社会理想比较朦胧,鼓舞他生活和斗争的思想较为驳杂。他所展示的斗争道路也没有完全脱出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时而感伤、时而焦躁、时而狂热的情绪,也说明了这样的青年还有待于在斗争中磨炼。正因为作者没有把他的人物理想化,而是如实地写出那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冲突和特殊风貌,因而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剧本塑造的女主人公兰芳的形象更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这个形象突破了已有的模式,而在五四戏剧人物的画廊里放射出光彩。

1924年春到1925年春,是张闻天早年文学创作光华四射的时期。l924年春夏之间,他在同时完成了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之后,又写了多种形式和格调的短篇小说,如《逃亡者》《恋爱了》等等,显示了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思想及灵活的表现手法。l925年6月初,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创作了他最后一篇动人的小说《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发表于《东方杂志》二十卷十二号上。从此,他不再从事文学创作,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要不是政治活动中断了他的文学创作,张闻天在文学上的戚就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限量的。但就是他早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也已经被当时的公众誉为少年文学家。冠以少年二字,大概是由于他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经常给《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撰稿之故。

事隔几十年之后的l980年5月,伟大的作家茅盾在给 日《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作序时写道:我是早就从事文学活

动的,但直到l927年秋,我才开始创作,而且是中篇;但闻天同志则写长篇,并且比我早了三年,我自叹不如。程中原同志在他的《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一书中写道: 张闻天1924年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革命文学主张的最初实践,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年轻的翻译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时,张闻天主要致力于社会问题的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后,张闻天则以译介外国文学的丰硕成果,跻身于一代翻译家的行列之中。

早在1920年,张闻天就在《时事新报》相继发表了《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译名的讨论》等颇有见识的文章,提出要做彻底的文化运动,必须着手翻译事业,切切实实有系统地介绍西洋学说,建议中华书局将有系统地翻译欧美丛书作为今后努力目标之一。此后,他便身体力行,不倦地在文学翻译园地辛勤耕耘和奋斗。

当时,沈雁冰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出了译出原作神韵的要求。郭沫若则将风韵译作为自己译出诗的生命的目标。张闻天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从译介外国文艺理论著作开始到评介外国著名作家、作品,后来又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从1921年到l924年初,3年时间,他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少年中国》《创造季刊》《民国日报·觉悟》等国内颇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介绍和翻译的作品,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单印本(包括合集)就有以下7种:

笑之研究([法]柏格森)

1921年12月译毕,l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尚志学丛书。

狱中记([英]王尔德)

1922年3月译毕,l922年1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但底与哥德(愈之、幻雄、闻天)

1922年7月作,1924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东方文库第65种。

狗的跳舞([俄]安特列夫)

1923年2月译毕,l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倍那文德戏曲集([西班牙]倍那文德)

其中《热情之花》、《伪善者》两剧张闻天译于1923年3月,l925年5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盲音乐家([俄]柯罗连科)

1923年5月译毕,l924年2月中华书局初版,少年中国

学会丛书。

琪硪康陶([意]邓南遮)

1923年8月译毕,l924年10月中华书局初版,少年中国

学会丛书。

张闻天的外国文学著译共有50多万字,他以清新、畅达的译笔和具体、中肯的评析,显示了翻译家的才华和评论家的眼力,引起新文学界的瞩目,在一代青年中留下了广泛的影响。这时,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

1921年4月写成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是张闻天译介外国文学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发表在当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的研究上。同时为第一次系统介绍俄国文学的专号提供论文的还有鲁迅、沈雁冰、陈望道、郑振铎、郭绍虞、夏丐尊、耿济之、沈泽民等人。

张闻天的介绍以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为主,兼及《莎士比亚论》与《我的宗教》等论著。他采取译述的写法,将概述、阐释、评议与直译结合起来,扼要而又较有系统地评介了这位文坛泰斗的艺术见解。

1922年,张闻天译介外国文学的重点逐步从文艺理论转到著名的作家、作品方面。

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的泰戈尔研究专辑中,张闻天的译作居半,有《泰戈尔之诗与哲学观》《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泰戈尔的妇女观》等三篇。接着,从4月4日至5月14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四十天里连续登载张闻天与汪馥泉合写的论文《王尔德介绍》和合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影响很大。

五四前后,作为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王尔德的作品被相当广泛地翻译介绍。他的剧本《理想的丈夫》《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沙乐美》《一个不重要的妇人》和他的童话作品先后跟中国读者见面了。l921年5月,《小说月报》发表了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对这位唯美派作家的思想与艺术作了介绍和批评。大约是为了让读者更深入认识王尔德和唯美派,张闻天、汪馥泉又特地将《狱中记》译出。因为这部被称为奇异的灵魂之记录的散文,率真地记录着王尔德1895年到l897年两年牢狱生活的内心感受,包含着王尔德的艺术见解和人生思考。同时,张闻天不同意那种对王尔德及其唯美派一概否定的看法,故又写了《王尔德介绍》,并对这位众说纷纭的作家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不失为一篇较好韵作家论。如果单就对王尔德的评论而言,此后中国似乎没有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问世,而《狱中记》至今也还没有第二个译本。

《王尔德介绍》是张闻天早年最重要的作家论,同年八九月连载于《东方杂志》的《哥德的浮士德》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沦。l922年是歌德逝世90周年,这篇两万余言的长文为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而作。在此之前,中国人对歌德还没有专文评述。鲁迅的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1907年)和《人之历史》(1907),首先把歌德介绍给中国读者,但只是总括的评语。郭沫若在《三叶集》(1920年)里谈得稍多一点,也只是随感式的议论,他那时已经开始《浮士德》的迄译,但仅发表过一两篇零星片断,其他一两篇较早的关于歌德的文字,都是译自外国人的论著。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中国人写的最早的一篇研究《浮士德》乃至歌德作品的论文。这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上,而且在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在扼要介绍歌德的活动主义哲学思想之后,张闻天有意将外国文学名著的介绍同中国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在文章末尾他写道:执著人生,充分地发展人生,我以为就是《浮士德》中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唉!保守的,苟安的中国的人啊!意在启发读者冲破思想的禁锢,为创造合理的人生而不倦地奋斗。

