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订书机:土耳其世俗化可能失败

土耳其世俗化可能失败

最近，中东爆炸性新闻非土以冲突莫属：5月30日，一支由三艘货船和三艘客船组成的人道主义救援船队，从塞浦路斯港附近的公海出发前往加沙。此时，加沙城内已经支起了欢迎他们的彩旗，上面用各国语言写着：“加沙有个梦，你正在帮他实现”。5月31日，当船队行驶到距离加沙120公里的公海时，以色列军队在直升机的掩护下强行登船，对于6艘船只展开拦截行动。以军登船后与船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场面极其混乱，船员拿起工具进行抵抗，以军则开枪射击。此次冲突造成1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军队电台报道称，以军登船后遭遇到船上人员激烈抵抗，随后开枪还击。但船队组织者却说，以军从围攻行动开始时就开火。几个小时后，土耳其电视台报道了此次袭击事件，数千名土耳其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来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以色列领事馆。

这一事件绝不是一个突发事件逐渐演变的。事实上，当上个星期有消息报道，这个船队是土耳其率领的，而且这个船队在出征的时候土耳其方面就已经表示，如果这个船队遭到拦截的话，我们会报复，很猛烈的报复时，就已经表示土以这次冲突势在必行。所以，几天以后船队到了，这个事儿就发生了。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前不久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巴西、土耳其、伊朗搞核交换的这个协议，那次的主角也是土耳其，这次又是土耳其。为什么呢？因为土耳其国家政策转向，过去它跟以色列很友好，跟西方很友好，跟阿拉伯国家比较疏远、跟伊朗比较疏远。现在的土耳其新政府想执行一个东进政策、东向政策，拉近了和阿拉伯、穆斯林（比如伊朗）这样一些国家的距离——我们也可以说：这一事件，标志这土耳其世俗化进程的终止。

本来土耳其从世俗化到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已经进行了伊斯兰教国家从全盘西化到西方进步思想和制度与民族传统相契合的道路试验，并摸索出了一条独有的伊斯兰教国家民主道路。

2007年，经过三轮的总统选举投票，8月28日，土耳其现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居尔当选土耳其新总统。居尔的当选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他的当选触动了当今世界两大热门话题：民主与宗教。二战以前，土耳其是个权威政治国家。二战以后，土耳其推行了民主化改革，逐渐向多党制转变。虽然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推行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动荡，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趋成型。居尔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经历了数度易名，是一个具有宗教背景的政党。居尔的竞选之路虽然遭受到了一些政治势力的抵制，但是他仍然以超出对手的高票当选土耳其总统。具有宗教背景的政党能参加总统竞选，这说明了土耳其民主制的成熟与宽容。而居尔能以较多的票数当选，这就说明了土耳其在世俗化的道路上仍然难以割舍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美国在“911”事件以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推行 “大中东民主计划”力图改造中东伊斯兰国家。在美国的语汇里，中东成为“经济赤字”与“民主赤字”并存的地区，伊斯兰教与专制、独裁挂上了钩。难道真如美国所认为的，伊斯兰与民主不兼容吗？美国强力改造阿富汗、伊拉克，要把它们塑造成“美国式”的民主国家，力图全盘移植美国民主模式到中东伊斯兰国家进行民主试验。其实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从世俗化到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已经进行了伊斯兰教国家从全盘西化到西方进步思想和制度与民族传统相契合的道路试验，并摸索出了一条独有的伊斯兰教国家民主道路。凯末尔曾经试图将土耳其完全变成一个西方国家而不遗余力，但时至今日，土耳其在加入欧盟时所遇到的挫折也部分反映了欧洲对于土耳其的不信任，面对世俗化、民主化程度如此之高的土耳其，欧盟很多官员依然认为欧盟是“基督徒的俱乐部”，“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作为东西方的桥梁本应发挥更为重大作用，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中东伊斯兰世界对于土耳其的极端世俗化和非宗教化恐惧而不满，西方世界对于土耳其根深蒂固的伊斯兰属性带有天然的排斥，尽管它的政治制度比较符合欧盟的期许。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连接东西到世俗化、民主化后的无所适从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无尽的遐想。只要居尔找到世俗化与宗教的最佳契合点，不动摇现代土耳其的立国基础，协调好与世俗化保护者军方的关系，那么居尔刚开始的总统生涯虽然充满着无尽的变数，但更充满着无尽的希望，毕竟土耳其人民是用民主的方式选择了这位具有宗教背景的总统。

对于西方来说，目前的土耳其让其很头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埃尔多安政府，是以高支持率赢得大选上台执政的。土耳其申请入欧已有几十年，很多在其后申请的国家都成为了欧盟成员国，但土耳其依然被排斥在欧盟的大门之外。不少西方外交官私下里担心，土耳其更会偏离世俗化的道路，甚至成为伊朗一样的政教合一国家。原本土耳其是中东世界最早走世俗化道路的国家，一直被看做是中东世俗化的标志和样板。不过，从一战结束后的凯末尔算起，近一个世纪的土耳其世俗化道路已经被证明行不通——这原因在于：土耳其世俗化成功的标志，是欧盟接纳土耳其。但土耳其却一直被欧盟拒绝，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欧盟一直不肯承认的宗教偏见。既然无法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土耳其只能思考改变“脱亚入欧”思路，重新回到中东政治舞台。而且，土耳其选择走宗教化道路也是理性选择。在欧洲，土耳其只能被边缘化，但回到中东，土耳其便可发挥重要影响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十年来，宗教因素在整个中东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那些实行共和制的中东国家趋于衰落，如埃及、伊拉克等；而那些奉行宗教制的国家却正壮大，如伊朗。因此，土耳其选择宗教化之路，也是适应宗教在中东复兴的大潮流。另外，土耳其军人政变目的是保证世俗政治的正常发展。但近年来，政府大大削减了军方干政的空间，让军队势力逐渐式微。

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土耳其正慢慢脱离西方国家，倒入伊斯兰教阵营。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一直是反对外来威胁的集合点，100多年前，广大穆斯林就以伊斯兰教作为反对西方侵略和西方观念渗入的武器。战后土耳其执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但许多土耳其人认为，西方人一次又一次地抛弃土耳其，在北约组织中，土耳其被当作仆人一样看待，欧洲共同体甚至不能遵守双方签署的财政议定书。因此要求土耳其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密切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1964年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向土耳其施加压力，导致了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的增长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此后土耳其政府开始注重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70年代海湾国家的石油斗争更使土耳其感到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性。80年代，土耳其开始在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1984年埃夫伦总统在卡撒布兰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强调，土耳其深深地根植于与本地区的伊斯兰教人民的历史联系之中，应促进所有的穆斯林国家的联合；他还强调了土耳其对巴勒斯坦自治的支持，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源。埃夫伦总统和厄扎尔总理都认为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是土耳其和西方关系的补充。厄扎尔曾说，自他的政府执政以来，许多国家因为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的领导地位而看重土耳其。80年代以来，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高级官员频繁互访，伊斯兰发展银行和科威特基金会增加了对土耳其的援助，土耳其向阿拉伯国家的出口也逐年增加，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经济以及军事协定陆续签订。这一切都说明土耳其在外交上向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政策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次土以冲突，不过是这种倾斜的一次集中体现。
 
    要之，在外交上向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既是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国内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同时，这种外交政策又反过来成为促使国内伊斯兰情感上升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