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刷人气软件:军统（12）军统大案之陈恭澍案

闲话军统（43）
　　很多人可能在心里会说：这个王文，也真够“废物点心”的，这么近的距离，还打错了人，跟人家白世维怎么比？
　　事实上，在“吉鸿昌案”之后的检讨中，陈恭澍一伙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通行的说法，是说从杨玉珊窥伺成功、到陈国瑞踹开房门的这一段时间，正好赶上“四圈换门”，结果枪手仍按事先观察的位置，想当然地开了枪，结果误杀了刘绍勋。
　　但据王文自述，开枪之前他曾喊了一声“吉总司令”，见某人有反应他才开的枪，也就是说，王文这三枪都是奔着吉鸿昌去的。这么近的距离，又有明确的目标，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王文不是白世维。

　　笔者多次强调，刺客没那么好当的。电光石火的一瞬间，要对准一个人，不是想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做到的。况且王文与白世维不同，他是搞情报的，不是军校出来的，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关键的时候难保眼不花、手不抖。
　　所以，白世维一战而坐稳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位置，并非侥幸，凭的是真功夫。
　　另外，客观条件也不一样，白世维那一枪，虽然距离远，但当时张敬尧并不知情，相当于站那儿不动，等着挨枪子；而这一次，可以想象，屋里肯定一下炸了营，而且那么小的空间，谁稍微动一下，可能就当了“替死鬼”。
　　“吉鸿昌案”是陈恭澍作为指挥员策划的第一个行动，也是他杀手生涯的开端。从整个情况看来，基本上还可以说思虑深远，心机缜密。至于误杀他人，其中有一定偶然因素。要说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应该带上白世维到天津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石友三案”中，陈恭澍经验不足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其进退失据，举止舛谬，一错误人、再错误己，其种种举动，令人殊不可解，最终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外，本案的几个主要角色，有的今后还会出现，有的恐怕就没机会再写了，在这里简单交代一下他们的结局：
　　情报员杨玉珊，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仅从业务角度而言，杨玉珊可谓一个出色的情报特务，在本案中的作为简直如同情报工作教科书一般，其判断力和随机应变能力非同一般。
　　郑恩普虽然岁数不小了，却是个单身汉，经过此案，杨玉珊与郑恩普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二人之间居然暗生情愫，最终杨玉珊嫁给了比他大20来岁的郑恩普。
　　1949年，杨玉珊留在了大陆，不知所终。郑恩普逃台后剃度为僧，法号“兴慈”，并做了“大慈寺”的方丈。1980年8月，“兴慈”和尚郑恩普以近90岁的高龄“圆寂”。
　　吴萍，天津站的内当家，王子襄出事以后，他的妹妹王玉梅找到戴笠大闹，说吴萍躭误了急救的时机，应对王子襄的意外死亡负责。
　　戴笠当然知道吴萍很冤枉，但由于王玉梅的家世在北平有一定社会背景，她本人又是戴笠的朋友，所以戴笠没办法，为了敷衍王玉梅的面子，只好在“吉鸿昌案”之后，将吴萍召回南京特务处本部，象征性地关押了一段时间。
　　放出来以后，为了酬庸他无端被冤，给他找了一个美差——推荐到行政院当了总务科长，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逃台后，吴萍于1951年因车祸身亡。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生，河北省宝坻县人，王文的表兄，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加入特务处以后，又吸收了比他小8岁的侄子吕问友。
　　天津解放后，吕一民、吕问友隐瞒了自己的特务身份，结果在解放初期的“肃反”中被查获。经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反革命罪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吕一民、吕问友于1951年3 月31日被执行枪决。
 

　　闲话军统（44）
　　3.2 “石友三案”
　　石友三，1891年生， 吉林人，曾在长春东关龙王庙小学念书，恰逢此时，商震在这里以教书掩护其革命党人身份，所以石友三这么个人，居然曾经是商震的学生。

