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田园城市路径：嘉兴南湖区试验范本

　　皕文

　　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之外，有没有第三种选择——把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100多年前，一名叫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英国社会学家提出“磁铁理论”，思考工业化把农村人吸引到城市，有没有另外一种力量把农业的文明也吸引过来？

　　针对工业社会中城市出现的严峻、复杂的社会与环境问题，霍华德认为，城市和乡村各有优缺点，分离开来将永远无法解决各自出现的诸多问题，只有摆脱狭隘的城市观念，从城市结合乡村的角度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100多年后，中国遭遇类似困境。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付出了昂贵代价，即：田园景观消失，乡村文化衰落，城市社会结构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支撑能力下降。

　　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长三角地区最活跃的县域经济体之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一个“现代田园城区”的规划正在实施。

　　90年前南湖的小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90年后作为发源地的南湖，也在探索城乡统筹的新试验。近日，南湖区委书记魏建明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们的设想：“城在田中，园在城中”，既缓解了大都市拥挤、污染问题，破除了城市发展瓶颈，又加速城乡一体化步伐，提升城市业态，增添发展空间。

　　只是想想，就够美的了。但，一个城市的规划发展从“想如何”到最终的“能如何实现”，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城市路径的探索，寄望困境的解决，实现品质提升，南湖的“现代田园城区”实验能否为外界所期待？

　　“现代田园”的路径抉择

　　60年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发展走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以户口登记的形式在城市和农村间构筑了一道高墙，这成为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分水岭，城乡沿着各自的路径渐行渐远。

　　1979年以后，一度严格控制的农民进城的疆界渐渐消除，农民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经济规模突飞猛进地增长，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大城市扩张变成不可阻挡的发展模式。以2003年《收容法》的废止为标志，人口流动开始真正放开。中央与许多地方开始提出“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发展理念。

　　南湖区副区长马纪良告诉本报记者，2004年4月下旬，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嘉兴市蹲点四天，调研浙江省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如何走在全国前面。

　　“经过三年时间的探索，用钱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如村村通、垃圾一体化等民生工程，但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触及，更不用说突破了。”马纪良说。

　　城乡二元结构是无法突破的重要症结。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西部展开探索的重庆、成都市也陷入类似困境，但这两个城市2007年成为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开始向“深水区”迈进。2008年初，成都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碰到同样问题，它们（重庆、成都）的回旋余地更大一点。”马纪良告诉记者。缺少国家级层面的政策支持，南湖区需要走出自己的路子。

　　一个利好的消息是，2007年下半年，浙江省提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设想，嘉兴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地级市。南湖区的七星镇、余新镇又成为先行试点镇。

　　试点镇被赋予的探索任务是：以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核心，重点实施“十大改革”，打破城乡一体化向纵深推进的“瓶颈”。

　　在这“十大改革”中后被媒体广泛提到的是“两分两换”。具体操作是：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和土地流转分开，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农村人口要素集聚，转变生活方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换保障，推进农业生产经营集约，转变生产方式，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2007年底，南湖区五个镇约有90%的农民散居在51个行政村、1573个自然村落，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配套难，居住环境差。

　　南湖区常务副区长章一川告诉本报记者：“嘉兴地域的特点是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村民沿河而居，一个一个小院子，小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小规模分散经营，产出率低，不利于农民向市民转变。”

　　在大约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由核心和几个圈层组合的同心圆结构，每一个圈层由中心向外分别是：绿地、市政设施、商业区、居住区和外围绿化区，然后在一定距离上配置工业区，整个城市区被绿带网分割成不同的单元，3万余人错落有致地生活着。

　　城市与乡村相互依存，这是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现实素描。这个概念漂洋过海到中国后被译为“新市镇”。章一川认为，“新市镇”不等同于小城镇和已有的城市，它的“新”表现在新的空间布局和城市尺度、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发展理念。

　　南湖区希望以“新市镇”建设为抓手，构建“江南水乡现代田园城区的和谐城乡”。根据规划，未来南湖区五个镇51个行政村1573个自然村庄调整规划为5个新市镇和18个城乡一体新社区，即“5+18”新型村镇布局规划。

　　跨出第一步

　　南湖区的底气是，作为中国长三角最活跃的县域经济体之一，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崭新阶段。

　　当地政府提供的材料显示，2010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605元，同比增长13.7%，增幅高于城镇居民4.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1。2010年全区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为21.9万人，其中农民参保率达98.9%。

　　马纪良告诉记者：“进入新世纪(13.38,-0.29,-2.12%)以来，在南湖区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产业人员占70%以上，农民收入中非农收入占70%以上，已经进入了城乡加速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当城市人谈及“现代”之“田园城市”的时候，内心所纠结的，是在城市立足固然难，但是回到日益失去选择的、失败气氛笼罩的乡村则更无可能。

　　对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和最后的保障。假如要拿最后的保障参与“田园城市”建设，农民一定会反复盘算：我能得到什么？工业、农业与农民居住地空间位置的改变，势必牵动复杂的既得利益补偿与未来利益的再分配。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的核心是，“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

　　章一川告诉本报记者，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开始确实会给农民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五六十岁的，他们接受程度的提高有一个过程。重要是规划先行，把这幅蓝图画好，告诉农民改变之后能最大程度享受现代文明成果。

