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空voez杰西和小优:记营救中共西路军神圣的回民特使-----马德涵先生事略

一、定  居
        马德涵祖籍南京，其父马玉堃幼年时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斗争。1848年在遵王赖文光军中担任随军中医大夫。扶王陈得才（陈玉成的叔叔）奉命西征时马玉堃调于陈得才军中担任原来的职务。经南征北战1864年（同治三年）进驻陕西以后定居在前所三坊（现小皮院），这时西安回族同全国回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不仅在回民居住地区“重兵防范”和“弹压”而且法律上明确规定：“回伤汉，一以十抵，汉伤回十以一抵。”不允许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在反动的政策煽动下，无故杀害回族事件不断发生后引起各界知名人士和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和愤怒，为了掩人耳目清政府命西安后补知府回民绅士马百岑和陕西督办大臣张芾为钦差大臣出面“讲和”“抚安”。张芾在途中立即撕破“讲和”和“抚安”的假脸面欲杀回民事件，使回民首领，任武、兰明泰等人进一步认识到张芾反动本质，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马百岑同任武、兰明泰研究协议时群众在轿中搜出：皇帝秘密手谕，手谕中写到：“清留汉，不留回。”这手谕一针见血揭露清王朝反动本质。在未搜到手谕前社会上到处散布先杀回回，后杀太平军，回回是太平军内应。此事发生以前，西安官吏和民团首领梅锦棠、柏景伟已经变本加厉血腥回族并鼓动：杀回民无罪，杀回有赏。清王朝留汉不留回的反动政策使西北五省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以回族为代表的民族为了合法的生存权利。从1862年到1877年回民起义一直在前仆后继的斗争中，最后在同治七年爆发了西安回民起义，这次起义的革命火种先后点燃陕西和西北五省回民起义，回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可歌可泣反压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万古长存。同治年间回民起义是我国近代史上辉煌的一章。
         1868年（同治七年）正月初三马德涵老先生出今天莲湖区小皮院（解放前前所三坊）。这片故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丝绸之路发源地，这片故土是中外驰名文化历史名城西安中心城区之一。这片故土是如火如荼的革命阵地，造就以魏野畴，雷晋笙为首的陕西地区最早的中共党组织，这片故土是气贯长虹，造就以著名杜斌丞、杨虎成为代表爱国人士用满腔热血和铮铮铁骨谱写国共合作的革命篇章。这片故土是人杰地灵，人文会萃的故土。
        马玉堃医术高超，经常给劳苦大众看病、治疗，不仅不收钱和物，节衣缩食救济劳苦大众。劳苦大众称赞马玉堃是“看时症的好帮手”据说马玉堃一生带有两个徒弟，回民著名中医大夫马仲良是其中一位。幼年的马德涵在父亲的教育下一边在家中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学习做人的标准和道德他随父亲经常深入基层亲身了解劳苦大众疾苦，在他幼小心灵中懂得爱什么，恨什么，懂得什么是善，懂得什么是恶，马德涵先生次子马毅回忆资料中写到，我的家庭比较贫困，动产不动产都没有，小学毕业时候家里常以洋芋充饥，毕业后，几乎不能升学。又看到回民的小朋友多半和我一样，吃不饱，穿破衣，很多都因生活困难而失学。父亲一面教书，一面绘画写字，用微薄的收入维持艰难的生活。艰苦的生活，黑暗的社会使马德涵先生从小就养成刚正不阿，急公好义的好品行。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勤奋学习，不仅学好了文化知识而且喜爱诗词、绘画。千涛万漉虽辛苦，吹进黄沙始到金。由于长期孜孜不倦学习和不断努力为今后的著名画家创造良好的基础。他共有儿女八个。长子马伯龙（别名马夔）、次子马毅（别名马仲刚）、大女马艳珍、二女马丽珍、三儿马铎、四儿马灿、三女马凯珍和小儿马敦。其姐马德珍1958年4月病故终年94岁，姐夫白九皋，字云鹤，1953年病故兰州。

二、反帝、反清、保路救国
        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西安西关成立陕西省文童学校。凡本省武举、武生、武堂都可以报名，经过射击打靶和文化考试后，经过评选录取了70名，马德涵老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从陕西文童学校毕业后，1898年考入武备学校。从该校毕业后受他姐夫白九杲（字云鹤）的邀请，到四川担任私人秘书和幕僚等职十多年（相当参谋）。
        其姐夫担任汶茂县守备（官名清朝禄营军官，职位次于都司）游击总司令。
        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德涵先生已经是秘密的哥老会“反清会”会员。同年考进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先后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和四川高级美术学校首届毕业，使原有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提高，军校毕业即任同盟会混协旅教官。光绪三十年（1906年）经哥老会，“反清会”会员进步青年侯宝斋（字帮富）在成都秘密介绍马德涵参加早期同盟会，在军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任四川东乡县把总教练。宣统三年（1911年）5月初，满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变本加厉镇压和剥削劳苦大众，以铁路收为国有为幌子，实际出卖国家主权，清政府以借外债为名，秘密同美、英、法、德四国签订丧权辱国合同。同年5月20日合同生效，为了使丧权辱国的合同合法化清政府发布“铁路收回国有”的命令。丧权辱国的合同激起湘、鄂、粤，川民众强烈反对，保路斗争实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是一场爱国与卖国生死斗争，在爱国是伊斯兰教中一个主导思想精神鼓舞下，决心将反帝、反压迫、反剥削斗争进行到底，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保卫自己的家园。短短四天，四川六十四县先后成立“保路同志会”会员发展到十万多人。他和四川商会会长罗纶任“反清同志会”交际部部长。在此之前马德涵同罗纶，张澜等人关系甚密。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工商界，教育界和各界爱国人士，同四川保路同志会会员和群众一方面在四川总督府举行声势浩大请愿活动，另一方，面各界人士派代表到北京清政府进行请愿活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到处是支持保路救国斗争战场。清政府不但不支持民众的爱国行动，而且变本加厉血腥镇压请愿代表，制造中外驰名的“成都大血案”，保路斗争面临越来越复杂、尖锐的局势，马德涵先生同罗纶等人坚决支持“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保路救国”的战斗纲领。马德涵等人不仅没有畏缩而且同大家立誓言，写血书，表决心将保路运动进行到底。未发生保路斗争以前马德涵同罗纶、张澜等人关系十分融洽。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谅解，体现了回汉一家。在反帝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上，大家自觉汇集在一起，为四川保路运动贡献力量。邓小柯等人受地下党的委托，秘密同马德涵等人一起宣传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思想，秘密散发传单，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利用担任四川第一高、初两学校中的体育教师地条件，向全校师生分别宣讲保路斗争的意义和目的，使师生们进一步认识到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斗争，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师生一致拥护马德涵带领大家一起投入到保路斗争中去，大家克服了一切阻力，积极配合四川保路同志会，将保路救国进行到底。由于四川保路斗争深得民心，所以得到全国各界人士包括清政府高级官员大力支持，合同迟迟不能生效。此时保路救国斗争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保路组织一天一天的在壮大，斗争一天一天的在推向高潮，四川总督赵尔丰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急的他无法收拾。在正义和社会舆论强大压力下，清政府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一方面收回铁路国有的命令，一方面暗地急调湖北瑞方军队，积极配合赵尔丰军队更变本加厉的扑灭四川保路斗争的火焰。此时，四川总督赵尔丰，已秘密逮捕罗纶，浦殿俊，张澜，马德涵。此时，马德涵在甘肃等地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四川保路委员会和湖北革命文学会等组织，共同成立武装起义指挥部。武装起义指挥部成立标志着革命斗争已经迈向新的历史时期。
        湖南军队还没有赶到四川，湖南总督瑞方就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四川保路斗争是武昌起义成功的前奏曲。所以说，没有四川保路运动，就没有武昌起义的成功。四川保路运动是我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武昌空虚，为武昌起义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结束。甘肃军政府成立，马安良（同治年间回族起义主要首领马占熬长子）任甘肃军政府都督，任命马德涵担任参军，后全力以赴支持马安良整军工作。整军过程中遇到各种阻力，没有按计划完成，这时他收到母亲的来信，信中说他胞弟马友师在清军反扑礼泉战役中为中华民族和伊斯兰教壮烈牺牲。马友师是抗清名将马玉贵骑兵队队长。他在西安料理后事中收到马安良电谕：“任命马德涵为甘肃军政府咨议和宁、甘、青、康全军总教练”。1912年（民国元年）他应甘肃总督军马安良邀请担任甘肃传习所主任。1916年（民国六年）他接受西宁总兵马麒的邀请任“宁海军”教官，在此以前曾任马麒随身副官。因此，马家家族对他十分敬重，组织鉴定中清楚写道：“马德涵于回民军队马步青、马安良、白九杲、马福祥、马锡武等人左右，经常与回民上层人物等关系甚密，直到60多岁才退居西安，对国民党表示不满。”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一直同马家家族几代上层人物关系甚密。根据时间的先后排列如下：
        西军精锐军第二代、甘肃军政府总督马安良任职后任命他为参军；宁海巡防马步全军、西宁镇守使、宁海护军使、青海省第一任主席马麒任职后，任命他为副官；青海省第二任主席马麟任职后，任命他为国民党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家庭教官和其夫人苏步青美术教官。
        绥远督统青岛市市长马福祥、马安良、马麒、马麟、马延裹，历史上称老五马；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仲英历史上称小五马。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天时、地利、人和为他营救中共西路红军创造独一无二的优越条件。

