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64 utf 8: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战略篇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9:18:12
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战略篇3)基于战略,议和倒也不失为上策。就在退兵过程中,智慧超群的曹操发现了新的战机,寻找到了一条更为接近战略目的的捷径,这便是书中所描写的“曹操抹书间韩遂”。当马超“止剩得三十余骑,与庞德、马岱望陇西临洮而去”时,曹操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对此,书中是这样表述的:“杨阜曰:“马超有吕布之勇,深得羌人心。今丞相若不乘势剿绝,他日养成气力,陇上诸郡非复国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曹操这句话无意道出了此次征战的战略指导原则,也由此可知西凉之战不过是其整体战略下的一次战术战役行动,虽然身在西北战场,可曹操的心却紧紧系着中原和南方,眼睛一只盯着马超,另一只瞄着刘备和孙权。如果仅局限于西凉地域和单纯军事观点是绝不可能有如此的战略广阔。为此的战术思想曹操是这样做的讲解:“众将皆问曰:“初贼据潼关,渭道北缺,丞相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迁延日久,而后北渡,立营固守,何也?”操曰:“初贼守潼关,若吾初到,便取河东,贼必以各寨分守诸渡口,则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于潼关前,使贼尽南守,而河西不准备,故徐晃、朱灵得渡也。吾然后引兵北渡,连车树栅为甬道,筑冰城,欲贼知吾弱,以骄其心,使不准备。吾乃巧用反间,畜士卒之力,一旦击破之。正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众将又请问曰:“丞相每闻贼加兵添众,则有喜色,何也?”操曰:“关中边远,若群贼各依险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今皆来聚一处,其众虽多,人心不一,易于离间,一举可灭:吾故喜也。”(到此,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从改造中东阿拉伯世界这个大战略,美国在战后伊拉克实施的战略战术,是不是曹操在此所演义的战略战术呢?)。在这里曹操实施的每一步战术,自始至终围绕着战略而战术整合,将马超一环紧扣一环地圈进自己的战略运筹。从回答众将疑问的解读中,可以窥视到曹操的战略战术素养之高是书中任何人物所不能比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恰恰就在这里。

匈奴四十万包围刘邦三十万,如果没有持续强大后备力量,能包围得住吗?能短期解决吗?这是刘邦的弱点但对于游牧部落“逐水而居,逐草而生”的匈奴也是不可承受的,就算能消灭刘邦,恐怕匈奴自己也得自行残废。显然美女画像不过是双方找到了一个可以体面下台的台阶而已,这种因此美女解围说不是研究而是戏说历史。因此,毫无疑问曹操最大影响了毛泽东战略思想形成,只不过在诸多方面已然超越了老师的历史学术。

和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样,任何成功(胜利)都包含有失败,任何失败也都包含有成功,就宇宙观点,成功和失败都不是免费的,因此,那种“一枝独秀”的成功也必然包含失败的“独秀一枝”。从成功中知失败,从失败中知成功是立人间于万世的战略家,而成功中不明失败,失败中不明成功者最多只能是昙花一现的英雄一代。最佳战术不一定是战略所需要的,更不一定会赢得最终胜利,因此,最佳战略决不会是由一系列最佳战术构成实现的,甚至是由一系列失败的战术所决定,但一定是笑到最后最好的。战略是成功和失败的对立统一,战略离不开成功的战术,成功的战术决不是必胜不败,战术的成败要服从于战略,要用战略眼光去评估战术的得与失。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成功与失败也是关系对立统一,在认识上也必然存在着对立和统一,不能因失败而否定成功,也不能因成功而否定失败;不能因统一而否定对立,也不能因对立而否定统一,两种极端认识都是关系战略与战术的无知。最佳军事家不一定是高明的战略家,而高明战略家必然是最佳(合理)的军事家,如果把战术军事家比作价值连成的钻石,那么战略家就是水、空气,虽然水、空气没有钻石华丽耀眼价值连成,可一旦失去才醒悟远比钻石更价值,而平常却又是最不起眼也最不在乎的。因此,战略家是最容易遭人误解、诅咒的,这注定了真正战略家的胸襟要宽阔,宽阔的要像大海,大海里孤独行进的一叶小舟,其非凡勇气,承受失败能力,牺牲一切精神。推而广之,对于自己不甚理解的思想,切记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能予以暴力,其中有可能就是战略思想的夭折。压制摧残思想无疑是一个民族自毁前程的错误战略。
                           

