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全方位改革开放

日期：2012-02-06 作者：程伟礼 来源：文汇报

“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全方位改革开放 ——重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程伟礼

　　国际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命题是2004年5月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文章最早提出的。其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文献资料看，“中国模式”命题最早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而且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不断加以阐述，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把“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全方位章程”，并具体阐述了有关“中国模式”的五大特性。

　　

邓小平对“中国模式”具体而系统的论述

　　早在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中就强调：“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强调：“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讲道：“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期间，更是明确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从上下文的逻辑连贯性来看，这里邓小平所讲的“章程”是指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把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全方位建立的章程看成是“中国模式”的内涵。他认为，只要这些改革开放所开创的道路，所创立的制度、方针和政策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对“中国模式”五大特性的分析及其意义

　　重读南方谈话，人们不难读出在整个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紧紧围绕这些改革开放的“章程”，揭示了这些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的“创造性”、“时机性”、“全面性”、“关键性”及“坚定性”等五大特性，人们也可以把这五大特性看做是“中国模式”的特性。

　　首先，“中国模式”的命题是中国几代人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并体验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逐渐提出的。这种探索和坚持充满着创造历史的首创精神，充满着改革者不畏艰险的大无畏创造性。邓小平认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经验很多，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三提醒我们，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并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他主张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对于今天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紧要关头的中国而言，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保持勇于探索的大胆创造性，特别是要尊重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首创精神。我们既不能因为别人的失误而漠视先进文化和普遍价值的存在，更不能因为强调传统特色否认普遍价值而把社会主义搞得面目可憎。全面改革必须全面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借鉴就没有创造。拒绝学习先进文化，拒绝取长补短，从来不是邓小平一贯主张的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更不是我们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性的聪慧策略。

　　其次，邓小平非常重视改革开放的时机性，他再三强调抓住时机，他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央一再指出，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抓住时机，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为任何干扰所困惑。然而，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对邓小平所讲的这种机遇和时机性理解不深，有时候又总是为某种政绩所迷惑，一遇到国际风云变幻就抓不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不花精力去搞“越高越好、越新越好”的科技事业以及教育事业，却纠缠于某些口号之争，一会儿竖某历史名人的雕像，一会儿又撤像，朝三暮四，分散人民群众的建设精力。这一教训值得记取。

　　再次，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全面性”问题，也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一贯强调，思想文化卫生体育领域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方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他还说，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对于改革开放的全面性和两手抓方针，我们已经引起足够重视，但是对于靠法制建设来抵御腐败的侵蚀蔓延，力度不够和制度不到位。特别是有关源头上控制腐败的制度，譬如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制和党代表常任制与干部撤换制罢免制相结合还没有真正落实，制度反腐和心理建设相结合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反腐倡廉历史使命还任重道远。其实，与其把思想道德建设看成个人修养，不如把心理建设看做是公共道德的组织行为，只有把确立科学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干部的政绩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相结合，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实效。

　　第四，邓小平再三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重申，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老年人越老越要谦虚一点，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干部选拔制，必须在贯彻群众路线上下足功夫。只有在政治竞争上做到择优录用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造成人才辈出的局面，才能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

　　最后，邓小平以历史的眼光阐明了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性的极端重要性。他清醒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他告诫人们，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确实如此，相对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社会的人们在探索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放眼我们周边的邻国，他们正在执政党的创新变革中有所进步、有所发明。事实证明了邓小平所讲的那段话：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性不动摇，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今天的世界上你真的可能一事无成。

　　

“中国模式”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今天“中国模式”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仅仅归结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结合，而且涉及中国不同于欧美各国的独特社会政治动员体制特点，譬如集中办大事的效率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优势、改革开放形成的制度创新优势以及中国文化传统儒道释兼容并包的文化包容优势等等。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由于过分强调传统特色，固守悠久历史传统，在“中国模式”的一些研究中，也出现了某种不健康因素，甚至把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手段（例如朝贡体系等）也当作优点加以肯定。由此可见，中国模式研究不能离开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原则，不能离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精神，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改革精神。离开这些基本思想元素，就是背叛革命历史、背离实事求是，就是没有读懂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

　　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我们必须热中有冷，始终保持清醒，不被别人“捧杀”。在肯定我们某些政治优势的同时，必须清醒意识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中还有不少弊病：譬如权力腐败、权力崇拜、滥用权力、滥用资本，甚至出现“权势分利集团”、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社会化为国民的自觉意识、实用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张扬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中国模式”只是发展中的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创新。我们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成效，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大多数人对于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和环境恶化，治理的任务还很重。特别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如何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企盼为念，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需要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真正以战略思维、理性思考和忧患意识考察问题，我们绝不能自娱自乐、自鸣得意、自我满足。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复杂，充满挑战，特别是对于执政党的挑战格外严峻。“中国模式”研究是一种复杂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不懂装懂。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谁都不能说对深层次的现实国情完全了解清楚，对国民精神深处的价值心态也不能说了然于心，而是必须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讨教，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对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一一审慎研判，才有可能做出一些有益工作。这就是我们重读邓小平20年前南方谈话所领悟到的最大心得体会。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吴敬琏：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622004773    发表于 2012年02月15日 14:35 阅读(108553) 评论(500) 分类： 个人日志 举报icon举报
马国川：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您如何评价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吴敬琏：要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理解谈话的历史背景。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
在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和“开倒车”的活动积极进行之际，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打破了 “姓社姓资”的伪命题，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接着，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这意味着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马国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是否如期完成？
吴敬琏：经过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中国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久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
马国川：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问题也很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您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两头冒尖”。近年来，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敬琏：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一般称为“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多种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马国川：现在，有一些人把这种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称为“中国模式”。他们认为，这种在强势政府掌控下的“半统制、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吴敬琏：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说，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风光不再。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情况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亚洲的戏剧”。19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马国川：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问题在于，新经济体制向哪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是逐渐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是巩固乃至扩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一种扭曲的经济体制？
吴敬琏：这就是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 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即“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即“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 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
马国川：所以，就像您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的，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事实说明，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大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碍时，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社会上不满的情况则会变得强烈起来。
吴敬琏：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众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国川：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显然只能适得其反。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他们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如果任由这种思潮发展，中国社会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娜拉出走以后又会回到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中国又卷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人对人的战争”。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主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之类的终极目标，于是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极端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马国川：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中国是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走上新的道路的。
马国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的问题以外，我们还面临一个改革与革命(暴力革命)赛跑的问题？如果延宕改革，不是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危险。而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唯一办法，只在于加快改革。
吴敬琏：是的。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马国川 资深媒体人、作家，有《大碰撞》、《告别皇帝的中国》、《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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