三、神圣的使命
(一)背景
        革命的航船，象在大海的怒涛中颠簸、飘摇转舵，正沿着新的航向前进，由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掀起的巨浪此起彼伏。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1、2、4三大主力会师前，鉴于敌情的变化中共中央军委考虑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国际路线，以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我工农红军1.2.4三大主力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战略总任务：“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反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地区抗日局面，达到迫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外，首先造成西北地区抗日的局面，最关键是中共西路军占领，宁夏等地建立西北红色根据地和抗日大后方打通我党同苏联通道战略计划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党中央的军事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个环节所进行。为什么要打通苏联路线，因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毗连中国西北友好邻邦，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解决战略靠背问题，保持广阔而机动回旋余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战略后方，否则我军前面是日寇，蒙伪和蒋介石重兵；背后是河西四马：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牵制，对日作战开始就会处于腹部受敌；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非常嚣张不可一世，我们要进行长期抗战不仅需要爱国的革命精神力量，而且需要大量的物质力量。我军缺乏武器装备和物质装备，对抗日军队来说需要军事经济援助，苏联是唯一向我军提供国际主义援助国家。中共西路红军打通苏联路线后，取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后不仅对亲日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苏联人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苏联当时面临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的严重威胁，我党关于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是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苏联领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表示同意我中共西路军从北方和西北方向接近苏联，西北方向接近苏联，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离不开以下条件：一、整个红军的在大西北集中壮大；二、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巩固，并从秘密的联系状态转为公开状态；三、扫清陕甘宁青四省马家军的军队，尤其是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军队势力，建立红军和友军可靠战略后方，从宁夏和新疆方向打通苏联国际路线，打破日本割断中苏联系的企图。给蒋介石的“进剿”部队有力的打击，粉碎其“反共”计划。我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造成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的战略态势。一个反共的蒋介石已有风闻如芒刺在脊，坐卧不安地返回西北后，立即亲自部署西北“剿共”计划。准备第一步组织通渭会战；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其设想是：集中五个军的兵力，从会宁至固原一带，由南向北分四路进攻，天上有美式新型飞机100架，地上雄兵百万。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进黄河以东西兰通道地区一举歼灭。
        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企图就是为了西渡黄河，先取宁夏，后取甘西，完成从两个方面打通苏联的任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召开。会议内容确定东进和西进问题。会议上争论很激烈，多数人同意西进。朱德将两种意见如实的向中央作了汇报，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战役部署决定，三十军开至大芦子地区，一方面秘密造船。另一方面寻找既能使大部队好隐藏又是渡河的好渡口。随着战局的不断变化渡河的问题刻不容缓，当年十月二十二日陈昌浩，徐向前电告朱德，张国焘三十军在靖边以南四十公里处虎豹口（现叫河包口）二十三日夜抢渡黄河。第四，第五，第三十一军以运动防御敌人。十月二十三日“朱德，张国焘电令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立即过河，九军跟进如渡不成电令南敌继续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击敌。十月二十四日深夜抢渡成功。十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三十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要北定营，等二三日证实胡宗南军队无北进攻意图，再派一个军渡河不迟。蒋介石知道红军从靖边县渡河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方面严令各军急速向会宁附靖边前进企图乘红军半渡截击。红军既要渡江，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每日晚上只能渡过千人左右。当时左路军三万五千多人，仅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此时敌人将渡口城堡牢牢控制（此时胡宗南的部队从兰州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从西宁北移目的裁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南面的敌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击。企图歼灭河东红军。西路军从甘肃靖边渡过。10月27日朱德、张国焘根据中央军委26日电报精神指示，徐、陈“四方面军除三十、九军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河东红军主力分布在麻春堡，官桥堡一带，多次设伏引诱胡宗南军队未成。此时胡宗南的军队已到达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增援宁夏军队的道路后将河东红军和河西军队联系割断。十一月一日朱德，张国焘在关南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后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云：苏联的物质已准备就绪，何时到达指定地点尚待通知”。河西部队进宁夏必须有以下三个条件：1、单独解决马鸿逵，马步青所部，2、海原战役的胜利。3、弄清宁夏的地形、气候、敌情条件。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必须解决马鸿逵，马步青。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现在你们应加紧筹粮，制作冬衣，了解情况等准备工作，在胜利开展中完成新的任务。宁夏战役不能如期进行徐向前、陈昌浩非常焦急。原因是：一、部队过河时每人仅带三四天粮食，此地荒无人烟，粮食、水等生活问题均无法解决，二、景泰一线地形开阔利于马家军骑兵行动自如千里之舟的骆驼都无法在此生存。过河红军2万1千8百多红军官兵，徐向前、陈昌浩去电希望第四军和三十一军继续过河，共同完成打通国际通道和建立红色抗日根据地的光荣任务 ，四方面军已被蒋介石所部拦腰割断为两截后丧失所有掩护阵地，丧失了虎豹口，丧失过河的条件，朱德、张国煮，带领所部以后辗转陕北。张国焘、朱德根据实际情况回电：徐陈二人渡河已经不可能，让他们带领已经过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根据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情况，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为主席团成员，委员共23人。同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将河西军正式任命中共西路红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西路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王树声为西路军副总指挥兼军政委员会委员；李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李卓然为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政常委，曾传久为西路军军政委员常委；熊同炳、杨克明、李先念、陈海松、郑义希军政委员会委员。宁夏战役经过毛主席等人周密考虑后一个具有历史意义战略战役。在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议中写到：“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地区，在地理上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是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力条件。”同时发表了“中央关于会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关于西征的电文中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打通苏联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二是甘（张掖）凉（武威）肃州（酒泉）”。时机一是夏秋，二是冬季。
        中共西路红军成立以后始终坚定不移的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指引下进入了河西走廊后踏上了血海生涯的道路。从西路军的组成到西路军失利”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周恩来无微不至关注这支部队的安危，从战略全局出发，及时给予明确的指示和帮助。中共西路红军是宁夏战役中一个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中共西路红军是宁夏战役的“前驱著”、“开拓著”西路军吹响了宁夏战役的前奏曲没有宁夏战役，就没有中共西路红军的成立，就没有该军的失利：该军的失利充分展现了一带共产党人甘心情愿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一切的伟大品格，展现中华民族最优秀并具有钢韧的血脉与传承，展现了中华文化最为内在的向心力和最为旺盛的生命力。
        中共西路红军进入河西前周恩来走廊以后， 193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回民工作指示”，指示中号召回民联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民的解放和创造西北地区新局面是党和红军报其迫切的主要任务。同年8月，毛主席委派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去宁夏，全力以赴筹备回民政府工作。为当年10月20在宁夏召开回民自治区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工作，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计划宁夏战役呢？1、为了抗日；2、建立抗日根据地；3、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等国家援助。当时斯大林和国际共产也同意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并答应相应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电复中央：“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中共西路军在“打通国际路线和通道”和“配合第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精神鼓舞下英勇的战胜了不计其数的困难，积极配合河东红军的工作；河东的敌军正在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我河东的红军主力与河东的敌人形成相持局势，这个局势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意味着宁夏战役推迟。徐向前、陈昌浩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此地不是久留之地，因为这里三面受敌背水作战，不利于我军隐蔽集结和运动。相反利于敌军骑兵的突袭。红西路军坚守待机，势必被动挨打，困难会甚一日。单独北进取定远营很难完成任务。第一、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要四天以上的行取程。缺粮、缺水、缺骆驼。第二、苏联的援助军需物资何时到达指定地点还是未知数，西路军孤军深入该地有极大的危险。徐、陈向中央详陈面临的实际困难。建议河东的部队力争按原计划渡河。进行宁夏战役。自秦以来这一带是征马嘶鸣，战鼓如雷白刃交加的古战场。中国汉族和回族为了保卫自己疆土屡屡同入侵匈奴统治者厮杀者。今天中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主席，徐向前布阵在这片古战场上与马家军一绝雌雄。
        中国时局颇富戏剧的变化。同年11月8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也没有执行的可能性。所以做出以下决定：一、放弃宁夏战役。二、河东红军组成南、北两路军。由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四方面军和三十一军成北路军，两路军进入山西迫阎锡山，蒋介石共同抗日。为什么放弃宁夏战役呢？因为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撕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议，刻不容缓在西安指挥各路人马加紧“剿共”使我党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新局面即将破灭。我党考虑到重兵相见，陕北地僻民穷部队缺吃少穿难以过冬，中共中央命令李维汉、李富春紧急筹集军需物资。同时命令中共西路军停止西进。南北路军已经撤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军至黄河后进入山西逼闫锡山、蒋介石抗日。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电西路军总部：当日徐向前、陈昌浩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各军妨碍宁夏战役的执行，我们正在考虑新的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单独西进，消灭二马，接近新疆是否有把握？如返回河东有何困难？”中共军委从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利我军，马家军兵强马壮，正规军几万人几十万民团具多骑兵机动灵活后备充足。而我军孤军作战供养极其艰难。放弃宁夏战役不但是一个根本性战略变化而且改变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和部署，基于保密，党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改变，没有向徐、陈透露。所以徐向前、陈昌浩不知放弃宁夏战役的目的，所以进退两难，拿不定主意，立即召开军政委员会议讨论。西路军军政委员讨论前河东敌情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增兵已至，并在宁夏重要部位增兵防范。陕甘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军报其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严寒难度。会议一致同意徐向前以下意见：“1.西进能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和物质；3.回过头来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鼓舞和策应作用。如果我们现在返回河东，敌人已将黄河东岸封锁，东进和西进两者比较，东进的困难更大。”会议一致同意西进。会后立即给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回电：“我们有把握消灭二马。”中央军委随即回电：“同意向凉州前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时复电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先后向肃州前进，并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资。1936年12月27日，中共军委电告西路军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这自然包括西路军的前途甚佳。在此以前，中共曾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介石令马步芳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以西各城，让该军有粮有食即停止进攻。如果以为蒋介石可以骗过去，那就太天真了。中共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没有根据地作坚强的后盾，始终孤军做战，外无援兵和军需物资。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我军遭受到最惨重的失败。从此中共西路军红军踏上血海生涯的道路。
        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屈辱的历史、悲壮的历史——中共西路军两万多指战员几乎全军覆灭。中共西路红军喋血河西走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到最严重、最悲惨的一次挫折。两万多官兵的鲜血、泪水洒满了雪山、祁连山、戈壁滩…..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集结在临泽，高台地区后，马步青、马步芳所部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蜂拥而至，在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指挥下先以部分兵力牵制倪家营子的主力，然后集中兵力猛攻高台。浴血奋战红军一月二十日遭受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和两千多红军官兵除少部分突围外，全部壮烈牺牲。我军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现在重返倪家营子。西路军前委意见不统一，二十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军委：“敌骑日夜接近，步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的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亦不能，请中央军委派八个团以上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进攻，救援西路军”。徐向前说我们现在人困马乏，还有啥力量建立根据地，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现在要重返不是自取灭亡。陈昌浩坚持返回倪家营子，在龙渠会议上陈昌浩独断专行宣布重返倪家营子。这时中共中央来了电文：1、围守50天；2、我们正在用各种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高兴的在收文本都没签字，他认为东进是正确的决策。决策之花是否结成胜利之果。1937年2月27日重返倪家营子双方在血海中苦苦厮拼中，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越来越猛烈。在此以前该村屯洗劫一空，所有房屋围墙断桓残壁，给我西路军防守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伤亡惨重待援失望，我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命运。陈昌浩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重返倪家营子是失策。军政委员会一致同意再一次突围向祁连山转移。开始做最后出山准备，准备着破釜沉舟，不死就要活着出祁连山；死了，死的壮烈、光荣。
        中共西路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时，寒风肆虐，雪飞石裂，雷鸣电闪天气越来越阴沉，倾盆大雨越下越大。从会议到宇宙到处充满了悲凉、凄凉。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已经失败，无法完成中共早期赋予的打通国际路线和在甘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时，久历沙场上战将都泪落纷纷。尽管宣布前部知道事态的严重，却总希望失败不是事实，总希望回天有力，失败一旦被正式确认，就很难承受得了。但大家都知道全军处在九死一生中，个人也处在九死一生中，陈昌浩的声音非常沉重，像是背上压着个大磨盘，将他压的气都喘不过来，讲话极其艰难。声音疲惫嘶哑，像似一个无油车吱吱呀呀地非常艰难的推进。他用极其沉重、悲伤语言宣布中共西路军失败的事情后。在他和大家心灵上和精神上造成创伤难以描述，这既是中共西路军的悲剧也是两万一千八百多红军官兵的悲剧。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悲剧。1937年3月12日中共指示：“要西路军保存现有的力量，根据情况一是冲向内蒙的边境，一是分散打游击。全体红军官兵知道这个决定后个个如泣如诉，心如刀绞，党中央关心西路军密切关注西路军指挥西路军的行动，在西路军处境危急时中共中央全力进行援救工作，发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当援西军正在千里之外正急行军途中，西路军已经降下沉重、悲壮而凄艳的腥红色大幕，援西军止步驻军甘肃镇原。救兵如救火，援西军在几千里以外，无法等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同时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黄超、熊国炳等，由李先念统一负责下立即分散突围打游击。这时天空雷鸣电闪，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厉害，雷为西路军失败悲叹，雨为西路军失败所悲壮而痛哭流泪，风为西路军失败所淒残送行。失败并不是悲剧的结束，而是悲剧的延续；由于各种各样原因西路军不仅没有完成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而且全军失利，四百多人经党中央营救，回到了新疆，近万名为国捐躯，一万多人被马家军俘虏，其中有团上干部19人。西路军党委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以下决定：1.我们打不过敌人只好分散；2.陈昌浩、徐向前返回陕北汇报情况；3.其余官兵由李先念等负责打游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决定将所有部队编为三支游击队，王树声领导左支队，毕占云领导中支队，李先念、程世才领导右支队，各支队根据战况分散突围。在人生的长海中，每一个人都有进退两难的时刻，它强迫你必须当机立断做出抉择，选对了，进天堂，选错了，坠入地狱。陈昌浩平生第一首诗“兵败抒怀”，“壮志匡神州，拔剑斩妖气，勇士战场死，祁连葬英魂”，十六年后，千秋论功德，万事任沉浮，征途多歧路，更布荆与榛。徐向前元帅今天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两万多西路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忆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当年之叹！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东西，不见得就是全局掌握和深刻理解的，不仅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大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总之，归根到底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人不能脱离历史”。
        中共西路军失利后，党中央和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万分着急，一方面主动用电讯联系，一方面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河西战役和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等问题。马家军不但不理睬，而且将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军长董振堂的头颅送往西宁验证。董振堂是红军中的一代名将，出生在河北新河县，他任一方面第五军军长；幼年投入冯玉祥部队5年内由于善战从一位见习排长升为革命军中将，董振堂所在部军队编为25师73旅后调到江西宁都围剿红军。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带领1万7千多官兵发起驰名“宁都起义”后全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改编组建红军第5军团，他被任命副总指挥第13军军长（这是西路红军第五军的前身），毛泽东主席对他十分敬佩，亲自批准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从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变成红军董振堂，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在西征之前，他认为失策并向毛主席、朱德写信要求中央将部队调回，可惜毛泽东等人没有收到信。马步青中校军需处主任芝钟灵证明材料写道：“那时候传说5军军长董振堂给马步青写了一封信中说，红军不占武威，仅仅通过到新疆，不打扰武威。”芝钟灵的回忆是真实的，董振堂给马步青写信如下：
马师长均鉴：
        红军此次西行，绝非与师长不二，实为假道西征，打通国际路线以达到抗日之目的。想马师长当年与绍仲（董振堂字）同在冯先生属下共事，往日之情历历在目。望与师长以抗日为大义，让出一条路，红军也不主动出击。
顺致
大安
        马步青当年同董振堂都在孙连仲部任职，看到董振堂的信，知道红军目的不是打凉州，而是借道，悬着的心也就放下来，因此马步青没有派部队在武威打仗，事后马步芳不答应，出兵截击。党中央一直同蒋介石交涉，要他下令二马停止对我西路红军的进攻，可是有什么作用呢？蒋介石是一个玩弄两面派老手。他一面明令停止，暗中又命令消灭我们西路红军，他利用二马消灭西路红军，这样不仅消灭红军，而且消耗马家军军事力量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解决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关系到各党存亡……，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和各党派生存，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后，立即在杨虎城、张学良公寓等地分别召开各种形式座谈会、讲演会，在各种会议上马德涵始终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他应陕西国民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等人邀请积极参与起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协议书。协议书生效时，他作为列席代表出席双方签字仪式。在此前后，周恩来多次到马德涵家中秘密会谈国家大事。（西羊市49号，现在改为51号，借住马子健过厅、西厦、东厦房）通过事实周代表对马德涵先生急公好义、言行一致的品德深感敬佩。
         (二)谈判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正在日夜奔波于延安和西安之间，一方面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殚精竭虑，一方面为营救中共西路军夜以继日的作。                                             

         1937年2月，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多次谈判中，始终将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人不能阻止马步芳、马步青对西路军进攻时，2月27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中明确提出：“红军只有自己增援西路军。”当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张浩任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即日开镇原待命，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镇原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两个军限三号准备完毕，四号开始行动”。对西路红军进行援救。这时西路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急速派兵援救。这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情况使用的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此时，我党同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国共合作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掀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然而，中共中央对援救西路军的举措左右为难。起初，总想通过谈判解决，后因效果不明显，才主建援西军，为了不给蒋介石以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借口，特意给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拍发了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援西军“增援之实行程度，必须服从以下原则”。
         1.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周恩来即告顾祝同请求原谅，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道而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地域。
         2.不使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西进，因为西进是不会生存的。同年三月十八日周恩来在代表国共谈判双方起草一个谈判总结，送交蒋介石作最后决定时，坚持将“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问题写进去，经过周恩来艰苦卓越的努力和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施加压力，使西路军问题有所缓解。
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周恩来，在西安亲切同马德涵和国民党高级官员赵守钰进行交谈，委托他俩秘密同二马商谈关于中共西路军被俘官兵问题；再次之前，周恩来亲自召开党内外知名人士会议，出席会议人员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和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张文彬、中共陕、甘、青特别工作委员会书记吴鸿宾和陕西国民政府秘书长杜斌丞。会议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马德涵先生唯营救中共西路军最理想、最合适的最佳人选，并且同意马德涵为营救中共西路红军的神圣使者。周恩来亲自将马德涵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向马德涵详细地介绍西路军的处境后，同时将教导团500多红军高级官兵被扣押也做了特别介绍，并提出欲请马德涵担任特使的想法，马德涵慷慨应诺，并自豪地说：“既是周先生的委托，我应义不容辞，我虽年过花甲，但此事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敬佩中国共产党，这次西安事变圆满解决，人所共知，共产党不记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民众抗日。周先生为人处事我非常敬佩。这次蒙您如此信赖我，不要说担风险，就是为此事豁上老命也应该值得！周先生，古人说的好，士为知己者死”周先生紧紧握着马德涵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马老，一切都委托您，不管对方提出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我们唯一的条件不要杀害我们官兵。”
        党中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西路军的生死存亡十分关注，一方面急电在西安事变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下令二马停止对我西路军的进攻，一方面中共中央愿意同马步青、马步芳讲和，经济上不惜一切代价，设法保存和营救中共西路军的官兵。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再次致电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中共中央愿意以十万到二十万之款请二马停止对中共西路军的进攻。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我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利以后，蒋介石十分得意特意委派西安行营中将参谋长肖政平于同年4月27日专程赴青海嘉奖“二马”官兵。
        按照中央有关营救西路军最新指示，营救谈判工作全面展开。党组织为了照顾马德涵先生生活问题，同意兰州商人马宪民，照料马德涵先生（他同马德涵先生在教育厅同过事。吴鸿宾对他了解。）
谢、伍致洛甫同志电 (1938 年 3 月 3 日〉
洛甫同志 :
      ( 一〉过去西路军失败的同志 , 二十岁以下的青年约四百余 , 编为工作〔兵〕营 , 现在甘洲〔州〕一带修路 , 困苦极了 , 许多因受冻连脚趾都掉了 , 请中央设法营救。于一军口口中 , 都有我们少数同志想归队 , 而不可得。若向他们要人时 , 即说无那些人 , 我们跟他们另外调动 , 或给以不好的对待 , 向无确报。
      ( 二 ) 青马态度很坏 , 派了许多便衣到各地搜查我们同志 , 据多数人传说 : 被杀死者仍不断发生。青海来人说 : 被俘虏的 , 残废及病的都杀了。他部下的军官谈z日本来士无甚问题 , 如果红军及苏联的兵来了那就了不的〔得〕。对我们极仇视。有位高固亭 ( 即高金城一编者 )者是医生 , 冯玉祥时的医院院长 , 颇有社会地位 , 很同情我们。他在甘洲〔州〕福音堂开医院 , 帮我们收容了一部分同志。因他过于炽忱 ,引起马家的仇视 , 因〔于〕正月三号他被秘密枪决。3我即要同朱绍良长官谈此问题 , 结果再告。
谢、伍   

