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龙高手崔丝塔娜死了:王小平 : 寂静之城

新春事多，无暇写字，却也不曾忘怀向来之关切。好在如我党宣示的，中国人够多，人多于是嘴杂，无论本国或他国的帝国主义者，对吾辈都是关不完，杀不尽的。我的暂别，于人于己，原也谈不到多少损失。是否春天，是否两会，一个人，一群人的被迫或主动沉默，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沉寂。所以总还是有令我们感同身受，恨不能出自自己笔下的好文章，出现于眼前。为了让那些习惯了或假装这片土地从来没有牛虻的朋友，其好日子，新时代不至于那么的顺心如意，这里且借花献佛，介绍一位我尊敬的，去国不久重获新生的先生——各人心领神会便是，无须说出了吧——一篇书评。题为《为什么中国社会“蛋糕做大，戾气上升”？》，副标题是“读孙立平《重建社会》”。

既然是书评，当然要从书的作者谈起。孙立平先生的名字，在国内社会学界与时政言论界，当然无人不知。不过和韩寒同学的暴得大名，干雷滚滚，于斯为盛不同，孙教授在网络上，媒体上，近来却成了实实在在的敏感词，势力范围逐渐被蚕食。最近一次暴失大名，自然是那篇由他主持的，说了点真话并因此倒霉的学术论文，或曰万字谏言。体制内学者退守象牙塔中的擦边球，眼看也打不动，或不准打了，可见我国国球，乒乓球的运动规则，正在日新月异的进步修订之中。

鉴于中国人大脑的联想功能，还未被法律明令禁止，不由得想起了昨天在《科幻世界》上读到的《寂静之城》——这是马伯庸先生以“王二”自命的反乌托邦小说。在那个国家里，1984的场景成为了现实。作者举例道，虽然都是用1和0编程，但你可以编写出好的教育程序，也可以编写病毒和木马。好与坏，端看谁来主导编程。同理，只要制度是坏的，那么科技势必将更多的，更轻易的，更无孔不入的为邪恶的权力之手所利用来杀人，害人。在那个并不遥远的将来的中国，由于互联网社会的畸形发展，由于监控技术的畸形发展，由于不准你提及的“黑名单”变成了只准你提及的“白名单”，结果人们连用日常用语进行政治隐喻的资格也被剥夺。比文革的思想审查更可怕，我们再也无话可说。说出一个单音节字就意味着你在思考，或是反讽，这就等同于颠覆，煽动之类的犯罪。于是，整个世界都寂静了。这篇披着科幻小说外套的当代纪实作品最后如是说：

“因此，生活一如既往地平静。不，确切地说，还是有一点不同的，那就是互联网络健康词汇列表：那上面的词组消失的速度比以前要快的快，每小时每分钟都有词与单字飞快地在名单上消失，阿瓦登不得不花上大量时间去更新列表，以跟紧当前形势。

与词汇列表更新速度相对的，EMAIL和网络论坛上的东西越来越乏味。因为人们不得不用极有限的词去表达广泛的意思，大家都变得寡言少语。就连那些秘密的暗语和联系方式也少了许多；整个网络就象是前些天阿瓦登家里出了问题的暖气片一样：虽然名义上是给人带来温暖的东西，但却变的冰冷、僵硬，让人如坠冰窟。

这一天，阿瓦登从电脑前抬起头来，他看了看窗外迷茫的灰色天空，胸口一阵抽搐，不由得痛苦地咳了一声。他拿起塑料杯，将杯子里的纯净水一饮而尽，杯子丢进同样是塑料质地的垃圾桶里，发出钝钝的撞击声，他觉得自己的脑子也是一团垃圾，举起手敲了敲，果然发出同样钝钝的撞击声。

然后他拿起大衣，戴上墨绿色的护目镜，走出门去。阿瓦登没带便携式的旁观者，那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城市里到处都是主动式的旁观者，随时监听是否有违禁词汇的存在。整个纽约现在就象是互联网络一样，被有关部门营造成十分健康

阿瓦登这一次外出是有正当理由的，他决定去取消网络论坛服务，这服务已经用不着了，因为无论EMAIL，新闻组，BBS论坛还是其他什么现在全部都变成了一样的东西。

从日历来说现在应该是春季，但外面还是很冷，高大的灰色建筑矗立在平地上，仿佛绝对零度下的石林。大团大团的风裹着黄沙与废气穿行其间，风沙无处不在，让人置身其中而难以摆脱。阿瓦登把手揣进兜里，脖子缩进领口，畏缩着向网络部的大楼走去。

