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企鹅头毛:茅于轼：市场经济不存在剥削 消灭富人大家都会变穷

2011年03月28日 10:21
来源：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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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数月，《商界》记者慢慢走近了这三位八旬老人，他们依旧敏锐而深邃。

数十年如一日，话虽然不同，可作为学者的良心，并没有丝毫改变。

用良心说话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本刊记者 潘 灯 李 彤 鄢银婵

□特约撰稿/吴晓波

三位风口浪尖的八旬老人

我们怀念那个时代。

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科学家和法学家们纷纷关注经济话题，为启航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为萌动的市场经济摇旗呐喊，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殚精竭虑。他们居庙堂之高，又能行江湖之远。不仅是因为他们身为国家智囊，更是缘于他们一直用良心说话。

“投机倒把”被删除了、致富变得光荣了、农村人进城了、兜里的票子多起来了、餐桌丰盛了、住宅面积翻番了、中国人出国时更有尊严了……然而，我们在享受时代进步的同时，却遗忘了他们。

甚至，有时我们还会求全责备，他们的国策建议留下的后患成了今天的桎梏，却忘记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甚至，有时我们还会嘲笑，他们的话怎会那般幼稚？却不自思是站在谁的肩膀上看世界；

甚至，有时我们还会迁怒，因为他们的谏言会冒犯我们的既得利益，却忽略了整个中国不只有一个阶层需要尊严。

……

当中国的经济又进入十字路口，物价飞涨、成本高企、竞争失序、国进民退、外需乏力、政策两难，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学者的箴言。等来的，却是学术界的纷繁芜杂、一团乱象。

所以，我们开始缅怀那个年代；

所以，我们努力去唤回学者的良心；

所以，我们走近了他们。

他们，即便当年是青年才俊，如今也已是蹒跚老人——好在他们一直在呐喊，一直在用良心说话。

2009年11月，被称为“中国公众意见领袖”的薛涌出版了新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书的封底赫然打出：“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一些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

彼时，吴敬琏、江平、茅于轼这三位老一辈知识分子，已是八十高龄。显然，关于三位老人的争议还远远不止于此——

被斥为“半路出家”、因提倡被看作极其失败的教育产业化而深受指摘的茅于轼，又相继抛出了“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等“罔顾民意”的言论；

早年因力主市场经济而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也因为提出拆迁房“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不合理”而饱受诟病，而在“中国股市‘赌场论’”之后，“吴市场”又炮轰“中国股市仍处于强盗贵族时代”；

德高望重、极力为中国法治进程呐喊的江平，也因“中国法制在倒退”、“不能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等不合时宜的话语，遭到颇多非议。

然而，三位老人又一直被称为“学界的鲁迅”、“知识分子的良心”。“呼吁”和“呐喊”两个词汇，时常被放在他们的名字后面。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三位本应退隐山林、安享晚年的耄耋老人，依旧处于风口浪尖；我们很难理解，他们担着“晚节不保”的风险，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再招来各方口水；我们很难明辨，在这些被断章取义、惊世骇俗的言论背后，他们有着怎样的初衷。

当我们静静梳理三位老人八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仔细端详他们那历尽沧桑的面容，他们显得如此平静而淡定，仿佛与这个喧嚣的世界格格不入。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作为观察者和思考者，他们的思想是独立而自由的。

北京的这个冬天，寒意料峭，气温比常年低了许多。

茅于轼的家在发改委、财政部、统计局附近一个幽静的小区里。左右中国经济的几个部委“扎堆”在一起，让这片区域经常被“浮躁”、“喧哗”和“繁荣”所标注。但茅于轼已经习惯了这片区域、这座城市，以及这个国家在比改革开放更长的时间坐标里的起起伏伏。闹中取静的居所提供给老人这样一种便利：他能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经济的每一个新动向，也能更淡定地发现中国经济昌盛之下涌动的潜流。

茅于轼：我是在为谁说话

作为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民间经济学家，“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是茅于轼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尽管经常发表一些看似维护富人利益的言论，但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却是中国最早致力于小额贷款的机构之一。

坐在《商界》记者面前，已经82岁高龄的茅于轼显得温和而执着。这已经是一周之内我们第三次采访老爷子了。星期二是在一次房地产论坛前的贵宾室里，他向本刊记者痛斥土地财政；星期三是在某网站举办的年会上，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话之后，他和记者聊到了就业中的“剥削”；意犹未尽，先生又约周末的晚上到他家详聊。因为春节将至，北京的交通雪上加霜，记者迟到了近一个小时。用这一个小时，他准备好了次日在京郊举办的“天则论坛”的发言。