         3 月 3 日自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于1937年2月马德涵与红军谈判代表张文彬及陪同人员马宪民一起乘张学良飞机赴兰州，住在东关云发客栈内，临行时党组织告诉马德涵先生到凉州后，在北门外海藏寺找地下工作者，详细告诉接头暗号和地下工作者穿戴，将西路军被俘情况、河西战役情况，同马步青谈判情况及时告诉地下工作者，他用电报告诉西安地下党组织。临行前周副主席特意委托马德涵给马家军各位领导各买厚礼一份，一切费用都是党组织提供，营救工作是一件秘密任务，对外则宣称马德涵先生在兰州、甘肃举办个人画展。马德涵曾在甘肃教育厅任第二科长。打听到青海驻兰州办事处。向值勤人员说：“我是你们马步芳军长和师长马步青、马步芳父亲的好朋友，是马步青的教官，因十年前兰州商人同我订过合同，所以他们今天将我接到兰州游玩，我利用这个机会看看我的学生。”值勤人员立即用电话联系，马步青用小汽车特意将他接到凉州，在途中，此时天宇晴朗，净无云翳，月明星稀，使师生谈声笑语，彻夜畅叙分别之情，到了驻地后，他将马德涵安排到河西旅社（该社实际上是马步青骑兵第五师招待所）暂时住下来，对马德涵生活安排十分周到。。马步青特意看望马德涵先生，两人又畅谈分别之情，他说：“老师您这么大的岁数到凉州干什么？”马德涵说生活困难，在此办画展挣一点钱，他说老师画的画虽有点名气，但这里人不懂得艺术，劝老师不要办了，生活上有困难学生尽力帮助老师。师生畅叙深夜。对马德涵生活安排十分周到。第二天在司令部为他接风洗尘，特意举行宴会。大厅中央墙上镶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上面写着唐代诗人王翰的代表作品：“《凉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黑字，白底，藏蓝色的边将大厅点缀得更宽敞更明亮。和煦的阳光照满了大厅，增加了春暖花开的气氛，宴会结束后，师生在大厅谈到此行的任务和目的，喜笑颜开的马步青的面孔立即沉下来，此时天气慢慢阴暗起来了，阴暗得像一只大黑锅将整个天空罩起来，历史上称马步青、马步芳是野马，性情残暴。他大声吼叫你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不是看在你同我们家族的关系上非杀你不可。他一边安然地看着桌上的报刊，一边喝着茶水。等马步青心平气和后说：“子云，我今天不顾年迈到这里来，是看得起咱们家，看得起你这个学生。我同你父亲、叔父、伯伯是世交，担任你家庭教师三年多，深知咱们是一个明事理、懂教义、重情义的家庭。我们要屯牙上（阿拉语社会上）要多做两世的善事，吉庆的事。我今天的目的是营救中共西路军官兵。我营救、你释放都是两世善事、吉庆的事。在未释放前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同样也是两世善事、吉庆的事（伊斯兰分为今世，后世复生）我们的宗教是一个主张和平，仁爱、宽容的宗教。今天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宽容的结果，宽容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宽容也是我们伊斯兰教的品德，它体现我们伊斯兰素质和修养，体现我们伊斯兰文明的标志。所以你刚才对我大发雷霆，我默默不语，因为默默不语也是宽容的表现。人家红军在最不拔的时期（阿拉伯最困难的时）赠送咱们三千只炮和二十万银元让我们救济灾民这个行动是宽容的表现事实证明了人家红军是真心实意同我们谈判解决问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奉劝你好好想一想。”
        马步青同意和红军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第二天，马德涵、马步青、张文彬在司令部秘密会谈。双方成达协议后，院内的桔草争先恐后苏醒、发芽，她们悄悄的，兴奋的说，欢迎会谈，树上小鸟展翅飞舞在天空上歌唱，欢迎使者，欢迎使者，太阳今天特别暖和，天气特别晴朗……给人们一种万象更新心情。张文彬悄悄离开凉州，他俩继续交谈，他说军权虽然掌握在弟弟马步芳手中，但他尽一切力量劝说弟弟不要伤害红军官兵，在自己管辖范围中可以保证不杀害红军官兵，事实证明实马步青给马德涵答应事情基本做到。黄番寺被围困红军官兵已经解除了武装，他管辖的被俘红军除女红军分配全自己和部下当妻妾外，皆未杀害和活埋。马步青答应如数释放被俘红军和收编红军工兵团，童子军返回西安。曹晋杰在周恩来与西路军命运中写到：“周恩来先是通过西安著名人士杜斌丞的关系，找到中国回教救同会组织部部长中共地下工作者吴鸿宾（回族）,由吴鸿宾牵线请出闲居西安的马步青老师马德涵，周恩来用张学良飞机送马德涵到凉州，当面向马步青转告周恩来的意见，要他们不要伤害被围红四军指战员，要枪给枪，要啥都行。一周后，马德涵返回西安告诉周恩来，马步青将被围的红军解除武装。遵照马步芳的命令送青海服苦役，未加伤害”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届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建在中共中央营救西路军被俘与失散人员概况资料写到：“一九三七年初周恩来准备派一名和马家军有关的爱国人去河西了解情况并营救西路军”后得知西安马德涵先生是一位正直的爱国宗教人士和马麒（马步青、马步芳的父亲）马麟（二马的叔叔）有一定的关系（马德涵给马步青当过教师）于是通过西安著名人士杜斌丞和在西安地下工作者吴鸿宾同马德涵联系。马德涵慨然应去河西谈判，随后周恩来亲自几次同马德涵见面，告诉马德涵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红军指战员生命。同年2月马德涵已举办个人画展为名到达凉州会见马步青。马德涵向马步青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情况，提出尽快放回所有被俘红军人员。马步青迫于形势答应可以解决并介绍去甘州找韩起功（一百师三百旅旅长）谈判。”
马德涵和马步青进一步商谈具体事情后，马步青给驻张掖一百师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写了亲笔信，韩起功看到上级亲笔信对马德涵十分热情，答应立即办两件事：1、改善被俘虏红军生活；2、将武装看押改为一般看管，在张掖的第二天，凉州日报报导优待红军的消息，他将该报通过地下关系送到红军驻西安联络处，他和韩起功商谈黄番寺五百多官兵（其中有西路军等主要领导人），韩说：“这五百官兵已送往青海未将伤害”。他充分发挥即合法、又特殊的身份先后到张掖，凉州管押所。管押所高墙耸立，冰冷的两扇铁门像一对阎王殿凶神一样，值勤人员个个是一幅冰冷面孔，个个像恶狼一样凶恶，这是当时社会一个缩影——冷冰、残酷无情，给人类处处感到雪上加霜，马德涵怀着乐极生悲的心情走进押管所从里传来苏武牧羊歌曲：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毯，牧羊北海边。歌声中充满屈辱仇恨，他们沉重、悲伤、坚强声音唱出苏武牧羊歌曲将革命精神和民族气节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来到在人群中间悄悄而坚强说，我受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来的委托，专程来看望大家，党中央正在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营救大家，大家要多保重身体，听完后大家无比激动争先恐后同马德涵老先生一一握手，用这种方式密切党群关系，大家挥手向他告别时许多人流下泪水，离开管押所时苏武牧羊歌声又唱起来。被俘的西路红军沉重、悲伤、坚强的声音唱着“苏武牧羊”苏武，这歌声时起时伏使人感到有种不可理解信仰深深埋在沉郁旋律中。她从二千多年前发出音响，带着远古气息和今天西路军心沟通在一起，这支歌像一个嚼够了生活苦累，尝透了人世辛酸的老人，在向人诉说她将西路军指战员和人们带到一种美丽而恐怖的虚幻世界。那时苏武在汉武帝元年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迫降，宁可玉碎，不可瓦全苏武囚于地窟往北窟，饮雪水，吞毛毯，坚贞不屈，流放十几年。两千多年的历史历历如在今天。苏武的遭遇紧紧和西路军遭遇连在一起，留胡节不辱和只要主义真紧紧连在一起，连年征战、尸骨堆山、血流成河，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这是历史的写照和当时社会的缩影。马德涵怀着沉重的心情一步挨着一步走进医院，看到有战士横七竖八睡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有的伤员不断发出呻吟，有的疼痛坐卧不安，有的头部受伤处鲜血不断从绷带中流出，看到这一切他心像乱箭穿心走到伤员中间悄悄而宏亮地说：“我受周恩来副主席委托专程来看大家。党中央正在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营救大家，大家要多保重身体。这几句话像春风一样将指战员心中的一切悲伤、痛苦吹散”党中央在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营救大家像春风一样吹进西路军指战员心中。伤员听到霍然挺身坐起来争先恐后用双手紧紧握着马德涵先生双手，泪水不断从绷带缝隙流下来……后面有一位头部受了严重外伤红军艰难走出紧紧握着马德涵先生双手，激动话都说不出，好久他才认出这就是徐小沛同志（解放后54年担任东海舰队政委）怀着乐极生悲的心情一步挨着一步离开人间地狱！管押所和医院是禁止看望的地方，尤其是韩起功负责凉州更严，更厉害。当地有这两句谚语：“死人怕飞机场，活人怕韩旅长”，但值勤人员知道马德涵先生同马步青等人不但有师生关系，而且有家族关系，所以同红军在交谈过程中不大干涉，给他创造优越的条件。他返回凉州后，马步青才向上级马步芳报告马德涵来凉州情况，马步芳回电，同意马德涵先生住在凉州，让哥哥热情接待，为了利于工作，马德涵借故有驻军经同意搬到凉州交际处楼上。深夜，他在交际处房内向党组织写情况汇报。此时张文彬和赵守钰从西宁秘密来到凉州。他们叁人在交际处楼上默默的相互打了个招呼。深夜马德涵向张文彬将所见所闻的做了书面汇报后，相互递交情况，并将交际处处长李兰轩介绍给张文彬，大家彼此交换了有关西路军情况，第二天他俩离开凉州，临走时张文彬让马德涵抓紧办理营救工作。营救方案可参照西宁方案办理。在哪种艰难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韩起功答应马德涵改善西路军生活条件和政治条件，是一件不容易办到事情。马步芳、马步青为了阻止马德涵为我党工作，任命马德涵为凉州土药、税收局局长，马德涵借故他们叔父马麟从麦加朝觐归来，在西安有要事研究，婉言谢绝（实际上是脱身之计）住了半个多月，此行任务达到预期目的，他向马步青赠送钟表等七件礼品，作为告别，马步青收到礼品很有礼节回赠马德涵老师四万块钱。师生告别时又将营救工作做了进一步商谈，马步青依依不舍将他送到汽车上，挥手告别，（首次出色完成营救任务，马德涵返回兰州后，张文彬代表党中央在兰州专程迎接马德涵，对他首次出色完成营救工作非常满意，他说马老任务完成很好。（剩余一百多元，马德涵先生多次将剩余的钱交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不要，最后赠送给马德涵。）
（三）家  宴
        经党中央和马德涵先生，赵守钰等人艰苦卓绝的工作使西路军极其恶劣的条件有良好的改善。同年四五月，青海省主席马麟从麦加朝觐归来。住在西安天安栈（原大麦市小学旁边）做暂短的休息，马德涵受周恩来的委托专程看望马麟，马麟亲切同马德涵在尽情交谈，马德涵说：“勋臣史真乃穆民虔诚子弟，不顾春秋已高令人敬佩。”马麟说：“这次到麦加朝圣，总算还了我多年的心愿。西安许多清真寺，这次也好好看看。”畅叙完，马麟愉快的接受了马德涵的宴请。为了办好家宴党组织和周代表作了周密安排。特意在西安有名回民炒菜馆天锡楼包一桌十分丰盛的饭菜（现叫群力饭馆）。这一天，马德涵先生借住知友，马子健（马子建担任秦陇军政府参议；国民党宁夏护军署秘书；甘肃静宁县县长，群众称他马县长）过厅，东、西厦房各一间。在过厅房举行隆重和谐的家宴。由马德涵做东宴请有，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麟，国民党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来，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叶剑英，陪座有彭德怀，周恩来机要秘书张文彬，陕、甘、青、特别工作委员会书记吴鸿宾，马德涵亲切向双方作了介绍，当介绍周恩来时，周副主席穿着一套即合体又朴素的深银灰色呢制的中山服，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惠星四射，给来宾留下威武、和善、严谨、开朗，周恩来落落大方迈着矫健步伐从里屋走出来，一张可敬可亲笑脸向大家走来，亲切握着马麟双手和蔼的说：马主席朝觐归来，一路辛苦了……。马麟身穿干净洁白的白色外套、黑色马夹干净、利落的小山胡将一双有神的眼睛衬托的更加有神，他很很有礼节说：周先生见到您很高兴很荣幸。大家在团结的气氛中边吃边谈。周恩来用沉重语气说：我们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全民族各党派团结一致，浴血奋战一致对外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家园……。马麟立即回答说：周先生言之有理，我非常佩服，周先生请您放心我是中国人，一定为国为民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周恩来听后非常高兴的说：“我们诚恳希望马主席为中华民族，为伊斯兰多做贡献，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您这位老朋友”。马麟说：“周先生言之有理，我马某甚为钦佩。”周副主席说：“我们诚恳希望马先生多为中华民族和伊斯兰多做贡献，共产党不会忘记你这位老朋友。”马麟说：“周先生，我一定为国、为民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马麟看在马德涵先生交情上，答应回到甘、青后查清被俘红军人数，设法送回。家宴在团结、友谊的气氛中进行两个多小时，圆满结束后，大家仍化装好分别离开他家。这既是国共两党上层领导商讨共同抗日家宴，又是营救中共西路红军宴会。
        当时马麟回到西安后，还在小皮院清真寺举行过欢迎会。马麟给杨虎城送了藏红花等礼物，杨虎城宴请了马麟，周恩来也曾通过马德涵希望能参加欢迎会，但“马麟再四不敢周代表的驾”，只好作罢，后来，吴鸿摈1周恩来的指示想去西宁了解被俘红军的待遇情况，为了取的合法身份，马德涵便再次把吴鸿宾保荐于马麟，希望能在西宁给吴找个事做，马麟随即当面吩咐谭克敏给马步芳写信，推荐了吴鸿宾。吴带着马麟的信，去西宁与马绍常取得了联系，见了马步芳，进一步了解了西路军被俘的情况，并不时的把暗中获得的情况通过信件告诉德涵，同时由德涵转交西安八办。回到兰州后，吴还向当时兰州八办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作了汇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鸿宾任全国政协常委和人大委员、甘肃统战部部长吴鸿宾在“陇原星火”写到：“这是四十多年前事，每当我回忆这段不寻常经历，周恩来、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革命气魄，以及关心爱护革命同志的精神，使我永远难以忘怀。他们高大的形象仿佛仍浮现在我的眼前，宴会期间周恩来从容自若侃侃而谈，马麟主席再三再四表示共同抗日，对国家对宗教都有好处，马德涵老先生在家举办家宴引起了不寻常的反映，不少人纷纷说这是共产党设的“鸿门宴”有人说：出了大乱子，出了大危险马麟被抓起来了。他们担心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们听到看到的都是客人们在友善、谦恭握手告别情景。有人不胜惊奇说：看不出来这个聋老汉（指马德涵）还有这一手。从此人们对平常默默无闻以写字卖画为生的老汉再也不能另眼相看。好久好久人们在大街小巷议论这件不寻常事情。家宴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大家心中的一盏灯，这一盏灯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国共两党同心同得共同抗日。

        西安穆斯林隆重欢迎马麟朝觐归来，先后在西安清真大寺和小皮院清真北大寺举办欢迎会，周副主席专程来到北大寺参加欢迎会，马德涵先生以北大寺理事长和朋友身份热情欢迎马麟和周副主席光临。欢迎会结束后，马麟、周副主席、马德涵叁人在北亭内畅叙，中国共产党周副主席告别时语重深长的说：“马主席希望我们很好合作，我们愿意和全国各民族、各党派组成统一战线，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马麟用慎重的口气说：“周先生，请放心。我回去后一定组织我马家军到前线抗日，要不然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周先生的教诲。”周副主席紧紧握着马麟的双手说感谢合作，通过马德涵先生举办家宴和举办欢迎会后，马麟对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我党的领导人周恩来举止言谈、心底无私肃然起敬。俩人送马麟到寺外，仍回到北亭畅叙。吴鸿宾奉周恩来的指示，利用马德涵和马麟关系甚密条件和民族优势设法接近马麟，使马麟为营救西路军和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积极作用。马德涵深知吴鸿宾的来意，积极保荐吴鸿宾，马麟看在马德涵先生交情上彼此作了介绍，在此之前，周恩来告诉吴鸿宾，马麟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开明人士。在马德涵的周密安排下，大家边谈边笑，非常愉快，响礼的时间快到了，叁人同群众一起做礼拜，在途中吴鸿宾巧妙询问他参加家宴感想。马麟自豪的说，在马老家认识了周先生，很荣幸，周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一位了不起人物。礼拜后三人回到了北亭内继续畅叙中，马麟分别给马步青、马步芳各写亲笔信后将信交给马德涵先生、吴鸿宾陪同马德涵以起赴甘、青，解决西路军改编问题，在此以前西宁日报已经报导了马麟同周副主席会谈的消息，马步芳看到马德涵先生带着马麟的亲笔信虽然不想见马德涵和吴鸿宾，但关系上人情上讲不过去，只好表面热情招待马德涵先生和吴鸿宾并安排住处（暗中派人监视）不让他俩久留青海。他俩利用一切机会了解真实的西路红军被俘情况；西路军被俘官兵押到青海的情况；第九军长孙玉清情况，九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的情况；张琴秋等人押到西宁后在战友掩护下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分配到马步芳的新剧团当了演员，马步芳见孙玉清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后电递蒋介石，第二天军委批示“就地惩处”孙玉清被秘密杀害……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委员会对西路军的危难处境极为忧虑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代表周恩来强烈申述中共中央严的正要求要蒋介石履行诺言，周恩来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河西战役以及不准杀害我被俘人员，遣返送回要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这次工作具体由蒋介石西安行营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处理，我党派叶剑英，林伯渠和西安行营直接交涉，同时又派谢觉哉直接同甘肃省主席贺跃祖交涉，1936年12月27日中央军委电告西路军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这自然包括西路军的前途甚佳。在此以前中央曾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转告将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将介石令马步芳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以西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有食即停止东进。如果以为将介石是可以骗过的，那就是太天真，中央除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强烈要求将介石令二马停止进攻外，于2月27号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西军。
        中共谈判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将西路军“问题同国民党谈判代表谈判主要内容之一。37年3月4日周恩来给中央电报写到：河西问题，催顾速答”。3月12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等同志，严厉申明国民党谈判代表，置西路军不提均须严肃声明，无从接受。要求国民党之马家军对西路军立即停战。4月13.15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叶剑英电报中写到：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顾祝同的回答很干脆，对河西，中央去令不易生效，顾祝同一口回绝了周恩来的要求，因此.虽然有援西军的组成与西进却已无法挽回西路军的命运。
我们今天通过真实的电报和历史资料，懂得了曲折复杂的社会情况。坎坷艰难的环境懂得了以政，军为代表的勾心斗角的社会关系和人事关系。在这种复杂曲折的环境里马德涵先生是第一位挺身而出，安危度外，不仅先后两次接受了周恩来的任务—成为营救中共西路军的神圣特使，而且艰苦的胜利的圆满的完成党中央和周恩来交给的光荣任务。圆满的完成艰苦卓绝的工作，证明了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心同德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和繁荣富强，证明了先生终身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品德，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时刻，先生不讲任何条件不要任何报酬，深入虎穴促成和谈囹吾将士，遇难脱险。
        通过原文知道马德涵先生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国共两党合作，为了抗日和统一战线，在极其危险的环境和极其复杂社会条件下挺身而出、出生入死，不要任何报酬，不讲任何条件，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周恩来的重托 --营救西路军的神圣的特使。他先后两次赴甘青艰苦卓绝完成了营救中国工农红军--中共西路红军的神圣的，艰巨的，光荣的历史任务。

