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剑三技能穿越无pc::王立军、孔庆东、周立波事件的历史寓意

[转贴]王立军、孔庆东、周立波事件的历史寓意                    作者：姜莱
　　我们的后人在修读2010年的中国史时，可能会读到王立军、孔庆东、周立波这三个名字。这三人都在2010年干了一件看似相同的事儿，那就是跟媒体抬杠。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之所以会被历史记住，是因为它折射出了一个重大的事实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缓慢，政府权力仍然一枝独大，但媒体的力量已悄然兴起，以致有人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把媒体作为一支需要遏制的整体力量看待，并通过自己的表演，将其内心对媒体的害怕、厌恶、警惕的心理暴露无疑。王立军、孔庆东、周立波都只是历史的某个符号，就个人业绩和影响力而言，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值得历史记住。但他们挑战媒体的事实却深有寓意，表明中国媒体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支权力，已正式登上舞台。 　　但王立军与孔庆东、周立波却大不相同。王立军是重庆市公安局长，在一次重庆公安的内部会议上，他提出要通过司法起诉媒体记者的方式，保护警务人员的名誉和权利。由于王的身份特殊，他的讲话一经曝光，便遭到不少媒体和网民的抨击。但老姜以为，王的讲话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第一，他没有把警察看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殊阶层，而是当成了普通利益集团的一支。他的讲话，出发点是保护自己管辖的这个集团成员的利益，这一点无可厚非。我们要警惕的倒是那些动辄代表国家，代表全体人民，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打击报复他人的家伙。第二，王立军保护自己“兄弟”的措施，是诉诸法律，而不是像有些地方的警察那样，直接签发跨省刑拘令。这一点表明，重庆虽然在唱红歌，但就王本人而言，他并没有打算以人治取代法制。王立军为何会产生这种替警察兄弟维权的意识?原因可能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媒体力量已不可忽视，更不能以传统经验和习惯行事，对媒体采取蔑视打击的手法。　　至于孔庆东和周立波二位，就是另一回事儿了。王立军与媒体博弈，诉诸的是法律，孔庆东与周立波呢?一个给媒体戴上“汉奸”“恶攻”的大帽子进行恐吓，一个对网民粗口开骂，把互联网比喻为造粪的公厕。王立军是手握“专政”大权之人，孔庆东和周立波是文人戏子，按说他们那种狠毒粗鄙的语言，由王这种大权在握之人说出口，恐怕更符合常态，可现在他们却错了个位。王局长诉诸法律，言说之间多少透露出依法讲理之意，孔庆东和周立波两位文化人，却只知道恐吓辱骂，这真是一出比上海清口还要滑稽的闹剧。　　放在历史的坐标上看，孔庆东与周立波的错位也十分了得。孔庆东和周立波二位的表演，若说得大一点，实际上是在阻挡历史潮流。中国的清末民初之际，阻挡潮流的人当中，有许多是辫子军。辫子军大都是一介武夫。而孔庆东和周立波呢?一位是北大教授，一位是文艺工作者，不是知识分子，就是知道分子，至少不是舞拳弄棒之辈吧?可他们充当的角色与辫子军又有何异?知识或知道分子无不受过系统的人文教育，却干一些辫子军的勾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当然，老姜说孔庆东与周立波在阻挡潮流，是就他们对媒体和网络舆论的态度而言的，并非说他们有意识地在充当辫子军。他们没有这种担当的勇气，也缺乏这种力道和执着，如果他们真有张勋那股劲儿，老姜倒是对他们要另眼相看了。他们只是鬼使神差地充当了一种逆潮流而动的角色，不自觉地站到了媒体和舆论进步的对立面。对孔庆东来说，他之所以对媒体和记者怒火中烧，恐怕主要来自对媒体的个人化、情绪化的负面感受——他与许多媒体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鸿沟，经常发表言论批评这些媒体，谁知媒体不仅不听他的，还时不时拿他调侃教育一通，对于一位自视甚高、极端自我的人而言，这不可能不是一种割心烧肺的伤害，他因此而失控也就在所难免。对周立波来说，情形也差不多。周立波在舞台上红火之后，便脑袋膨胀，想给自己升华一下，在演戏之余，也来秀一把公共知道分子的风采。为此他开了博客，开始就公共问题发表高见。老姜可以断定，周在干这些事儿之前，脑子里一定存有一个坚定的想法：老子在舞台上表演，那么多的上海白领如醉如痴，倘若我在博客上发议论，那些乡巴佬网民还不晕了头，屁颠屁颠的把老子拱成中国的博客王?周立波是如此自信，谁知事与愿违，他的上海火灾事件的言论刚在网上出笼，就遭到了网民的讽刺抨击。他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他也因此顿时失格失态，恼羞成怒、抓狂成颠，一夜间便被打回小丑的生活原型。其实，无论孔庆东还是周立波，他们都是在失态后才跟媒体网民杠上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只是无意间做了一件大事，把媒体的力量衬托了出来。　　媒体的权力，在西方被称作“第四权”。在我们这里，这种说法当然只是扯蛋。但王立军、孔庆东和周立波事件表明，媒体力量在中国的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老姜要说的是，在我们中国，仍然是政府一权独大，中国并没有形成权力制衡的社会格局，媒体的力量又是如何兴起的?媒体相对独立的地位是如何得到的呢?　　首先，这恐怕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有关。