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切开都是黑的:多宝塔佛像初探

多宝塔佛像初探

　　陈舟跃

　　1922年，多宝塔全景图

　　一

　　九龙藻井、杨枝观音、多宝佛塔，是普陀山的三宝，也是迄今“海天佛国”最具魅力的历史遗存。然而作为一种载体，多宝塔在建筑、艺术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更加富有文化内涵。

　　多宝塔建于元代元统二年（1334），由当时宝陀观音寺（今普济寺）住持“道高一世，德感九重”的孚中怀信禅师受宣让王帖木儿不花“施钞千锭”购太湖石建造而成，故又名“太子塔”。全塔通高18.17米，由两层台基，三层塔身以及顶部塔刹构成。遗憾的是三层塔身四面一十二龛中雕刻精美的佛像在“文革”期间惨遭毁坏，而今，仅有莲座上依稀的佛像轮廓向人们述说着这一历史古迹的不幸。

　　二

　　多宝塔外观造型别具一格，两层台基取材花岗岩，平面呈正方形，四面向上收分。斜圆柱护角上顶仰莲托钵支撑顶角螭首，之间均匀分布平伸螭首，上置望柱栏杆，一层各面五间，二层三间。两层台基虽不是按宋元时期传统须弥座形式制作，但根据一层台基顶面残存四天王的位置，以及佛教认为四大天王就居住在须弥山山腰“各护一天下”的说法，两层台基实际寓意的就是须弥山。又有四大天王处于“欲界”最高境界“六欲天”之一说，所以一层台基以下体现的是佛教认为的“欲界”概念，二层台基自然为“色界”之说。

　　三

　　两层台基之上为三层塔身，取材太湖石。每层平面均呈正方形，且四面向上收分。一层塔身于“九山八海”基座之上，角部分别置虬龙柱，佛龛之外表面作“灵鹫”石处理。壶门佛龛顶尖没入顶面少许寓意修果尚欠圆满，又其中塑像头戴宝冠，身佩璎珞结跏趺于莲座之上，无疑为菩萨像。二、三层塔身四面壶门佛龛中佛像坐姿、手印、装饰、背光略有不同，个别佛像有头冠飘带装饰，还似有手执法器的迹象。三层塔身外檐四周都有梵文“六字真言”题刻，字体接近现代宋体，非常优美。显然，塔身描述的是佛与菩萨的世界，当属佛教传说中之最高境界“无色界”了。这种利用塔身变化形象刻画出佛教“三界”理念的表现方式在国内现存古代佛塔中实不多见。

　　然而，这塔身三层四面一十二龛中究竟都是些什么佛，又是如何排序的？中国传统汉地佛寺常见“横三世”、“竖三世”、“三圣殿”等佛像排序方法，未曾有“四佛同殿”一说。又一层塔身四面为菩萨像，可以排除“竖三世佛”纵向部署的可能性。那么既然叫“多宝塔”，内容会不会与佛教传说中的多宝佛有关？佛教传说有一多宝佛常年居住七彩宝石镶嵌之多宝塔中，非常赞赏释迦牟尼说《法华经》的功德，故邀请释尊入塔并肩说法。由于多宝佛为法身佛，释迦牟尼为报身佛，所以此传说表明了佛教“法报不二”之精神。但多宝塔实际情况为一佛一龛，难与多宝佛之传说附会。

　　四

　　通过对多宝塔的详细调查研究，塔身上以前未曾引起人们关注的诸多疑点逐渐成为思考、探讨问题的焦点。如个别佛龛中佛像轮廓线上有头冠、飘带、与众不同的手印以及疑似法器等装饰。汉地传统佛教造像自唐代以后基本定型，佛像作“螺发肉髻”装，各部位尺寸量度有着严格的规定，故素有“千佛一面”之说。除佛像衣着、背光外一般没有其他装饰物，各佛差异仅体现在手印变化上。所以头冠飘带、法器之类装饰物说明多宝塔上佛像与汉地传统佛像造像理念有着较大差别。又根据上下三层塔身外檐四周水泥脱落后显露出的梵文“六字真言”，可以基本断定多宝塔应该与藏传佛教有关。此外，两层台基的制作方法与其他藏传佛教塔如出一辙，且三层塔身呈现立方体建筑形式，宽略大于高，向上收分是藏传佛教建筑的典型风格。