忽然，他停下了脚步，惊讶地站在原地无法动弹。他看到阿尔特弥斯正站在前面的路灯下，穿着黑色的制服。可是她的变化有多么大啊，面容象是老了十岁，满脸都是衰老的皱纹，年轻的活力荡然无存；她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两个乌黑的大眼睛显得异常空洞，目光越过阿瓦登延伸到远方，没有一个明晰的焦点。

阿瓦登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碰到她，这让他已经沉寂已久的心灵泛起了几点火花，可惜他迟钝的神经已经无法表达出“激动”这一个简单的情感了。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阵，他终于木然走到她身边，张了张嘴唇，想对她说些什么。但是他掏出今天新发布的健康词汇列表，发现上面是一片空白——终于连最后一个词组也被有关部门屏蔽了。

于是阿瓦登只好保持着沉默，默默地与面无表情的她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去。他的身影逐渐融入同样安静的灰色人群之中，整个城市都显得寂静极了。”

如此看来，虽然前年写了数万字一整个系列的《观城记》，包括《烟花之城》（广州），《黄金之城》（京城），《阳具之城》（上海），《烟草之城》（洛阳），暮光之城（历史）等等，却唯独没有写出如同马伯庸先生那样的《寂静之城》。所以，这又是一篇令我感同身受，恨不能出自自己笔下的好作品。

过检查站，打马虎眼的闲话表过，言归正传。先来看看关于《重建社会》的这篇书评里，这位先生是如何介绍孙立平教授此书基本观点的：

“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孙立平是最早观察到中国穷人生存生态恶化和底层沦陷的学者。在山西黑窑中发现大批奴隶童工的事件发生之后，孙立平撰写了多篇评论文章。他指出，那些驱使奴隶童工的砖窑主人，并非煤老板那样的一掷千金的富翁，而是年收入甚至还比不上赴沿海打工的农民工的穷人。山西黑窑事件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底层生存生态，不断恶化甚至达到变态程度的底层生存生态。穷人与穷人之间也互相欺骗、伤害、乃至杀戮，让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学说不攻自破。从人性的本质而言，穷人的“坏”与富人的“坏”是一样的。“穷人比较善良”、“穷人比较有道德”只是某些左派文人的一厢情愿的臆想。中国社会的败坏，不仅仅是少数富人和官员的败坏，而是全民共同的堕落。中国的老百姓对腐败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可奈何的态度：“谁坐到那个位置上都会腐败，我当了官也是一样。”这就是腐败滋生的“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蛋糕越来越大，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再像毛时代那样“一穷二白”。但贫富悬殊的扩大和社会公正的匮乏，使得数亿底层民众日渐陷入愤怒乃至绝望的情绪之中，暴戾之气有甚于明末和清末，大家都觉得生活在“二零一二”的前夕。正如孙立平在《重建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山西黑窑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是在生存生态不断恶化背景下底层的非法化生存，以及底层与底层的互相蹂躏与折磨”。中国的底层生存生态不仅在恶化，而且在“黑恶化”。“黑恶化”甚至比“黑社会化”还要严重，因为传统的黑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还遵循“盗亦有道”的理念，如一般不会伤害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人群；而今天“黑恶化”的底层社会，则不断上演突破法律和人伦底线的惨剧。”

血写的事实，胜过墨写的谎言。这当然是真理，至少多数人希望她是真理。不过真理要落到实处，毕竟有太多限制。比如，需要多么漫长的岁月？真相传播的范围又受到多少压制与扭曲？在这片土地上，又还有多少人面对真相而扭过头去，怀着恐惧或侥幸，宁愿视而不见？——哪怕他自己就是最底层，最无辜的受害者？

为此这篇书评里引用了孙立平先生《重建社会》中一个具体的，同时很有代表性的个案来说明问题。也许我们对此早已熟知，乃至熟视无睹，正如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法想象的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共和国往事一般：

“真实版的《盲井》折射“底层沦陷”的真相

“桃花源式的乡村早已不复存在。社会的不公义导致了人心的败坏。

“花钱买下一名有智障的“盲流”，带到矿上做工，然后伺机将其杀害，伪造成矿难，再找人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这本来是电影《盲井》里的情节。可是，这样的电影情节却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虎圩乡真实地上演了。

“据“新华视点”记者报道，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晚上，东乡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矿井发生事故，一个奄奄一息的矿工被工友们抬到井口，并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死者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吉鲁史格，来自四川金阳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五名矿工。他们一个星期前才来到矿里，三天前才办好工伤保险。

