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ambuy助手:朱学勤：人类文明的驱动力，来自纵欲，还是节欲？

        弗洛伊德不仅揭示了文明的原动力，更解开了文明的动力结构。
        弗洛依德把人的意识结构分析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本我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受“力比多”或者性本能的支配，和所有动物一样要寻求快乐与满足，力比多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处，构成人的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自我是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意识活动，它虽不知道本我的存在，却总是试图掩饰本我的直接作用，而本我常常突破意识的防线表现出来；超我是人后天从社会文化背景中接受的道德原则，它抑制本我的泛滥，约束自我，形成持久而稳定的人格取向，塑造人的理性与良知。
        不管弗洛依德本人取向如何，他的心理分析理论至少是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面去理解的：一方面，人的本能是最终的人生动力，而后天的文化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这是人生痛苦与焦虑的根本原因，甚至造成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患有神经病。这也揭示了一个大问题，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任何抽象的、神圣的以及外部的力量，而是来自人本身。
        另一方面，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就是人有后天的文化禁忌，造成对本能的约束与节制，形成凝聚与秩序，把当下的、激越的、盲目的、个体的欲望，转化为持续的、稳定的、自觉的、社会的张力，驱动人们从事创造性的生产与劳动，从而走出动物的自然状态。因此，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现代民族，所有的文化都基于自己特殊的禁忌、敬畏、斋戒、信仰。
        人类文明的确处在这种张力之下，既源自本能，又是对本能的否定。这就如同江河的流水，其自然状态就是要从上往下流，但人类偏要逆着自然状态，建个大坝将它堵住，把它的动能蓄积为势能，然后通过特定的程序与结构，转化为持久而稳定的能量，带动一个庞大系统的运转。
        平常人们说人性，常常是基于人的动物性，基于本我层面。其实，人有超我层面的禁忌，才有自然状态的超越，才有社会的文化认同，形成普遍主义的信仰和理性思维，把本能提升为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
        虽然弗洛伊德把力比多描写得很邪乎，像地下的暗流无处不在，又像火山下的岩浆随时都想爆发。可是，所有动物的本能欲望又是有限的，动物园里的老虎很容易满足，但继下来生出一大麻烦，懒惰与肥胖。人类也不可能全部靠欲望的满足来获得快乐，不过人类两性间的情欲很有趣，不像一般动物，几乎没有时令限制，却更与人的心灵沟通联系起来了。这一方面拓展了人类快乐的源泉，使社会的分工协作更具持久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更约束了快乐的实现，性与情，有时反成了痛苦的渊薮。
        因此，对本能欲望的合理抑制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并不只是生产力较低时的权宜之计，生产能力高时同样需要。在古代社会，也并不总是生活资料匮乏，既是在相当充裕的情况下，也要求人们消费有所节制，要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感谢上苍恩赐，不能暴饮暴食，不能暴殄天物。
    
        “存天理灭人欲”更是西方文化的原始逻辑。
        在众所周知的圣经故事里，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文化的典型禁忌。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从无忧无虑的伊甸园被放逐到苦难丛生的人世间，就是因为人性（吃了智慧果）触怒了神性（上帝的禁忌代表对人性的约束），犯了原罪；旧约《圣经》里的上帝耶和华十分暴虐，一有人违逆其意志就大开杀戳，毫不留情，信奉这样一个上帝的子民们心底里有强烈的恐惧感；“摩西十戒”的前一半内容也是要人无条件服从这唯一的上帝。新约《圣经》虽然不再如此狰狞恐怖，却通过耶稣基督受难的救世情怀，把沉重的十字架植入信徒的灵魂深处：上帝之子为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每个人对自己的罪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赶紧赎罪吧，免得死后下地狱啊！
        可见，基督教的原罪说、性恶论就是以彼岸的神圣的信仰坐标，形成对人的自然本性否定，对人的此岸性欲望的无条件压抑。因此，基督教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禁欲主义，其“天理”对于“人欲”的压抑程度，远比中国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要深刻得多，一点也不比宋儒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孤立口号轻松。