战略和战术都有其相对应的领域和时空范围。一旦超出而进入更大的领域或时空范围,原有战略相应地降格为更大战略中的战术,因此,这个世界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战略、战术。很显然,没有再比文化领域和时空范围更大的了,也没有再比文化性具有的战略性更大的了,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一个涉及时空为几千年社会发展历史的战略课题,涉及的领域不仅仅限于经济还涉及政治、思想、科技等广泛领域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战略发展。相对而言,这二三十年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是大战略中战术的战术。于是,就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而言,今天的经济成就未必就一定是件好事,或许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同样,那二十多年的失败也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有时失败比成功更具有发展的意义。因此,建立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见仁见智,哪怕是“反动”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面前,任何人任何一代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就是再伟大的天才也不可能驾驭此战略全局,可就是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也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大战略中的战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战略是“民道”,“民道”的核心是人性人权,这同样也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其核心。

战术思维是感觉所(直接)获得的具象思维,而战略思维却是知觉所(间接)推理的抽象思维。“……走一步看一步”,决不是战略家的思维,但相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而言,往往又是不得不选择的无奈之举。任何人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以人类战略家自居,更无权给后人“历史论”“核心论”。

走出“赤壁战败”的困境,绝非常人所为。伴随着刘璋特使张松的到来,曹操不可能意识不到“蜀地”在其战略中的地位问题。从自身战略考虑,曹操决不会在此时与孙权、刘备及刘璋进行一场遍地开花持久消耗的战争,一场看不到最终胜利的战争,“蜀地”对于曹操的战略来说是个无底陷阱,也是烫手的山芋。张松的一心赤诚遭到曹操的冷遇,自然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恐怕其用意远不止冷遇这么简单。“蜀地”在刘备的战略地位正好相反,与曹操、孙权相比,刘备的优势在于:首先具有西进“蜀地”的捷径,还有着协助同族兄弟抵御外敌入侵的政治优势,这些都是曹操军事、政治所不及的先天条件。张松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理所当然地受到刘备的远迎,到此,可产生了个疑问,曹操为什么没有阻止张松的荆州之行呢?岂不是有意将“蜀地”拱手奉送吗?一千七百多年后,毛泽东也遇到同样战略抉择的难题。

公元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长驱直入直逼鸭绿江,日益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严重的生存威胁。面对步步进逼的美国如此气势汹汹,毛泽东面临一个必须要做出的对后世将产生重要影响的艰难战略抉择,为此,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毛泽东的选择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超然听之任之的忍让以乞求和平,这样将纵容美国的反华势力,为中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而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保守的结果,那也是为蒋介石提供复兴基地,新中国从此将永无宁日。显然,这种选择不符合毛泽东的个性,断然不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向美利坚合众国发出强硬的信息,遏止住美国强权继续发展的气势!这也是毛泽东所面临的第二种选择。前一种有风险,后一种蕴涵着更大的风险。“中美”在朝鲜的直接军事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可接下来的战争规模有多大?是不是将蔓延到朝鲜以外的地区?持续的时间有多久?中国维持战争的战略能力又有多大?这些都是毛泽东必须要建立起的方程而且还要解答出未知。为了能在政治上把战争的规模严格限定朝鲜半岛,避免发生“中美”两国交战的政治事实(陷入长期消耗战),因而以“志愿军”的名义“抗美援朝”,巧妙地使自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的战略地位,避免把战火烧到中国引火自焚,同时,毛泽东也深入研究并及时抓住了美国进行这场战争的政治心理,为日后的军事、政治文章设下了伏笔。“朝鲜战争”作为“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发展时期性的两大文化阵营的文化战争,显然中方还不能成其为一方文化阵营的主帅,因此,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认为对其构成真正威胁的不是中国而应该是苏联,未来真正的战场是在欧洲,而不应该是在朝鲜半岛,与中国进行殊死较量,无异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抓住美国人不敢也不能大打长打的心理弱点,毛泽东及时调整战术采取人多势众的大打架势,一鼓作气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过了“三八线”,并向韩国腹地挺进。这里有虚张声势之意,也有掩盖自己战略弱点之实,但美国的表现实在让毛泽东助长了些狂妄,甚至连联合国的停战决议都不放在眼里。很显然,中国出兵之举超出了美国决策者们的预料,如此规模之大的气势更是把美国的战略决策者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几乎做好了放弃朝鲜半岛固守日本重新调整力量进行大反攻的准备(其实这个时候是这场战争中最危险的阶段,因为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底牌,自然也就蕴涵着许多危险的变数,当然也有爆发原子战争既战争烈度和规模进一步加剧扩大化的变数)。然而,终归纸包不住火,一次偶然的战斗(美军一个营被志愿军一个师包围,可连续几天的进攻始终消灭不了美军,战斗到了第七天志愿军突然撤退了),一个师消灭不了一个营,美国人终于发现了“志愿军”后勤补给的战略弱点,便利用志愿军随身携带的生活物质和武器弹药仅够维持七天左右的事实,采取有针对性的战术,在战役开始的前四五天,实施后撤引诱志愿军深入,掐算到志愿军即将弹尽粮绝的时候突然大举反攻。志愿军遭受到了惨重的损失。现实迫使毛泽东从天上一下子掉到了地上,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重新认识美国不得不重新做出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就是接受联合国停战决议,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出示了中国的政治底牌,是传递给美国的一种暗示。此后“中美”双方便进入了战争的僵持状态。面对中国无力打败美国,美国也不敢倾全力打败中国的事实,剩下的便是双方如何体面结束这场战争的问题。显然,“三八线”是双方都不丢面子的政治平衡线,余下的战争就变成了是围绕“三八线”考验双方精神毅力和政治智慧的战争。以其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毛泽东终于赢得了“朝鲜战争”自己所能赢得的最佳结局,但就像“停战协定”本身那样,意味着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中国人从入朝的鸭绿江到“三八线”算起,那是中国的胜利,可美国人从仁川登陆算起,美国人也没有失败,如果从今天朝鲜南北各自社会发展的事实也就是历史地评价那场战争的话,美国无疑是历史文化的胜利者,中国也无疑是历史文化的失败者,可最大的失败者是那个朝鲜。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最终赢得战争的也就是历史赢得战争的是文化思想。考验中美双方精神毅力和政治智慧的战争历史远没有结束,“三八线”仅仅是出于双方历史休整补充需要的一纸停战而已。