“三天以后，两个自称是死者亲属的人来到矿里，他们还带来了死者“妻子”签了姓名和按了手印的委托书。“他们一来就狮子大开口，要我们给一百二十万元。”公司方面的代表李样堂说，“因为要价太高，协商陷入僵局。”而且，死者的妻子或父母等主要家属没来，让矿里觉得有点不正常。此外，协商时死者亲属毫无悲痛之情，目的明确，直指赔偿金。

“此时，当地公安人员正好到矿里开展走访活动。听到情况介绍，派出所所长邹晔隐约感觉这起矿难有问题。经过调查发现，发现死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都是假的。东乡县公安局立即将两名亲属和一同来做工的五名矿工控制起来。

“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还交代了另外两名同谋，一人负责安排他们到矿里打工，一人负责制作假证件。据冒充死者亲属的犯罪嫌疑人卢几且交代，前一年的十月，他们就开始谋划，花五千两百元钱从四川省雷波县一个居民手里买来一名有智障的流浪汉，为他制作了金阳县的假身份证和户口簿。三月初，他们五人带着这名有智障的流浪汉，假装到东乡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打工。十一日晚上，他们把流浪汉从通风井推下去。

“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上有窃国者的专横，下有窃钩者的残暴，两者互为因果。近年来，此类案件已经在不同地域多次发生——不管多么残酷和血腥的事件，都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施施然地上演。有一位中国知名作家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中国作家未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缺乏想象力。我的答案恰恰相反，中国的社会现实的残酷与荒谬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力，中国的作家不需要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只需要把他们看到的现实临摹下来就是伟大的文学。中国作家缺少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良知。于是，在作家停笔的地方，作为社会学家的孙立平站了出来。”

正如当年珍珠港发出的电报：这不是演习！对很多默默无闻的同胞来说，这也不是演戏！可惜在一个有着悠久的泛道德化传统的国度里，在一个真实性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资源的时代里，那么多的人入戏太深，从开始的被迫到主动，从最初的战战兢兢到安之若素，从原来的屈辱顺从到甘之如饴。这是一个诞生了无数的，比《喜剧之王》中的周星驰和瞧不起周星驰的卧底吴孟达更伟大的影帝的梦工场。人人都演戏的结果，就是社会的溃败。当然，即便走向死亡，也无法阻止人们认定它至始至终都艳若桃花。

无须讳疾忌医，即便诊断的探针下躺着我们自己。正如真实版盲井所昭示于人的：中国社会整体的，自上而下的癌症式扩散，传染性溃败从何而来？写书评的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来自腐败——

“今天的中国，并非战乱与饥荒的年代，而是GDP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的年代，本不应当发生这种“人相食”的惨剧。但是，一桩接一桩现实版的《盲井》，不是“人相食”又是什么呢？这些凶手为了发财，不惜孤注一掷，残杀比自己更为弱势的智障人士，用孙立平的话来说，是“由于底层资源的有限，为了获得哪怕是比别人稍稍有利一点的位置，就不惜手段，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干得出来，这就是严重恶化的底层生存生态的事实”。暴力成为许多人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惟一选择。

“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正常的、健康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转型，也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孙立平以“重建社会”为其研究的目标和著作的标题，便是希望由此找到一条代价最小的转型路径。他在一篇访谈中指出，中国社会近期不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尽管中国社会日渐形成“断裂社会”，但社会结构已经具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将“维稳”看成命根子的H以及中共的各级官员来说，这个结论也许让他们大大松一口气。不过，孙立平这样说是一个学术观点，学者根据事实说真话，不应被看作是献媚于现政权。但是，暂时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能够“垂拱而治”乃至“长治久安”。孙立平指出，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社会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

“在相当程度上，“溃败”是由“腐败”导致的。孙立平分析说，由于“政府公共职责的全面丧失，基层社会秩序的严重紊乱，社会正义的根本性缺失”，造成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全都呈现“溃败”之势。他以菲律宾为例说明由“腐败”导致的“溃败”对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困扰与危害：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一家媒体评论说，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为之还债。当腐败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一种不以为耻的价值、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便被扭曲了。

“而在我看来，菲律宾的情形比孙立平以及那位美国观察家的评估要乐观一些。他们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菲律宾有悠久的天主教传统，天主教会在菲律宾起到了道义的基础和最大的NGO的作用，是社会公正和个人良知的倡导者，也是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桥梁。而在今天的中国，根本没有一个深入人心、资源庞大的教会组织，政府与民间缺乏有效的黏合剂，两者因为利益的分歧越来越背道而驰，到了临界点的时刻，冲突一旦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