原本空旷的过道已被书填得满满的，出版社刚刚为老爷子出的两本文选都还没有拆封。客厅稍显宽松，对着门的墙上挂满了他在国内外各种论坛上的照片，这让记者眼前的老人更显苍老。不过一谈到中国经济，他立刻判若两人。

两个小时过去，已过夜里十点半，若不是老伴反复提醒明天还要舟车劳顿，老爷子还舍不得收住话匣。他是国内对价格机制研究最为深入的经济学家，他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打上了价格与市场的烙印。在茅于轼眼中，民营经济显然应当是市场经济的主导。而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他认为“目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政府为什么不能办企业

经济学可以证明国有企业是不行的。如果说企业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全体老百姓的，也就是说企业属于全体老百姓。所以，老百姓购买企业的东西，就是企业自己买自己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讨价还价了，你自己买自己的，还谈什么价格啊？

为什么这样说？你价格高了，企业多赚钱了，可赚了钱也是用于老百姓，高就高点吧。要么价格低了，企业要赔钱了，赔钱就赔吧，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是不起作用的。

道理很简单，它定不出价格来。价格是供给、需求博弈的结果，买方要压价，卖方要提价，买方有好多个买方，卖方有好多个卖方，博弈的结果形成一个均衡价，这个价格是资源配置所必要的一个信号。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价格都是混乱的。价格混乱的结果就是，资源配置一定是错误的。什么叫有效的资源配置？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必须用价格来配置资源的这种方式。

那么，国有企业怎么才能有效率呢？只有把它放在民营企业的汪洋大海中。汪洋大海的民营企业形成一个价格，国有企业利用这个价格来配置资源，它是可以有效的。所以说，一定要有民营经济。

另一方面，政府办企业，那谁办得过你呢？权威是不能滥用的。政府如果变成赚钱的机构，那老百姓是受不了的，功能就错了。政府的第一个任务是维护正义，然后是有效地、透明地管理公共事务。

用什么方式杀富济贫

杀富济贫并没错，全世界的政府都是杀富济贫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杀富济贫？用税收的方式那是完全正确的，但用经济斗争的方式那就完全错了。一种是有规则的、法律的、大家同意的方式。一种是消灭富人，这就糟了，到最后，大家都会变成穷人。

为什么马路上烤白薯的不但要烤得很好，而且晚上10点钟还开着？他想赚钱。我们出门能坐飞机，下了飞机能打车、能住旅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拿钱调动的。为什么有飞机给你坐？我拿钱买票，他能赚钱。下了车为什么有出租车伺候呢？他能赚钱。一个有效的市场就是企业要赚钱，如果民营企业不赚钱，你出门就没有人为你服务。

怎么才能让企业家和老百姓共同致富呢？那就是按照市场规则赚钱，所有成功的国家都是这么成功的。每个人想赚钱的时候，他也为社会做了服务，比他真正想为社会服务还更有效。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呢？你想得到好处，首先得给别人好处。

计划经济说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我不否认。他不知道该怎么服务，不知道老百姓要什么，搞来搞去全搞错了。而市场经济，你不用问，什么能赚钱就是老百姓需要什么。

市场经济不存在剥削一说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存在大量的雇佣关系，不光是中国，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都是雇佣关系。如果雇佣关系是剥削，我创造的财富被人剥削了，我就不想创造财富了。大家都想去剥削了，谁还想创造财富呢？

事实是怎么样的呢？中国市场化以后，大家拼命赚钱，因为赚到的钱就是我创造的财富，我创造的财富是100%拿回来的，谁也拿不掉，我也不可能把别人的拿回来。所以，我们的财富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如果有剥削的话，大家都剥削去了。恰好就是在市场经济以前，那是靠剥削的，皇帝可以剥削别人，我把你剥削了你也毫无办法。现在也不能说没有，比如说出租车司机，他没有平等谈判权，他是有可能被剥削的。所以，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必须要有平等谈判的权利。