        中共西路红军王怀义的儿子王绍东说八千多人被俘依据这个数字经先生营救人员占一半以上。董汉河和刘统作者分别在资料中六千多人被俘，依据这个数字经先生营救人员占三分之二，此事是先生爱国爱教爱民主最光辉的一页。这一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中共党史，为中国回民史谱写新的一页。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毛泽东致电西安红军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1、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所部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严令其不得有任何残害行为。2、向顾祝同进一步交涉，令马步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25师驻地，转交红4面军，并制止马步芳残害与压迫被俘官兵。3、西路军工委来电，约18日可抵敦煌，现有人数9百多，抡5百，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友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给枪。人员必须送至兰州转交给我们。叶剑英接到电示，当即找顾祝同同他交涉，并要求派张文彬等人去青海接回被俘人员。西陆军同志的帮助下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想进了一切的办法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他们是党的优秀儿女和宝贵的财富。4月15日叶剑英复电，“顾已电马家军，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往兰州处置，如俘徐、陈等干部不得残害。”顾确以行营名义通电各军今后对红军要以友军看待，不得小视，并且得到各军将领复电遵照办理。毛泽东、周恩来18日致电叶剑英，送兰州的中共西路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后张文彬到兰州经交涉，将被关押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回到苏区。
        周恩来则在西安领导对西路红军的营救工作，我党在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4个师12个旅24个团，其中包括西路军；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对营救和收容中共西路红军的工作非常重视，1937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派陈云秘密的同新疆督办主任盛世才商谈营救中共西路红军事情，随行人员有军事才干的滕代远，精通俄语的专家冯骇，精通无线电工程段子俊和聪明能干的李春田。盛世才是一个非常狡猾军阀，他一方面拥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同国民党蒋介石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营救工作中故意设置许多困难，经过艰苦卓越努力他终于同意将到达星星峡的400多西路军官兵妥善安排好后陈云等五人看望了大家，对大家说：“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表示亲切问候，峡谷里响起暴风骤雨掌声，欢呼声，一次又一次打断陈云讲话，陈云继续说今天你们回来了，回到党的怀抱，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关怀大家在山中响着”。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七贤庄成立“红军联络处”，这是十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合法机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军第八路军。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红军联络处改为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委派叶剑英、林伯渠为党代表。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建最早的合法机构。这个机构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的有力据点，这个有力据点是革命的前哨，红色的桥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从1937年8月到1946年9月始终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不移的支持各界抗日组织和社会团体办事处领导人经常请社会名流和抗日组织领导人共同研究国家大事，西安事变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在大好形势下兰州准备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党中央十分重视委派周恩来负责，决定在马麟公馆前院正式成立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该办事处的成立，和马德涵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用实际行动支援我党和抗日救亡工作.办事处成为抗日组织和各界群众纽带，是党群关系的桥梁。周恩来是一位卓著统一战线伟大旗手。吴鸿宾在回忆材料中写到：“谢老（觉哉）叫我找马德涵，通过师生关系使马步青、马步芳从张掖转送青海的西路军未杀害予以改编，马麟（录音稿件打成马明）给，马德函去青海向马步青、马步芳写了信，我俩带着信赴青海解决西路军整编问题”。马步青、马步芳见到信后对我俩比较热情，却不让久留西宁，仍当危险人物。马德涵先生再一次到凉州同马步青进行秘密会谈。这次会谈有了新的起点。原因是：1、马步青等人讲义气具有爱国爱教思想。2、首次会谈奠定了固定的基础。3、国共两党重新谈判后达成协议。4、有马麟的亲笔信，所以营救进行的比较顺利。马步青派人从两地押运两批红军（马德涵老先生自述写、<洪军>一批十一人，另一批十三人，共二十四人，其中指导员、营长、副连长各一人）给青海驻西安一三八旅旅长马碌通了电话，让他派人从中接应，一切工作就绪，让他们以执行枪毙命令将24名红军官兵带出驻地，费尽周折，马碌带着红军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德总司令热情接待马碌旅长后立即在一号院内看到面色焦黄，寒冷冬天还穿着破烂不堪单衣的红军战士，难过的流下了泪水，马碌聪明机灵，会讲一流藏语，由于英勇善战从一个传令兵升为师长成为马步青、马步芳的左右手。抗日战争带领马家军打败日军，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抗日英雄”锦旗一 面 赠送马碌。马碌同我军友好往来受到蒋介石怀疑后委派专员监视马碌，不久马碌被免去职务马步青军需上校处长芝钟灵在材料写到：1937年马步青将一部分被俘人员送往延安，那时送的情况原因我不明确。自被俘到武威的红军在新城的大营房管押，那时候我当粮被科长，给被俘人员发过棉衣和棉大衣，每月发给供养。在37年马步青把全部被俘人员编了一个部队（名义是团还是旅）据说参谋处派了三个参谋直接送到延安，派去一个人叫张志道，（西安桥梓口人，西安回民）一个叫黄开弟，民勤人，一个是少校参谋肖冠英，是河北省人，当时送的原因不清楚，以后我们分析了可能是同延安有联系。据红军一方面第九军七十团二营九连战士何璋玉说：“三六年十一月到甘肃武威四十里铺被马家军俘虏，当时用马车送到兰州，关押在黄河北庙滩。老爷庙过了春节”，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将关押在老爷庙，一百多名红军一起释放。我释放后在兰州理发店当学徒，直到解放参加国营新口理发店当了职工。
        原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司号长唐西文：“1936年冬天在酒泉（高台）被马家军俘虏，在张掖扣押一年多，后送到青海修公路，1944年释放双十二事变以前，马家军对红军俘虏很残酷，有的杀了，有的活埋，双十二事变以后杀的少了，将一部分释放了，一部分党中央要回去了。”原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军部工作中员王兴贵说法：“1937年，我在张掖被俘，1944年秋天四百多被释放我是释放者之一；双十二事变国共两党合作以后对待上好一点。法律上一减轻一些，把我们组织起来劳动。我当时16、17岁直到1944年秋天我才被释放”。1937年10月下旬马步青将原红军骑兵第五师和其它部队的红军官兵1200多人。编为“新编补充团”后立即从甘肃红城子步行于当年11月3日到了兰州，在兰州飞机场露宿一晚。第二天分乘十几辆大汽车，均有全部美式装备，国民革命军押送到卫立煌战区接管，负责押送马步青的骑兵第二师团长杨明亭，上校参谋张志道，营长黄开弟等人，他们即到西安时马德涵收到马步青送到秘密情报后立即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林柏渠做了汇报。林伯渠党代表立即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当面交涉时，办事处宴请杨明亭、张志道、黄开弟，经过艰苦卓绝的交涉后，1200多名红军官兵和杨明亭等人一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后中共中央举行隆重欢迎会和表功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欢迎西路人员归来，对国民党军军政人员分别记功表扬，彭德怀、肖华、肖劲光等人出席大会，周副主席批准张志道去抗日军政大学高级班深造函委任他为陕甘宁边区主席（其他原因张志道返回西安），七七事变后这支军队为抗日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旬骑兵第五师将凉州童子军营（由被俘小红军组成）由马步青委派营长郭裕坤和教育长马阁璘（别名马子高）押送五百多人送往兰州。此时甘州一百师三百旅补充营四百人左右也经过凉州（营长韩德功，编制三个连）同童子军一起送到兰州由国民党第九十七师接管共计九百余人，除一百人在师部工作外，其余被俘红军随该军一起开赴到抗日前线。一九三七年九月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到一九三八年零星接待中共西路红军五百余人，经八办转送回到自己军队，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来在营救中共西路红军工作，日日夜夜耗费着心血，如同国民党谈判始终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二马”对西路军的进攻，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作为中共西路红军的住地。积极做好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请出爱国、爱教（回民）的民主人士马德涵和赵守钰先生，另一方委派地下工作者张文彬、刘秉琳、吴鸿宾等人全力以赴配合民主人士马德涵和赵守钰先生做好营救红军的工作，经过周恩来等人艰苦卓越的努力先后由被俘红军官兵四千七百多人重返自己的军队。李先念带回七百多人从敦煌突围“二马”未击，这些西路军官兵，他们在我国的国防航空事业中起到骨干作用，综合上述的历史资料一方面介绍营救中共西路军历史，另一方面介绍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共同抗日的历史事实，由于各种原因中共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这段悲惨的历史事实，出现许多误解和谣传：如张国焘擅自命令成立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遭受悲惨的失败，西路军是张国焘的牺牲品等等，这段悲惨的历史一度成为党史、军史的禁区。周恩来为红西路军所作的重大贡献，也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长期以来为莫如深，事实总是事实，完整已断裂，断裂又完整，没有失败的历史，就没有成功的历史，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整地历史。从张国焘浮沉记和张国焘回忆中证明了张国焘在中共西路军这段历史中不仅没有过，而且是有功的。文章中清楚地写到他和朱德当机立断命令第四军、三十一军停止过河，我们在打拉池停留两周，主要工作是牵制敌人。使一万多红军官兵脱离险境，为革命播下了宝贵的火种，历史总是人事代谢，沧桑巨变，青山不牢，绿水长流，七七事变后这支部队为抗日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共中央利用统一战线和各界爱国民族人士的力量，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营救和寻找失散的工作。当时西路军流散人员在河西走廊被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被俘的，以及二马从凉州和西宁转来被俘的西路红军，都关押在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拱星墩监狱.总人数1300人左右.其中有西路军军师，团一级干部方强、徐太先、卜胜光、徐立清等人以及从西宁转来的红军电台工作人员刘玉庭、黄良诚、曾庆良等人.1937年5月下旬，周恩来派张文彬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兰州拱星墩监狱亲切慰问全体红军官兵后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同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跃祖交涉，要他尽快将关押红军转往西安.在我党和各界爱国人士努力下被俘人员终于回到自己部队。
        马麟朝觐归来回到青海继续担任青海省主席（朝觐前蒋介石同意事情）事与愿违，他不但没有担任原来职务，而且受到侄儿马步芳严密监视，蒋介石亲自多次调解叔侄矛盾未起作用，经蒋介石批准马麟借故到上海看病，从此后马步芳独掌青海军政财大权。
        马德涵艰苦卓绝完成了营救中共西路军任务后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首长非常满意，毛主席派人送来毛呢、毛毯，周副主席送来毛毯和礼拜毯，朱德总司令送来炕毯一条，马德涵收到毛主席等人礼品非常高兴，精心画了几幅山水画敬送毛主席等首长表示谢意。给毛主席画了一张群马图，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她代表中华民族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跨过层层坎坷，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人欢马叫的情景。给周副主席画山水画，她代表中华民族同中国共产党是骨肉关系，山水之情。她代表少数民族和周恩来关系隔山隔水永相连。给朱总司令画的松柏长青，他代表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心协力战胜了三九严寒，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象松柏一样在三九严寒茁壮成长，表现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要求人类甚少给予人类甚多的作风。
         从一九三六年秋开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先后委派马德涵、赵守钰、吴波、张文彬、刘秉琳、蔡光波、高金城、吴鸿宾等人到兰州、凉州（武威）、甘州（张掖）等地营救中共西路红军。  根据目前历史资料营救中共西路红军神圣使者有西安回民领袖马德涵先生和赵守钰、高金城先生，他们发挥私交关系和合法地位出色完成营救工作，西路军官兵先后回到母亲怀抱。赵守钰、宋友琴、中国同盟会会员，大革命前任绥远都统一马福祥的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曾任冯玉祥第五师中尉师长和骑兵前敌总指挥，领导马步青军队。在此前同马麟关系密切，所以说不仅是上下关系，马步青、马步芳很尊重赵先生叫赵叔叔。高金城1925年应冯玉祥邀请担任西北伤兵医院院长，福音医院院长，基督教会长，河西抗日后援主任，他们都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艰苦卓绝完成营救工作，使中共西路红军官兵先后回到母亲怀抱中，解放后曾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和新疆军区党委书记康力译等人就是其中的成员，这是马德涵、赵守钰等人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这光辉一页是歌颂少数民族和兄弟民族一样具有爱国、爱教、爱民主的革命精神。

四、兴办民族事业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马德涵老先生借故因双耳失听，向单位辞职经单位同意返回到西安，在此以前他一直反对军政界和社会各界的腐败现象，在西安发挥以教育、绘画等特长，维持饥寒交迫的生活。马德涵先生家中的生活是旧中国，旧西安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和缩影。他虽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无微不至的关怀着兄弟民族和本民族的疾苦。 1875年到1929年关中地区先后发生五次旱灾，最严重是1929年（民国18年）富饶的八万里秦川遭到百年不遇的旱灾，旱情持续6年多到处是啼饥号寒，死骨遍野，目不忍睹，资料记载：当今11月底，统计全省人口从940万减少650万，历史上称陕西18年年馑，西安穆斯林饮食行业断了粮食，群众自顾不暇，陕西回族虽然自顾不暇，但在伊斯兰精神鼓舞下经常省衣缩食救济灾民。西安周围十几县灾民大量涌进西安，啼饥号寒，死骨成山，目不忍睹，回族生活更加艰难……从以上数字说明，如果没有西安回民救灾会，死亡人更多……为了民族生存，马德涵来先生联络回民知人士冯瑞生、白楚珍、米三等人在西安化觉巷大寺成立“陕西回民救灾会”（也称救穷会），马德涵任常务委员，在西安清真大寺。酒金桥古寺、小皮院北大寺开办粥米场救济回民和兄弟民族，使灾民得到第二次生命，对灾害夺走生命的同胞，救灾会组织人员及时进行埋葬，阻止疾病流行（一切工作都是义务）。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和救济会忘我的工作，才使各民族安心生活，积极生产，灾情有所缓和，一九三零年（民国十九年）后回民救灾会宣告结束，在原基础上仍在西安清真大寺成立“陕西回教公会”成立该会的目的是：提高本民族文化知识和改变落后的生活面貌，在该会的积极努力下，由冯瑞生先生在西安回民集中地庙后街等创办了“陕西省第一实验小学”（今天的庙后街小学，他仍担任委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求知的人越来越多，为满足本民族的要求，各坊有知识学者先后开办私学，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马德涵、马赞候等人在大寺成立了回民教育研究会，马德涵任教育主任、同年湖北、湖南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水灾），回教公会及时成立援助两湖委员会。由马德涵、贾吉安、马睦生等人具体负责，他们一方面在坊民开展募捐工作，另一方面以健身会为骨干在西安化觉巷大寺开展武术表演，马德涵、马平甫参加表演同时邀请马俊清著名武术气功铁彦彪表演将全部收入和物品支援湖北、湖南灾区群众，回汉民族一家人，一方有难，四方支援，事实说明回族具有无私奉献和助人为乐的优秀传统和爱国民族精神。马德涵先生就是身体力行的杰出回民优秀代表之一。
        辛亥革命胜利后，秦陇军政府总督张凤翔批准马德涵先生等人成立回民地区基层行政，西安组织回民民政公所，这个组织是西安回族历史上第一次得到政治平等民族组织。回民民政公所积极配合军政府巡逻放哨为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起到积极作用。回族民族有了稳定生活，求知人越来越多，因为求知每个人天职，他同韩子元、姐父白九臬等人研究后在西安大寺成立文化组织——回民文化促进会，在成立教学机制和办学校过程，遇到本民族反对，他们说学习汉语知识就是背叛伊斯兰等等，针对各种各样问题他和促进会成员挨家挨户进行交谈，解释学习汉语知识对宗教好处，经过宣传，讲解使原来反对办校群众积极拥护办校，办校是学习知识，传播知识的好事情。克服重重困难在寺内成立了回民历史第一座学校——精一学校，解放后改为六区五校，以后改为化觉巷小学，最后改为回民小学。马德涵老先生一九零六年曾在成都清真寺开办两座回民小学，先后担任校长，监学等职务。民国元年他先后在狮市庙街开办崇重小学，在小皮院清真北大寺内开办长安县复兴学校，担任校长，吴振洲任教导主任，丁世丰、梦犇，担任教师。学生有已故马文敏、刘希贤、李鸿明……三七年大寺内开办回民的妇女学校，学生有健在的白秀芹老人，已故的海玉琴……。学校最有影响是一九四五年在北大寺开办中阿夜校。他仍担任校长，学校从两个班（原屠宰厂）发展四个班（南、北亭），汉语赵有山、马志珍担任，阿拉伯语由宝文德、阿济广等阿訇担任。儿童和成年人学习人数日益增多，报到需要决定将夜校改为半日制。一部分人上午做生意，下午上学；上午上学，下午做生意，这样不仅不影响群众生活，而且发展教育。最后将半日制改为全日制，当年的学生，如今的老爷爷海照庆、林春正、林春瑞对我说：“今天我们有了文化，多亏了马德涵老先生开办学校，使我们这些睁眼瞎子看到了光明。穆圣说：学习从摇篮到坟地，求知是每一个穆斯林的天职，创办学校就是贯彻执行穆圣指示没有文化等于睁眼瞎子。”当时教室全部是土桌、土凳，上学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孩子天天带着凳子上课……，不久换成木桌凳，桌上刻着“回教公会赠”。解放了，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将中阿学校正式任命六区二校，马德涵以清真北大寺名义（他是理事长）曾两次将寺内房屋和院落无偿借给学校。为了彻底解决根本问题（马德涵先生仍担任理事长），他以市政府委员和民族事务处（现民族事务委员）主任身份会同有关单位将原广西、广东会馆地方划给学校，使学校成为一座正规学校。有语文（马生化、马志珍）、美术（李一民任教）……。为了发展和提高民族教育事业，请满族同胞赵有山，汉族同胞丁世丰，在教学中充分发挥作用，不仅提高民族教育，而且加强民族团结。马德涵任西安民族事务处第一副主任负责具体工作（崔一民主任在市政府工作）和市政委员非常重视回民青年的培养工作。四九年九月鼓励回民知识青年马生华、刘明跃、马腾蛟等人分别进入西北军政大学学习。批准吴鸿运、聂志忠、白胜利、铁希圣等人六十多人在兰州民族学业院深造。其中三十多人入了党，十多人走向主要领导岗位。为振兴我们民族和培养民族干部尽到自己一切力量！
六区四校为回民培养了不少的优秀人才，当年该校学生，如今是该校长的刘叶萍、刘希贤。回族小学（原六区五校）支部书记惠西白等人。马德涵先生一生热爱教育事业，重视教育事业，因为文化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马毅在会议资料中写 到少数民族是被人看不起的民族，回民生活多半贫困文化落后没有正当职业。自从我上学后想让回民受教育的机会解放初在爱国爱民族的革命精神鼓舞下克服了一切困难积极同马德汗先生开办文化扫盲班普急班提高班，为提高回民文化素质做出些努力
        马德涵先生从抗日战争前夕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小皮院清真北大寺理事长职务后，深知责任重大，困难多，理事长工作面向各界群众，所以说群众工作也是政治工作，特别在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的旧中国时代困难重重，尤其回族处于三座大山压迫，反动派常常利用回汉矛盾和回教中新教老教的矛盾，策划了一系列的流血事件。为了阻止亲者痛仇者快事件发生，他深入到各界群众中去进行交谈，通过交谈进行实际调查，掌握第一手情况后，了解到本民族对原来历史中民族问题抓着不放，积极引导。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谅解，本民族在认主独一原则下求大同，存小异，用事实耐心劝解使大家认识到：仇和恨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他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八家巷，小皮院两坊和两个清真寺合为一个清真寺，历史上称“合坊”。两坊群众，新教，老教，回民自由在寺中礼拜，加强团结，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破坏。为了纪念这个良好开端，他挥笔在连山门两侧分别“开诚布公，精诚团结”八个大字。

