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领不顺怎么办:学术面前没有偶像——《近代中国论衡》自序(2)

学术面前没有偶像——《近代中国论衡》自序(2)

 2006-10-28 02:24: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为了恰当地品评这类历史人物，必须确立一些基本观点：

第一．把这些人物放在百年乃至五百年中国和世界历史大框架下去考察。

俯伏在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政治势力脚下，永远无法看清其真实面目。登高望远，16世纪以来这个地球风疾浪急，千帆竞渡。中国号笨拙古旧，加上路径选择一误再误，一再在历史大潮的峰谷浪尖中翻滚，遍体鳞伤，被远远抛在后面。在纷纭错杂的现象中寻求内在的原因，这是史家的责任。

第二．破除党派成见，以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为最高的评判标准，避免把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简单化。

以党派成见看历史的最常见的图像是给人物戴帽子，把政客党同伐异的伎俩带进学术领域。以孙文和段祺瑞来说，如果站在民主化以前的国民党的立场上，前者是通体发亮的“国父”，后者则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文接受德国政府的资金，反对中国参战；而段祺瑞则拒绝德国人的收买，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参战，为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有助于日后的外交。从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乃至世界人的利益去考量，在这件事上，正确的无疑是段祺瑞。而在内政上，两人都坚持武力统一全国；尽管手法不同，在国会问题上都有处理不当之处，其根源都在《临时约法》的制度设计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没有解散国会的条文，致使不少国会议员乃至国会多数党的过错无法通过制度渠道予以纠正。上述远非全面的例证足以说明，脸谱化不是真实的历史。

有些人以段祺瑞有违法行为作为孙文用武装割据的方式“护法”正当性的根据。这个辩护词面临两个无法逾越的反证：（1）拙作已用大量史料证明，孙文在广州建立的所谓护法政府，也干了许多违法的勾当，乃至孙文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2）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护法”不过是以暴易暴，给中国带来的是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对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没有丝毫帮助。在意识形态的泥淖中打滚，无助于揭露历史的真实，更无法吸取历史教训，是与历史研究的责任格格不入的。

第三．严格甄别史料。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一错皆错。如果故意在史料上玩弄手脚，那更涉及史德。此事绝对马虎不得。

不过，清理人们处心积虑制造的历史迷雾不可能一帆风顺。拙作公开发表后博得众多读者赞同的同时，也招致一些人咒骂。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自称“民间的历史爱好者”的香港文人胡志伟。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同，他一开始就承袭文革故伎，选择从政治上进行攻击：

他说袁某“竟引用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谍报数据、殖民主义喉舌的谰言，加上80年前军阀、封建余孽、汉奸卖国贼的旧调重弹，来诽谤国父的人格，这早已超逾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在现代社会，任何公众人物的成败得失，包括政治家的人格都应由人们自由评说，这不但是学术研究的常规，也是公民不容侵犯的权利。一个专制政府追封某人为“国父”的命令一下，人们就只准山呼万岁，这不过是独裁者及其爪牙的心态，任何公民都没有俯首遵命的义务。

哪些是“殖民主义喉舌的谰言”？他说：《华字日报》是“帝国主义喉舌”，引用它登载的资料犯了弥天大罪！这样的指摘有何根据？“查华字日报本系英文《德臣西报》的附刊，其东主陈蔼庭曾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而德臣西报则是当时香港唯一刊登港英殖民政府法令的报纸，以半官方喉舌的姿态出现；……我们能指望那些失去昔日‘天堂’的人以及妄想瓜分中国的人，对中国革命心悦诚服吗？”这些话似乎义正词严，却将作者的低劣的文品、人品表露得淋漓尽致。这里有三个无法掩盖的谬误和荒唐：

1．对这家报纸及其创办者基本状况的无知和诬蔑。

《香港华字日报》是“帝国主义喉舌”吗？研究中国报业的权威著作指出：从创刊之日起，“它不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报业观念（如‘至新至真’等原则等），也标榜为华人说话而以华人舆论界的代表自居，它所刊登的评论文章为数虽然不多，但在新闻的报道中，却无时无刻不在贯彻争取华民社会利益及教育民众、劝人为善的主张。”[i]李谷城教授的新着：《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也确认了这个结论，并根据新材料指出这家报纸和《德臣西报》是合作者“而非外界所说的是‘《德臣西报》所办’的‘附属关系’。”[ii]其它研究过这家报纸的著名史家如莫世祥、邱捷教授等无不肯定它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东主陈蔼庭曾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就能决定这家报纸的性质吗？陈蔼廷（18？？－1905）确实是1872－1878年间《香港华字日报》的主要创办人和主笔[iii]，但他在香港办报七年，“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报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日奋其爱国之念。此其办报之唯一之宗旨也。”[iv]直至1878年才出任大清帝国驻古巴总领事（而非胡志伟所说的驻美使馆参赞）。他的外交官身份与他的办报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说一个人做过外交官就会让其所办报纸成为“帝国主义喉舌”，也是荒唐之极的胡言乱语。与陈蔼廷同时的黄遵宪是有名的外交官，他参与创办的《时务报》何等出色！

2．缺乏处理历史数据的入门知识。

笔者评论孙文，涉及1922年6月16日事变和孙文与陈炯明的矛盾，引用了一些20世纪20年代《香港华字日报》的资料。这时陈蔼廷早已作古，要论证这个年代的这家报纸是“帝国主义喉舌”，你得拿出这一时期的证据。19世纪的创办人不管是好是坏，都不能决定他仙逝二十年后的这家报纸的性质。

此外，对历史研究者说来，任何数据均可利用，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严格鉴别其真伪；这是研究者史识的体现。是不是“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谍报资料”就不能用呢？凡是涉猎过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读者都知道，满铁调查部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但是包括美籍华人黄宗智教授等著名史家都曾利用他们的数据写出一流的著作。而胡志伟自吹看了数以千万计的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炮制出的洋洋大文却不堪卒读，原因在于他没有起码的鉴别能力，东抄西摘，不加核对和分析，也不考察作者的背景和写作的年代和环境，以致错误百出、语无伦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