　　石友三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从军，投入吴佩孚部下，后辗转投入冯玉祥手下，提升得很快，并与韩复渠、孙连仲、孙良诚、刘汝明、张维玺、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闻承烈、程希贤、韩多峰、韩占元一起，成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我看了一下，从北洋到民初，凡这类不爱念书、从小投入军伍的，好象都提升得很快，往往几年时间，就从马夫、勤务兵等等当到师长、军长，挺有意思。个中原因，我没有当过兵，不好妄加评论。
　　要我说，石友三这个人，如果说是世界上“最无耻”的那种人，可能有点武断，如果说他是人类当中“比较无耻”的那种，则一点不冤枉他。
　　石友三的一生，以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著称，可以说把“有奶就是娘”这个混蛋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从1926年到1940年，短短14年间，石友三居然先后7次扮演叛徒的角色，先后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我党，接着又次第背叛，人称“倒戈将军”。
　　石友三还有一项重大罪恶。我们知道，现在的河南少林寺是1951年以后陆续重修的。原来的建筑，如天王殿、大雄宝殿、客堂、钟鼓楼、藏经楼及少林寺历代收藏的《大藏经》、《少林寺志》木版、北朝石刻造像碑等，皆于1928年3月15日在一场大火中被焚毁，这是少林寺历史上继隋末大火之后被烧得最惨的一次，少林精华、史料典籍尽遭浩劫。
　　这把火，也是石友三放的。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归顺”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7月20日，石友三宣布起兵、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旋即发出通缉令，并与张学良对石进行夹击。7月31日，全军覆灭的石友三逃往山东，投奔韩复榘。
　　1932年，石友三潜往天津，寓居于日租界，与张璧、李际春等人，受土肥原贤二的指使，多次组织武装暴动。1934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在华北“建立新政权”并准备组织所谓“定武军”作为“新政权”的军队，其中又有石友三、李际春等人。
　　这就不是背叛哪一个军阀团体的问题了，而是背叛国家民族。于是，特务处奉蒋之命，对石友三下达了“制裁令”。
　　按：张璧，生于1885年，河北霸县人。
　　张璧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当然也是著名的大汉奸。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张璧还是个“老革命家”，而且他的前半生，直可用“光彩夺目”四个字来形容。
　　张璧毕业于保定速成武备学堂，后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中山先生曾有“南胡汪，北二张”之说，胡、汪是指胡汉民、汪精卫，而二张就是张继和张璧。
　　特别要谈到的是，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张璧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与鹿钟麟将军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当时，冯玉祥找到张璧，要他会同鹿钟麟和李煜瀛（也是一位国民党元老，社会贤达，解放前故宫神武门上悬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他的手笔，后来才换成郭沫若的）一起执行这项任务。并说，这是一件大事，有李煜瀛出面，比只有你们两个拿枪的人要好。
　　对此，张表示：“即使外界有什么议论，我们也不怕，我们是奉命行事，谁敢造次，到我们头上动土，我也不会客气。”
　　当天，鹿钟麟、张璧二人护送溥仪移居醇王府，分手的时候，鹿钟麟忽然持抢问溥仪“从今而后，你是仍旧以皇帝自居，还是甘愿做公民？”

　　受此威慑，溥仪顿时为之气沮，连声说，当然是做一个公民。
　　鹿钟麟说：“如你仍旧以皇帝自居，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如愿做普通人民，那么我们军人自然对你有保护之责任。”
　　此时，张璧在一旁笑说：“溥仪先生，如果你愿意当中华民国的一位公民，将来说不定还会被选为大总统呢。”
　　双方遂握手做别。
　　后来人评论：“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二千余年。其间敢以手铳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除鹿钟麟外，恐并世无第二人也。”

　　从上面的这一段溥仪出宫的“花絮”来看，张璧实在是一位有见识、有担当、明快敏达的人。可惜，这么样一个当年的英雄豪杰之士，居然会落水当了汉奸，而且当得很彻底，如果再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无恶不作”，在“天津事变”中，张璧就是重要的策划者。
　　抗战胜利以后，张璧被逮捕，并于1946年1月22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平的大牢中。
　　张璧的妹妹张秀岩则是共产党人，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常委。
　　张璧的侄女张洁清是彭真的夫人。

　　顺带提一句，在平定“天津事变”中，曾有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调往西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人在华清池生擒蒋介石！
　　他的名字叫做——孙铭九。
　　可叹的是，孙铭九最后也成了汉奸！
　　按：李际春，曾任奉天银行经理。与张璧相比，李际春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大汉奸，但除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否则不会知道这个人。
　　但是李际春有个日本干女儿，却非常的有名，他这个干女儿叫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
　　李香兰的祖父是汉学家、父亲是中国通、义父是中国人，本人生于抚顺，在北京上的中学，张嘴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她对外又从不提自己的身世，所以谁也不知道她是个日本人。