老百姓收入低，不是说民营企业不想涨工资，那是两码事。其实，通过平等的竞争，你不涨工资，别的老板涨工资，我就到他那里打工去了，你怎么能不涨工资呢？

工资的事，国有企业的工资是政府管的，民营企业政府管不着。可能我的工资虽然低，但是我的工作比较悠闲，或者是我的环境比较好，在这里面工作挺舒服、挺愉快，这也可以，反正可以公平竞争。市场就有这个好处，非常公平。

税收是另外一回事，政府有公共开支，那他就得收税。问题是，你从哪个渠道收，向什么人收，这里面大有学问。应该向富人多收一点税，我们现在反而是要穷人多交点税。

中国还需要更富

上世纪80年代初，私人财产是被保障的，办民营企业是不被允许的。1986年第一次修改宪法，允许民营企业存在，尽管会受到很多限制，但是你可以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修改了四次宪法，对民营企业的看法一次比一次宽松。到最后一次说，公有制为主，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成功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大家会赚钱了。以前我们搞工业化，不怕苦不怕累这么努力，可怎么那么穷啊？现在这些都没了，就赚钱一个目标，我们也工业化了，通过赚钱得到了工业化。现在，我们钢产量全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没有说工业化，我们说的是赚钱，说的是市场化。市场化就是赚钱，赚钱就成功了，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财富的来源。

但我们还不是富国，具体表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那么，中国要怎样才能更加富裕呢？那就是更加完善的市场化。中国在消费品市场上完全是自由经济，但是在投资市场很不自由，所以别人会说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换句话讲，投资市场要更加自由。中国去年GDP赶上了日本，然而日本的人口是中国的1/10，因此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我们只爬了1/10，那9/10怎么得到呢？只要投资市场自由化，那样，我们就有了真正的市场经济。

这是一次迟到两年的专访。

两年前，《商界》记者在准备如期叩响江平教授家门的前一周，得到了他住院的消息。我们的心随之一悬，因为辗转得到的消息是，这次生病危及生命。好在这次，我们见到的他，比三年之前脸色更加红润。

比起三年前的上一次对话，江平已经少了些许激进和偏执。在告别时，对于未来，他显示出了鲜有的乐观：“中国的很多事情总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甚至是走一步、退两步，但是总的说来是走两步、退一步。总归是在往前走。”

江平：我们更应该保护谁

江平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校长，更不喜欢别人恭维他为主任或法学家，他喜欢别人叫他“江老师”，或者“江教授”。他现在唯一的公职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江平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也被公认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校长。在他担任学校领导期间，曾兼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享受副部级待遇。他组织了我国市场经济最早一批经济立法，也指导了迄今为止所有重要的经济立法。在中国法学界，他的权威性无人可比。

江平的家处于远离城市中的北京的西南四环，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多年。即便是在今天，你也很难把这里与CBD的现代化在观念上置于同一座城市。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小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走进小区大门，只要提及应约拜会江校长，门卫就会热情地放行，甚至出门指路。

经过阴暗的走廊和陈旧的电梯，推开嘎吱作响的大门，一声“江老师”，老人应声从竹藤摇椅上缓慢地起身，领我们走进他的书房，身旁划过的墙上，密密麻麻牵着一排排学生们寄来的生日贺卡。

江平送给我们他去年出版的自传《沉浮与枯荣》。这本书被推荐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榜首作品、2010年度唯一“年度推荐”作品。书评如下：这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是一本关于大时代大智慧[23.16 -0.13% 股吧]的书。这本八十自述，写的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长时间的采访，让老人有几次略显疲惫，但始终声如洪钟,聊到振奋之处还不时挥手在空中划出一个大弧线，或是把拳头攥得紧紧的，打在桌子上。随后，他开始不住地干咳，甚至激动得满脸通红，以至于记者不得不打住提问，却打不住老人的激情。

在谈及民营企业时，江平告诉《商界》记者，有了民营企业的声音，我觉得能更好地体现改革的作用，也能更好地体现法治的理念——

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竞争的基础

单一的所有制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可言的。所以市场经济本身，前提就是要有多种所有制的经营的企业，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因为，国有企业本身应该说只有一个老板，国家是它的老板。我记得当初吴敬琏跟我说，日本有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一个老板下面的不同的车间而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竞争可言。只有有了不同的所有制，有了民营企业，才有了竞争的基础。