五、陕西地区第一个抗日民族组织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促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场民族解放战争动员了群众，武装群众，打击敌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抗日和爱国爱教的精神深入到家喻户晓，深入到各个阶层，陕西的回族同全国各个民族一样，积极组织抗日组织，具有爱国爱教的少数民族同各族人民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奋不顾身投入到既艰苦又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中去！
         1937年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派起全国同胞的极大的愤怒。马德涵老先生立即在小皮院清真北大寺召开“声讨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罪恶大会”。会上痛斥国民政府采用不抵抗政策。用经历的四川保路运动号坊民，一定要认清侵略者的罪恶目的，不论是日本侵略者披着“中日亲善”的外衣还是挑着在西北地区再扶植一个“满洲国”成立一个“回回国”幌子，它们罪恶目的是：“将我国伦陷为他们的殖民地，我们的人民成为亡国奴。中华民族一定要崛起，齐心协力尽早的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家园。”坊民听了马德涵先生讲解明白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争先恐后投入到抗日保家卫国斗争中去！
         马德涵老先生和小学教师乌光焕在该寺立即成立西安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这个民族抗日组织是陕西地区独一无二的组织。担任主任委员。该会下设后勤，担架、宣传队等机构，该会成立后立即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活动。大规模进行抵制日货，烧毁日货，曾担任陕西国民党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总编辑李敖仁先生创办的“老百姓”报刊在抗日战争时，在全国最有影响，深受群众欢迎，这刊物经常刊登马德涵先生的文章和美术作品，“觉醒” “愤怒的雄狮”等美术作品是当时代表作。该会会员有七百多人不仅有回族群众马仲贤、马毅、兰宗芳、林志皋、兰宗德而且兄弟民族同胞有赵有山，丁世丰、梦犇等人；他得知东北挺进总司令马占山抗击日本侵略者消息，立即通电声援抗日将领马占山，积极在群众中开展捐募工作，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持抗日工作，中华民族儿女不论天南地北自觉汇集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赶走日本侵略者。
        马德涵先生创办的民族抗日组织一直受到西安地下党的重视，后委派17军负责兵运工作的回民干部刘格平前来工作，两个月后他创办的抗日组织同刘格平创办抗日组织合并后叫陕西回教抗日救国联合会。刘格平担任会长，在他们的带领下三秦大地不断出现“陕西回教抗敌后援会”、“后援会西安分会”、“西安回民青年读书会”等抗日组织像雨后春笋茁壮成长。马德涵先生不顾年迈，积极同马图轩、马生金、马存祥等人成立了“西安回民救护团”，以清真寺为单位设立分团，他是小皮院清真北大寺的团长，在陕西回教救国联合会 “西安回民青年读书会”经常带领次子马毅负责美术传宣工作，会员有已故的冯增烈、马士年、马毅、马丽珍、马肃……，健在的有马存祥、马希明；刘格平在东大街青年会内举行秘密救国道理和国内的形势后，进一步激发回民青年抗日救国决心，该会引起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刘格平调离西安，该会虽然被迫停办，但抗日救国的火种越烧越旺！随着抗日工作深入发展，中共陕、甘、青特别工作委员会书记吴鸿宾（回族）和马德涵老先生等各界人士在大麦市街天安栈一号院内成立中国回教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员有中共地下工作者马绍常和马述尧、林常盛，西安车马店经理韩勋臣、宁会县县长丁家勋、天水百货局局长马品章、杨虎城秘书青年回民章穆……。该组织经费由杨虎城军队每月供给两千块大洋。该会向社会各界发出以下倡议是：1、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章。2、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抗日爱国行动。3、欢迎国民党回民高级军官：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陆军骑兵等5军军长马步青、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甘肃陇东交通司令马锡武35师师长马鸿宾等人派代表工作。该组织于1936年12月17日《西京日报》向全国回族人民发出通电。号召各地回族同胞予以响应，同时督催白崇禧、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锡武等回族军阀响应张、杨二将军的正义行动，并希望派员来西安参加救亡活动。马锡武特派毛跃庭参加该会的工作。周副主席曾多次在西北绥靖公寓会见马德涵先生和吴鸿宾等人高度评价回族抗日联合会的工作。抗日战争越来越深入人心，从大人到小孩都自觉投入抗日战争运动，“淘水涌，朝日临，回回儿童大本营，说中国话，读中国书…拿起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杀敌人的头。将来献身国家民族。”
        日本侵略者为了尽早的将我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侵华战争不断地升级，他们的飞机经常轰爆西安。导致许多群众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为了中华民族生存和为了抗日战争需要，以西安回民青年为骨干，成立了西安青年救护团。马图轩为总团长，马德涵先任团长。各个清真寺设为救护分团。马德涵先生义不容辞参加了救护工作，由于侵华战争造成许多老人、妇女无依无靠，她们在死亡线上呼救……。马德涵先生在原陕西省第一中学校分校（现回民中学）成立回民寡妇救济院，担任院长。现健在的86年岁的白秀芹说：“多亏了马德涵老人创办救济院，我才活到今天”。救济院设老年组、中年组，当时生活来源：老年组靠社会各界救济和坊民也贴，中年组参加社会劳动生产自救。1938年秋天国民党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来到西安受到“后援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白部长在欢迎会中说：“陕西回民在国难之际要加强团结，服从政府领导，共同抗日御敌报效祖国，号召回民青年到广西黄浦军校六分校学习军事。”马德涵先生次子马毅、杨文青、杨文斌等青年回民立即报名到军校学习后为抗日民族事业做出有益工作。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大寺和小皮院清真寺和大寺分别举行欢迎会。会后白崇禧在小皮院清真北大寺同马德涵先生等人在交谈过程中，了解到回民生活中碰到实际困难，经白部长同陕西政府协商后同意回民在城内开办回民屠宰场，为了方便回民生活和生活开源北大寺立即成立回民屠宰场。白部长离开西安时专程给小皮院清真北大寺赠送“兴教建国”牌匾。
         1937年7月7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略者畜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这次战争是我国遭受到帝国主义规模最大的侵略者战争，七七事变是我国抗战转入到最艰苦、最复杂的历史时期马毅在回忆资料中写到在北平上学是亲眼看到日寇凶恶的罪行。双十二事变后受父亲到青海交涉被俘红军官兵的影响在西安参加了“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此组织是我党的外围组织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体会到抗日统一战线的伟大。蒋介石被全国人民逼迫抗战的决不是真心抗战的又因我在西安被日机炸伤几乎丧了命。1937年8月21西安国民党当局在西京日本发出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14个抗日组织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不久又勒令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解散。在这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马德涵先生的抗日的决心不但没有萎缩不前，而且奋不顾身积极同我党地下工作者史可轩、张含辉、李连壁、王维祺等人关系甚密，马德涵先生为我党和抗日事业迭送米春发、安德真、马廉敬、马世俊、马文敏、马光昭六位回民青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秘密护送到“云阳镇西北抗日干部训练班”学习。米春发、安德真说：“我俩原来在麻家十字开修车铺过程中，同进步人士在交谈之中逐步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来到马德涵老先生家（西羊市49号西厦房），经过交谈后老人慎重将秘密介绍信交给我后，立即用布包了几层后缝在棉衣内。我、安德真、马廉敬叁人是一张介绍信。马世俊、马文敏、马光昭是另一张介绍信，那时敌人封锁的很厉害，沿路上尸体遍地，我们历尽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叁人分别分配到三大队、三中队、三小队。队长李克俭、校长胡乔木、教导主任冯文斌、教官成仿吾、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著名的女作家丁玲、著名的文学家鲁迅、胡绳曾多次给我们讲课、讲演，使我们在革命的熔炉里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我和安德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以后“七七事变”后在党中央的号召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推动下，陕西人民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成立了“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回族各界爱国人士不甘落后成立各界抗敌后援会，陕西回民支会，青年学生成立后援会西安回民学生会，领导人西安高中学生马生金员会有马德涵次子马毅，儿女马丽珍、马肃、冯增烈、穆加琨、马光炎、马景华等百余人，他们和各界人士一起积极投身于陕西地区蓬勃发展的抗日救援运动的洪流。
         1937年冬天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郑州开始筹办，1938年1月正在郑州成立，成立后不久移迁到重庆。同年1月陕西回教救国协会在西安清真寺北大寺宣告成立。大会选举理事长1名，常务干事1名，常务理事10多名，马德涵先生是常务理事成员，主要任务：1、组织全省和西安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干斗争和示威游行，抵制日货运动。2、成立生产自救委员组织会，组织生活有保障。3、成立治安和救护队。4、成立文化宣传组织；在回协直接领导下成立回民文化研究促进会。马德涵先生当选教育委员，同年1月28日、2月11日在陕西回协领导下，在西安城内广场（现革命公园）隆重召开“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和反侵略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同年11月23日回民同胞汇集在各个清真寺欢渡开斋节，正在聚精会神做礼拜，日本飞机以清真寺为主要目标狂轰滥炸，投弹80余枚，当时三百多人死亡，无数群众炸伤，西安清真大寺、小皮院清真寺、大皮院清真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安所有的清真寺和各族同胞是日本侵略者的证明者。日本侵华战争是历史上空前的残暴、空前的屈辱、空前的悲壮。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正义的战争，得到世界人民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家支持，这些支援对我国坚持抗战和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和贡献。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以重新振起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我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日本侵略者被迫无条件投降了，中华儿女都在欢呼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都在为中国的伟大胜利而欢呼！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十余年来，西安活跃着一支回族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是刘格平、吴鸿宾、马寅、徐强、白琨（白九皋之子）等同志，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积极抗日，积极靠拢党组织后作了大量的抗日救国的工作，民主人士马德涵老先生是其中一个代表，自从他认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来和陕、甘、青特别工作委员会书记吴鸿宾等人经常协助我党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忘我的工作得到各届办事处领导的关心和支持。马德涵老先生经常从办事处带回“新华日报”“西北”周刊及进步书籍在回民群众宣解。马德涵先生革命事迹中写：从西安事变以后，一直帮助党做些工作，特别是作了许多宣传工作，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作了有力的反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回民真正了解八路军的战功和党的民族政策。总之在我党的领导下，马德涵老先生积极配合民族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坚决支持回教教育促进会工作，为陕西和西安地区抗日救亡工作付出贡献。

六、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会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之部筹备会在陕西秘密开始工作。1945年2月在西安成立后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共地下工作者王维祺介绍马德涵、马子健参加民主同盟会并当选委员。民主同盟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诚的、积极的进行着不屈不扰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马德涵先生积极同著名爱国人士、民主同盟会西北总部主要负责人杜斌丞、秦凤日报社主笔关梦觉、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教授郑伯奇民主同盟会会员和甘肃特派员吴鸿宾等贤达人士关系甚密，为进一步推动陕西民主运动做出有益的工作。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隆重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国共重庆和谈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各党派联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叫旧政协会议），会议代表38人，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这个具有历史性的会议使国共两党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谈判中双方达成文字协议，国民党党表示承认：“和平建国基本同意，长期合作，坚持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同意在召开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时毛泽东主席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组成代表团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具体谈判。政协会议22天，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马德涵曾多次受周恩来的委托代表无党派和少数民族出席这个具有历史性的会议。在会议上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总是在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马德涵从经历的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充分证明我党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品行。同时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贯采用两面三刀、言而无信的品行，政协会还在进行时，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国民党特务在会上从起哄发展到动手打人，会议被迫停止，政协会议刚刚闭幕，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在国民党中央党常务会议上大哭大闹，说政协不利于国民党，使国民党失败。政协会议是国共两党达到文字协议同意召开的，蒋介石说：“我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好姑且通过。”由于蒋介石暗中支持特务从起哄发展到打人的事件，政协会议被迫无法开下去。通过许多事实使马德涵先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革命要取得胜利，必定依靠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紧密团结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党组织一直考验着马德涵先生，培养着马德涵先生，经知友、中共地下工作者、民主同盟会领导人王维祺介绍马德涵先生和马子健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会。解放后中国民主同盟会重新登记会员时，他俩仍是正式会员和委员。他俩是少数民族最早的会员和委员，这是马德涵老先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1946年上半年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在处在密云不雨的状态中，表面上，一月间国共两党签订协定仍在继续执行，实际上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协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西安国民党党部为了紧密配合内战纠集社会上牛鬼蛇神三月一日在城内广场（现革命公园）召开“反共、反苏”大会。敌人有野心、有目的、有计划搞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秦风报馆工商报馆。办事处处长周子健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掌握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原则，工作人员全部武装，立即下达全部武装命令，办事处工作人员一切行动听指挥，一旦特务冲进办事处，全部、干净消灭来犯之敌，特务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外大吼大叫一个多小时，灰溜溜走后，将[秦风日报][工商日报]两个报社全部砸毁，使报社无法正常工作，白色恐怖正在笼罩着西安古城……。马德涵先生和马子健先生在出事第2天冒着生命危险到了报社进行亲切的慰问，事情平息以后两个报社发表文章感谢马德涵和马子健。

七、喜迎曙光
        黑暗的旧中国虽然即将灭亡，但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严密监视爱国民主人士的一切自由。特别是祝绍周担任西安市市长以后便衣特务多如牛毛他们有的伪装车夫有的伪装买菜将国民党政府要员杜斌丞更严密监视起来，杜先生的自由反动势力乘凶狂特务密布似罗网西安当时划分12个区185个保322个甲。特务机关70个5万多特务化妆个种个样的职业混混杂在群众中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西北民盟总支部书记杜斌丞严密监视起来了祝韶周担任西安市市长以后法西斯统治更凶在这种情况下马德汗先生没有畏缩仍然支持我党关于和平建国的方针政策和反论战反独裁斗争支持杜斌丞等人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敌人变本加厉将杜斌丞严密监视起来以后失去同我党联系……。马德涵先生发挥送画、送字等方法将我党情报传递给杜先生，杜先生对马德涵亲切说：“我的亲友已绝迹，他们都不敢登门，而您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给我传递情报，我内心很感谢。”这一次从杜家出来后特务紧紧跟踪他，他多次改道企图将特务甩掉，他们越跟越紧，他镇静来到莲湖公园利用人群想甩掉特务……，特务将他围起来，大声盘问这，盘问那。他做了巧妙答复后，从袖中拿出几幅画主动说：“巷内张老汉（杜先生）前几天到我家让送画，我知道他家住巷内，不知门牌多少号，因此多走了几家。”特务说：事上一次买画，这次为什么又去买画。”他回答：“我以绘画为生，人家看不上所以要跑几次，直到张老汉和别人满意为止，这有什么奇怪和怀疑的地方……。”特务没有找见证据，只好让他走了。1949年夏，著名的爱国人士、伟大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杜斌丞被胡宗南秘密杀害，马德涵没有被吓倒而且继续同爱国民主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支持和拥护新中国的成立