　　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成立，李香兰成为其当家明星。上世纪四十年代，李香兰来到上海，拍了很多有名的电影，由于她从小学习声乐，歌也唱得很好，与周璇一道，成为当时不太多见的影歌双栖明星。
　　1945年，李香兰以汉奸罪被逮捕，但随后在证明了她的日本人身份后，被无罪释放并遣返日本。         闲话军统（45）
　　对石友三的“制裁”，实际上是与“吉鸿昌案”穿插进行的，地点都在天津。所以陈恭澍分了一下工，对吉鸿昌的侦察，由吕一民负责，王文则主要针对石友三做工作。
　　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因此，制裁石友三的难点与“吉鸿昌案”不同，吉鸿昌在暗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主要精力用在了解其行踪上；石友三则在明处，知道他住在哪儿，就是下不了手。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多伤无辜，而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也巧了，天津有个叫“三益成”的杂粮店，是宝坻人开的，掌柜的刘兆南，家里跟王文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刘兆南本人还是王文的小学同学，很熟。某一次无意中聊起来，刘兆南说石友三身边的五个警卫中，有一个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河北宝坻县人，这个人叫先鸿霞。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刘兆南，王文与先鸿霞谈了几次，从“抗日锄奸”的高度晓以利害，应该说先鸿霞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表示愿意协助王文，除掉汉奸石友三。
　　这时已经是1934年12月了，王文很高兴地把情况向陈恭澍做了汇报，陈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但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制裁”工作怎么进行，希望先鸿霞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对此，王文说，先鸿霞认为，此事难度很大，情况复杂，如果要求事先制订一套详细的行动方案，显然有困难，希望能让他便宜行事。陈恭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陈恭澍要求王文安排一次他与先鸿霞的会面，以便表示对先鸿霞的嘉勉。
　　实际上，还有两个理由，陈恭澍没有明说，一是要亲自对先鸿霞进行一次当面的考察，因为此前的一切都是听王文转述的，作为指挥员，心里不太“托底”；二是必须见了面，有了相当程度的信任，才能向南京特务处正式呈报。否则，贸贸然地报上去，等一见面发现不行，岂不是拿领导开“涮”？
　　对此，王文完全同意，但据先鸿霞讲，他还在争取石友三的另一个卫士，等这个人有了确实的态度，就可以安排见面。
　　第三，照陈恭澍的意见，先鸿霞只需要扮演“内应”的角色即可，“动手”还是由天津站自己来。
　　因为陈恭澍一直有个看法，既然是制裁汉奸，就要堂堂正正，纵不能“身首异处”，也要让他“血溅满堂”，才有点“明正典刑”的意思，方可解国人心头之恨。换句话说，不但要杀，还要杀出威风、杀出血腥味来，让大家好好看看当汉奸的可耻下场！

　　对此，王文认为不必这样机械，反正是制裁汉奸，不管用什么方式，关键看效果，而且听先鸿霞的意思，此案只可智取，不宜强攻，由他本人相机动手就行了。
　　陈恭澍说那好吧，你再跑一趟天津，跟他接触一次再说。
　　王文依计行事，等再回来时，消息令人振奋。
　　——先鸿霞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他的同事，此人叫史大川，也是一个热血男儿，早就不愿跟着石友三当汉奸了。另外，先鸿霞正在争取石友三的厨师老褚，打算用最简单的办法下手——药死他。
　　听了这个情况，陈恭澍猛然想起自己还有一瓶毒药——那还是王子襄生前的事，有一次，陈恭澍与他闲聊，就问起，有没有那种无色、无味、无嗅，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王子襄说有啊，说着就给他倒了一瓶。后来没多久王子襄就死了。
　　陈恭澍把药取出来交给王文，并叮嘱他一定找个小动物试验一下，然后又拿了2000元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又问王文与先鸿霞见面的事情，王文说没问题，等我这趟回来就安排。
　　接着王文又谈到“三益成”的掌柜刘兆南，说此人很够意思，帮了不少忙。
　　对此，陈恭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与王文不同，陈恭澍是职业特务，受过专门训练的，这种人，凡事都会多想一层，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坚持面见先鸿霞，并非不相信王文，而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据陈恭澍回忆，送走了王文，他曾犹豫要不要给南京打个电报先说一下，经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与先鸿霞会面之后，再行报告。
　　这一下铸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