青年张闻天当时主要是从巴雅尔·泰罗的英译本来阅读和研究《浮士德》这部出名难解的诗剧的。这篇论文表现出来的张闻天对西方文学的深厚造诣,对作家作品充满睿智的评析,对英语的熟谙和对白话文驾驭的能力,是足以令读者首肯的。1923年这一年,是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最勤奋的一年。其中有:俄国作家柯罗连科以心理描写著称的、写一个盲童因为接近和了解人民的生活和诗歌,终于成为著名音乐家的故事的《盲音乐家》;安特列夫的从爱情纠葛发展为思索人生根本问题的四幕剧《狗的跳舞》;19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班牙作家倍那文德的两个剧本:描写爱情对于传统道德巨大冲击的《热情之花》和尖锐讽刺旧道德、旧习惯的《伪善者》;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歌颂雕塑家与美的范本琪蛾康陶之间理想爱情的名剧《琪域康陶》;黎巴嫩新诗人纪伯伦鼓吹个性解放的散文诗。短短八九个月,张闻天贡献了30多万字的译作,充分表现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从译作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出张闻天对国内反对封建思想、道德的斗争的关心。每一种译作,都或作译传,或写译序,或加附自,对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对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特色,作简要的介绍,剀切的评论,表现了张闻天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见解。如他称赞柯罗连科是黑夜中的一点光明,因为他在抑郁和悲哀的中间还是不断地为了正义替被压迫的人类呼号着,说他的《盲音乐家》描写生而为盲的人终究因为打破了自私自利的个人的苦闷,因为对于不幸者表了深厚的同情,在世界上找到了他的地位,给人们在人生旅途中选择自己的路以积极的启示。柯罗连科的艺术风格则属于屠格涅夫一派,他永不疲倦地把人生的种种相给我们看,每一个人与每一群人的特性,他都能深入其里。

张闻天这一时期的翻译,以译介倍那文德的戏剧影响最大。他在译序中赞赏倍那文德攻击旧物、发展生命的精神:

一切艺术家因为感觉的锐敏,所以凡是社会上缺点他总是先觉到。倍那文德也是不在这个例外的。他对于西班牙社会上种种旧道德与旧习惯的攻击,非常利害。他以为过去的价值只在能应付现在与未来。过去的本身的崇拜,结果不过阻碍生命的向前发展罢了。他这一种发展生命为第一的精神,在他的尖利的讽刺剧中间都可以看出来。

当这篇译序同《热情之花》一道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上发表的时候,《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专门写了按语加以推荐,说:我们很感谢闻天兄,把我们久想译而未译的《热情之花》(即《情花》)译出来。按语还预告了还有一篇《伪善者》也已由闻天兄译出,俟此剧登完后,即可继续的刊出。鲁迅读了张闻天的这部译作之后,也产生了介绍倍那文德的兴致,特意从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论文集《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西班牙剧坛的将星》一文,在《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刊出时,鲁迅特意说明:因为记得《小说月报》第十四卷载有倍那文德的《热情之花》,所以从《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这一篇,以供读者的参考。译文中引用剧本时也注明:所引剧文,用的就都是张闻天先生的译本。《热情之花》和《伪善者》这两个剧本后来同沈雁冰译的《太子的旅行》合编成《倍那文德戏曲集》,于1925年5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沈、张分别写的评介倍那文德的文章作为序一、序二列于卷首。张闻天同鲁迅、沈雁冰、郑振铎共同热情介绍倍那文德剧作的史实,是新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是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光辉的一页。

出洋日美

1920年初开始,张闻天和沈泽民在蔡锷住宅松圃里试验过不到半年的工读生活,这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纷纷出国留学。为了探索革命真理,张闻天同沈泽民相商,决定一起前往日本。1920年7月中旬,他俩一起东渡日本,住在东京小石川区大冢洼町二十四番地松叶馆,进了一所私立的专教中国人学日文的学校。在那里,他们学习日文,同时读了一些西方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在茅盾的藏书中,至今还存有一本张闻天当时在那儿自学的书籍--《English literatureModem》《现代英国文学》,上面贴有闻天存书四个字的浮签,书中有用英、日、中三国文字作的批注。

在日本东京,张闻天、沈泽民同当时寓于东京茗荷谷町的少中会会友田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那时,田汉下了当少年中国戏剧家的决心。他最早的剧作《梵峨磷与蔷薇》仅光》《咖啡店之一夜》就是在1920年9月至l2月写成的,其中剧作《灵光》(三场)写于这年10月中旬,10月20日就上演于日本东京的有乐座。期间,北京大学学生、白话新诗人康白清赴美途经日本,误了船期,滞留东京,张闻天因此同他开始交往;同少中会另一会员,后来成为创造社元老的郑伯奇,也在东京结识。他们聚会、畅谈,相互启迪、激励。田汉在《灵光》序言中曾记述了他同张闻天、沈泽民、郑伯奇等六人于1920年8月31日在他的东京寓所畅谈通宵的情景。这一切,对于张闻天的文学爱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日本的社会考察与生活体验,包括镰仓海滨神异灵秀的自然风光,在张闻天日后的探索真理及其文学创作中都留下了印痕。

1921年1月,张闻天同沈泽民又一道回到上海。后来几个月,张闻天隐居杭州西湖边上的一个寺院里读书和写作,读了不少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人的作品,还研究圣经、佛学,似乎沉浸在对泛爱哲学的崇尚中,相信托尔斯泰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无抵抗主义是实现泛爱的一种救世新术。当时,沈雁冰、陈望道曾先后语重心长地指出无抵抗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惟一的道路就是俄罗斯人造下来的这一条。就在张闻天因探索改造的途径而陷入烦闷的时候,他经左舜生介绍进入中华书局,当了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套丛书以选译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美社会科学学术名著为宗旨。其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也在中华书局任职,对张闻天多有指点、鼓励。在新文化丛书社同坐一室工作-的还有沈泽民和田汉。职业和环境,给张闻天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思考的条件。经过对中外社会的考察、研究与对各种思潮的比较和鉴别,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反复学习钻研,到1922年初,张闻天思想上完全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了。l月2日,张闻天针对社会上有人鼓吹要在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论调,挥笔撰写了《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连载在1月5日、6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在这篇文章里,他相当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学说来解释社会矛盾,并剖析中国的乱源。他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乱源的根本办法不是资本主义,而且反对照抄西洋镜,认定中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文章最后他发誓,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1922年初,张闻天对于中国乱源的分析和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讨,可以说是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诚然,他在探索革命真理的同时,由于个人的文学爱好,还继续从事一年之前就开始的译介外国文艺理论和著名作家的作品。而恰恰是张闻天在译介外国文学中显示的识见与才华受到社会的关注。远在美国的以少中会旅美会友为核心的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在1922年5月底正好同致公总堂签订了合办《大同报》(中文)并实现改革的合同。他们推定张闻天担任该报编辑,要他早日前往旧金山就职。这为张闻天扩大考察社会的眼界,探索改造社会的真理创造了良好的机会。这样,他就辞去了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职务,筹借了一笔旅费,于1922年8月20日,同一百几十个中国青年一起,从上海乘南京号轮船横渡太平洋,9月中旬到达美国。在那儿,张闻天白天利用设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图书馆进行自学,下午或晚饭后渡过金门海峡,赶到坐落在旧金山委巴利街l8号的《大同报》社上班。其职责是从各种英文报纸选择并编排好本埠新闻,在《大同晨报》上刊出。在第二年春离开报社工作后,为了维持生活,他曾到美国人开的饭店当过临时工。