　　目前，嘉兴市基本形成了三种操作模式：主、副中心城区以公寓式安置为主；新市镇镇区内以公寓式和联排安置为主；中心村为聚集点的城乡一体新社区则以建联排房为主。

　　据马纪良介绍，七星镇选择的是集聚度最高的公寓房安置，承包地选择流转。而与七星镇同属南湖区的余新镇，结合农民意愿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了三种安置方式，即自建房与公寓房并行，另加货币安置。

　　七星镇宣传委员周振祥告诉本报记者，公寓式安置住宅由小产权房变成完全产权房，通过租、售等手段，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大为增加。土地流转给政府指定的公司，农民可获得租金收入为每亩每年700元，以后每年递增50元。

　　南湖区农办提供的一份总结材料认为，农民到新社区入住后，改变了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促进农村集约集聚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不能只讲（田园城区）理念，要先做好示范项目，农民算账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南湖区委书记魏建明告诉本报记者。

　　数据显示：2008年开展“两分两换”试点以来，全区累计建设自建农房3800多户，建设公寓式住宅1.99万套，集聚农户达1.33万户，集聚率30%。

　　30%的集聚率，显然离南湖区要打造的“现代田园城区”还有很大差距，而它所面临的城市境遇和文化处境，也与霍华德时代大不相同。

　　上述总结材料称，受国家严厉的土地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控影响，土地指标紧张的矛盾更加突出，同时融资难度不断加大，因利息上升融资成本也日益提高，加上受通货膨胀影响，建设成本也不断提高，一些项目迟迟不能启动，资金平衡压力日益增大。

　　“探索的工作总是有难度的，如果急了不行，就慢慢推广，一年不行，用十年来实施，总有一个地方要先跨出第一步台阶。”章一川说。

　　人口、产业的聚集

　　打造一个“既能生活又能工作的、平衡和独立自足的‘现代田园城区’”，既要城市的繁华，又需要人口的聚集，而且还要与产业聚集结合。

　　湖南省株洲市规划设计院专家罗月泓认为，这里的“平衡”有三层含义：第一，总人口要有相当数量的本地就业人员；第二，新城的工作岗位不能是单一的，以防止经济上的过分依赖性和单一企业造成垄断；第三，新城的阶层应该是混合型的，要有不同层次的人员来居住和工作。“独立自足”的含义是新城应该有学校、商业、影院、公交、教堂等生活设施，要能给居民提供工作岗位。

　　这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城市”自产生之日起，之所以能够让人们主动或者被动地离开乡村、放弃土地、聚而居之，其本源的动力就在于，这种聚集能够创造更大的市场效率；工业化时代城市人的最大困扰又是巨大、长期、反复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大的社会财富差距，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人们想方设法逃离。

　　显然，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与“现代田园城区”能否“独立自足”和“平衡”密切相关、相辅相成。

　　相当长的时期内，盘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建设城市、经营城市，是中国多数城市的发展思路。问题是，中国整体、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其人均资源禀赋都不高。而区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生产要素流向的竞争。在一定的区域内，生产要素就像倒一杯水，哪里低往哪里流。

　　“高铁时代”加快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城市之间产业分工协作更为明晰，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加快。在打造“现代田园城区”过程中，南湖又如何营造洼地效应？和周边城市形成错位竞争局面？

　　南湖区常委、副区长徐军告诉记者：“南湖区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整条沪杭高铁线上，嘉兴南站正好处于中间位置，到上海、杭州都是十几分钟之内。嘉兴市境内有九条高速公路，在南湖区的任何一个点，15分钟以内都可以上高速公路。”

　　当地的一家“明星企业”是从传统的外贸业转型到B2C的麦包包，通过多品牌、分级营销的模式，数年时间成长为中国知名的互联网时尚箱包品牌，员工也有当初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千人。麦包包创始人叶海峰告诉本报记者，2010年公司销售额是2个亿，今年的目标是10个亿。

　　按照“服务业倍增计划”，南湖区希望围绕设计、传媒、创新性互联网三大领域，今年已经引进近50家创意企业，争取全年实现新引进100家企业、累计达到200家的目标。

　　据徐军介绍，在最近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南湖区倡导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彰显区位优势”，目的是推进产业结构高端化、产业发展的集群化、产业布局的合理化，推进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到“三二一”转变，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在产业错位发展的竞合格局中，南湖区似乎抢到了先机。成立于2003年的嘉兴市科技城，以引进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嘉兴应用技术与研究转化中心为契机，推动人才科研资源集聚，开创了“自主创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模式。

　　南湖区副区长、嘉兴科技城管委会主任孙旭阳告诉记者，发挥科技城引领示范作用，实施企业培育和发展、产业集聚和倍增、平台扩容和升级“三大计划”，带动全区高新技术产值在“十二五”末达到400亿元。

　　“今年以后，我们科技城每年都可推出一家创业型的上市公司。”孙旭阳说。

　　城市是产业的载体，产业是城市的支撑。依托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南湖似乎想走出一条“江南水乡田园气息＋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的“现代田园城区”之路。

　　于中国城市的未来，南湖之探路试验，或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