当然,不能否认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作用,如果没有苏联的战略保障,中国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至少战争是维持不下去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是以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精神风貌为前提为基础的(有人幻想今天还要“抗美援朝”,只可惜这个政治和精神基础今天已不复存在了),否则,这场战争将是经济、政治、军事永远添不满的无底洞。“抗美援朝”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倒不如说是政治(尽管有不光彩的欺骗手法,尽管结果他还是维护了金氏家族的金王朝封建专制,其实哪场战争没有不光彩的缺陷以及历史性地遗憾呢?)、精神、战略上的胜利更为确切(否则,中国就有可能再一次被苏联重利忘义而出卖),尤其是在驾驭这场战争的广度、规模和结束,“联合国”的政治、文化作用更是不容忽视(不可想象,没有“联合国”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该是个什么样的战争,很可能就是由点连成面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是,有人把“联合国”的这个政治、战略作用形象地比喻为“救火队员”,要知道,有灭火的总比没有灭火的好,至于从“救火队员”到“防火安全员”,显然“联合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就是人类能迈出的这一步,那也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才换来的)。五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和智慧,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中国所蕴藏的伟力,显示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并深深地影响到后来的“越南战争”,到了“越南战争”美国的意识已由不情愿接受世界大国中国这一事实不得不转变到如何应对的这一重新认识上,这些无疑为新中国其后赢得了持久的和平和大大拓展了生存发展的政治空间,不仅如此,没有这两场战争历史战略所奠定的世界大国地位(当然,这种世界大国地位缺乏强大文化思想为基础,自然有其狭隘性和局限性,是很难持久发展的),很难想象今天的“改革开放”不会像古巴、朝鲜一样无可奈何成为自己的一相情愿,也绝不会有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直到今天那场战争的历史战略意义依然还影响着“中美”关系。然而,毛泽东却为此付出了失去收复台湾的沉重代价,中国却为此付出了历史性人类性的道德代价(中国十几万人的生命付出,结果却是维护了一个金家王朝的专制统治,给朝鲜人民种下了深重灾难)。也许,从这场战争中苏联对中国的认识也悄悄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为日后两国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这一点也必将重现在未来的中俄关系发展中)。总之,那场战争无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礼的历史意义,相反,李自成大顺朝的短命,就是其奠定的地基没有夯实牢固,丧失了其应有坚实的文化思想基础,可见,怎样的奠基,不仅决定着其发展走向,还直接决定着其寿命的长短,同时,也反衬出“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精神、思想的病态。