在美国近一年半时间,张闻天考察与体验了美国的社会及生活,收集了世界经济问题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撰写了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问题的长篇力作《赔款与战债》,寄回国内连载在《东方杂志》二十卷三号、四号上。这篇著作,立论宏伟,引用大量经济数据,进行极为严谨的宏观分析,相当英明地作出后来被事实证明比较正确的全球战略的预计,指出:在那个时候(二三十年之后)国与国还因为利益的冲突要发生大战争吧。世界劳动者将团结起来,把资本制度推倒吧。这正如事隔六十多年之后张闻天选集组在《张闻天文集》有关这篇著作的《选编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中共历史上惟一的早年到过美国考察的高级领导人;他在这里提出当今研究世界一切重大问题都需要有一个世界整体的眼光,说明他能在那样早的时期就将这种整体观念明确提到研究问题、指导行动的方法论的高度,确实可贵。

1923年1月3日,为批驳胡适对留学美国各大学生所发表的《制宪庸议》的责难,反对联省自治的主张,张闻天与须恺、郝坤合作撰写《质问胡适之先生》一文,寄回上海《时事新报》,请总编辑张东荪转致胡适。

同年同月,身在美国的张闻天却关注国内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他特地翻译了经列宁亲自审定的《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寄回国内连载于1923年1月18日、l9日、20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

当年春天,张闻天因不堪报社机器般的生活,而又有感于当时国内文坛有些青年把文艺视为捷径,不肯下功夫学习和研究,毅然离开《大同报》社。他利用加利福尼亚大学等条件,翻译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并把注意力放在及时介绍外国当代文学上面。在短短八九个月中,他译作了30多万字,寄回国内《少年中国》《小说月报》《创造周报》等刊物发表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盲音乐家》、安特列夫的四幕剧《狗的跳舞》;有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四幕名剧《琪硪康陶》;有黎巴嫩新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以及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西班牙作家倍那文德的剧本--描写爱情对于传统道德巨大冲击的三幕剧《热情之花》和尖锐讽刺旧道德、旧习惯的二幕剧《伪善者》等等。从那时张闻天在美国撰写的译序、评传中也反映了他对国内反封建斗争的关注,体现了他探索革命真理的高昂热情。在1923年9月登载于《少年中国》四卷七期上的《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中,张闻天又一次指出人生的意义只在发展人生,为了一种理想贡献一切,生命才能达到高潮,呼唤青年朋友们投到人生的急流中去奋斗吧!

1923年初冬,张闻天决定回国。他眷恋祖国,在当年11月给弟弟健尔的信(该信内容收入健尔写的《落日》一文,载1923年12月2日《民国日报·觉悟》)中说道,人家都厌恶中国,而我却不是这样,相反觉得在国外有点虚浮。1924年1月,张闻天重新踏上上海黄浦江畔这块养育他的故土。1924年5月9日,张闻天撰写了《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发表在当月出版的《少年中国》四卷十二期上。他的这篇文章虽然是同当时的国家主义派辩论时谈及自己的政治主张的,然而却反映了他从美国考察回来的新认识。他明确认定:中国现在没有大资本家成立的可能,而我们要能够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相竞争,又非大规模的集资来开发实业不可。他反问道,这种大事业除了委托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吗?他回答说,根本的办法仍然是社会主义。有了强大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就不但可以外抗侵略,对内集资开发资源,而且如像西洋那样一个阶级掠夺一个阶级的弊害也可以免除了。不过,这样的国家决不是国家主义派日日所主张的维持现状的国家。

重庆的波涛

张闻天1924年初从美国回来后,从春到夏,埋头文学创作,鼓吹革命思想,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常常是饿了就到静安寺电车站旁的小饭摊上随便吃点饭,接着又写。这种状况,对正常的编辑业务势必会有影响。中华书局的主持者喷有烦言了。张闻天也不愿意老是受写字问的束缚,好在出国赴美时向书店借的钱已经偿还得差不多了,他决心离开中华书局。

这时,原在旧金山《大同日报》任总编辑的康纪鸿已经回到四川成都。那里是少年中国学会最早成立分会的地方,聚集着一批会员。他们知道张闻天在中华书局不大顺心,就热情地邀他人川,请他到成都做事。张闻天对长江三峡、巴山蜀水早已心向往之,自己又是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很乐意人川一游,就辞去了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编辑的职务,应约前往。他于l924年10月离开上海,溯江西行,进入夔门。

他原来的目的地是成都。不想到了重庆,在那里稍事逗留,就被重庆的朋友留住了。那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蒋锡昌,刚在两个多月前从下江来到这里。他力劝闻天跟他一道在二女师任教。这样,张闻天就在重庆留了下来,从ll月起,到设在晦江门附近牛皮凼文庙后山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员。

长期以来,重庆的空气比较沉寂,封建思想禁锢得这个西南山城犹如死人之都。不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近年逐渐活跃。就在张闻天入川前不久的这年七八月间,党的早期活动家萧楚女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特派员,由上海再次人川,以《新蜀报》主笔、二女师国文教员为公开身份,与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杨圈公等一道,组织四川平民学社,领导重庆和四川的革命斗争。

