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届二中全会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矛盾的激化

  2011年05月25日06:07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勾结和争夺/b>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天下大乱”的环境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依靠动乱和鼓吹极左思潮攫取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毛泽东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愿望，全党、全国人心思治的形势及中央采取的相关举措，与林彪、江青等希望通过进一步动乱获取更多权力的野心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与此同时，林彪、江青集团之间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
　　通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在党中央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的林彪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林彪、叶群出面，以“高举红旗”、“突出政治”、“反罗(瑞卿)有功”为理由，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从受冲击中保了下来。1967年五一三事件[1]后，又由林彪出面，并借助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使这些人压垮了反对他们的另一派，得以掌握全军的运动。在9月下旬成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中，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邱会作、李作鹏均为成员。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改组和重新成立了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组员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办事组下设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同年9月，继吴法宪1967年底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李作鹏、邱会作也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同月，在一次研究战备工作的会议上，林彪向黄永胜等人宣布: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原来并无多少来往的林彪等人与江青等人走到了一起。在党的九大之后，这两个集团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从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初次合作开始，在诬陷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过程中，林彪、江青等人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1966年8月14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林彪、叶群便把他们指使人炮制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送江青往上“酌转”。9月8日，林彪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江青马上响应，声言贺龙是“坏人”，要把贺龙“端出来”。11月，林彪未经中央军委常委讨论，便以军委名义下令聘请江青为“全军文化工作顾问”。在整理所谓刘少奇“罪证材料”的过程中，林彪吹捧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2]，并表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3]。江青则在1968年10月一次讨论九大党章的会上，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甚至说“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都是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的条件下，为争夺权力而发展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阶段，他们需要相互勾结和支持。没有林彪的支持，江青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没有江青的捧场和沟通，林彪也难于扮演“副统帅”、“紧跟”、“照办”的角色。但是，野心家、阴谋家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总是短暂的。实际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私下攻讦已时有发生。
　　九大以后，这两个集团相互勾结的需要已大大减少，他们因而加速走向相互倾轧和争斗。1969年9月，林彪在江西视察时提出: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现在就要注意。他还进一步说:据我看，上海就是小资产阶级掌权。林彪等人担心张春桥有可能成为“接班人”，而张春桥等则最担心军队不在自己手上。九大以前，由于与江青等人积怨渐深，陈伯达转而靠向林彪等人。九大以后，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随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临近，两个阴谋集团的斗争愈来愈尖锐和表面化了。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斗争
　　九大开过之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工作已经基本解决，希望在此基础上，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解决政府的重建问题，进一步推进安定团结的局面。
　　1970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提出，新宪法中应设国家主席一章，并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3月7日，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明确表示:“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意见，与会者均表示同意。会议决定在政治局内成立宪法修改小组，成员包括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等人。
　　3月16日，宪法修改小组讨论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17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会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一部分人主要从国家以往政治体制及现代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设置的考虑出发，仍主张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了解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分歧后，重申了不设国家主席与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4月11日，林彪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短信，再次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1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多数人又表示赞同设国家主席。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讨论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和7月中旬，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几次表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但是，林彪仍然坚持他的意见。在4月11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意见被毛泽东否定后，他便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并通过这个小圈子来散布设国家主席的主张。5月上旬，林彪让黄永胜带话给吴法宪与李作鹏，在修改宪法时，要坚持在宪法草案上写上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林彪在与吴法宪谈话时强调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个头；并要吴法宪在宪法修改小组会上提出在宪法中要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1970年8月13日下午，在康生召集的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爆发了关于“三个副词”的一场争论。
　　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讨论中，已获悉毛泽东意见的张春桥提出，已经有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应把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三个副词删去，因为这是“讽刺”。早已对张春桥不满的吴法宪当场激烈地予以反驳，认为这样说是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4]。吴法宪还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8月14日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再次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与康生发生了争执。吴法宪的这些做法，得到叶群的鼓励。与此同时，林彪、叶群还布置身边工作人员和陈伯达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称“天才”的语录。
　　8月13日和14日两次会上的冲突，是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集团最终摊牌的直接导火线。如果说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集团发展了与毛泽东的矛盾，那么，“三个副词”问题则激化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会议原定日程为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会上，事先未曾表示要发言的林彪突然要求首先发言。他的讲话实际上是以8月13日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为背景，刻意重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宪法草案“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进一步强调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8月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按照叶群事先的布置，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称“天才”的语录，按照同样的口径发言。陈伯达在华北组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泽东的“国家元首”地位，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西南、中南、西北组作了同样内容的发言。陈伯达等在各组煽动性的发言，迷惑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与会者。他们纷纷表态，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叶群、吴法宪等还找人谈话、交底，鼓动一些人在会上发言。8月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支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8月25日上午，载有陈伯达等人发言的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发后，立即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与会者纷纷要求把“不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几个大组的发言中，已有人直接点了张春桥的名，华东组也有人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整个会议充满紧张的气氛。林彪等人认为胜券在握，已在考虑张春桥这次是否能“过得去”的问题了。这些活动都是背着毛泽东、周恩来组织的，并且完全打乱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
