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提莫120斤的样子:《河之南》解说词 第八集 大河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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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之南》第八集 大河之学

 濮阳西水坡水库,初夏的阳光下幽深的湖水,折射着五光十色的光芒,隐隐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意味。1987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这片神秘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仰韶时期特别的墓葬,一位男性墓主身旁排列着一组由蚌壳组成的奇异的图形,考古学家把这个墓穴编号为45号墓。历史学 家李学勤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回忆去年秋冬,凡接触到西水坡45号墓材料的人,不管是亲自参观还是看见照片,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后世长期流传的青龙白虎。在此之前,中国天文学中关于四象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湖北曾侯乙墓中,1978年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箱盖上,考古学家发现了28宿的全部名称,以及青龙、白虎的图像。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据此推测,28宿体系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出现。2400年的天文学历史,对于农业高度发达的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在接下来复杂的考证过程中,猜想被逐渐证实。濮阳45号墓墓主脚下的蚌塑三角与两根腿骨合摆的图像,就是天上的北斗。从而45号墓的龙虎成为四象中的青龙、白虎,有了天文学上的意义。

自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约前4510年)之后,开始有极重要的遗存昭示了先民们对天文现象的感知,这就是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南濮阳龙虎、北斗墓的发现。

——《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

天机已经泄露,这一发现把中国天文学的四象传统在夏鼐的基础上又向前推了4000余年,它比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在埃及金字塔内发现的天文图,还要早2000多年。

天的思想观念,贯穿着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在先人们的眼中,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了解天的旨意。在对天的感应中天文学应运而生。周公测影台位于登封阳城,也就是今天的告成镇。是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姬旦在这里研究天文的圭和表,所谓圭表,是我国古代测日影所用的仪器。通俗地说,就是立竿测影。用立竿测影研究历法是天文学发展的一次飞跃。周公在此观测日影的原因是为了迁都洛阳。在占星术盛行时,迁都必须说出一些道理。因此,周公测影得出了阳城位于中原的结论,取天下九州中心的意思。一种天象的托辞,仰仗着一种仪式,兑现了姬家的政治意志。洛阳城内,周公身后,营造仍在继续,王都的后来者们在这座城市里的科技发明和创造,也许远远超出周公当年的想象。其中,最为杰出的是东汉的张衡。

夕阳西下,南阳小石桥村的田野里,辛勤的村民还在劳作,在他们身后,八角形的围墙里一片空寂,这里就是汉代科学家张衡的归宿。1900多年前,张衡来到洛阳出任太史令,主持观测天象、编订历法的工作。在对天空持久的观测中,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察星象的天文仪器---浑天仪。公元132年,张衡又发明了地动仪,这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及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张衡把地动仪放在了国都洛阳,结果预测到陇西发生了大地震,人们开始还不相信,直到陇西传来地震报告,时人才开始皆服其妙。

二月河(作家):这样的一个人,在月球上有一座被联合国命名为张衡山,天上还有一颗张衡星。一座山,把一个人伫立在那个地方变成一座山。

遗憾的是,张衡所发明的地动仪,后来神秘地消失了。这一历史谜团至今无人解开。地动仪的模型和工作原理遂成千古谜团。这个复制模型是考古专家王振铎于1936年制作的,多少年来,其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这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模型。实验证明,八条金龙口中的珠子并不会随着地壳的振动,而坠落在金蟾的口中。地动仪到底能否动起来,1700多年前的创造困扰着我们。2004年8月,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成课题组,联合研究张衡地动仪的复原模型。课题组用悬垂摆原理取代了传统的直立杆原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专家们认为,这台复原地动仪具有了真正的验震功能。这是我们距离张衡最近的一次推测了。今天,我们无法知道地动仪的本来面目,但可以想象,那里面蕴含着一个东方智者破译天地秘密的奇思玄想。