张闻天一到二女师,就给学生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留美归来,却毫不炫耀,穿着朴素雅致,颀长匀称的身材,穿上一件栗色花呢长袍,方正而略长的脸上架一副银丝近视眼镜,俊秀飘逸,一派江南才子的气度。他走上讲台,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配上温软的浦东官话,娓娓而谈,怎能不深受青年学生由衷的敬佩和喜爱呢?他利用讲台巧妙地宣传新思想,针对青年特点,主要鼓吹男女自由恋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有一次上课,他在黑板上写下love Means Life(爱情就是生命)一句,大加发挥。学生们屏息静听,茅塞顿开。他住在学校,教学楼下的那间寝室,常常有学生聚在那里跟他交谈。他有时手里拿着个刚挖出来的芭蕉头,一面雕刻小玩意,一面同学生谈心。他还组织部分觉悟较高的学生学习《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使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这当然引起了遗老遗少和卫道士的妒恨。不多久,流言蜚语四起,说什么有学生在他的寝室耍闹呀,说他常和学生谈笑呀,甚至造谣说他给某女学生梳头。造谣者的目的就是要使他安不住身,这样,张闻天在女二师授课一个学期,就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学校。

然而,张闻天一离开女二师,就立即受到了重庆川东师范学生的热烈欢迎。该校校方为了借助名牌教师为他们所把持的学校贴金,也就同意聘请他任教。

张闻天给学生上课的教材,有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药》,有郭沫若的小说《牧羊哀话》,有苏曼殊的小说《碎簪记》和《断鸿零雁记》等等。他当时朗读《牧羊哀话》小说中的哀歌,音调铿锵悲怆的神态,如今他的一个已年过花甲的学生仍然感到历历若在眼前。他教学生作诗,写小说,并引导研究社会问题,参加社会活动。他说,只有这样,写东西才不会无病呻吟。

到川东师范不到一个月,张闻天发现了有志变革的学生七八人,他先后邀这些学生谈话,建议他们组织一个学会,并把这个学会取名为新生学会。他还为这个学会亲自起草了成立宣言,说明组织这个学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新生,追求一个能够解除人们身上重重桎梏的真理,使人们能够步出旧世界,跨进新世界。宣言不满300字,经学生抄写,贴在学校公告栏上。学校当局大为震惊,由此也十分憎恨张闻天了。然而张闻天泰然自若,仍然没有中止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

张闻天提倡新思想、追求真理的革命热情,得到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的有力支持。

1925年3月中旬,《新蜀报》发表了张闻天以萝蔓为笔名的《野合》一文,愤怒地揭露了旧礼教全然不把女子当人看待,由此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谩骂这是提倡新淫化。萧楚女即发表《本报告读者》,为张闻天申辩,并指出:本报底这种思想是洪水猛兽,而且是和满清时提倡民主共和一样的洪水猛兽。本报的这种洪水猛兽的思想,是要一般女子都起来反抗旧礼教,实现那自由恋爱而成立的,真正平等的,另一新式的、明婚礼娶,日正名定分日的一夫一妻的日人日的两性结合。

萧楚女、张闻天并肩战斗,领导革命斗争和新文化运动,引起了反动军阀杨森、王陵基以及顽固保守势力和国家主义分子的憎恨和恐惧。他们与教育界、新闻界的各种反动势力勾结起来,用造谣、起哄的手段将张闻天迫离了二女师后,又用威胁、恫吓的手段将萧楚女迫离了《新蜀报》。张闻天转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任教后,他们又继续用报纸、传单来造谣、诋毁,妄想将张闻天赶出四川。在同这些反动势力短兵相接的搏斗中。张闻天又得到萧楚女的支持,带领川东师范、巴县中学、二女师等校的进步青年,创办了《南鸿》周刊。

《南鸿》原先是几个学校的学生创办的油印刊物,带有以文会友的色彩。原南鸿社骨干成员邹天真、邓雨甘等与张闻天结识以后,接受了他的指导和倡议,改《南鸿》为公开发行的铅印周刊,从版面、形式到内容、风格,都仿照当时在北京出版的《语丝》,由张闻天主编,并得到萧楚女大力支持。南鸿社的人员,从编辑、抄写、校对到发行,一共只有六七人。1925年3月30日,《南鸿》周刊正式创刊问世。张闻天亲自撰写了《发刊辞》,以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倾向,对旧社会展开了批判。他揭露重庆的含有毒质的政治空气:太闭塞、太干燥、太腐败,并且太沉闷。接着明确宣告:我们为得要冲破这种闭塞的、干燥的、腐败的与沉闷的空气,我们为得要鞭策我们自己的生命不使他们朝着死的路上走去,所以我们创办了这个小小的刊物。他鲜明地提出:我们反抗一切压抑青年清新的思想与活跃的行动的旧道德、旧思想与旧制度。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表现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这个小报的标语。

《南鸿》周刊,以五四精神,在重庆文教界第一次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篝火,使一些标榜东方文化的人士,尤其是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和教育界的把头,都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们又造谣了,署名川东父老五百余人和学校家属、壁山公民之类的传单大量出笼,诋毁张闻天、萧楚女提倡日日新淫化,拨弄学潮,提倡共产公妻。国家主义派的《国是派》,国民党右派的《四川日报》,和由所谓国民党驻渝宣传主任刘蔚芊办的《合力周报》,也一齐粉墨登场,为这一类谣言添油加醋,口诛笔伐,欲置张闻天、萧楚女于死地而后快。

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宣传主任刘蔚芊,也是川东师范十四班的教员,4月8日,他给这班学生寄去一份《国是报》,其中有一条《张教员何故辞职》的新闻,刘蔚芊怕同学们视而不见,还特地在标题边划了一条黑杠杠。这条新闻说:张闻天现在川东师范教国文,一般学生知其真相者,多主张实行驱逐,不愿受没人格之教化云。同一天,在萧楚女已离开的《新蜀报》上,也有一条相类似的简讯。

其实,张闻天深得学生的敬爱,驱逐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他所教的班级学生见报后,不胜惊诧、愤慨,召开大会,通过了致《国是报》要求更正的公开信。信上说:张闻天先生到我班任教以来,很受同学们的爱戴,所谓日驱逐日之说,显然不是来自我们同学,请予更正!两报不但不予更正,反而将这封信转到川东师范代理校长陈定远的手里。信是十四班同学曹中英受全班同学委托写的,陈定远把曹中英传到校长室,大声训斥。曹中英据理抗争。此时,校长室外,围了一大群同学,毕业班(十三班)的同学张朝宣恰在校长室门外,义愤填膺,举手摘下校长室的木牌,猛向陈定远掷去。这一掷,大煞了陈定远的威风,使他恼羞成怒,狼狈逃走了。

