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错误知识教给后代——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上层建筑”的阐释（B）

[日期：2004-04-19]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胡为雄[字体：大 中 小] 不把错误知识教给后代——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上层建筑”的阐释（B）

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文 发表:学术批评网/学界观察/2004年4月14日;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讨论/2004年4月19日转发

上接A篇

比之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在论及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时，对其职能说得更清楚。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专政有两个作用：“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专政制度不适应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9-760页）毛泽东这些论述虽然带有历史印痕，但蕴含着这样一种逻辑话语：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一种民主制度，是一种民主政治结构，其国家机关除了向反动阶级专政外，同时具有防暴功能即防止外敌入侵的功能，具有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作用。从制度上说，国家机关的功能是服务，国家公务员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


对照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政府职能的论述并且参照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把同政治法律制度相适应的机构与设施如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都称之为有组织的暴力这一解释偏离马克思主义原著有多远了。诚然，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一些政府组织在“合法”地使用武力或滥用暴力，一些社会个体或团体的暴力倾向亦很严重，更有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等等。但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工作目标，制止侵略和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是他们的共同任务。尤其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制度的建设正在朝着民主方向进行。我国政府机构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军队是保护人民的军队，警察是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立法、司法和执法系统首先是为着保护社会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总之，我国政权机构的职能首先是行政管理和治理，包括军队在内的力量首先是防暴力量而不是暴力，它是要保护社会免于暴力的侵犯，使人们享有和平、自由、民主的生活。中国政治机构的主要职能如此，世界其他各国政治机构的主要职能莫不是如此。把政治法律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与设施说成是有组织的暴力，这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是荒唐的。而生活在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度的知识分子却崇尚暴力，还把这些崇尚暴力的错误观点写进教科书传给子孙后代，真有些令人费解。难道在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邓小平语）中既要触及皮肉、又要触及灵魂的双重暴力——物质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泛滥还没使社会全体公民受够吗？


四

最后，“政治上层建筑直接凭借暴力来发挥作用将会减弱，而逐渐让位于间接暴力的作用方式”的提法，也隐含着把政治暴力化和把暴力泛化的倾向，因为这一说法建立在“凭借暴力的强制性总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个根本特点”的论点之上。但它经不起稍微的推敲。假若这一论点成立，那么毋庸是说自古以来全球各地的政府机构组织都是暴力机构组织，各国政府的领导者全都是暴力机关的领导者，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活动和组织暴力活动。这样，中国领导人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为寻求平等贸易合作、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种种努力当属于一种间接暴力活动了，韩国总统金大中亲自为韩国作旅游广告也是一种间接暴力行为了。显然，这种崇尚暴力的错误说法有悖常情。由于它把暴力设想为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结构的基础，因而未能重视政治植根于经济基础之中、与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然更不可能注意到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政治所作的经济分析。


马克思对政治进行经济的分析时，曾把从事政治管理的人员——从国王到文武官员，从军队、警察到法官，都看作是“非生产劳动”者，把政治看作一种对社会、对经济的“服务”。本着政治与经济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不仅在市民社会中寻找国家制度的起源，而且还把国家、法等等看作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121页）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中，马克思专门研究了政治这种“非生产劳动”。他引证斯密的话说：“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马克思指出，由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非生产的阶级的社会结合的必要性，就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而对这些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尤其是对掌管国家机器的官吏（如政治家、一切法学家、警察、士兵）的服务的需求，“部分地是因为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民族的冲突”。马克思还认为，购买这种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或服务的费用是一种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尽管马克思把有些非生产劳动者的存在如士兵的存在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缺陷”和“社会的弊端”，但仍很赞成把他们的服务减到最小限度尽可能地使它便宜并可随意购买。他写道：“斯密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想使国家官吏、律师、教士等等这些‘必要的’非生产劳动者，减少到非有他们的服务不可的限度。无论如何，也就是他们能使生产工人的劳动具有最大的生产能力的那种‘比例’。至于其他的‘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是每一个人为了享用他们的服务而随意购买的，也就是说，是每一个人把它作为随便挑选的消费品来购买的，所以，就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151、302页）马克思在对政治作经济分析时，把劳动能力看作商品世界中的一类商品，把包括君主、官员、法官、律师、警察、士兵等等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或社会治安行为还原为一种服务性劳动，把政治还原为经济，把它们看成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也就把上层建筑领域即从事法律、政治等领域的工作还原为一种为经济基础、为生产服务的工作，把政治生活视为与经济生活一体的社会生活。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对“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与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治解释全然不同。


同时，所谓越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越显得重要的提法也不符合历史，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尽管古代社会生活中充满了愚昧、野蛮和暴力，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发展和血缘关系使人类的社会制度却曾有过民主形式。这从当代社会的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社会学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点，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亦可以看出这点。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关注到原始社会“在生活中实行共产制的原则”，
关注到自由、平等、博爱是氏族的根本原则。马克思还具体考察了氏族的十种权利，研究了在全体氏族成员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从事氏族事务管理的管理者的自身素质、各自职责、起用授权方式、罢免方式以及任职期限。他认为氏族会议是管理工具和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氏族所有参加会议的每一个成年男女都享有平等地讨论一切问题的发言权、选举权及其他的平等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历来的习俗能调整好氏族内部的事情。到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政治权力、管理机关、政治组织等都发生了变化，氏族的最高军事首长演变为最高行政长官，这便是王、皇帝、总统的职权的萌芽。慢慢地，这种政治社会的司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力日益分化，行政长官、执政官、法官、审判官、城市长官、市政公职人员，军队等也发展起来了，成文法也出现了，财政收入也增加了。氏族的这种解体过程中产生了国家。国家部分地改造了氏族机关，部分地设置了新机关。国家有执政官等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掌管和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328-519页）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研究重点放在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及这一制度的演化上，他只把军事活动机构看成氏族制度及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把政治法律制度与其相适应的机构与设施说成是有组织的暴力的观点大相径庭。


* *

从理论继承性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上层建筑之所以作出错误的解释，与它借鉴和延用前苏联哲学教科书及中国前期哲学教科书的解释框架有关。故它在研究方法上同样存在对原著割裂或任意使用语录的情形。原理的作者首先未曾去系统研究和全面理解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上层建筑的全部论述，未曾去分析他们的论述随时间推移有过什么变化，而是按需择用，但又不恰当地加以择用。除简单地随意使用语录这种情形外，这里还存在一个研究视野狭窄的问题。例如，自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政治的结构和功能相应发生改变和变化，产生出许多新形式并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教科书中全然没有得到反映。至少，在制止侵略行为，维持国际和平安全，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各种世界性事务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联合国这种全球性治理机构在教科书中没有半点反映。同时，社会政治发生结构性变化过程中，政治活动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在加速，世界各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经济管理职能比以往显得更加重要；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日益混合生长而呈现出许多复杂和特殊的情况等在教科书中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反映。观照当代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参阅该书的相关内容，恍若隔世。

从教育的特殊功能看，教科书的内容尽可能正确无误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应是哲学知识教育的范本，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这一载体承传时应使其知识接受者广泛受益并能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向前发展它。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有关上层建筑理论的阐释提出商榷和批评，意在引起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教材编写的重视，本着整确、完整、全面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和创造式的学风，精心编写出反映时代水平和代表中华民族哲学思维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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