同样的神秘来自于登封告成镇的观星台,它是由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创建的。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建筑遗址。正午时分,灿烂的阳光照射于大地上,观星台的长堤留下了时间清晰的影子。长堤是一把量天尺,夏至的阳光影子最短,冬至的阳光影子最长。从一个冬至或夏至到下一个冬至或夏至就是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是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办法。想出这个办法的人就是郭守敬。1276年,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要结束南方和北方使用历法不同的局面,便命人组织了测绘队伍,水利官员郭守敬也在其列。当时的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平时整日同水利打交道的人,竟然在世界天文史的长河上流光溢彩。张衡创制的浑天仪,一直被后来的人们作为天文观测的仪器。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郭守敬巧思绝人,对浑天仪加以简化,制造出更加灵巧方便的简仪。除了采用简仪,郭守敬还突破传统的圭表旧制,改传统八尺为四十尺的高表测影。又运用小孔成像原理发明了荆符。当郭守敬将新的仪表展示给忽必烈,这个靠武力征服天下的大帝深为折服,爽快地答应了郭守敬建立新的司天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天文测量的请求。

王渝生(中国科技馆馆长):这个测验呢,北到漠河,西到像西伯利亚啊,昆仑山脉啊,西南边到云贵以外啊,南边到南海群岛,东边到朝鲜半岛及其附近的海域。他测验的范围27个点,他是比目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还要大,因为元代是我们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疆域的封建大帝国。那么从这样一些不同的地方来测量地理高度,测量我们日月星辰的走向,就便于他更好地选取天文周期,制定精确历法。

登封告成的观星台就是当时全国的中心观测站,郭守敬最后测算出一个回归年为365日5小时49分20秒,这个数据与现代所测定的数据仅仅相差26秒。经过三年的观测,郭守敬等人制定了《授时历》,它同阳历格利高利历相比分秒不差,但早出其300年,这一历法后来传到朝鲜,又传到日本。而在中国,《授时历》沿用了365年。

张宇(河南作家协会主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已经几千年了,不知道时间,不知道控制时间。从周公测影到郭守敬才具体把那个时间丈量好。这是一种最伟大的对于历来生活文化最大的贡献。他给了全世界人民时间的概念,创造了时间形式,是多么的不得了。我们对郭守敬的态度,他不过只是一个小官,历史上中华民族重皇权,重封建文化统治的这种观念,而不重科学的这种习性,一目了然。一直到现在,他总没有皇帝厉害吧,他总没有那个大官有名。

无论是张衡发明的地动仪,还是郭守敬建造的观星台,他们研究的原始动力是为了准确地判断神秘的方位和天象。从最初的卜莁对天象的观察和推理,到后来的太史令对天象的科学观测,华夏子孙们在仰望迷惘的星空时,科学意识渐渐觉醒了。这种意外的收获让我们至今心潮澎湃。

中医文化始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温县神农洞涧就是神农采集草药的怀药之乡。圣手如林的中原大地是中华医药文明的渊源和荟萃之地。千百年间上演了无数的悲欢离合,见证了这块土地上苦难和智慧、技术和道德的沉浮。

南阳城东温凉河畔的医圣祠,高大的仿汉建筑显示着医圣在今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东汉末年,一场可怕的瘟疫在中原大地上肆虐,发病的人突然高烧、咳嗽、胸闷,然后痛苦死去。大批的人死亡,以至万户萧瑟。而中原腹地的南阳、洛阳则是重灾区。民生的疾苦催生出济世的良医,切己的伤悲激发出治病的宏愿。一个张姓家族200多人有三分之二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这是张仲景家族的伤痛。为了解救疾苦,张仲景潜心医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经过漫长时间的钻研,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辩证施治原则,奠定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被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部书,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个人就占了两部。