        禁欲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色，那么近代资本主义应当是在打破禁欲主义的过程产生的吧！这种说法似是似又不是。马克斯"韦伯认为，贪欲、享乐、谋利是所有人类共有的，人的本性决定，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动力。资本主义只产生在新教地区，正是因为新教特殊的禁欲主义，以理性的方式抑制了人的欲望的放纵，为了在现实里验证自己是否来世得救的心理，转换为持续的敬业精神，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中国人从好莱坞大片里，从可口可乐、牛仔时装、名牌时尚广告中，从圣诞节的礼品中接受到的西方文化，那种开放的时尚，性感的外表，其实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些碎片而已。欧洲人、美国人在我们难以见到的习惯中，在他们平静的日常生活里，在我们难以进入的传统组织里，实际上是相当保守的，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对家庭的眷顾，对于传统价值的维系，对公共规则的信守，不管受到时尚多大的冲击，都是占主导地位的，超过我们的想象。英国最主要的右翼政党，公然名之为曰“保守党”。
        人们印象里，美国文化更有与时俱进的一面。然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指出，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政治决策的基本依据是保守的天主教信仰。实际上，今日美国的单边主义、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几乎是在逆着整个世界的舆论自顾自地走下去的，已经发动几场战争，足见其能量何等强大。
    
        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不是唯利是图，而是对贪欲的理性节制。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比较强调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在我们印象里，它让西方人走出中世纪禁欲主义，走向人本主义，为近代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然而仔细研究发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其实只有昙花一现的辉煌，人们从禁欲状态中走出来时，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但主要限于文学、艺术及实用技术等直观的领域，并没有在文明的深层结构里形成理性的果实，而且人们很快放弃了内心的执着，走向放纵，沉溺于物质的享乐，创造力就彻底消逝了。因此，文艺复兴并不没有带来南欧拉丁世界的真正崛起，甚至只留下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都是在宗教改革后的北欧首先完成的，而那时，文艺复兴的故乡却已经衰落了。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人们从传统的禁欲主义的羁绊中走出来，回归到有血有肉的世俗生活，走出的过程很灿烂，很有激情，很有快感，但结果在放纵中走向堕落、纷争、腐朽，甚至不得不回到保守状态；后者恰恰是更执着于信仰，但不是盲目服从于外在的权威，而是把信仰带进世俗生活，以自己的理性，包括自己的行动，更好的体现信仰，因此人们不是走出宗教，相反是更加深刻地走进宗教世界。
        有人分析，南欧与北欧人对于宗教约束的不同态度，与地理气候有一定关系。南欧人常常处在阳光的炽烈照射之下，还有地中海暖风的吹拂，单衣薄裤之下，身体更多暴露，肉体的感性实在度，远远超过人的精神实在度，身体线条的本能诱惑难以掩饰，因此来自宗教彼岸的禁欲主义比较容易被现实的欲望所颠覆。而在寒冷地带生存的北欧人，身体经常裹在厚厚的毛皮里，物质生活又相对简单得多，感官上的迟钝，反倒让精神上有更加持久的力量，因此他们对彼岸性与普遍性产生更多的执着。
        南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首先发现并征服了美洲，他们由直接的物质欲望驱动，目标就是直裸裸的现实利益，他们以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中南美洲发达的印第安文明，将那里的财富掠回欧洲挥霍享用，只给那里留下奴役、纷争、无序，还留下没有文化归宿的大批混血后裔。结果尽管他们的开拓很早，但至今拉丁美洲仍然是第三世界，众多分裂的国家虽然有相近的语言，却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经济鸿沟。
        北美的开拓者却是以北欧人为主体，尤其以“五月花”号船上的103名清教徒为代表，他们不是为发财致富而来的，当时的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没有现成的财富，他们是由于旧大陆的宗教冲突被迫来到新大陆，去实践自己的信念，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他们更多是信仰虔诚的禁欲主义者，形成了韦伯所描述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结果，今天的北美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强大最稳定的社会。
    
        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邪教。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也吸收了弗洛依德的理论，认为一切社会文明都是同爱欲本能相对立，通过压抑本能欲望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为了造就文明而从事艰苦劳动，对爱欲作一定限度的压抑是必要的。而在生产力发达、物质财富充裕的现代条件下对爱欲继续压抑，就不合时宜了。显然，马氏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这一具体形式对人性的压抑，这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在普遍的文化意义上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一切对人本能的约束与节制都要解除，一切超我层面上的精神禁忌都要瓦解，这就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了。因为，人的自然欲望本身是盲目的，虽然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但它又趋于自然地放大，走向无限的消费和占有，譬如说吃到肥胖还要吃，喝到醉倒还要喝，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一有可能，就要娶一群老婆，生一大堆孩子，老婆孩子再膨胀下去。还不要说打造豪华的宫殿、陵墓，购置昂贵的车马、衣饰，追逐浮浪的豪华与虚名，直到这种欲望泛滥到生命的极限，或者撞到自然与社会的底线而崩溃为止。