竞争是市场灵魂，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所以，我觉得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的比重有多大、投资领域有多少，核心的问题是能够有真正的竞争。我在参与制定反垄断法的时候，常常争论这个问题。国有企业控制了很多领域，像资源、能源、电力这些，能不能叫做垄断呢？是不是一种垄断呢？如果是垄断，就要按反垄断法调整。反垄断法又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是很根本的一个方面。

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国进民退的无奈

我们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领域，我们的经济这些年不断在增长，而且是以比较高的竞争速度在增长。这一点应该说是大家都看到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是在退步。也就是说，从经济角度来看法治环境的话，是不进，而且是在退。为什么说是在退呢？许多领域里，特别是资源分配和市场准入，国家干预得太多。

现在，我们是以国际金融危机作为理由，加强了国家的干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经济确实是需要重组。重组的结果就是，国务院制订了关于行业方面的十大振兴、扩大规模的规划。这十个行业，都有一定的要求，产量不足多少的就要合并，这样的结果，必然使民营企业受到严重的损失，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起步比较晚，规模比较小。

第二个可以看出国进民退的概念，就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大大增加。现在国有企业的利润增加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国资委原来的主任也说，过去国有企业搞得不好，我们挨骂，现在搞得那么好了，我们又挨骂。听起来是很委屈，但是有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利润提得太高了，可能一年增加了50%。两大国有企业，就相当于500家民企，显然是挤了民营企业了。

所以从这条来说，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虽然后来国务院又专门颁布了一个保护发展民营企业的“三十六条”。之所以有新“三十六条”，我觉得是因为头一个“三十六条”并没有认真贯彻，或者说有一点流产了。

再一个，我们可以从现实的情况看出，我所接触到的，我所听到的，民营资本大量外流。人也走，钱也走。资本往哪里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如果民营资本撤出或者外流，那说明我们的市场环境不理想。

富人和穷人，谁更应该受到保护？

从法治的观念来说，当然不能说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更不能说只保护穷人，不保护富人。富人和穷人，谁都应该受到保护。

但是，如果放在社会法的角度，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从保护弱者的利益出发，那这样的话，当然应该倾斜于穷人。所以这句话就看怎么来说：如果要从民法的角度来说，是平等保护，任何人都一样，不能因为你富或者穷，所以我多保护你一点，但是如果从税法的角度，那么我认为应该有所不同。

我们现在的所得税，或者我们即将开征的物业税、房地产税，这也有一个问题，怎么来征？如果倾向于保护穷人，比如现在100平米以下的住房，或者200米平米以下的，都免交物业税，只交别墅的，或者有几套别墅的，我完全赞成。

从政策来说，就得有一个倾斜。所得税也是这样，如果按照现在我们的所得税，几乎等于说所有的人都要交所得税，富人和穷人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我要从保护穷人的利益来说，它就是不太正确了。如果2000块钱或者1000多块钱都要征税，那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吗？能不能有所倾斜呢？所以这是不同法律的准则，社会保障制度和我们现在市场的竞争，是两个不同的准则。

现在我们的舆论也好，网上反映的一些意见也好，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是很高的。从政策来说，越来越倾向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这点不能忽视。但是以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为例，很多企业家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所以后来，国家又出台了一个修正的方案。

改革开放提出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要强调市场、强调法治。以这两个主张来中兴我们现在的中国，必然要重视民营企业的作用，更多地从民主、自由、法治的理念上完善。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法治国家，就必然要肯定民营企业家们的地位。

如何保障民企的地位？

我觉得不要希望现在民营企业就占主导地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历史情况是前三十年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但是，这个进程要逐渐前进，不能倒退。我们可以逐渐开放一些领域，过去是国有的，现在可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但是不能倒退，不能原来是允许民营企业经营的，现在反而不允许。

这个过去叫政策的不稳定。如果通过法律的形式，就可以比较稳定了。这个话本来是很实在的，但有点儿幻想，法律也是可以改变的，今天法律允许你做，也许明天通过一个新的法律，就改变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法律是不是真正在人的心目中，有了一个神圣感，有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是随时可以因人而变动，那这个就谈不到法治社会了。

如果我们允许民营企业发展，而且我们真正把私人财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础了，到这个时候，就不能随便改变了，不能说立国的基础也改变了。

这是一组因吴敬琏而起的访谈。去年《商界》记者和他的一位学生聊到吴教授的近况，学生说：“真希望老师能再健康地说几十年真话。”于是，我们策划了这组专题，并在去年下半年得到了吴敬琏的应许。