八、西安回民告马官兵同胞书
         西安是西北五省大门，西安虽然解放了，西北五省不但没有解放而且敌强我弱，形势严峻。胡宗南、马步芳等人东山再起实现蒋介石将大西北变成反革命基地计划，我第一野战军占领西安后，蒋介石立即电令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联合反扑；胡宗南也因误失西安妄想报复，胡、马二十多万军队疯狂反扑西安。西安的解放历解放西安和保卫西安长达20多天的战斗历程。战斗打的非常激烈，我军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削弱敌人的锐气，马步芳、马鸿逵骑兵受到严重的损失，溃败四散，这时，解放后的西安，形势才初步稳定。1949年7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扶风、眉县一线的胡、马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势，经过坚苦卓绝的战斗，14日占领宝鸡等军事要地，先后收复宝鸡、扶风、凤翔、永寿、眉县9个县城。胡的残兵败将逃到四川，西安稳固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大西北解放后匪患十分猖獗，在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我们西北工作的任务，应是消灭土匪，扫清特务，实行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恢复生产。为迎接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干净消灭各种各样敌人和形形色色的特务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祖国的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面积三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一，有3209多万人口。有汉、回、维吾尔、哈萨克等20多个民族。地域辽阔，人烟稀少，高山从集、交通不便。大部分土地贫瘠、气候严寒。长期以来各民族受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压迫和剥削和反革命舆论宣传企图将大西北变成反革命基地。马家军骑兵攻势凶猛——关中平原突起冲天的狂风，呼啸的浪涛，马步芳大放厥诃：“彭德怀是马某我的手下败将，不把他剁成肉酱，你们都是混球种”。马继援得意忘形吼叫：弟兄们真给我作脸，上午攻占咸阳，我们人在咸阳留念，下午到西安吃饺子，他们父子狼狈为奸，马家军驻地到处呈现一片厉兵秣马的紧张气氛。解放大西北起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所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十分重视，毛主席将解放大西北重任放到彭德怀身上。毛主席对他说：“国民党反动派自知华南无望，遂企图盘踞西南接连西北，将维持残局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宋希濂和西北胡宗南。特别胡宗南40多万运动军队妄图东山再起”。周恩来对他说：“进军西北，在解放全国这盘棋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走活了，全盘皆胜；有一着闪失，将引起许多麻烦”。毛主席点了点头说：“西北走错一步棋，后患无穷。大西北地域辽阔，蒋介石的残匪如果在哪里我们兜起圈子来，敌人逃到青海草原或新疆天山南北的大沙漠里，我们再到草原或深山老林，大沙漠里去追剿。那时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全国解放的时间要推迟三年到五年”。朱德插话：“真到那个局面敌人主动，我们被动。在草原作战、在大山里、大沙漠里打转转，马家军的骑兵很难收拾的”。周思来严肃的说：“全国各战场是敌弱我强，而独有西北战场是敌强我弱——目前西北敌人肆拾伍万，而且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我第一、第二兵团加上第十八、十九兵团不足叁拾捌万人，面对这一特殊的严峻形势，所以毛主席把你从前线请回来，共同商讨这个大事情”。朱德说：“过去马步芳配合蒋介石袭击我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残害大批革命同志，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而胡宗南长期以来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周恩来忧虑地说：“还有美帝国主义的干扰……，西北形势严峻，十分严峻”。毛主席说：“蒋介石是背水一战，必与我拼死相博，胡、马为保他们自身利益，也必竭尽全力与我斯杀。向西北进军，必是一场苦战恶战！”此时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的目光都射向彭德怀，彭德怀稳定自如的对主席等人说胜利有六成把握，在长期战争中、峰火中将彭总百炼成钢，使他养成纯朴、沉稳而严谨的性格，六成把握已成竹在胸。
        彭德怀接受任务立即投入到艰苦卓越西北战役中来，战争是残酷的、激烈的、无情的，面对敌人尤其马家军骠悍凶残，但鹿死谁手，尚且难说。到处呈现出一派历马袜兵的紧张气氛，彭总获悉，胡宗南派出重兵严阵以待，马家军恶疯疯扑来——两匪联合反扑了，已汇成强大的洪流！二狗把门！而且疯的恶狗更加狠毒，彭总遵照毛主席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战略方针，带领我第一野战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部全部残灭我国境内一切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祖国领土独立和完善。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了，西安市军政委员会西安市市长贾拓夫在庆祝西安解放大会上说：“西安解放这是胜利的大会，是解放的大会，是动员全市人民消灭胡、马匪帮大会”。西安虽然解放，关中西部扶风、眉县正在激烈的战斗中，扶眉之战它是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的第一仗，也是整个关中解放的最后一仗。西安回族受国民党长期压迫和反革命宣传影响不接近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德涵先生同回族名望马子健、马平甫一面深入大街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一方面利用在清真寺做礼拜前后宣讲党的政策和民族政策，使党的政策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用铁的实事——各个清真寺完整无缺，广大的回族群众自由进行宗教活动，用铁的事实事揭穿敌人散布：解放军是汉人的军队，西安回民鲜血流成河“的人民解放军有回民军队、回汉民族是一家人，共同发展生产、克服各种困难，马德涵先生鼓励大家安心生产努力工作。
        西安虽然解放了，但敌人不甘心失败，马鸿逵、马继援等人企图东山再起，他们一方面在宝鸡、眉县、扶风重兵压境，一方面到处散布谎言：“解放军是汉人的军队，西安回民将全部被他们杀死，回民鲜血成河，白骨成山……”。马步芳、马继援是咱们回民的军队，回民的军队为回民报仇，由于历史和各种因素，许多群众上当，因为扶眉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7月在关中西部的扶风、眉县地区第一次重要战役，它既是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第一仗，也是整个关中解放的最后一战，为了配合大西北解放和及时粉碎敌人的阴谋，马德涵先生、马平甫在各个清真寺内用铁的事实——各个清真寺完整无缺深入到各家各户做生动具体演讲，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回民同胞和兄弟民族加强团结，安心生产，不要上“伊布利斯”（魔鬼）的当。马德涵、马平甫、金启祥代表全体坊民和各寺理事会联名给马鸿逵、马鸿宾俩人写信详细介绍西安回民生活情况和清真寺情况。为了安定团结，三人到咸阳，马鸿逵、马鸿宾兄弟俩人热情招待他们三人，他们三人实事求是将西安情况向兄弟俩人做了介绍，希望他俩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偏听谣言……。马德涵先生单独同马鸿宾秘密交谈劝他起义，马德涵先生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关系甚密，因此他兄弟俩对大家很热情。发挥民族关系在咸阳等地张贴安民告示。真实介绍西安回民安居乐业的情景。返回西安后马德涵先生立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西安穆斯林告马官兵同胞书（此文由马德涵先生次子马毅执笔）文章中说：“现在现在西安解放，我们也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真不愧是纪律严明热爱人民的军队。”西安穆斯林很平安，所有的清真寺保护得很完整。过去我们听到的一切，到现在才知道完全是欺骗我们的谣言，亲爱的朵十们：你们细心的想想，人民军队跟我们既没仇又没冤，我们为什么把自己当作敌人，你们赶快清醒吧！千万不要再上当了，为西北几省穆斯林，为整个伊斯兰教，为了已经上当“无觞”的朵十梯，为全国受苦，受难受压迫的老百姓报仇，把枪口对准真正的敌人——卖国贼蒋介石、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马继援和欺骗我们的敌人。“独失满”（阿拉伯语仇敌、大仇人）是空前绝后的卖国贼，他们是全国人民的公敌，马步芳、马鸿逵、马继援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甘心给蒋介石当走狗，他们把我们从温暖家里抓出来赶上战场，迫我们当炮灰……
        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回汉人民的军队，里面也有回民部队，是为我们报仇的军队，是保护我们生命财产的军队，不杀人、不打人、不骂人，主张信教自由……。文章号召马官兵“不要错过机会，赶快的投奔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一定会优待你们，如果需要回家一定发给路费，如果愿意参加人民解放军也非常欢迎，这里官兵平等，吃穿都很好，对回族人民一视同仁。我站在回教立场上，更愿意你们转告给甘、宁、青的穆斯林叫他们不要相信谣言……。希望他们拿定决心，认清敌人，不要再糊涂了，早一点想法子打倒欺骗我们的卖国贼马步芳、马鸿逵、马继援，使全国整个早一点解放。”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刊登49年5月20日解放日报头版位置上，该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前沿阵地散发万余份，陕西广播电台多次向陕西、青、甘等地播颂。“彭德怀血战大西北”前言张宗逊写到“当年我是彭总的助手，蒋介石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等部队身上，妄图保住西北，凭借西南，特别梦想将西北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国主义支持，争取时间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当时全国各个战场均敌弱我强，唯有大西北敌强我弱……毛泽东主席召见率部进军大西北的彭德怀，坦言：“大西北敌匪胡宗南兵强马壮，马家军凶残骠悍，虎视眈眈，在这个非常时期马德涵始终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形势和斗争需要，同年6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管会主任、西安市市长赵寿山、甘泗淇、赵伯平在市政府召集回族首领座谈会。参加代表人：马德涵、马平甫、马文卿等50位各界人士。会议一致通过：以西安全体穆斯林名义再一次发表“西安穆斯林告马官兵同胞书”，6月27日刊登在群众日报头版上（现陕西日报）。该文章发挥了团结人民、分化敌人、打击敌人的作用。
        为了支持我军东征，马德涵先生紧密配合我党的工作7月发表了“回族各界异口同声，要求我军东征”。文章用铁的事实：“痛斥卖国贼走狗蒋、胡、马匪造谣共产党如何取消了宗教，毁灭清真寺，而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保障宗教自由的”。为了促使民主政府成立，同年7月马德涵先生发表了“希望迅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文章中马德涵先生严正声明：“马鸿逵、马步芳所代表的是他们私人利益”，非我们回族大众利益，胡匪在西北民族中恶贯满盈，俩马助纣为孽，甘当走狗，已不属于回族，郑重声明：“俩马和我们教虽一、道不同，他俩是胡宗南的走狗，一切为了个人发财，而我们安分，事业不同。祝贺共产党推行民主主义，早日普及全国。” 在各个历史时期发表不同文章，马德涵先生革命事迹中写道:马德涵先生为人正直,不畏强暴.追求进步.热爱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和革命导师毛主席.热爱我门敬爱的周总理.马德涵先生革命事迹中写道:从西安事变以后,一直帮助党做些工作,特别是做了许多宣传工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做了有力的反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回民真正了解八路军的战功和党的民族政策,使回民群众知道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使各族人民得解放.这些宣传,在即将解放的前夕,起了很大作用.
        这些文章起到了团结人民、分化敌人、打击敌人的作用。一笔为旗，以文为刀篇篇文章起到团结民众，分化敌人，打击敌人的作用，篇篇文章犹如利刀插进敌人的心脏，文章又像一把冲锋号鼓舞全国各民族同心同德，沿着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阳光大道前进、前进！

九、新  生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民族政策“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的敌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团结、和睦、进步的大家庭。”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清朝政府法律规定：清留汉不留回，造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国民党政府利用民族矛盾制造民国28年流血事件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回民同各个民族在政治上、工作上一律平等，一起研究决定国家大事，1949年7月西安各界代表选举产生大会：西安市各界主席、副主席。赵伯平任主席、马德涵任副主席、扬子兼、朱子彤、王竟秋（女）秘书长何寓础副秘书长韩述之.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举办盛大宴会前吴鸿宾特意告诉大会主席团工作人员一定邀请马德涵老先生出席盛大的宴会。宴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主持，俩人同桌边吃、边畅叙，一起畅叙新中国和西安的发展前程。马德涵老先生兴奋说：“我做那件小事（指营救西路军事情）共产党一直惦记着我，共产党不得天下，天理不容。鸿宾老弟，以后共产党用着老朽的地方尽管说，我仍然是挺身而出，在所不辞。”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武装侵占朝鲜后，同年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严重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因朝鲜的存亡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们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坚持正义斗争，毛主席于同年10月8日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赴朝作战。为了配合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马德涵先生不顾年迈，日夜奔波在保家卫国运动之中，在保家卫国动员大会上,他无比激动地说：“要保卫新中国，就必须巩固我们的国防。国防不坚强，就如居家四面没墙，强盗随意可以闯进家里来，全家不能安居乐业，保卫祖国，人人有责，我们回民青年应该把捍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勇敢担负起来……”，坊民听了他的动员后，十八名回民立即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投入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斗争中去。1954年12月26日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委员。省长赵寿山，副省长韩兆鄂、成伯仁，委员王季陶、王菊人、李子健、候宗濂、马德涵、张锋伯、贺连诚......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德涵先生先后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政协主席、政协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主任、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民主同盟会委员，各级政府直接参政、议政，同各界人士共同研究预决国家大事，齐心协力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马德涵先生一生擅长山水画，不断学习别人长处特别喜爱米蒂父子画的山水画，特意在自己扇面画画题诗。扇面点墨成山，山下溪上横一小桥，桥上一人披蓑戴笠作雨中行。全局以淡墨点浆，山树亭阁在云烟笼罩中，依稀隐境超逸。诗写到：“本生好学米家法，云烟缥缈了不差。”对自己美术事业孜孜不倦学习，他的画具有长安画派特色，受到群众喜爱和收茬。美术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马德涵先生创作“觉醒”和“黑娃从军记”，“觉醒”创作于抗日时期号召民众积极抗日，“黑娃从军记”创作于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号召群众积极参加人民军队保卫胜利果实；“马二从军记”创作于1944年揭露国民党利用征兵到处欺压老百姓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登峰瀑布、溪水长流为代表作品歌颂新中国锦绣河山和欣欣向荣景象著名画家李若禅说：“画的价值，重在人格，人格——爱国第一。”
      “愤怒的雄狮”“马二从军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代表作品；登峰瀑布、长安八景是建国以来的代表作品。他的作品先后参加1950、1951、1953、1955、西安、陕西、青海、甘肃等地全国各地展览，经过选择马德涵先生登峰瀑布、长安八景等美术参加全国画展。马德涵先生的美术作品充满着时代的旋律，用美术宣传打击敌人、团结人民，将所有画展和工资（解放后）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各个历史时期。马德涵先生的一生是言行一致，一生不论是在风云突变年代还是风平浪静始终坚定不移的贯彻党的各项政策，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繁荣贡献自己一生！
        马德涵宴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来和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麟和营救中共西路军和事情引起了西安特务的严密监视.，国民党陕西政府已经将马德涵定为“赤化”“通匪”罪，等批准后秘密杀害，这时他接到地下党和国民党政府陕西政府官员邓昌跃（他姐夫的知友）送来特务要杀害他的情报，让他急速转移。遵照地下党组织指示立即转移到南郊东八里村借住张思宏家中继续我党工作。特务多次扑空，气势凶凶将房内东西全部砸碎。向群众打听他的下落，有人说去兰州，有人说去甘肃。特务只好扫兴而走。
       解放前，马德涵先生同我们劳苦大众一样一贫如洗，抗战前后马子健无偿将厦房两间厅房一间借给马德涵先生居住在组织鉴定中写到，马德涵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不曾有祖留遗产，一直借屋而居，生活清贫，两个房主，第一个房主马子健，是回族，第二个房主张恩宏，是汉族。”在八里村饥寒交迫和各种各样实际困难虽然严重威胁着马德涵先生生存，，这时村里一片混乱，有人说土匪来了，有人说解放军进了西安……。他决定克服一切困难一步挨着一步来到西安北关，向一个买肉回民了解真实情况，赵寿山带着亲人解放军进了西安，这时他忘记他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忘记饥寒交迫……，挨家挨户动员群众给部队送水送饭，大街小巷贴满欢迎标语……西安在欢腾，人民在歌唱之中他返回学校省一中（现回民中学担任美术教师）立即成立最早的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慰问团，他担任团长，在大街小巷成立茶水站，服务小分队，这是西安历史上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49年6月12日，在革命公园召开十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庆祝西安解放暨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他不仅代表少在大会上发了言，而且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主席团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贺龙将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书记贾拓夫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司令周士第将军、陕甘宁人民政府副主席杨明轩先生、西安警备司令张经武将军、中国共产党西安委员会副书记赵伯平同志、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方仲如同志、工人代表朱子彤、学生代表菅高山、妇女代表大华纱厂女工赵秀英、民主人士成柏仁先生、文化教育界代表西北大学代校长岳劫恒教授，回民代表马德涵先生。大会主席团分别给毛主席、朱德发了贺电，大会胜利结束后马德涵先生回到家中（西羊市49号）鲜维俊、吴剑夫等人候他讲明来意：担任西安市民族事务会第一副主任。他考虑到年迈，怕辜负了政府重托，再三四请组织认真考虑请别人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工作，同时保荐十几名回民进步青年担任领导工作，最后组织仍决定马德涵先生担任西安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同年7月13日西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马德涵先生接受军事管制委员会贺龙主任聘请，先后担任人大代表和主席团第一主席。
         张恩宏嫂嫂回忆地说:“你们从抗战到西安解放后一直住在我家，她说：“马老是以为孜孜不倦的老人，马老经常出外回来以后整天看书、绘画，他是一位正直朴实热情的老人，在村里举办墙报进行宣传，在村口画群马图.他一个人住一间房屋，我们知道周总理解放前给马德涵先生送过钱和物品，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总理又在北京亲切会见了他老人，总理亲自安排你马德涵先生生活，回西安时总理送钱和物品帮助你们渡过难关。因为马德涵先生用教门的方法使周总理转危为安。”西安市人民政府司机朱铁秀和庙后街小学美术教师李永芳先后讲述了，马德涵先生发挥教门方法使周恩来转危为安，此时在回民群众中一直流传至今。经过我多次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37年1月25日前后周总理出外工作，特务跟踪，周总理无法脱身，这是想请马德涵先生给予帮助，于是不慌不忙从大皮院臭皮巷内到了他叔叔家中（马全恩清真北大寺伊麻日（阿拉伯语首领）），从后门进了小皮院清真北大寺，马德涵先生和宝文德阿訇正在洗子做响礼拜准备工作，周恩来向马德涵先生做了暗示动作他俩立即给周恩来穿上一套合身“海力凡”（阿拉伯语学生意思）服装，三人聚精会神学习起来古兰经，便衣特务钻来钻去闯进清真寺问我马德涵先生，宝阿訇说他失聪，特务问来问去没有发现问题，扫兴走了。这时响礼（下午1点多）时间到同群众做响拜，特务被迫无奈离开清真寺，礼拜结束后寺内没有群众，马德涵先生打开另一个后一直护送到安全地方，他俩回到清真寺；另外还有一次，特务紧紧盯梢到北院门时，周恩来趁机跑到他家（西羊市49号借住甘肃会宁县县长马子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西安市中级法院院长）马德涵先生立即给他换了一套衣服，带他从米家后门走到大皮院，又一次摆掉尾巴，马德涵先生革命事迹中写:“马德涵先生从西宁返回后，周付主席对于事情的圆满解决十分满意。多次来德涵先生家交谈。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总是跟踪、监视。德涵先生冒着极大的风险，关心总理的安全。同时又写到：“第一次和周付主席见面，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前后，为了保证周付主席的安全，约会在小皮院清真寺内北厅见面。会面后由宝文德阿訇经狮子市街、红埠街、大莲花寺街护送到比较安全的王家巷一带。”“此后，为了周付主席的安全，每次见面除了直接去八路军办事处以外，就在西北角的喇嘛寺内，会面以后总是设法把周付主席送到安全地方。马德涵先生同周恩来曾多次在西安西北一路广仁寺交谈，广仁寺长教叫关符清，解放前后是马德涵先生挚友，关符清档案材料中证明人是马德涵和何寓础。此人解放后担任人大、政协委员，马德涵先生赴青海将情报通过海藏寺（喇嘛教）转到广仁寺转长教﹝喇嘛教﹞。
         以上事情来源口碑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通过以下事实充分说明马德涵先生同周恩来的密切关系。1、1936年1月下旬，地点小皮院清真北大寺北厅内；2、1937年2月地点红军联络处（西安八办）；3、1937年5月地点西羊市49号；4、1937年夏天地点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经马德涵先生引见周恩来亲切会见杨静仁、李敷仁（另外资料鲜维俊）；5、1938年地点：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接见马德涵先生和马德涵先生次子马毅；6、1938年地点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多次会见马德涵先生；7、多次在广仁寺会见，解放后；8、马德涵先生到北京周总理亲切会见；9、1951年次子马毅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美术设计工作中总理派秘书询问马德涵先生情况；10、1951年马平甫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息时向他询问了马德涵先生情况；11、1954年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前在西安人民大厦休息接见马德涵先生、赵寿山省长座陪；12、万隆会议结束后在西安人民大厦接见马德涵先生，陕西省长赵寿山座陪；13、1956年9月底赴京出席国庆典礼后当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宴请各民族参观团，总理亲自来到陕西团，亲切地说：陕西有位马德涵老先生，他是一位爱国人士；14、1957年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享德参观西安时特意委派陕西第一书记赵伯平和西安时书记兼市长方仲如用专车将马德涵先生从家接到西安人民大厦，赵书记为书记座陪。以上历史介绍了马德涵先生和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真挚和友谊的关系。所以说民间流传周恩来是马德涵义子。