        传统资本主义主要以人的异化劳动生产，无止境地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生产越多，资本增值越大，资本效率越高，人越是被资本支配。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问题通过技术进步已经获得根本性解决，生产过剩是常态，物质财富相对于人的实际需要来说，已近于无限丰沛。因此，资本增值主要依赖于市场占有的份额，实现利润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广告与推销，激发人们无止境的消费需求，把产品卖出去。因此，经济学家成天叫嚣着刺激需求，需求不足就是经济增长的绝境。为了拉动需求，动用各种招式，从街摊上的各种“托儿”到食品涨价谣言，从学者们拉抬股市，鼓吹教育产业化，到刺激房价上升。根本的关键是要激发人的消费欲望，把人卷入资本增值的体系里，加入对自然无穷尽的榨取行动之中。
        然而，物欲的放纵并没有带来人的持久快乐，反而只有焦虑、疲惫与迷失。有人说，传统社会人有烦恼就去教堂祈祷，近代社会人有压抑就去造反闹革命，现代社会人有郁闷就去商场购物。但借酒消愁愁更愁，人更只是消费者，与被喂养的动物差不多，中心地位与主动权是资本。
        经济运作及社会结构本来的目的是给人类带来幸福，但如今经济增长却成为资本支配人类生活的途径。为了经济增长而消费，一合纯古典的月饼，竟被现代资本以脱衣舞的模式包装出六七层，每一层还安上特殊的机关，让人有限的胃口消耗更多的资源，以增长更多的GDP。现代都市里扔出的过期食品越来越多，明亮整洁的塑料和金属制品把消费品一层又一层包装起来，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撩拨人的消费胃口，地球数亿年演变才留下的矿物质被人挖出来就这样充当瞬间的道具，然后扔进垃圾堆。
        这种超出人的实际需要的消费泛滥，造成人类生活及其环境的严重失衡。看似无限丰富的消费品，其实是以技术手段从自然界过度榨取的，环境灾难与资源枯竭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共同恶靥。如今，除非在偏远山区，乡村里已经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沟渠，已经没有灿烂的星空，城市生活里已经没有真正的夜晚，人们被资本软禁在精致的鸟笼里生活，接受着琳琅满目的供给，享受着四季如春的室温，笼子外则充斥着垃圾和弃儿。
        如果说，传统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还是人类提高生产力的必要牺牲，那么今天把人当动物喂养的资本主义则是人类文明的反动。今天这种为资本增长考虑的主流经济学不只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它常常通过政府权力形成国家政策与战略，全面支配社会生活，这就已经沦落为一种邪教。
    
        禁欲主义并非中国文化的底色，“存天理灭人欲”是传统的修正主义。
        当代中国对于弗洛依德理论的理解，也只是沿着解放本能，摆脱禁忌这一方面。这种思维模式影响我们对于自己传统的判断。一般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个性得不到伸张，自由创造被束缚，儒家的“三纲五常”标志着与专制主义相对应的人格约束，最大思想禁锢便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口号。
        然而，这种现代人的概念演绎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中国农业社会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世袭的封建贵族特权就开始瓦解，而秦始皇则正式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尽管皇帝有绝对的权力，但在天高皇帝远的乡村，农民可以保持自由、散漫的自给自足生活，既没有欧洲中世纪农奴那种人身依附，也没有强大的神权统治。只有在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太大，上层官僚集团争夺加剧，腐败蔓延，蛮族外部入侵时，这种过度散漫的社会结构才会瓦解，通常会在蛮族或流氓集团的角逐之后形成新的王朝。马克思曾经形容法国农民的比喻也可以用在中国，分散的农民像是一个个相互没有关联的土豆，土豆必须靠麻袋扎起来才构成整体，农耕社会的麻袋就是集权统治。可见，皇帝的专制统治恰恰是与绝大多数农民的自由散漫互补的，因此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天下不可一日无君。