这是一组并不完美的访谈。因为当事人之一的他最终未能像前两位老人那样接受本刊记者的长时间专访。春节之后，吴敬琏教授再次住院休养。

好在吴晓波先生是吴敬琏教授的老朋友，这在业界已经不是秘密。他在第一时间接受《商界》的邀请并为我们撰稿，他与后者的促膝长谈弥补了这组采访的遗憾。

吴敬琏：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商界》记者上一次与吴敬琏对话，是在今年2月19日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这次年会，他做了关于“十二五”投资计划需要调整的报告，是这次年会最重要的主题发言。事后得知，吴教授是抱病参加的这次年会。

吴敬琏对名利看得很淡，毕生思考中国的进步，这样的人实在非常稀少。他至今仍住在上世纪50年代的老公房里，他的子女没有经商的，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中方院长张维炯透露，吴老将他在中欧讲课的大部分收入都捐出来作为奖学金。

在五十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吴敬琏一直保持着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从本性而言，他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但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须的。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

多培养“华为”式民企

谈到国进民退，我们应该遵循十五大提出的基本原则。如果不违反这些基本原则，说明国有资本是有进有退。早在1997年，十五大针对国有经济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做出了详细论述，国家鼓励发展非公经济的基本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最近几年，在一些地区与行业，确实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甚至用强硬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但“国进民退”并不是一种政策导向，而是多种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产生了这一经济现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数量、工业总产值、总资产、利润总额等方面，并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

现在的国进民退，更直接地表现在贷款方面，因为一些大企业、国有企业拿到了大量的贷款，而民营企业则很难获得贷款支持。目前中小企业受到挤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竞争导致的结果，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在加强；另一方面是政策因素，政府大量放贷，但是银行更愿意选择向国有大企业和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贷款，这样就产生了挤出效应。

政府如何实现产业增长模式转型，需要总结经验，需要改善方法。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国家多发展小额贷款，解决民营企业的资金难题。但是，这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这引起了大量民营企业的抱怨。

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政府应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并非一定要率先扶持国有企业。我国目前在个别产业领域具备了参与高端国际竞争、培育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的能力，比如民营企业华为就在全球通信产业掌握了诸多话语权。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抱怨国进民退的时候，希望民营企业家多学学华为，多培养类似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

辩证地看以行政手段调控经济

近年来，有的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似乎越来越得心应手。那么，这种行政手段究竟好不好？

政府应该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稳定的货币发行和价格水平。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往往可归结为经济自由和市场秩序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我们缺乏经济自由，国家控制太多，民营经济只有极少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秩序并不是很理想。

因此，我们的改革就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政府有责任提供由透明规则和公正执法构成的市场秩序，但是，有一部分官员更愿意做微观决策。这样，就出现了腐败问题。可以说，这是偷换了政府职能概念。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那么，事情就完全颠倒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政府应当起什么作用？政府还是应该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但是，这里常常发生混淆：政府不去管住货币发行和稳定物价总水平，而是管个别商品的价格，什么东西一涨价，政府就加以管制。这样，就会破坏市场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坏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对“市场”概念的错误理解之上的，好像只要是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就是市场经济了。事实上，在行政权力统辖或严重干预之下进行货币交换的经济，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前市场经济的重商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等经济形态。

过去很长时期内，经济学界不太重视法治，认为只要市场交换关系在全社会建立起来，经济就能顺利发展了。其实，现实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20世纪末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轮廓成型了，可社会失范越来越严重，例如，社会普遍无诚信，腐败成灾，黑社会猖獗。问题出在哪里呢？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健全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条件。

我们逐渐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是由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换活动组成的经济形式，这种交换的正常秩序需要特殊的维系方式来提供。传统的维系方式，如靠血缘关系、乡亲关系，远远不能满足它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维系方式的特点，是一套由国家作为第三方来保证执行的规则体系，即法律体系。

所以说，现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的，也可以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

“十二五”改什么

当前，从生产力发展的层面看，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方式的持续，导致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层面看，腐败继续蔓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这些矛盾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内部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以及外部经济的进出口的国际收支失衡。

于是，就出现了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货币政策既不能上也不能下、既不能紧也不能松。这种两难困境是很难靠短期政策解决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唯一可靠的出路。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提高知识和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