樊正伦(著名中医):《伤寒论》六经的思想,离不开以河图洛书为首的《周易》的思想。因为在中医学里面的五和六之间的关系,就是河图洛书里面的乾、坤、巽、艮、震、坎、兑、离,本来是八卦,为什么取六而不取八呢?因为除乾为纯阳坤为纯阴,乾为天坤为地,人在天地气交之中,所以纯阳不是人,纯阴也不是人,只有兑、离、巽、震、坎、艮这六字才可以反映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的阴阳气的多和少。我们的祖先正是把这种思想运用到了对人体生命的认识中,所以就创立了我们所说的六经学说。我觉得这应该说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所反映出来的六经的思维体系,是来源于河图洛书的,这是他的思维体系。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至今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这在西医史上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说东汉王朝在一片芜杂中开出了智慧之花,那么明王朝则迎来了科学的另一个高峰。当秋风刮过田野,豆叶再次泛黄的时候,沁阳市的朱载堉纪念馆内正在演奏《豆叶黄》,一曲《豆叶黄》是明朝朱载堉留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记忆。1536年,朱载堉就出生在沁阳市北寺街薛街一号的这个大屋中。这里原是郑王府邸,朱载堉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藩第六代世子。15岁时,其父朱厚烷被陷入狱,朱载堉离开王宫,在附近的山上筑了一间土屋。席蒿独具处十九年,潜心于科学艺术的研究。朱载堉七次上书让出王位,因此得到让国高风的褒奖。

王子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朱载堉最伟大的发明,就是他首先提出了现代我们所说的叫12平均律。这样一种律制的数理原理新法密律。这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的时间大概在1581年之前,还要早一点,不会晚于1581年,那么关于12平均律,我们现在统称12平均律。在国际上,西班牙的萨里拉斯首次提出这个理论的话,应该是在他之后的100多年。

朱载堉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假设。为了求证12平均律的数理原理,他用两把80一档的大算盘把12平均律公比,也就是2的12次方根用珠算的办法进行开方,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的25位。12平均律的创建,解开了几千年来音乐史上旋宫转调的不解之谜。为曲调的创作提供了理论支点,为现代键盘乐器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开辟了世界音乐史的一个新时代。

戴念祖(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朱载堉创造的12平均律,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钢琴乐器的调音方法。那么,我们可以说钢琴这么一个具体形式是西方人的发明,但是调琴的方法,就是数理方法,我们把它叫做12平均律的灵魂,这个灵魂呢,应该说是中国人铸造的。正好一个西方人的形体,中国人注入灵魂,这样共同合作,创造新的音乐文化的形式,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当我们和这位科学巨人笃定深远的目光相遇的时,我们仿佛看到明朝末期,一位中国王子孤独而孜孜求索的灵魂。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诞生的朱载堉,将科学与艺术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写出了煌煌巨著《乐律全书》。这部著作和同时代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等科学巨著比肩而立。

唯有明朝末年朱载堉先生发明的十二平均律,是一做就做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大发明,直到现在谁也不能推翻它、动摇它,他的发明至少可以比得上贝尔的电话和爱迪生的留声机。     ——刘半农

然而,当71岁的朱载堉将自己的学术成果献给朝廷的时,却被明王朝永久地束之高阁。一个偶然的机会,法国传教士金尼阁路过当时的怀庆府,看到朱载堉的《乐律全书》时,竟欣喜若狂,十二平均律的种子就这样飘洋过海,在欧洲开花结果了。为此,世界知名学者英国人李约瑟博士说,他的理论,在他自己的国家却很少付诸实践,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讽刺。在朱载堉的家乡,有一座极其简朴的墓地,纪念着这位被西方人称为文艺复兴式的圣人的科学家、艺术家。朱载堉的一生,在天文、数学、物理、文学、音乐等诸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朱载堉,中国封建社会一位极具创造性的学者。

    说到科技史,我们无法忘记那位风尘仆仆、摩顶放踵的鲁山人墨翟。鲁山,因山色而闻名中原。两千四百多年前,墨子就带着弟子隐居在此。在这里,墨子和弟子们研究了小孔成像、凹凸镜成像的原理。他们的研究还涉及时间与空间、运动与静止、物质不灭等领域。从最基本概念和最简单现象开始的研究已将墨家学派,带到了数量科学的大门口。然而,墨家的科学研究和他们的社会学说一样,在古代社会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受到鼓励,更未能生根开花。而只是长期地尘封于思想的库藏之中。墨子学说的遭遇,已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问题,或许预示了深藏于文明内部的某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