中国现在还谈不上是一个健全的市场体制国家，但已初步建立起市场体制，市场交换很活跃，市场理念也已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意味商品货物的大流通，信息也得随之开放，并成为交换流通的关键要素。我们很难设想有这样一种市场经济，它放开了商品货物的交换，却能把信息管得死死的(就此而言，老姜始终认为，铁定实行世袭制的朝鲜，不大可能稿改革开放)。市场交换的广度和深度越是向前拓展，包括媒体舆论在内的信息开放的力道也越大。老姜注意到，中国媒体力量的迅猛扩展，正好是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间表同步的。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步伐的加快，中国媒体相对独立的声音也在不断放大。回到孔庆东非常厌恶的南方报业集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开放报刊电视类媒体，但这些媒体的市场化脚步却大步迈开了。南方报业也就是在这一轮的市场化热潮中，走到了全国媒体的前列。媒体市场化了，就得寻找和扩大自己的市场，媒体的市场就是读者和观众。而媒体要拉近与读者和观众的距离，就得了解他们的需求，反映他们的真实生存状况、想法和愿望，让他们喜闻乐见。也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南方报业关注民生、敢于直言，勇于为中国百姓张扬自由、尊严、权利平等的特性也就凸现了出来。南方报业走进了市场，但它并没有真正“改制”，它的主管机关仍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国各地方党委的宣传部门受中宣部领导，所以南方报业仍是党的报纸。孔庆东不去思考这些关系，把南方报业视为仇敌，还要对它法律制裁，依照孔庆东的逻辑，他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中国媒体力量的上升，还与互联网的出现和崛起有着极大的关系。如何面对网上新闻和舆论，是令各国政府和权贵们都头痛的问题。但中西方因此而面临的主要问题又可以说是南辕北撤。西方国家的传统媒体是开放的，如今多了个互联网，传统媒体也就多了个对手，媒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的媒体过去是高度管制的，如今虽有所开放，但管制仍在，生命力仍然脆弱。因此，互联网新媒体在中国的出现，一方面固然也对传统媒体形成了某种挑战，但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为背景，它又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一个互相取暖的朋友，使得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形成了一种相互声援、相互支撑的关系。以孔庆东、周立波事件为例。孔庆东对南方报业这种传统媒体叫板，网民知道此事后，立即在互联网上对孔庆东发起了反击，通过互联网这种新媒体，为传统媒体南方报业提供了道义和精神上的声援。周立波在网上咒骂网民，传统媒体一得知此消息，马上作出反应，登载大量谴责周立波的时评，及时给了网民们以支持。事实表明，中国的传统媒体今天之所以能得到一个比过去宽松得多的言说环境，互联网功不可没。中国有不少新闻舆论禁区，往往由互联网作破冰之旅，打开航道后，传统媒体才接着跟进。　　市场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崛起，使得政府陷入了一种开放与封闭、扬声与噤声、谋发展活力还是稳妥死寂的两难选择境地。在鱼与熊掌很难兼顾的前提下，大部分政府官员最终选择了发展、开放、活力之路，这也是中国媒体的空间能不断拓展的一个原因。事情很明显，你政府不是要增加CDP，搞活经济，提升实力吗?你把媒体管死了，把互联网关掉了，把信息堵住了，你还搞不搞市场经济了?可以这样说，中国媒体力量的提升，与政府的不断退让密不可分。没有政府的对媒体管理的步步放松，中国媒体不大可能走到今天的地步，尽管这种放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　　换个角度看，我们也不能说政府对媒体的松绑，全都应归结于无奈和被迫。从大的方面看，改革开放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一种选择，而开放的的马车一旦启动，一定程度的媒体开放也就势在必行。既然改革开放是政府的一种自觉选择，我们也就可以说，政府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媒体开放的主动推手。从微观管理的角度看，政府内总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头脑清醒者，他们在与媒体的博弈或磨合中，渐渐就会发现，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对社会黑暗和丑恶现象的揭露，未必会损害政府的利益，有时反而起到了为政府清场扫路的作用。媒体的一些难听的言语，是在给政府打针吃药而不是投毒。比如，南方报业曾率先报道孙志刚事件，由于这件事情的曝光，结束了中国城市流浪人员被强制收容遣送的历史，促成了新的救助管理办法的诞生，中国政府的威望也因此而一度大幅提升。南方报业对强制拆迁所进行的持续的大量的报道分析，其他媒体的纷纷曝光，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新的拆迁管理法规的立法程序也因此加速启动。最近，又是南方报业第一时间报道了吴忠市公安局违法抓捕举报人的事件，促使吴忠市政府迅速反应，在第一时间改正错误，还了受害人一个公道，政府也因为能及时纠错，获得了不少网民的好评。万里如虎 于 2010/12/8 0:59:5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201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