十、举办戒烟所
        旧西安是旧中国缩影，吸毒贩毒等丑恶事件成风，许多人滑到吸毒、贩毒道路上，导致许多美好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许多群众不能安居乐业。西安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西安市人民政府先后多次发布禁毒、贩毒的命令和公告后在军管会市政府领导下以六区四校为中心先后在六区一校，六区二校、六区五校，利用暑假寒假举办戒烟所四校（现在的庙后街小学）一校是现在的莲湖路小学。二校是小皮院小学。五校是化觉巷小学。校长分别是：马毅、刘青萍、丁麟祥、马家骥，坚决拥护大快人心的禁烟禁毒的命令和公告。马德涵先生代表政府和各界人士，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办好戒烟所。此事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宗教的好事。贩毒吸毒等丑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不允许、伊斯兰教不但不允许而将此事定为大罪，伊斯兰教是一个命人干好、止人干歹的宗教。禁毒、贩毒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政府关于“禁毒、贩毒”政策法令，吸毒、贩毒他（她）们所得一切收入全部都是“哈牙日”（不是劳动所得财物），在西安市戒烟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成立戒烟所，戒烟所全封闭、不准通信、不准探亲、生活统一管理。24小时巡逻、执勤，伙食分三种：经济好一次付清，经济差分期付清，无力付清政府适当给予补助。政府不论是从学习上、生活上总是创造一切有利条件让他们重新做人，为社会和家庭教育成一个有用人才。
        戒烟所每周一、周三、周五学习政府关于禁烟、禁毒文件，二、四学习报刊，了解形势，懂得国家法律和做人的道理。边学边习、边联系实际情况，通过自查、学习理论与实际不断提高认识，通过学习懂得做人的标准和学习的主要性，进一步懂得不学习分不清好坏，才走向犯罪的道路。戒烟所既是改造人的地方，也是教育人的地方，使他们重新做人。原西安市莲湖区庙后街小学教师铁福元（现在已经70多岁的老人）对我说：“举办西安回民戒烟所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团员，当时组织让我负责分发戒毒药品，药品颜色不同，分甲、乙、丙三种，吸毒严重者面黄肌瘦、四肢无力、精神失常。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马德涵先生当年已经85岁老人同戒烟所工作人员深入到贩毒、吸毒家庭宣传讲解。禁毒、禁烟的意义，联系吸毒、贩毒导致美好家庭家破人亡的事实，鼓励家属积极做好贩毒、吸毒人思想、工作，支持政府的工作。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药物治疗，挽救他们的生命，他们纷纷表示用实际行动感谢政府和民族干部的关心。戒烟所分批组织他们参加修城墙、挖污泥等工作。将劳动所得来的收入补助在集体生活中，西羊市回民妇女马秀芹原来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劳动者，吸毒后家破人亡，麦苋街郭宏义原来是屠宰行家，吸毒后30多岁没有结婚，回民非常歧视他。马德涵先生等民族干部不但没有歧视他（她），而且热情同她们谈心，谈心是人类相互交流的工具，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桥梁，是联络感情，加深友谊，共同记载历史发展足迹。解除思想包袱后认真接受改造，做一个对民族、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才。郭宏义、马秀芹从戒烟所学习结束后，郭宏义在装卸队不仅上班，而且当了队长；马秀芹在家开办缝纫，他（她）们先后结婚过着幸福生活，群众说人民政府真有办法，将这些无法改造的二流子改造成对社会和家庭有益的人才，这些事情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才会有这样的人间奇迹。戒烟所即将结束时，许多人再三再四表示要重新做人，用勤劳致富感谢政府挽留他们。马德涵先生、马平甫等民族干部同戒烟者在25中学操场合影留念。”

十一、珍贵的礼物
        1937年夏天，马德涵先生、杨静仁、李敷仁到汉口（另外资料报道鲜维俊），由马德涵先生引见周恩来副主席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亲切会见大家。杨静仁、李敷仁汇报民族抗日工作情况，他单独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营救中央西路军情况。这时他的次子马毅从桂林成达师赶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看望他父亲和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分别在办事处和在汉口江岸同马德涵先生和马毅合影留念。1938年马德涵和马毅从西安赶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日本租借地）周副主席亲切招待他们父子，当时郭沫若先生也在场，周副主席向郭老介绍马德涵先生，为营救中共西路军出生入死的情景。因他耳目失聪，三人用文字进行交谈，不久周副主席在汉口赠送马德涵先生一套罕见的德国制造助听器（原用五号电池后改用一号电池）他生前一直爱不释手。周副主席将马毅安排到六处三科（美术系）当绘图员。田汉担任三科科长。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汉口沦陷后，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中共办事处也要迁移重庆。汉口日夜告急，他们父子根据周副主席安排立即返回西安，1946年周副主席在西安接见了马德涵先生，以后周副主席委托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从解放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九年，一直无微不至的关心马德涵先生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从他工作和生活问题直接反映了我党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不仅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治地位提高，而且歌颂反映了以人民总理为代表党非常关心群众事实歌颂我党形象。周总理解放后亲切会见马德涵。1.1954年陕西回民代表马平甫参加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休息时总理向马平甫详细询问马德涵先生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及其他各方面情况，马平甫回到西安后无比激动地对大家说：“总理对咱马老印象太好了！太深刻了！”2.同年马毅参加北京十大建筑美术设计，总理特意派了秘书详细询问他父亲情况。3.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前在西安西郊飞机场会客厅亲切会见陕西省省长赵寿山和马德涵。三人进行真挚的交谈，分手时总理和蔼的对赵省长说：“马老有什么困难请予以解决，需要我解决的地方请告诉我。”4.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在人民大厦亲自会见赵省长和马德涵，三人在回民小灶共进午餐（厨师是河北回民叫曹九州），在吃饭过程中，周总理向赵省长详细介绍他为营救中共西路军出生入死的事迹。饭后他俩人将周总理送到银灰色小汽车内，依依不舍分手。马德涵加重将他接到西安人民大厦后，周总理亲自同马德涵交谈。赵书记、方书记陪坐。总理向马德涵询问兰州爱国商人马宪民情况，马德涵实事求是汇报说他的生活极其困难。总理说：“请马老给他写一封信，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他，工作问题要通过组织解决。”他遵照总理的意思立即给知友兰州政协郭南甫（郭福全）写了信。郭南甫收了他来信，当时转给马宪民，马宪民看到马德涵先生来信非常激动，立即给周总理写了信，周总理收到马宪民来信后，立即批准甘肃统战部、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健和办公厅主任张国威研究决定：将马宪民安排在兰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以后担任民委委员、伊斯兰协会委员。马宪民有了工作解决了生活来源。马德涵先生（大皮院6号）接到西安人民大厦亲自同他进行真挚的交谈。告别时总理亲自将马德涵先生从六楼送到一楼，这件事在西安群众和民主人士传为佳话。万万没想到这是马德涵先生同周总理最后的告别。解放后，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后，除亲自会见马德涵先生外，还通过各种方法直接询问他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从吃住穿行总是无微不至的关心，从马德涵家的生活起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了新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欣欣向荣的真实写照。1958年5月20日正是西安和平解放10周年，他离开了我们，终年91岁，临终前多次向组织要求到北京探望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因他年迈患严重高血压病，组织没有批准马德涵先生要求。通过总理送马德涵先生这件小事，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少数民族和兄弟民族在政治上生活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始终保持平易近人工作作风，这个既平凡又伟大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十二、历史的评价
         从西安事变前到营救中共西路红军任务后，马德涵老先生一直同我党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系，为党和人民做出一些有益事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8月的工作报告记载：文人、作家、教授除了一部分顽固和保持旧观念的分子外，大多数同意我们的主张，如：杨明轩、杨绍宣、侯外卢、陈建晨、李陶达、刘景向、马德涵、张德馨。此报告纪录为抗大、陕公介绍学生和介绍人数表，这张表共33人，有伟大的革命家叶剑英、董必武等人，马德涵介绍六位回民青年到陕公共排列13名。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资料记载着：“在会客厅周副主席多次会见杜斌丞、杨明轩、侯外卢、马德涵等人，同他们一起研究国家大事，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通过他们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从而孤立了顽固势力”。西安、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大厅悬挂马德涵、杨明轩、杜斌丞、侯外卢的巨幅照片。同时报告中写道：他们大多数都赞赏中共的主张，同情八路军与西办发生联系，比如和江有章、马德涵、李一非从此这些文化名流与西办关系紧密。中共驻陕代表林作渠红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八办处长伍云甫等同各界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杨明轩、杜斌丞、张性初、车向忱、马德涵、刘古凤、郑伯奇、曹靖华、于振流、陈建晨、候外卢、宋联奎、李敷仁经常保持联系。这些知名人士很仰重周恩来、朱德总司令。西安办事处满足他们愿望和要求，安排会见。他们许多人是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朋友和统战工作得力助手。
          1937年2月奉周恩来、叶剑英电召宣侠父来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协助周、叶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忙于国共合作谈判，在介绍宣传时结识西安地区抗日救亡团体领袖杜斌丞、杨明轩、车向忱、马德涵等人……。面对如火如来的群众救亡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先是叶公好龙，继而百般设障阻挠。1938年5月西安当局下令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社会各党和回族同胞、兄弟民族紧紧团结一致，展开既又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处处看到回族同胞、兄弟民族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情景，处处看到回族同胞、兄弟民族保卫祖国为民族生存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中华儿女为了保卫自己的母亲—祖国不受凌辱、不当亡国奴，尽早的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祖国不分任何党派，不分任何民族，不论男女老少大家自觉地从五湖四海汇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战斗目标—抗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革命活动大事记 127页、128页、130页中分别记载有：1937年2月初，周恩来同志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同志通过我地下党员吴鸿宾，找到回族进步人士马德涵先生，他曾当过马步青的老师。周恩来同志约请马德涵先生望能为西路军被俘人员出力，马德涵先生欣然应命，以赴武威办画展为名.在张文彬、马宪民陪同下，乘飞机前往武威。
        是月，马德涵向马步青引见了张文彬与马宪民两人，张文彬以红军代表身份向马步青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要求马步青不要再杀害红军，释放被关押在武威的红军被俘人员。
4月周恩来同志在西安马德涵先生家中，主动宴请从麦加朝圣归来的青海省主席马麟，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寻求解决我被俘西路军红军问题。
         8月2日谢觉哉听取从青海归来的吴鸿宾汇报西被俘、失散红军情况。并致信贺耀祖电告马步芳索要。吴鸿宾向谢觉哉做了汇报。谢老日记记载：三七年八月二日（吴鸿宾调查）被俘红军河西尚有千余人，其分布情况：工兵营约有五百修汽车路，有的在老鸦峡口扬家店二百多人，有的在永登三百余人。待遇很坏，晨三点起床，每日两次操，夜宿帐中，不许与人们接触，无铺盖，穿着短衫裤，妇女二百余人在工厂、医院工作，每天两顿饭，小孩百余人分散在旅馆、澡堂当伙夫，给军官当勤务兵，歌舞团二个，一个在青海，一个在甘肃，各有约二十余人，待遇较好，有被子，其余分散在部队，写信给贺，请电青马索上取，上述日记中的“贺”中指当时国民党甘肃政府主席贺耀祖，“青马”则指老巢在青海的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当时谢觉哉已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同年8月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马麟公馆前院正式成立。办事处成立任务是：一，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营救和收容失散在甘肃，青海等地的西路军官兵。三，扩大地下党组织输送革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到延安。中共中央任命谢觉哉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当代表。彭加伦，伍修权任处长。办事处始终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一方面出色完成其它工作，一方面出色完成营救和收容，在一年的时间零星接待三百多名西路军官兵后分别送往西安，延安，庆阳，等地。参加营救和收容工作人员有张文彬，彭加伦，秦帮宪，朱韶良，等人。
         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91年12月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出版发行的《悲壮的征程》大事纪中写到：“1937年4月底周恩来通过爱国进步人士马德涵先生与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麟交谈，希望马麟以全民族利益出发，出面制止“二马”对付红军的杀害，马麟表示愿意帮忙。”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地方名流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曾先后两次证明：第二次是1978年10月30日给陕西统战部批示中写道：“马德涵老先生1937年受我们周总理委托与马步青（马德涵先生曾给他教过书）洽谈释放西路人员，作了一定的工作。”以后他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第一次是1977年6月20日杨老在审查中写道：据吴鸿宾给我和鲜维俊谈，马德涵早年做过马步青的老师。1936年西路军在甘肃河西失败，马家俘虏西路军一部分人。双十二事变后，我党中央为同马步青等人办交涉要回部分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要马德涵去见马步青，马德涵去马步青处交涉结果，马步青、马步芳放回我西路军的那一部分，因此自1937年以来马德涵与我党经常联系。”吴鸿宾材料中写道：“回民马德涵和马步青是师生关系，取得周总理同意后，当即让马德涵乘飞机去武威，为了在路上照顾马德涵，还让马宪民同行。去后见了马步青，把问题基本解决了，回后向总理作了汇报。”西安八路军纪念馆隆重举办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展览和红色桥梁纪念册分别记载着：“马德涵西安回民领袖，为营救西路军1937年2月由张文彬、马宪民陪同去武威间学生马步青交涉有关释放被俘红军的问题。”四月周恩来在马德涵家中宴请青海省主席马麟，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阻止马步芳对被服同志的屠杀。
     红军联络处营救红军西路军将士统计表
     时    间 人    数 去    向
     1937年5月 1200余人 三原红军总部、延安
     1937年8月 24人 云阳八路军总部
     1937年9月 1500余人 延安
     1937年秋 1200余人 延安
     1937年9月—1938年9月 500余人 八路军部队