“朝鲜战争”中国打出了国威,让美国重新认识了中国。但同时中国付出的代价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等都是巨大的,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等发展空间局限的不能再局限狭窄的不能再狭窄了,不仅如此,与美国所形成国家关系的国际政治斗争严重紧张程度,传导到国内也致使国内政治斗争严重的不能再严重残酷的不能再残酷。这是因为,国内的任何政治风吹草动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国际政治斗争加以联系,国际政治关系紧张,必然导致国内政治关系张紧;国内政治关系紧张,同样也会影响其国际政治关系的张紧,这是规律。不仅是中国,“朝鲜战争”所形成之后的国际政治紧张关系,同样传导到苏联、美国、日本、朝鲜、韩国等国内,造成其各自国内政治关系的紧张,同样犯过毛泽东中国所犯过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神经过敏”错误在今天看来是罪过的错误,只不过尤其是在国际上还是处于风雨飘摇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对此都会意识无意识地更加生性多疑更加敏感偏激,错误更加严重罢了而已。如同一个处于社会地位极其失落感危机感的人,他一定都会对身边所发生的一言一行都会神经质行为暴躁过激一样,甚至“三年自然灾害”别说得到美国等国际社会的援助哪怕就是不封锁制裁,中国也不会付出那么大的那么惨痛的历史代价。所有这一切付出的历史代价,也正成了今天攻击毛泽东那些人扣在毛泽东头上的“罪名”,也确实无法洗清的“罪名”。为什么毛泽东都占领了藏南还要撤回呢?想必毛泽东心里最清楚,相反,收复西沙岛屿,毛泽东又为什么那么自信那么成功呢?同样毛泽东心里也最清楚,毛泽东心里也会总结的,毛泽东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历史到了“越南战争”时期,毛泽东一面私下里援越抗美,一面又权衡再三不顾党内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对,公开向美国示好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用当今左派的话和越南的话来说,这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背叛!其实毛泽东从“文革”实践的失败中,已经放弃了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亲身感受教训中总结了历史得失,意识到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了,不能再继续狭隘于自己意识形态利益得失,必须为中国要打开一个更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空间,为后人留下一个安全的生存发展环境。党的意识形态利益是暂时的,国家的利益是恒久的,什么是战略?国家利益就是最大的战略!收复西沙岛屿就是这之后的一个国家利益的交易,中国帮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撤出,美国默许中国收复西沙岛屿,没有美国的默许,就是中国占领了西沙岛屿也会和占领了藏南一样,那也是站不住脚的。其实从哲学的角度,对立总是要统一的,没有只为对立而对立的对立;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国威是干什么的?不就让对手让社会承认自己尊重自己平等以待吗?不能融于国际社会取得相应的国家地位,拿到自己应该得到权利,这样的国威有什么用?难道赔本赚吆喝,几十万中国人民生命的付出仅仅是为今天的人们过一过嘴瘾;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抗美援朝”打出的国威总是要兑现实际利益的,也正是因为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等所有实际利益的兑现,才所以体现出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否则,与美国依然持续对立到今天,依然还不被国际社会承认,依然还不能拿回“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依然还不能融入人类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的发展获得人类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那部分红利,那“抗美援朝”才是真的白白打了那一场(就如同今天的朝鲜)。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打,这叫什么?这叫竞争!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利益之间,无疑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都是任何国家的最大国家利益,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没有美国的配合或者受到美国的干扰,任何国家想在世界办成任何事情那都是无法搞定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二十多年的治国理政历程想必是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的,显然,建国初期,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毛泽东还缺乏国际社会的经验,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幼稚性的错误,让中国没有了国际战略可回旋的余地,只好一边倒向苏联把中国鸡蛋装进苏联这一个篮子里,当然更深层次这有其历史、文化、思想原因,也不都是毛泽东一人所能左右的,毛泽东甚至连自己都左右不了自己,但这也是必须付出学费的错误。于是,七十年代的毛泽东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毅然地放弃了越南,走近了美国。那么今天的我们也应该为了中国长远利益,勇敢地丢弃朝鲜,不仅仅是走近美国,更要去贴近美国去认识美国(不要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才有可能去超越美国,何况是今天的朝鲜已经不是六十年前的朝鲜,抛弃的已经是演变成地地道道的金氏封建专制王朝,一个在“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法理道义的金氏封建王朝的朝鲜。成也如此,败也如此,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在国际政治关系这个最大战略中既人类文化思想体系这个最大战略中的自信度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