那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哪些主要的途径？

现在有一种议论，认为产业提升意味着一定得搞大项目，一定得搞“高、精、尖”，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对于以加工为主的地区和城市主要转型方向，大体是两个：

一个方向是现有的简单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尽可能向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所说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正如施振荣说的那样，提升了研发设计、创造了品牌价值，改善了销售渠道，附加值才能提高；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加工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一些技术有革命性突破的新兴产业。比如，信息通信产业、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中，都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的机会。

然而，在“十一五”的执行过程中，大量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步履维艰，原因在于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等，都没有建立起来。

现在看来，许多需要除旧布新的体制问题，都与政府职能有关。政府在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中还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在近年来通过各级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这种主导作用还有增强的趋势。这种情况不但使经济效率降低，而且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

由此看来，关键中的关键，则是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

那些良心话

关于房地产

吴敬琏：现在调控政策“挺乱的”

货币是央行发行的，意味着给了国民承诺，货币是可以购买商品的。可是，地方政府突然限制购房。限制购买资产后，货币只能追逐消费品，政府又提出要努力管理通胀预期。预期是主观的，而票子发多了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控制不住存在，却硬要控制意识，各种政策怎么协调？

茅于轼：想降房价，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开辟更多投资渠道

现在政府为了抑制房价，用限制买房的方法，如提高首付比例、提高房贷利息、不许买第二套房或用户口限制，这些方法都是堵而不是疏。大家手中的余钱还在那儿，总要找出路。如果大量钱涌向股市，使股市猛涨，也是泡沫，一样难治理。根本的办法是广开投资机会，让大家手中的钱有好的赚钱渠道，就不会去买房了。可以开放原来的垄断市场，如金融业、电讯业、石油化工业，或开放百姓向国外投资的渠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业。

江平：城市化不能剥夺人们财产权

收了人家的房产税，但是房产不归个人，是国家的，这是一个矛盾。而且你交了70年税，物业升值了，这个别墅原来是500万元，可能70年后值5000万元，但是政府说时间到了，全拿走了，就享受不到物业升值的收益，也没有产权。到底70年满了以后，国家是不是就把土地使用权给收回？我看是不会收回的，会继续使用。之后，怎么再来交使用费，还在斟酌、考虑。

关于人民币

吴敬琏：紧缩调控为时已晚

现在通货膨胀，是货币超发的效应正在物价上表现出来，货币超发有十八个月的滞后期，这个时候才说要紧缩货币，又有个滞后期，就来不及了。如果紧缩货币见效太慢，加强力度，就会形成市场崩溃，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用价格管制的办法，则会造成价格信号扭曲，恶化资源配置，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要解决我们长期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光在短期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的松紧上。

茅于轼：人民币应进一步升值

目前中国的汇率政策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人民币应当进一步升值，以带动产业升级。如此自然淘汰掉那些过多消耗劳动资源和能源的产业，剩下的就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短期看是损失，但长期看则是有益的。价格合适对社会发展是最好的，而非价格最低，价格过低会造成浪费。

关于市场经济与国进民退

茅于轼：国企应退出营利性领域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史使命将告终结。理由在于，国有企业不仅具有相对的低效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国有资本在营利性领域的继续存在，已对并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的充分性与公平性，以及社会正义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总之，国有资本愈加显现对于整个社会的不经济性。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方案，应当围绕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这两个重要方面进行设计。

江平：市场自治权应得到尊重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政府部门用行政强制手段把民营企业并入到国有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有违《宪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规定。如果这种政策的多变性变成了一种先例，就可能造成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吴敬琏：行政干预手段不应夸大

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过。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那么，该怎么看政府高强度介入经济呢？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所以，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作过分乐观地估计，是相当危险的。

关于权力寻租

茅于轼：在中国很多人靠特权和贪污变富

现在市场确实是扭曲了，但是扭曲不是市场本身的错误，而是管制的错误——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公平竞争、透明、信息充分交换的市场。我们这个市场越来越讲“关系”，拿钱开路，讨好政府。像这样的规则，就是破坏市场。

江平：滥用私权与滥用公权都应受到制止

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私权的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吴敬琏：体制改革涉及官员权力和利益

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是推进改革和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的第一责任人。然而体制的改革，涉及到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往往出现“下不得手”，甚至主动阻挠或扭曲改革的情况。