     介绍到西安办事处者
     介绍人 人数 介绍人 人数 介绍人 人数
     罗世文 36 吴纯南 20 长安县副县长 3
     叶霖生 24 黎玉 6 傅复生 3
     王书 38 郭洪涛 28 徐梦周 3
     王干青 42 陈铭枢 2 周慾发 2
     江子能 12 马德涵 6 曹靖华 2
     张殊之 23 成校长 43 唐天际 31
     侯野君 8 董老 17 周素园 3
     载学礼 6 叶剑英 14 梁益堂 5
     仇一德 3 宣侠父 16 佐觉慧 1
     章友江 4 谢华 9 项乃光 3
     秋江 15 徐彬如 14 钱维人 6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一九八三年八月工作报告中记载的为抗大、陕公介绍学生的介绍人和介绍人数表，马德涵先生曾介绍了六名。

     西安办事处工作报告
     日期 :1938 年 8 月    号数 : 陕字 NO 、 12
第一章
(二〉工作范围
4、其他
(A) 收编河西散军 z 西跻军在河西失去联络的战斗员和 大部分干部 , 由甘肃省政府遣送前来的约一千二百人 , 从其他各 方面零星收集的 , 也有五百人左右 , 这此战斗员都经西安办事处,分别遣送八路军部队。
第四章 ( 略 )
第四节 ( 略〉
( 一 )( 略 )
( 二 ) 介绍到西安办事处者
介绍人         人数
马德涵          6

部分过往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政、军领导各界知名人士
博古 郑伯奇 白志文 陈赓 陈云 陈郁 陈潭秋
陈昌浩 陈丕显 陈伯钧 陈再道 陈先端 陈光 陈锡联
陈漫远 陈建晨 陈惠清 陈嘉庚 程子华 蔡树藩 蔡畅
曹靖华 曹轶欧 车向忱 车耀先 成柏仁 陈焰 成仿吾
迟浩田 崔田民 邓小平 邓六金 邓颖超 邓子恢 杜斌丞
邓发 邓华 傅连璋 冯文彬 冯雪峰 傅钟 莫文骅
甘泗淇 甘渭汉 关向应 郭化若 郭乐三 郭述申 郭洪涛
高岗 高文华 耿飚 贺子珍 胡乔木 胡耀邦 胡奇才
贺龙 贺炳炎 贺晋年 侯外庐 何干之 何长工 何基沣
黄友诚 黄春庭 黄振堂 谌厚慈 洪学智 韩先楚 贾拓夫
季陶达 贾麟炳 景梅九 聂荣臻 江隆基 江华 柯庆施
康生 康克清 刘少奇 刘伯承 刘古风 刘景向 刘亚楼
刘子九 刘英 刘群仙 刘亚波 刘晓 刘震 刘志坚
刘白羽 林彪 林卓午 罗世之 罗瑞卿 罗炳辉 罗荣桓
罗世文 周小舟 李伯钊 李天焕 李维汉 李天佑 李雅轩
李一非 李子健 李聚奎 李公朴 李敷仁 李达 李先念
李卓然 李富春 李昌 李伦 李强 李井泉 李仲英
李宗贵 李根源 卢冬生 赖传珠 陆树东 陆定一 吕正操
廖承志 廖汉生 黎玉 卢竞群 毛泽民 马明方 马德涵
莫绍明 莫文骅 孟庆树 张国焘 南汉辰 倪志亮 欧阳山
彭德怀 彭雪枫 彭加仑 彭绍辉 彭真 潘自立 皮定钧
钱之光 钱希钧 钱英 任弼时 粟裕 宋联奎 宋任穷
宋时轮 宋黎 沈志远 陶铸 邵式平 谭政 腾代远
吴玉章 伍修权 吴伯伦 王稼祥 王定国 王若飞 王震
王平 王兆相 王世英 王炳南 王宏昆 王根英 王首道
王铮 王观澜 王树声 王维舟 王子纬 王明 王新亭
王近山 温起凡 汪达之 汪锋 吴剑西 韦国清 韦杰
韦拱之 谢觉哉 徐海东 徐特立 徐向前 徐竞成 徐彬如
徐深吉 徐冰 徐梦秋 谢飞 肖劲光 肖华 肖克
许光达 徐建国 徐重远 许世友 吴仲廉 习仲勋 项英
夏之栩 继范亭 叶挺 叶道志 叶成焕 杨尚昆 杨勇
杨得志 杨成武 杨子华 杨明轩 杨亦周 杨立三 阎红彦
于振瀛 袁国平 袁子钦 余秋里 周恩来 周昆 周扬
周建屏 周文龙 周玉成 周士第 朱德 朱光 朱瑞
朱理治 张云逸 张知道 张闻天 张琴秋 张子意 张浩
张鼎丞 张德生 张宗逊 张际春 张震 张性初 张爱萍
张明先 张友江 张德馨 张绍东 张贤约 张秀山 左权
钟赤兵 曾山 曾希圣 曾传六 赵品三 赵伯平 
        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发行“西安七贤庄”书刊记载着“随着形势的发展，使红军联络处设法营救流离失所或被关押的西路军有了契机。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营救工作，他登门拜访回民阿訇马德涵，送上2800银元，请他专程赴青海，作他的学生，军阀马步青的工作，尽快释放被监禁的西路军干部战士”。经他营救中共西路红军的人数战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派出张文斌、张子华、吴波赴青海、甘肃、宁夏，调查西路军失散情况，对军阀马鸿逵开展工作，为完成这项工作，张子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张子华的父兄与马氏军阀是世交，张在对马氏的工作上因被同去的有极左思想工作人员举报而被关押延安保安处多年。1943年病故在狱中（以后平反追认为烈士）上述资料说明营救中共西路军工作是一件极其艰巨和复杂任务，他们责任有多重，不管多少艰难困苦胜利属于最坚强的人们。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立后，蒋介石、胡宗南派了大批的军警、特务将西安办事处周围严密监视起来，到处都是特务跟踪、盯哨。马德涵和次子马毅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传递情报，忘我的工作受到林伯渠党代表和伍云甫、周子健处长鼓励和支持。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林代表等人同他进行谈心，谈心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是相互沟通关系的桥梁，通过相互交谈密切联络感情加紧友谊。俗话讲的好：良言一句三春暖，美好的语言能息事宁人、和睦邻里。他经常将“向导”等党内刊物带回家如饥如渴的学习后结合实际向群众宣讲，将党的方针、政策熔化在实际工作中。党内刊物当时是国民党禁止刊物，一旦发现全家都要被杀害，就在这种白色恐怖时代里，马德涵先生依然忘我的工作。
        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坚定不移地走在“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的三不反道路，同心同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甚为关怀爱护，一方面及时解决分析当前时局、政治前途和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对民主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非常重视，1946年3月我党挑选国大代表问题，民主人士杜斌丞向中共代表任弼时推荐陕西回民领袖马德涵为国大代表。
        他从西安事变前到河西走廊出色完成营救中共西路军任务后，一直同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给西安八路军办事，传递情报，因此受到了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和第一任主任伍云甫，第二任主任周子健的关怀和支持。
        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任弼时先生的推荐。
      “1946年3月20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转发周子建来电.内稿：
         1.关于我应推选国大代表杜老（杜斌丞）希望能注意到国统治区域中.有威望而能为我提议之无党派人士；陕西方面希望我们推出南右松；西北方面如我方不便自己提出亦可经民盟提出。
        2.陕西回民领袖马德涵希望我们推其出任回民代表。此人政治上绝对可靠与我们站在一起”。
他在甘肃工作时，认识了吉鸿昌，1926年，冯玉祥代领革命军解围西安，吉鸿昌任该军旅长；他女儿马艳珍同吉鸿昌夫人积极参加西安妇女解放运动，他曾向周恩来保荐他的儿子马毅、马铎，马灿，革命工作需要；就是马德涵全家的需要。全家在他代领下：有力出力，有人出人，自觉地投入革命斗争中去。尽自己一切力量为党为民族多干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病故后，家人发现藏在枕头里的“向导”等刊物。马德涵先生一生有两件遗憾事，第一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人委托他利用同马福祥私人关系到新疆营救毛泽民等人，准备工作就绪，噩耗传来他们已被秘密杀害，此事虽然未办但说明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对他信任，第二件临终时未见周恩来总理。从中歌颂少数民族在党政策下政治地位不断地提高。青海民族学院党史研究室主任朱永馨在青海学报发表的“怀念帮助我党营救中共西路红军马德涵、赵守钰先生及高金城烈士”资料和西路军、高台西路红军纪念馆前言介绍马德涵营救工作情况，1977年7月6日莲湖区群工组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1977）第11号“关于收集民族工作资料问题”的通知中共陕西统战部（1977）10号文件提出要求，给北京民族文化宫征集少数民族和各民族革命文件，我区经调查已整理出“西安回民参加辛亥革命概况”和“马德涵先生革命事迹介绍”。由兰州社会科学院西路军研究所主任董汉河编写“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1988年西北军事文学第二期。2001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发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北京作者刘兼荣编著“西路军魂文章报道等文章献后报道马德涵先生营救西路军情况”。陕西新文化电视中心编剧导演刘保民编导的十集西路军电视连续剧中介绍他营救西路军事，庆祝西安解放50周年西安统战部等单位共同出版多党合作在西安介绍他生平，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联合摄制电影“洪流”（由朱鸿鼎扮演马德涵）等文学。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文刚先生在2002年文物刊物发表和原西路红军263团正营6连9班长康立清写《回首峥嵘岁月》书中写到：周恩来通过回族爱国民主人士马德涵与国民党青海省主席交谈释放了我被俘人员，康立清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副政委、新疆军区政委。
        西安市莲湖区党史办档案馆、西安市党史办、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市档案馆，联合举办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展览周，分别介绍了马德涵先生的革命事迹。莲湖区地方志，西安市地方志，陕西省地方志，西安通览，三秦大辞典，中国回族大辞典。红色的桥梁、光辉的里程。从不同的角度分别了介绍马德涵先生生平和营救中共西路军的事迹；中共西路红军西征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中国革命史仍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1.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的红军作战。2.分散了国民党得兵力，积极配合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3.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在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抗日义勇军、抗日促进会，为该地区以后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天露出地面的丰碑，使我们欢欣鼓舞，使人们肃然起敬；昨天失败的历史则是深深的基石，无怨无悔负载着历史的丰碑，失败的历史是一部发展壮大的真实记录，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壮烈牺牲先辈和西路军官兵，他）她）们像南飞的大雁任凭狂风暴雨的袭击，只要活着千方百计都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她）们像松树一样，任凭天寒地冻，总是茁壮成长。他（她）们象征着中华民族和共产党员的风格。 ---要求人类的甚少、给予人类的甚多，让我们永远发扬学习这种精神。

        从不同角度介绍和宣传马德涵先生革命事迹.在庆祝西安解放60周年和马德涵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我整理马德涵先生材料作为献礼。作为穆斯林一片心意。解放后，我们的生活同各民族一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看不到“两两炭，斤斤面，一个扁担，两个筐，埋了死的，养活的”悲惨情景。政府每月按时给马德涵先生送来一代（50斤）富强粉（当时按高干对待）和各种报刊送到家中，在周总理和西安市长方仲如关怀下按特殊情况给我们购买（大皮院6号）旧屋一套，改建为有厅房、东西过厅和东西厦房11间，有水井、水房……。当时政策是没收私产为公私合营和改造私产者。从我们的生活日益提高反映社会主义好。生活是时代写照和缩影，马德涵先生生活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回民具有爱国爱教、反帝反压迫的精神，他58年2月因高血压引起脑出血，经大夫精心抢救，恢复健康。他是一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回族优秀人士，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工作、坚持学习、坚持礼拜，常常用做人和做礼拜一样——内洁外净，用古兰经的精神时刻鞭策自己。他老人家对我们子女严格要求。5月20日病情复发病故，当夜国务院办公室发来函电，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机关联合成立了“马德涵委员治丧委员会”在陕西日报刊登补告和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时逸之、张汉武、李连璧、贺延俊、崔一民、何寓础、马平甫、石鲁、张之逸、吴自新。等省、市主要领导和各界人士三千多人一直将他送到小白扬回民公墓按照回民风俗埋葬，陕西省人民政府送来挽幛“民族大家庭中失去一份力量”，陕西省委员会、西安市委员会送来挽幛“帮助革命精神、虽死犹生”，陕西省民委送来挽幛“共事方长、胡遽逝世”，陕西政协送来挽幛“老成凋谢”。赵伯平、赵寿山、张凤翔、时逸之、杨玉亭、张毅忱、李启明、谢怀德送来挽幛：良友其萎。
        我们今天通过原始电文和真实历史资料后明白了曲折，复杂的社会情况，明白了坎坷，艰难的社会环境，明白了以政政治军事为代表的勾心斗角人事关系，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共合作的利益，为了抗日事业，第一位回民特使挺身而出，安危度外，先后两次承担了营救中共西路军任务。而且艰苦卓绝，凯旋而归，胜利完成党中央交代的任务。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时刻马德涵先生不讲任何条件，不要任何报酬，深入虎穴促成和谈，令吾将士脱险，中共西路军人员王怀仪儿子王邵东说：八千多被俘将士，被先生营救人员达一半以上。董汉河、刘统作者资料中被俘人员6千多人，依据这个数字，被先生营救人员占3/2以上。先生从四川保路起，到营救中共西路军和西安解放等大事件中，始终走爱国的光明大道。营救中共西路军是先生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这一页为中国的历史，为中共党史，为回族史谱写了新的一页。营救中共西路军不仅是先生个人成绩而且是回汉一家人的成就。正如资料中写到“西路军的同志在回汉人民帮助下，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中。回到红军中来了……他们都是党的好儿女，他们都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在和谐社会今天，我们不该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马德涵先生归真后由刚正不阿的哈志马明宝大伊麻目在小皮院清真寺亲自攒“者那斋”（祈求真主）

马德涵先生革命事迹中写:马德涵先生为人正真,不畏强暴。追求进步。热爱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和革命导师毛主席。热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中共西路红军全军覆灭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件大悲剧。一段失败的历史、屈辱的历史、悲壮的历史——中共西路军两万多指战员几乎全军覆灭。中共西路红军喋血河西走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到最严重、最悲惨的一次挫折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屈辱的历史、悲壮的历史事实证明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这个论断言简易劾含蓄深刻 。。。。。
         从一九三六年秋开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先后委派马德涵、赵守钰、吴波、张文彬、刘秉琳、蔡光波、高金城、吴鸿宾等人到兰州、凉州（武威）、甘州（张掖）等地营救中共西路红军。  根据目前历史资料营救中共西路红军神圣使者有西安回民领袖马德涵先生和赵守钰、高金城先生，他们发挥私交关系和合法地位出色完成营救工作，西路军官兵先后回到母亲怀抱。赵守钰、宋友琴、中国同盟会会员，大革命前任绥远都统一马福祥的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曾任冯玉祥第五师中尉师长和骑兵前敌总指挥，领导马步青军队。在此前同马麟关系密切，所以说不仅是上下关系，马步青、马步芳很尊重赵先生叫赵叔叔。高金城1925年应冯玉祥邀请担任西北伤兵医院院长，福音医院院长，基督教会长，河西抗日后援主任，他们都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艰苦卓绝完成营救工作，使中共西路红军官兵先后回到母亲怀抱中…………………….

         马德涵老先生一生跨越清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种不同社会。在四川保路斗争中，他同商会会长罗纶、担任“反清同志会”交际部部长。早年参加同盟会，清王朝灭亡后分别担任甘肃军政府，四川军政府参军等职。“9.18”事变爆发以后挺身而出，在陕西地区成立最早民族抗日组织——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西安事变时积极拥护我党和解决西安事变时受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周恩来的委托出色完成营救中共西路军神圣使命。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民委主任杨静仁先生批示中写道“马德涵老先生1937年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委托同马步青（马德涵曾给他教过书）洽谈释放被俘西路人员，作了一定工作，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在解放西安时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文章：“西安穆斯林告马官兵同胞书”马德涵先生一生是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一生，是坚定不移的冲在反帝、反封建、反内战的一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崛起和繁荣富强总是任劳任怨，奋不顾身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