第二天,学生罢课。十四班同学发表了宣言,赶走了十四班的教员、那个国民党宣传主任刘蔚芊。

在川东师范学潮中,张闻天不避锋芒,挺身而出,写了《川师学潮所引起的感想》等犀利的杂文。他一方面用事实抨击报纸新闻的谣言,揭露代校长陈定远压制学生的蛮横及其自动离职的卑怯;另一方面,以光明磊落的胸怀宣告,我是一个赤裸裸的人,我所永远追求的只是真理与正义;闻天的有没有人格,后世的人会把我毕生所做的事业来下个公平的判断,魂在我只是知道向着光明奔向前去。在《告所谓学校家属》一文中,他更以辛辣的语言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样造谣,要闻天回上海,闻天却要留在重庆,看着你们耍点什么戏法。

当时,张闻天和刚出世的《南鸿》周刊又都受到反动报纸和传单的围攻,萧楚女也已被迫离开《新蜀报》,借居二府衙杨蠲公家。为了支持《南鸿》周刊的革命行动,他从《南鸿》第四期起,亲自出马为《南鸿》撰稿,先后发表了《言论上的道德责任与法律常识》《告所谓壁山公民》《神圣同盟下之重庆严格教育》等等,重炮式的矛头直指反动派的文章,增强了《南鸿》社会批判的尖锐性和深广度。其中他在《南鸿》周刊第五期发表的题为《日神圣同盟日下之重庆严格教育》的杂文,揶揄反动守旧的重庆教育界,支持张闻天,赞赏川师学生的斗争精神。

川师学潮持续了近一个月,《南鸿》周刊则按期照出不误,而且内容愈加热闹,风格愈加泼辣,更受读者的欢迎,每期印一千份,两三天就卖光了。

在《南鸿》创刊一个月之后,萧楚女、杨图公、罗世文等领导的四川平民学社出版了更为激进的《爝光》周刊。《爝光》宛如暴风雨中高燃着一炬鲜红的日火日,指引有志青年研究各种问题,各种主义,尤其要致力研究社会主义,继承五四青年未完成的伟业,掀起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狂飙运动。

《南鸿》《爝光》的战斗火焰把死气沉沉的黑暗的重庆变成了一个大造反的世界。这就引起了反动势力更大的嫉恨。1925年5月中旬,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饬令巴县知事会同警察厅将所办《南鸿》《爝光》两种出版物封禁,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廖划平三人,两周离渝。《南鸿》出到第八期,终于被查封了。由于环境险恶,张闻天不得不走了。但他仍然不屈服,改《南鸿》为《夜》续出版。《夜鹰》于5月23日出版,发刊即为第九期,表明是紧接《南鸿》第八期的,形式上只是改个报头。这一期《夜鹰》上,张闻天的《青年之敌》就占了两个版面。此外,还有他的几篇随笔。他在文中说:在重庆,凡是叫学生读死书、做古文、学静坐、恭维不通的教员、不参加活动的人,似乎都是青年之友;而如萧楚女一流人叫学生不要读死书、不要做古文,不要学静坐、不要恭维不通的教员,而要他们读活书,研究现社会上的问题,做切要的社会活动,又似乎是青年之敌了。如此,给张闻天一个青年之敌的头衔,又何辞焉!

张闻天终于要去了,就在5月下旬《夜鹰》第九期出版的日子,他登舟东返了。临走前,萧楚女在重庆一家火锅小吃店为张闻天饯行。南鸿社的邹天真、邓雨甘、曹中英等六七人,把他直送到轮船上。张闻天和他们在船舷旁边饮边谈终宵。他们是师生,也是朋友,而今就要长别了,真是难分难舍。

第二天,日出江天,轮船启航了,南鸿社的同志又坐着小船顺流相送,直到载着张闻天的江轮消失在大江尽头,他们才返舟而归。

飘零的黄叶

1925年5月20日清晨,日出之际,张闻天乘着开往上海的轮船渐渐远离重庆。他站在船尾,扶着栏杆,直望坐着小船顺流相送他的南鸿社的战友们的远影消失在碧空的尽头,他脑海的思绪像眼下滚滚而来的江水,展现了重庆那段火热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生活,思想上萌发了要加入共产党的念头。

原来张闻天那时的思想已经出现了新的飞跃,显著而鲜明地体现在《南鸿》周刊第二期发表的《追悼孙中山先生》一文里。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孙中山与列宁对照,指出孙中山领导革命40年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由于党内分子复杂,信仰不一致,有时和外国资本主义妥协,有时又去拉拢地方实力派军阀,有时又遭到党的背叛。而列宁呢,列宁领导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则在于他领导的是一个代表工人、农民与兵士利益的共产党。他们都有一致的信仰,他们对于资产阶级丝毫没有一种妥协的表示。列宁无论做什么事,他的后面总站着他所努力组织成功的共产党全体。有这样有组织、有信仰的颠扑不破的结实的团体,不论做哪一件事,没有不成功的。所以俄罗斯在黑暗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上初放了异样的光明!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还说道,他悼念孙中山,是由于孙中山最后把他的理想留给中国人民,这就是对外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内要反对封建的军阀制度。这对于分裂中的国民党是不可能实现的,能够实现孙中山理想的,只能寄希望于列宁那样的新的革命政党。事实上,张闻天在重庆的斗争生活和思想认识也证实了他要参加共产党、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愿望。18年后,他在自传中忆述自己的这段经历时写道:在重庆时期,我同萧楚女、杨陶公(杨尚昆的哥哥)、廖划平等熟悉,他们到处动员青年团员支持我的斗争,同我结成了反对反动学校当局的统一战线。我们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斗争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使我思想上又起了新的变化。我深深觉得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量,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的可靠的力量。此时,我有了加人共产党的动机。

张闻天回到上海没几天,上海发生了中国现代史上惊心动魄的事件--帝国主义分子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和屠杀爱国反帝示威群众的五卅惨案。他毫不犹豫,立即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当时,张闻天亲临现场耳闻目睹,白天夜晚警车不断呜叫,枪声四起,一个个革命者和爱国青年平白无故地倒在血泊中。他悲愤至极,奋笔控诉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血腥暴行。

5月31日,张闻天又到南京路上去游行抗议,巧与友人郭肇棠不期而遇。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郭肇棠直截了当问张闻天。张闻天脱口而出:我要加入CP(即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当时郭肇棠是CY(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他立即将张闻天的这个。告诉沈泽民。沈泽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就去找张闻天。见面时,沈泽民还没开口,张闻天就激动地说,悲壮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使我又一次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无产阶级伟大的力量。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革命者是杀不绝的。说到这儿,他恳切地抓着沈泽民的手说: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它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我一定要寻找党,一定要加人中国共产党!