　　25日下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会议的情况和第六号简报引起的反响。随即，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前，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分别谈话再次明确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等“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为了争取和稳住林彪，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特地写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样的话。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开始揭发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也受到批评。他们在慌乱中加紧私下活动，商讨统一口径。
　　9月6日上午，全会回到原定的议程，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下午，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的学习、党内外团结等问题讲了话，并要求大家读几本哲学书。在谈到会上发生的这场斗争时，他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他反复强调坚持九大路线，说:“不讲团结不好”，“群众也不高兴”，但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会上，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从表面上看，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围绕着设不设国家主席以及“三个副词”的问题展开的，主要由陈伯达、吴法宪出面与张春桥等的斗争。实际上，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特别是九大以来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的发表为标志，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实际上已转化为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林彪集团的阴谋和分裂活动，严重地违背了毛泽东要在九大的基础上维护团结、争取胜利的愿望，因而引起他的强烈不满和高度警惕，并引发了此后他采取的一系列制约林彪集团阴谋的措施。
　　经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集团的势力被削弱，江青集团的势力逐渐上升。江青等人的野心随着他们的“胜利”迅速膨胀，林彪等人则不甘心拱手让出自己已有的优势地位，更尖锐的斗争还在后面。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对他的心腹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战备问题，都是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重要议题。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这些议题只是草草通过。
　　“批陈整风”运动
　　根据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要高级干部读几本哲学书的号召，1970年11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六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和《实践论》等五本毛泽东的书[5]。1970年底到1971年上半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学哲学、批先验论和路线教育运动，尽管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这些运动的政治背景几乎一无所知。
　　1970年11月16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说: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就这样由上而下地开始了。
　　1971年1月26日，党中央又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参与诬陷党和国家一大批领导人，制造大量煽动极左思潮的舆论和迫害干部群众的冤案，挑动和激化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党和人民犯有严重罪行。但当时的《罪行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这样来揭露，而是罗列陈伯达“被捕叛变”、“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责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派工作组”，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借起草九大报告鼓吹唯生产力论”；等等。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又称华北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继续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同时，还批判了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6]。1971年1月，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不久，中央又决定派人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打破黄永胜等人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后来，毛泽东把这些措施称为“挖墙角”、“掺沙子”[7]。华北会议通过批判陈伯达，削弱了林彪集团。但会上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也有一些牵强附会之词，对北京军区两位负责人的处理也是错误的。此前，毛泽东曾批评黄永胜等人有两个包袱，一是打仗有功，一是“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他希望通过华北会议使军队作风的某些不正之处有所转变，“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8]。毛泽东的批示，实际上是想通过部队整风，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地、军政关系中一些不正常的地方进行调整。用毛泽东的说法，这叫“甩石头”[9]。
　　华北会议之后，中央于1971年2月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并转发毛泽东有关“批陈整风”的一些指示。传达范围扩大后，人们才逐渐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有所了解。
　　吴法宪等人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到的批判、揭发，既恐慌又不满，作检讨时采取了隐瞒事实、避重就轻、推诿拖延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又一次严重的路线斗争，对他们采取了“抓住不放”、反复批评的做法。
　　还在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就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示:“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明确地表达了对军委办事组的不满。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信上批评叶群等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中央军委召开有165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议程是“批陈整风”和布置1971年的工作。按照毛泽东要求，会议代表首先参加华北会议的“批陈整风”。九届二中全会后，黄永胜等一直心存抵触。他们既不可能再“深入”揭发陈伯达，也不愿再主动地继续检讨。在他们的影响下，会议的重点放到“反骄破满”的整风上，批陈没有深入下去。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对军委座谈会提出严厉批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同月，他在另一个批示中又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知道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都未能解决黄永胜等人的检讨认错问题，所以也就一直对他们“抓住不放”。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曾几次表示，希望能看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的检讨，但黄永胜等人却自恃没有像吴法宪暴露得那样明显，心存侥幸，推诿敷衍，在毛泽东批评后他们才交出检讨。毛泽东对黄等人的检讨并不满意。他更不满意本应对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冲突负主要责任的林彪既不检讨，也不表态，甚至不露面的消极态度。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通过鼓吹个人崇拜，得到巨大的政治资本。1970年底到1971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在批示、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狂热的个人崇拜提出批评。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直言，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的“四个伟大”[10]表示“讨嫌”。他认为，当时搞个人崇拜的有真假之分。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和批示，虽未点名，但实际上在批评林彪。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会议。汇报会前半部分主要讨论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检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半部分主要是阅读、讨论关于陈伯达罪行的第一批材料，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并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
　　江青集团以九届二中全会为转机，在加紧削弱林彪集团的同时，使自己的势力得到扩张。1970年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宣布中央组织宣传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机关的工作，以及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为康生，组员中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这个权力很大的机构为江青集团所掌握，成为他们在中央公开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注:
　　[1]五一三事件是指1967年5月13日，驻京各军事单位文艺团体中的两大派发生的武斗流血事件。
　　[2]林彪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3月24日。
　　[3]林彪在刘少奇专案组报送的诬陷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的批示，1968年9月。
　　[4]“三个副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都使用过。后来，毛泽东多次在有关文件上删去这三个副词。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两次以讽刺的口吻说到苏共二十一大决议把赫鲁晓夫的报告称作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5]这些书分别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6]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分别是郑维山和李雪峰。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郑维山、李雪峰在1971年受到的错误处理予以平反。
　　[7]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
　　[8]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华北会议请示报告的批示，1970年12月19日。
　　[9]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
　　[10]“四个伟大”，出自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当时到处印刷、涂写和刻画这一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