关于贫富差距与财富分配

茅于轼：个税起征点可提至一万五

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一个彻底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税收结构有问题，直接税非常少。现在国企的问题是，它不仅是纳税少，而且它的利润只交10%。作为国家的企业，挣的钱只交10%给国库，剩下的自己花合不合理？国有企业赚的钱就应该是国有的。

江平：小河有水大河满

如果我们仅仅从名义上的工资来看的话，老百姓的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比例相差是很大的。这种现状使人们感觉到：一方面，国家的财富增长很快，而个人的财富却没有相应增长；另一方面，对于不同阶层来说，我们现在名义上的收入和实际收入不符合：名义上的收入看起来并没有增长，但是实际上的财富增长又很快，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增长不均衡。

吴敬琏: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框架构建

个别手段有时候的结果刚好会跟你的意图会相反。比如各种补贴的方法，短期看，对低收入者是有利的。但是政府用了大量的钱去补贴，他自己是没有钱的，他补贴的支出多了以后就加税，加税的结果是蛋糕变小。蛋糕变小后，受损害最大的还是低收入的居民。

中国经济将往何处去？

茅于轼：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从价格入手

现在我们面临一系列的重大的调整，民营经济在这个调整中间应该找到自己的机会。中国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我们的环境破坏、资产泡沫这些问题都跟结构有关系。我觉得结构调整必须从价格入手，价格是决定人行为的一个信号，价格不动，经济结构是没有办法动的。

江平：大国崛起靠经济，但长久维持靠法律

大国崛起绝对不是靠法律，中国的崛起也还要靠经济，只有经济强大，才能够崛起。但是，中国要成为一个比较长久的大国，没有法律是很难维持的。

吴敬琏：转变发展方式关键是切实推进全面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讲了20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十二五”期间，对于中国而言，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五年，成败在此一举。所谓“一举”不是一个单项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推行的全面改革。

评语

《华尔街日报》：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凤凰卫视[3.21 2.89%]》：吴敬琏的话常常掀起波澜，而他的话又是经济发展中不能被忽略的声音。

茅于轼：吴敬琏永远是经济学家中的典范，是中国人民的良心。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茅于轼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不断被搅浑的道理。

孙大午(大午集团原董事长)：茅老是“国宝”，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单纯的美誉或者吉兆，在某种意义上，“国宝”常常带有悲悯性。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曹建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他半途出家，虽然号称著名经济学家，但在科班出身的张五常看来，不过是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野路子”……我觉得，现在该到了清算茅于轼的时候了。

吴敬琏：一百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为建立现代中国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作为法学家和教育家的江平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王泽鉴(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总有超乎一般法学家的宏观视野和前瞻性看法。他总是用宏观视野向前看，并提出独特的架构和理念。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江平教授对中国法律乃至中国整体发展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薛涌(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我对批评的人：吴敬琏、茅于轼、江平，我也不想一棍子打死，我对他们抱有一种希望。我呼吁他们：在你们死之前出来向老百姓道声歉。

智者的良心

良心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我们既不能把它理解为单纯的善良悲悯，也很难用“实事求是”来诠释它的所有内涵。

实际上，在我们对三位老人长时间的采访，以及对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两个“和而不同”的现象：

一方面，三位老人身份不一。茅于轼是一位典型的民间经济学家，常常以“非官方”的身份对中国经济提出各种诘问，例如最近轰动一时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直指国企利用其垄断地位与民争利；江平可谓是法学界的泰山北斗，他参与和指导了我国几乎所有现行的经济立法；吴敬琏身上则带有显著的“体制内”色彩，其用得最多的一个头衔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然而，三位老人又常常与他们的身份不符：茅于轼号称“为富人说话”；江平与吴敬琏于十年前共同创立的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被称作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结盟”，又时而炮轰中国的法治进程；吴敬琏则一直苦口婆心地规劝“政府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另一方面，人们对他们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对于他们的种种言论，有人将其敬若神明，也有人把他们贬下地狱。有意思的是，三位老人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安之若素。

诚如吴晓波对吴敬琏的评价：“你不能指望一位经济学家‘永远正确’，也不能苛求他穷尽当代所有的困惑。然而，你却可以期望他始终保持清醒，有着自由思考的姿态。我觉得他没有辜负大众的期望。”

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独立的人格，经世济民、孜孜以求，对理想的坚持与执着……我们认为，这就是作为智者的最大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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