6月初的一天傍晚,沈泽民约请张闻天到外滩黄浦江畔谈一件事。两个一见面,张闻天就急切地问沈泽民:你找我到这儿来有什么事?你不是要找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吗?沈泽民贴近张闻天的耳朵轻声地说:现在组织上已决定让我和董亦湘两人一道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张闻天一下子惊呆了。他激动地挽着沈泽民说不出一句话来。

6月上旬,25岁的张闻天由沈泽民、董亦湘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张闻天创作了一篇书信体抒情的短篇小说《飘零的黄叶》活经历与复杂的内心世界,形象地概括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代青年的生活道路。当时,正当新旧交替时期,许多知识青年差不多都走过长虹的道路:因争取婚姻自由而跳出家庭牢笼,冲到人生战场;在黑暗如漆的茫茫世界中屡遭失败,历尽苦难,挣扎在幻想的产生与破灭的重复中间。而在这段途程中,随时都隐伏着危机,有的受不了苦难,跑回家去过安宁快乐的生活,有的因得不到满意的生活和真正的恋人而绝望自杀,有的经不住富贵的引诱,投入了黑暗的怀抱。而作为张闻天化身的长虹,则战胜了安乐、富贵与死的诱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之后终于得到了再生。他看清楚了黑暗中闪耀着的一点光明,认定人生的目的是去创造人生,决心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为了光明,为了真理而奋斗!《飘零的黄叶》用的是游子给慈母写信的抒情笔调,写得缠绵悱恻,坦率真诚。随着故事的发展,情调从抑郁逐渐昂扬奋发,很能激起行进在革命途程各个梯级上的人们的共鸣。他们不仅可以从长虹的生活道路照见自己的身影,而且可以从长虹心灵的历程照见自己的灵魂。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长虹的形象就是张闻天的自我写照。长虹对他母亲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张闻天对党立下的誓言:

亲爱的妈妈,你的长虹,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他将把那一点光明拿来,高举在无穷的黑夜中间。妈妈,他更将你的精神上的帮助,自己变做光明,照澈这黑暗如漆的世界!从此,张闻天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这篇小说后来又重新发表在延安《中国青年》杂志上,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起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可是到了60年代有人竞信口开河诬蔑张闻天是什么假党员。后来幸亏由沈泽民的哥哥沈雁冰(即茅盾)站出来作证,才使四人帮一伙的阴谋没有得逞。

张闻天入党后,即以私立乐益女中教员的公开身份在苏州参加开展党的活动。1925年9月,张闻天同侯绍裘、叶天底、徐诚美等一起建立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这个独立支部的成员以乐益师生为主,完全处于秘密状态。活动不公开,而且用国民党的名义。当时,北伐军还远在南方,国民党还没有合法地位呢。由于张闻天的特殊身份,他只同叶天底单线联系,连秘密的支部活动都不参加。当然,支部的几个党员心里是有数的。

在苏州,张闻天的公开面貌是一个留美归来的学者、文学家。他以这样的身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他住在乐益女中。进门东首有一排带木柱的走廊的平房,最末一问就是他的房间。本校的师生,外校的青年,慕他的名,登门请教,闲谈聊天的不少。他总是亲切地接待来访者,在随意谈笑之间用新思想影响青年。

演说,在当时苏州很风行,也是张闻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方式。9月5日,乐益女中举行新学年开学的始业式。侯绍裘宣布他对于现代女子教育的主张。张闻天、叶天底相继演说,发挥侯绍裘的主张,阐明女子教育应以现代思潮做基础,养成有精确的思想、理智和高尚的情感,能自谋生活、参与社会改造的新女性。

苏州当时比较活跃,进步的学校如江苏省立第一师范、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常邀请名人作讲演。这种公开活动都是各校学生会组织的。张闻天同恽代英、萧楚女、施存统、侯绍裘等都应邀到苏州一些学校作过讲演。张闻天一派学者风度,他侃侃而谈,从自己留美的感想、文学创作的体会讲起,自然地讲到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听者如坐春风,不知不觉地心悦诚服。恽代英则正面宣传共产主义。萧楚女是嬉笑怒骂、灵活机警,他讲关税问题,有些资本家都去听,轰动了苏州城。

张闻天和叶天底等很善于从女校的特点出发开展工作。中秋节的时候,他们在校园里同住校的一些女生一道,点上红烛,摆上供品,焚香拜月。行过仪式,吃过月饼,再到公园赏月、谈心。这样做,从感情上联络了许多学生。张闻天又指导徐诚美、沈霭春等宣传妇女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要有组织才有力量。她们很快筹备组织了一个以拯救妇女、解放妇女为宗,旨的妇女联合会,通过《苏州明报》宣传了一番,还逐步扩大影响,把苏州的省立第二女师、振华女中和景海、英华、惠灵三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都团结了进来。

侯绍裘、张闻天他们来到苏州工作短短两个月,党的外围组织逐步建立起来了,一些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了,苏州市的革命空气被进一步鼓荡起来了。张闻天在其间秘密地做了不少工作,情绪很高。正在这时,董亦湘来苏州巡视工作。他带来一个消息,苏联上个月(9月)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材,现在招生。董亦湘问张闻天是否愿意去学习一个时期,张闻天欣然同意。不几天,张闻天就得到党组织派他前往学习的通知。l925年10月25日,张闻天登上了一条返回海参崴的苏联运煤船,同船赴苏的有l00多人,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生。

赴苏求真谛

1925年,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联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国劳动大学)。当年10月,上海党组织选派了一批党员和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去学习,其中有一位温文尔雅,带着一副度数不深的近视眼镜,身材高大,态度安和,颇有一种大学教授风度的青年人,他就是张闻天。

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张闻天和其他一些英文底子较好的同学编人英文快班,直接听教授用英语教课。按规定,当时到莫斯科学习的所有中国学生都要起一个俄文名字,既是为了称呼方便,也为了保密。张闻天的俄文名字叫伊思美洛甫,日含伊姓名洛甫之意。进快班学习的还有沈泽民(古德科夫),王稼祥(科穆纳尔),陈绍禹(戈卢别夫)即王明,秦邦宪(博古列洛夫)博古之称即由此而来,乌兰夫(拉舍维奇),孽鄂戈(芬克尔)即孙冶方,杨放之(乌兰洛夫)等等。