　　追溯多宝塔建塔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社会的宗教形态，更能说明多宝塔不外乎是一座藏传佛教塔。元政权建立之初，世祖忽必烈就十分推崇藏传佛教。从13世纪60年代封萨迦派僧人巴思八为国师统领全国佛教事务，到13世纪80年代遣钦差杨琏真迦驻杭州“总统”江南佛教事务，这种力主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宗教政策倾斜”是显而易见的。到元代中后期，虽经长期的文化融合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之间的距离不像元初那么大，但元政权崇尚藏传佛教这点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为多宝塔“施钞千锭”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是一名元政权的皇室成员，也是一名佛教信徒，没有理由会违背皇室的意志而追捧汉地佛教。虽有记载宣让王曾经向孚中禅师求法，这只能说明宣让王对“望重当世”的孚中禅师怀有的敬重，或许也包含了对禅宗修法的兴趣，但并不能表明宣让王就是一位禅宗弟子。所以宣让王的“施钞”建塔行为只能是站在自己皇室利益的基础上，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为之。况且在元政权多少带有强制性的宗教政策督导下，多宝塔这样的浩大工程即使没有宣让王的“施钞”，也难以摆脱杭州“江南佛教总统府”的“总统”。作为14世纪30年代的产物，多宝塔必定会深深烙下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印记。

　　五

　　多宝塔既然是藏传佛教塔，那么对问题的剖析就应该从藏传佛教的根本着手。藏传佛教认为显教是佛主释迦牟尼对一般信徒的说教，而密教（藏传佛教）则是佛主释迦牟尼的法身——大日如来对自己内部众徒所传授的“秘密真言”。所以这种“不能外传的邃奥法门”自然就具备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反映在佛教造像上与显宗相比更是有着明显差异。藏传佛教造像往往丰肩肥臀、头戴宝冠、手执法器以不同的“力士”形象出现，而且手印、服饰也显得繁复、神秘。这些造像特点在元代中早期的梵式佛像中尤为明显，如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而时处元代中晚期的元统年间，由于长期的文化融合，个别原来具有明显个性化的梵式造像已经被某些汉地佛像特征所替代。同样，元初某些梵式佛像特点通过文化融合也为汉地佛像所接受，千手千眼观音便是其中的一例。

　　结合多宝塔结构特点，很容易发现塔身三层四面一十二龛中的佛像与藏传佛教“无上法界”的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一层塔身为胎藏界曼荼罗八叶九尊中的“四行”：东为观音，南为普贤，西为文殊，北为弥勒。二层塔身为胎藏界曼荼罗八叶九尊中的“四智”：东方宝幢佛，南方开敷花王佛，西方无量寿佛，北方天鼓雷音佛。三层塔身为金刚界曼荼罗羯磨会核心中的四方佛：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也就是说，多宝塔实际上就是藏传佛教最为神圣的“无上法界”的立体表现形式。在力主藏传佛教的元代将其竖立在禅寺遍布、梵音缭绕的普陀山，其良苦之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但无论如何，多宝塔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它从中记录着元代中晚期以来社会政治面貌、意识形态，也体现了元代社会的艺术、科学水平。

　　六

　　如上所述，由于文化的融合，到元代中后期，藏传佛教造像与汉地佛教造像之间已没有元初那样大的差距，其中汉地传统审美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元初丰肩肥臀、袒胸露肩力士形象的梵式佛教造像毕竟是源于西亚乃至地中海文化的产物，实在难以为讲究儒雅的国人所接受，到元代中晚期多半已被汉地传统佛像形式所替代。所以多宝塔上佛像既有“慈容妙丽，俨然如生”的汉地菩萨形式、“螺发肉髻”的汉地佛像形式，也有明显“头冠飘带”、“手持法器”的藏传佛像特点。根据多宝塔一层塔身壶门、二层塔身南侧栏杆以及二层台基南侧上的题刻，多宝塔建成后至少有过两次“大动作”维修。而每次维修都不可避免地会添加进一些汉地文化内容，例如可能是后来添加的各层栏杆，十八罗汉塑像，四大天王塑像等（这些构件取材与台基、塔身取材不同），形成多宝塔藏传佛教金刚宝座式台基以及由藏传佛教碉楼式建筑演变而成的亭台楼阁式塔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是集藏传佛教文化与江南地区传统佛教、传统建筑文化于一体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