写的，看的多了，我愈益发现一个可悲的事实：太多人在自设的迷宫里绕来绕去，结果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一次次回到那个叫做“道德”或曰“素质”的死胡同里去。大家胡乱的，彼此的指责一通，然后就躺在道德高地上开始日复一日，痛心疾首，或是睡起大觉来。就如孙悟空在如来佛掌中翻来翻去，自以为已经到达天涯海角，还洋洋自得的撒了泡尿，立此存照，却不知那个吞噬了张东荪的如来佛的化身们，正在神秘微笑，随时准备收拢手掌，翻云覆雨。对此，过去曾宣称没有敌人的这位书评作者，如今痛定思痛，加上惊魂初定，终于说出如下一番切身感受：道德教化无济于事，制度变革方为正道。他本人对此的辨析，如下所见：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针对中国不断发生的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国总理W在一次讲话中痛心疾首地指出：“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W等领导人多次强调“道德”一词，此前更是用“道德”来劝诫房地产商。但是，单单挑出道德问题来宣导，而忽视制度的弊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清末的曾国藩就喜欢搞道德教化的那一套，民国的蒋介石甚至还掀起声势浩大的 “新生活运动”，结果都是收效甚微、无疾而终。H上台之初提出“八荣八耻”，迅速沦为笑柄，后来连他自己都不再提及此口号。可见，上梁不正，何以正下梁？

孙立平切入中国社会问题的角度是公共政策，而非道德伦理。在《重建社会》一书中，他谈到中产阶级的“无产化”，谈到农民工第二代遭受的“身份歧视”，谈到行业腐败和基层腐败的泛滥，谈到为什么人们对罪恶无动于衷，这些问题都需要制度变革才能解决。他指出，在社会贫富悬殊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 “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底层社会的“黑恶化”，不仅是因为穷困，更是因为他们感到活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贫富悬殊的差距演变成社会与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所以，他们或者选择暴力反抗现存秩序，或者去伤害比他们更加弱势的群体。于是，整个社会便如洪水猛兽般走向无序状态。

这一铁的事实，就连当年帮助D撰写南巡讲话的“文胆”、**宣传系统的高级官员周瑞金都承认。周瑞金在博客中说：“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所以，今天的中国，GDP不断增长，蛋糕确实做大了，但大部分民众并未从中获利，致使民间戾气弥漫，社会溃败不可遏制。

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底线会不断被突破、被颠覆呢？孙立平认为，政府和领导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H时代的十年，是“改革已死，革命临近”的十年。H错过了改革的良机，将中国社会带入了一条死胡同。而要避免溃败之势，孙立平建议说，政府的正确做法是“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他指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使得那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有生存机会，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空间。”换言之，一个让生活在底层对民众感到未来有希望、生命有尊严的社会，才能有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无论是出于现实出版的考虑，或是主动的习惯性的自我审查，或是一位体制内学者在身份与思想之间二元化，分裂化的先天限制，孙立平教授的书和观点，都在事实逐渐呈现，结论水落石出的关键时候，不出意外的戛然而止。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一件事。不过，我无意在这里作无意义的道德评判。因为凡是一旦牵涉到“诛心之论”这趟浑水里，就再也无话可说——正如我们在逐渐走样的方韩之争中领教的那样。

道德批判，自然正义的力量当然不容轻忽，不过必须建基在更多人所获知及承认的事实与常识之上。要求实现之，更离不开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的制度保障。让我们先从跪下去到站起来，然后才谈得到真正的善的可能。为此，我们这些朋友的责任，或曰首当其冲理应努力的方向，便是接着顾左右而言他的，欲言又止的孙教授们，将断掉的话头讲下去，或是用更清楚明白的方式说出来。对此，脱离了牢笼与内心恐惧的那位书评者，自然比《重建社会》里的隐秘暗语或作者本来无意道出的东西，也揭露得更为畅快。

如果孙教授还在囿于学术规范或体制束缚，还心怀着一丝谏言或建言的渺茫希望，将向上祈望的视线固定得牢固而悲怆，那么我们不妨用一种新的姿态和眼光来打量这个陷入“腐败与溃败”的恶性循环的制度。这就如余杰先生在那篇书评结尾所提醒于众人的：

“可惜的是，这样的“盛世危言”很少有人注意到，像H这样碌碌无为的决策者更不愿倾听并吸纳之。于是，中国成了一艘正在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而H和X的家人早已准备好了进入方舟的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