学校里一天的活动结束后,不少同学都回到宿舍闲聊一阵子,睡觉大吉了。张闻天和另一些同学则不然,经常在自学的走廊上学习,深夜才就寝。

张闻天到中山大学后,由于他勤奋学习和非凡才干,不久就掌握了俄文。他除了自己学习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列宁主义、苏维埃建设、世界史、东方史、联共(布)党史、中国问题等许多课程外,还在苏联教员讲课和课堂讨论时担任口译,将教材译成中文,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一书的部分章节,负责校对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这些译本给当时不懂俄文或俄文水平不高的中国学生带来了莫大好处。

在中山大学英文快班任课的教员都是苏联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教政治经济学的是马丁诺夫、列昂捷夫,教历史的是德尔曼、米拉舍夫斯基,教党史和列宁主义的是弗拉素娃,教中国问题的是米夫、沃林、约尔克,等等。德国著名共产党人台尔曼也在该班讲授过哲学。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学演讲,从早上9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多种,由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轮流当翻译。后来,张日闻天、郭肇棠等自己当了教员,用中文给中国学生讲课。

当时,从英文班里安排了一些人去参加各教研室的教学或翻译工作。张闻天被安排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吴亮平等被安排去世界经济地理等其他教研室。这时,王明通过拉拉扯扯的手腕,也挤进了翻译的行列。由于张闻天才干出众,王明竭力笼络他,而对那些不满其卑鄙行为的人,如左权、陈启科、吴亮平等,则千方百计加以打击。但张闻天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所以尽管王明使劲拉拢,他却始终不愿参与他们的活动,而专心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正因为如此,一些同志很愿意接近他,向他倾吐自己的心里话,从而得到他的帮助。当时才17岁的吴亮平,只知道仇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股劲儿要革命,但革什么,如何革,基本上还不了解。张闻天年龄比他大,阅历比他多,知道的革命道理也比他多得多。吴亮平住在张闻天的隔壁房间,经常去找张闻天交谈。一次,张闻天向他谈了自己的一些经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的形成和对美国社会的看法。张闻天说,中国现在是贫弱,受人欺侮,我们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但一定不能走美国的道路,这条路不仅走不通而且走不得。有些国民党人想走,终究是要碰壁的。张闻天的这些联系亲身体会的谈话,给了吴亮平很大的启发。那时有个从法国来的中国学生叫任卓宣(后来叛投国民党,改名叶青),他和一些较老的党员,共同组成中共旅俄支部并任支委。他们把党团员分别组成小组,过什么战斗生活,让每个人每天都要找本小组的人谈话,然后把大家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向支委会汇报,弄得大家关系很紧张,谁也不敢和别人讲心里话,怕被人汇报去。吴亮平在张闻天跟前却没有顾虑,向他提出:这种方法不好,使得同志们的关系很不正常。张闻天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做法不是共产党和共青团内所应当采用的方法。过了不久,联共(布)中央决定,停止中共旅俄支部的一切活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经过审查之后转入联共(布)和苏联共青团。事后,张闻天对吴亮平说,任卓宣这样的战斗生活搞下去,会把党组织搞垮,把许多党团员搞掉的。在中山大学,王明一伙不断诬陷打击吴亮平,张闻天总是根据事实为他作正确的说明。l927年中山大学党员大会通过吴亮平由团转党时,张闻天成为他转党的5个介绍人之一。

1927年9月,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除了搞好教学外,积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l92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时在莫斯科举行。为了照应前来参加中共六大,又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共代表团,党组织从中山大学抽出了一些同志当这两个大会的工作人员。其中,张闻天、沈泽民、郭肇棠等人被抽出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俄译汉、汉译俄这两个大会的文件。另一些被抽出来的同志则从事誊抄和复制文件。由于这项工作艰巨而又繁重,一直到秋季才告结束。

1928年9月,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进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同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秘书处主任是库西年,副主任是米夫和马季亚尔。在那里,他们一方面阅读从中国送到莫斯科的中央文件,编通报、签呈,将最重要的文件译成俄文,供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参考,一方面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令性文件译成中文,发往中国。同时,他们还在东方部秘书处和中国代表团的会议上作报告。那时,代表团的人数很多,其中有周恩来(俄文名字叫莫斯克温)即陈广、瞿秋白(俄文名字叫斯特拉霍夫)、苏兆徵、陈汉生、张国焘、邓中夏、项英、陆定一(驻少年共产国际的代表)等。由于除了瞿秋白外,其他代表都不懂俄文,因此,张闻天等人还必须在主席团、政治秘书处会议上为他们当翻译。

1928年底,周恩来回国传达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决议。l930年春他又来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汇报工作。当时,张闻天与周恩来有过多次会面,给他看了自己写的《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一文,翻译周恩来报告的郭肇棠也交给周恩来看了自己写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及其历史意义》一文。这两篇文章随同若干意见,都得到了周恩来的好评。

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学习和工作,不仅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且还亲自了解了苏联建国初期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又亲自耳闻目睹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一场大论战;考察过20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工业化运动和20年代末期开始的苏联农村合作化运动,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他积极参加了反动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立三路线的斗争。1925年至1927年革命失败后,留苏学生的心情都十分沉重。部分学生虽然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实际上依然背着国民党的沉重旧包袱。有的学生以前曾与当时的校长拉杰克领导的托派有过牵连,现在则旧病复发。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另一些人则陷入极左泥坑。但张闻天等大多数学生都坚定不移,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清党的斗争很尖锐,有不少党员被开除党籍或受处分。但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当时秦邦宪、李作声等人自称只有他们属于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所谓半个,是指许以新,说他有错误,只能算半个。那些自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人是带有宗派观念的,并把没有自封的人也列入了这张名单。张闻天坚决反对这种反党的派别斗争。后来,康生等人利用这些人的过失,大做文章,诽谤了许多人,这完全出于其宗派主义的别有用心。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张闻天直言不讳地当面批评了康生对党的忠诚干部实行残酷追害,又同任弼时一起就此事报告过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为此康生十分记恨张闻天,伺机进行报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指名下令揪斗张闻天,直至把他迫害至死。