        如果说，在政治特权较少，人身自由较多的背景下，人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中国资本主义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可是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却为什么长不成近代西方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呢？因为，自由散漫的农业资本主义凭借人的直接经验，在自然状态下维系一种朴素的生存，缺乏强大的心理张力，没有理性层面的普遍节制，因此也无法实现超越自然状态的创造力，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协作与竞争。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自由度其实比西方要大，虽然在政治文化上强调君权的神圣地位，但毕竟没有强大的神权统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世俗生活，超越现世生活的文化禁忌相对要弱。佛教从外部的传入，给了中国文化以超越现世欲望与苦难的来世观念，一种更具永恒性的生命价值追求。而后，宋明理学则进一下改造和补充儒家学说，强调以普遍价值的追求（天理）抑制当下欲望的无限膨胀（人欲）。方家指出，这里所谓人欲，并不是指人的正常需求，吃饭穿衣住房享受天伦之乐，都在天理的范畴，只有过度膨胀的欲望才违背天理。可见，宋明理学的文化建构，在传统文化逻辑上有它的合理性，它是传统文化自身的完善。
    
        中国人的顾忌大多与直接的利害相关，很少超念的普遍的禁忌。
        处在文明社会里，中国人也是有顾忌的。孔融让梨，就是有好处不能自个儿独享，要与亲人、朋友分享，甚至要让出大头，这样才能维系爱情亲情友情关系。这是在现实利益分配时的道德约束，但这种道德只是以经验形式存在于生活领域，依附于现实的人际关系，难以升华到形而上的神圣的世界，成为普遍的人生约束。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顾忌，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尤其是涉及威权时，有大人物在场，有长辈在场，大家都要放弃自己的主体性，规规矩矩服从于一个强势权力，说穿了就是要违心，要做假作恭顺。但另一方面，平时里我们的本色，又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自然状态，一有机会，譬如说仰仗权势，面对下级，还可能无限膨胀。
        日常生活里的这种“自由”，在西方文化里却受到先天性的文化力量的抑制。我曾经与一位美国女士同到一栋宿舍，我直接从楼下呼叫一个同事，这样叫人的方式，我们平时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在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到欧美一些国家，稍有自觉的人就会觉得处处受到拘束，不能争先恐后，不能影响他人。实在压抑得很，好在可以到中餐馆里放声喧哗来发泄一下。其他大多数没有自觉的人，便表现得很没有教养。
        其实，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西方文化里的禁忌其实是比中国文化更多更重。中国人讲“发乎情，止于礼”，情是原动力，礼是针对具体对象而存在的，并不是一种先验的普遍原则，随着具体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也更容易瓦解。西方人却有一种超越性的禁忌，相对于天国而存在，它对人的自然力量的抑制，就比礼更具普遍性、先验性、绝对性。中国文化更多有诗性，多样性，西方文化人则更讲神性，统一性。
        台湾文化人龙应台来大陆，惊讶地发现大陆知识分子平时几乎不谈学问，全是房子、孩子、票子问题。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学问大多是社会需要的，是应人而制的，很少是自己心里的自由追求，因此学问是一桩苦活累活，尤其上了台面，更要把自己装扮起来，要有理有节，要装腔作势，要狐假虎威，才能保持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如果自己的观点不被接受，受到挑战，进入不了主流，会失去支持，会失去关注，会很没有面子，还会很尴尬。因此，大陆知识分子要有作为，会把自己搞得很累，严重一点就是英年早逝。当然聪明人，会为自己解脱，场面上是一套，下来又是一套。朋友聚会，当然要本色一点，而且实际的学术利益分配，都是在这种私下的交际里心照不宣地完成的，公开的程序反而只是走一下过场而已。早几年不是就有一种说法：喝下这杯酒，给你一个“863”！因此，在这里再谈什么学问，除非是没有出道，不懂人情世故的年轻人。
        海峡对岸的同胞所处的文化状态已经与我们有了很大差异，一方面，他们固然已经很自由，很开放，心有不平，想说就说，想骂就骂，想上街就上街，甚至在立法机关的殿堂上，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有了另一种我们这里所没有的约束，人与人之间平日里的礼貌，契约一旦形成之后大家的信守，基本法律秩序的维系，都需要个人欲望的节制。即使是堂堂领导，为一点小节问题，为两张发票，在我们平时里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地通融过去，但他们那里竟然被抓住当把柄，吃不了得兜着走。这样看来，到底是我们自由还是他们自由，就不能简单做结论了。
    
        很难找到一个民族的精英社会像我们这样毫无禁忌，不怕天罚。
        放开禁忌，释放压抑的能量，是很痛快的，早期当人们还保持着比较完整的精神的世界追求时，还能拼发出巨大的文化创造力，尽管这可能会与传统的禁忌产生冲突。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曾昙花一现地出现过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拉莫雷、加利略等伟大的文学艺术科学家。中国改革开放也曾带来更短时期的创造力，八十年初期曾有电影、小说、诗歌、绘画以及科技的繁荣，八十年代后期这一切才被经济大潮席卷一空的。
        当大家都有禁忌时，谁走出禁忌，谁就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虽然一开始大家不太习惯，甚至道德上无法接受，但身体里蠢动着的欲望被暗中撩起，让人心跳加快，接下来这种初看起来倒行逆施的作为，反倒成了先进潮流的代表。用解放者眼光望去，反对者都是卫道士、伪君子。
         女性的形象往往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象征。当人们迷恋与欣赏的女性是清纯美丽的天使形象时，这个社会有更多超越的理想，含蓄的激情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而当人们只热衷于女性身体的性感时，这个社会便少有心灵深处的理想与激情，思想与创作的冲动容易在放纵中迷失。
        二十多年来无论怎样改革，怎样扩大物质利益的悬殊来鼓励探索与创新，中国人独立的科技文化成就与产业品牌越来越稀有。可是，劣质模仿却是层出不穷，不只是小商小贩，还有大批科技骨干。抄袭舞弊的不只是大学生，还包括名牌大学讲坛上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教授，大有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今日中国，恐怕只有边远山区村民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保持着传统的诚实。有位少数民族学生非常痛苦地来找我，说大学生里失窃成风，在打开水时热水瓶经常被人摸走，很多人已经习惯了，也摸人家的，他已经被人摸掉好多个，自己还是下不了手。
        有一种说法，世界上60亿人口里，有13亿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其中12亿在中国。如果考虑西方社会里有些人虽然不一定去教堂，也不相信一个人格的上帝，但仍然具有一定宗教情怀，尤其是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内化而成的理性精神，那么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的。而这表明，中国今天的文化状态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特殊的，传统文化彻底瓦解，既不能同化西方文化，也没有建立自己新时代的文化。
         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无条件地把“保守”当成贬义词，把“开放”当作褒义词，也很少有人对世界潮流、西方轨迹有如此豪迈的寄托，没有向个民族如此钟情于机会主义的“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本是农耕文明内部顺应自然的生存逻辑，以它来解构自己，却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当代人的创新吧！
    
        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看似相同的旗帜，取向正相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思想界有人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大家都知道，这是要抵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可是，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理论上似乎没有人说清楚了。有人将它与人文主义联系上，有人把它附会于“文人”的精神，有人还反问，过去就有人文精神吗？
        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当然有关系，两者都是要“回到人本身”。前者是要走出中世纪束缚，当人被一种异化的信仰外壳束缚而倍感到压抑时，就开始要背弃它，要解放自己的生命意志。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人们要从天国回到人间，要以世俗生活而不是神圣价值为中心，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运动。而后者提出的背景却相反，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一部分人开始放纵欲望，然而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带来人们心底的快乐，反而是失落与盲从，因此这种经济发展与人本身的全面需求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一种人的需要的扭曲。于是，人文精神的口号虽然也是要回到人本身，却是由物质上的放纵回归精神追求。
         从神圣世界回到物质世界，从物质世界回到神圣世界，都叫“回归人本身”。那到底什么是人本身呢？原来，“人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当“超我”成为桎梏时，“本我”的伸张就显得更加真实、鲜活、绚丽；而当“本我”泛滥时，“超我”就显得更是人的本质，更显得崇高。
         是不是要回归过去的精神呢？又是，又不是，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当然是没有几个人想倒退回去。但是，正如天主教教会包办人们的信仰问题，只要有人接受，它就有它的合理性一样，人们指责、嘲讽改革开放之前人的精神扭曲，却并不能因此忽略一点，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毕竟也是理想主义，扭曲的精神仍然是充实的，也能给人带来憧憬。
         况且，有人想要回归某种有精神追求的状态，并不是简单回到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复兴是直接走出束缚，结果人们在短暂的放纵之后迷失了，一些人依旧回到天主教中寻找精神庇护，因此欧洲南部拉丁区今天反而更多人具有天主教保守主义倾向。而北部的宗教改革却是一方面走出罗马教会的外部束缚，另一方面却在每个人内心里形成更加虔诚，更加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因此今天的新教国家里，理性精神已经内化到人格里。
         但在中国，经济主义的潮流依旧甚嚣尘上，十年人文精神的口号并没有落实到人的心里去，人们依旧在疯狂，在焦燥，在彷徨，在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