1930年夏天,中共中央实际上是由李立三领导。他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自任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武装起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总书记向忠发实际上是挂空名。张闻天和郭肇棠从国内寄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通令上得知李立三奉行极左路线,将此事以书面和口头形式报告了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并在中国学生中间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后来,李立三奉召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秘书处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李立三作了发言,讲述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巨大成就,人民群众只等我们下令举行武装起义等等。李立三发言之后,全体与会者都一一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他的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和做法。在中国同志中发言的有陈汉生、张国焘、张闻天和郭肇棠等。

1931年1月,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他们乘列车横

越西伯利亚,到双城子后换车,行抵绥芬河边界,在一个秘密 日交通站改装,当夜就由一位苏联同志带领越境,抵达上海时恰巧是旧历新年。

回国

1931年1月,张闻天接到通知:立即回国,参加国内斗

争,他的好友杨尚昆,与他结伴同行。

回国,是张闻天早已盼望的事。当初赴莫斯科留学,只说是几个月时间,不想一住就是5年。同来的人中,沈泽民、王稼祥、吴亮平、陈昌浩等都已经回国了。所以张闻天在1930年12月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工作的请求,这下总算被批准了,他很高兴。

当时中国革命者从莫斯科秘密回国,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海路,绕道欧洲,乘海轮出苏伊士运河,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经新加坡到香港或上海。另一条是陆路,乘火车,翻过乌拉尔山,穿行西伯利亚,偷越中苏边界,到东北。海路安全,但走得慢,花费大;陆路艰苦,也有一定危险,但走得快。张闻天、杨尚昆回国,走的是陆路。

东去的列车把他们从苏联的心脏莫斯科一直拉到远东边陲,在靠近海参崴的双城子(即乌苏里斯克)下车,又乘一段火车到达绥芬河边界,那里有一个苏联人建立的秘密交通站。张闻天和杨尚昆在交通站吃了一顿热腾腾的晚饭,就改装。他们脱掉大衣,换上皮袍,打扮成商人模样。稍事休息,就有一个苏联同志来带他们偷越国境了。

室外是零下20多度的严寒,哈出来的热气很快就在眉毛上结成了霜花。下弦月还没有出来,皑皑雪原白蒙蒙一片。张闻天和杨尚昆默默地跟着那个苏联向导前进。他们翻过了一座满地积雪的大山,顺利地到达中国的边境小镇五站,竟没有遇到一点麻烦。

进人国境后,他们被安顿在中国人建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在热炕上舒坦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就搭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神秘的旅行继续进行,他们在哈尔滨找到了地下交通站--一家湖南人开的湘绣店。店主人热情地款待他们,又顺利地把他们送上直开大连的客车。张闻天、杨尚昆顾不得观赏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旖旎风光,就匆匆登上驶往上海的轮船。经过一天两夜的颠簸,终于回到了阔别5年、魂系梦萦的上海。他们到达上海的这天,正巧是辛未年的大年初一,店铺都关门过节,这座原本纷扰的中国第一大都会似乎失去了活气。张闻天是老上海,对这个城市很熟悉。他带着尚昆,来到闹市区,在四马路(即福州路)上找了一家旅馆。他们开好房问,立即用暗语写好一封短信,按照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地址寄了出去。

信寄出后两三天,还不见人来。上街固然冒险,成天呆在旅馆里也会令人生疑。张闻天和杨尚昆实在耐不住了,就到外滩一带兜圈子,希望碰到熟人。说来真巧,在大马路(即南京路)口刚好碰着陈昌浩。他们即请这位莫斯科的同学把他们回到上海的消息转告中央。当天晚上,秦邦宪就到旅馆来看望他们。差不多同时,内部交通也收到了信,派人来接头。关系总算真正接上了。

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在党内开始了统治。经过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他们在组织上取得了合法的领导权。将瞿秋白等同志以调和路线错误的罪名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罗章龙、王克全等一批人,走向上了分裂党的道路,有的被开除出党,有的被开除出领导机构。另一批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则不幸于1月17日在东方饭店集会时被捕,2月7日在龙华英勇就义。张闻天回到上海的时候,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已经计议以开展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为名,向各地派出一批干部,如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张闻天的挚友沈泽民,原来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也已决定派往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张闻天回来,正好填补宣传部长这个空缺。张闻天并不感到突然,他觉得这正是自己施展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机会。

从1931年3月2日起,张闻天以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又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他接任以后,首先对党报工作进行了调整。原来出的《红旗日报》停刊,改出内部秘密刊物《红旗周报》和半公开的报纸《群众日报》。3月9日,新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创刊。差不多同时,《群众日报》也问世了。这时,编《红旗周报》,穹文章,成了张闻天的主要任务。他工作勤奋,文思敏捷,仅仅两个来月,就在《红旗周报》《群众日报》《实话》《布尔什维克》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十四五篇文章,分析政治形势,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南京政府,指导党的工作,这时他用的笔名是思美,以及思美的变音斯勉、西曼。

张闻天担任宣传部长后工作刚刚有了头绪,突然,党中央机关出了大事;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顾顺章为护送张闻天进鄂豫皖苏区到了汉口。他是以大魔术师的职业为掩护的。任务完成以后,他还在那里继续演出,被叛徒在街上碰到而指认。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他了解许多党的机密,知道中央机关和不少领导干部的地址,破坏作用不堪设想。真是不幸中之万幸,顾叛变并由汉口东下的电讯,首先被打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_收悉。他立即设法向党中央报告这一消息,这才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当然,所有机关都得转移,干部都只能隐匿起来。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张闻天没有丝毫的怯懦,沉着冷静地坚持斗争。他负责的《红旗周报》,到5月25日又继续出版了。他还接手掌管同共产国际通讯的秘密电台,这个秘密电台本来是由顾顺章的特科掌管的。

顾顺章叛变以后,党中央从安全转移到建立新的机构和工作秩序,只花费了一个月时间。但党中央在5月下旬恢复正常工作之后不到一个月,6月22 日又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上海的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实际负责中央工作的王明,怕得要死,缩在秘密的居住地,不敢活动,准备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去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因为向忠发是在周恩来的寓所被捕的,所以常委周恩来在向被捕后不能不赶快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事过之后也基本上停止了活动,等候前往中央苏区。王、周二人作出离开上海的决定以后,就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后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9月下旬成立。秦邦宪是负责人,张闻天是临时中央政治局9名委员之一,还是中央常委会的一个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