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在悲剧中闪光

 

    在当年的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三个字就会警觉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被沾上“机会主义”的病毒。但叶莉扎维塔却认为，不管他是叫李明，还是叫李立三，都不能阻止她对他的友谊。她喜欢他的爽朗、耿直，常听中国同志戏称他为“坦克”、“大炮”，那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她爱他有理想、有追求，有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她欣赏他那极富传奇的浪漫色彩的革命生涯……

　　他分别在苏联和国内坐过牢，两场举世震惊的政治大灾难，他均是受害者

　　鲁迅有句名言：“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本世纪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里先后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大灾难。这两次灾难，给本篇的主人公——？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带来了一生的悲剧。

　　本世纪30年代，在苏联，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遇刺身亡而引发的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或称“大清洗”，造成了全苏联的政治恐怖局面。据统计，有70%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56%的党代会代表被逮捕和枪决；苏联红军3.5万人遭难，全军近半数的军官被送进集中营；1933年联共（布）有党员350万人，1937年只剩下200万人以下。

　　这场政治灾难发生30年过后，中国大地上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政治大灾难。即从1966年到1967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全国性动乱。它摧残了大批干部，包括受牵连的在内，约有上亿人，占全国人数的1/9，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000亿人民币。

　　两场灾难，李立三皆为受害者，也是见证人。他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对那些疯狂的、丧失人性的邪恶政治势力的声讨和控诉，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捍卫真理和正义，宁折不弯的高尚情操。

　　1930年底，年仅30岁的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只身来到莫斯科检查交代错误。此时的他已被免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一切职务，因为他在中央工作期间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策略上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受到共产国际的严肃批判，并且将“立三错误”定性为“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

　　谁知一去就是15年，这期间，他在莫斯科遇到了红颜知己——苏联姑娘李莎，缔结了跨国姻缘，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佳话。

　　1933年夏季的一天，19岁的苏联姑娘叶莉扎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即李莎）去看望朋友莎丽达·列依索洛娃，列依索洛娃的丈夫叫杨松，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工作。

　　当叶莉扎维塔推开杨松家的门时，一眼便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笑容可掬的中国青年。杨松指着这位中国青年对她说：“认识一下吧，这是我的中国同胞李明同志。”

　　李明当即站起，不失礼貌地同叶莉扎维塔握手，就这样，他们相识了，并开始了交往。

　　过了些日子，还是在杨松的家里，许多朋友来这里聚会，叶莉扎维塔也来了，她很乐意同中国同志聊天，同时可以更多地与李明会面。通过前几次的接触，她对李明的印象颇佳。今天，她渴望在杨松的家里再度与李明会面，可是，李明还没有来。

　　有人大声问杨松：“老杨，李立三今天能来吗？”

　　叶莉扎维塔一惊，也大声地问：“怎么，李立三在苏联？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列依索洛娃咯咯笑起来，戳点着叶莉扎维塔的额头说：“你呀，真是个小傻瓜！李立三不就是李明吗！你同他那么好，还会不知道？”

　　叶莉扎维塔被这意想不到的事情搞糊涂了，一时愣怔无语。她确实还不知道李明就是李立三，因为李立三没有对她讲过这事。

　　在当年的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三个字就会警觉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被沾上“机会主义”的病毒。但叶莉扎维塔却认为，不管他是叫李明，还是叫李立三，都不能阻止她对他的友谊。她喜欢他的爽朗、耿直，常听中国同志戏称他为“坦克”、“大炮”，那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她爱他有理想、有追求，有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她欣赏他那极富传奇的浪漫色彩的革命生涯……时间荏苒，随着接触增多，两颗心逐渐向一起靠拢，爱情的种子在他俩的心中慢慢地生根，发芽，含苞欲放。

　　当时，叶莉扎维塔正准备考大学。她狂热地爱上了比自己大15岁的李立三。此时李立三远离祖国，孤苦寂寞之中得到美丽的叶莉扎维塔的爱恋，自然十分高兴，他同样深深地爱着叶莉扎维塔。

　　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7层楼上的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里，李立三和叶莉扎维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陈云等十几名中国同志参加了婚礼，向新郎新娘表示了良好的祝愿。

　　按照苏联的传统习惯，女人出嫁后必须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丈夫的姓氏，这样一来，叶莉札维塔应该称为叶莉扎维塔·李，李立三根据莉扎的谐音，给妻子取了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

　　从此，李莎便将自己的命运同李立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新婚燕尔的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的人带走。李莎吃尽辛苦千里寻夫

　　新婚燕尔，李立三和李莎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他们没有休婚假，而是以勤奋的工作来欢度蜜月。

　　1938年2月23日，天还没有亮，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官兵及内务部的人员急速地踏进了高尔基大街上的柳克斯公寓。粗暴杂乱的皮靴撞击地板的响声把李立三和李莎从睡梦中惊醒，一种不祥之兆袭上他们的心头。

　　有人在敲李立三的家门，固执而粗野。李立三会意地看了看李莎，走过去打开房门。

　　闯进来几名带枪的军人，为首的军官严肃地问：“你就是李明吗？”

　　“是的，我是李明。”李立三用俄语回答，语气是平静的。

　　军官斜睨着李立三，冷峻地说：“你被捕了！穿好衣服，立即跟我们走！”他向李立三出示了逮捕证。

　　几名士兵一拥而上，推起李立三就走。

　　李莎冲过来阻拦，护住李立三说：“你们凭什么抓人？他是个好人，他没有罪。”

　　军官冷笑着说：“有罪没罪，请到肃反委员会去解释。”他一把拽开李莎，大喝一声：“带走！”

　　李立三临出门时，回过头说：“李莎，不要哭，快去告诉我们的党组织，我是清白的，在莫斯科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苏维埃的事情。”

　　李立三被捕的第二天，有关人员就来撵李莎，让她立刻搬出柳克斯公寓。李莎第一次尝到政治上被歧视的滋味，只好忍气吞声，按照有关人员的指令搬到公寓院子一隅的窄小厢房里，那是专门为被捕人员的家属准备的，已经住进了七八个人，把个小屋子挤得满满登登。

　　李莎虽然离开了共产国际的干部宿舍，可是，对她的政治迫害并没有结束。她所在的外语师范学院的团组织逼她在团籍和丈夫之间做出选择，要么要团籍，要么要丈夫，二者必取其一。

　　一天，学院团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让李莎当众表态。面对全体团员期待而冷漠的目光，她的心在颤抖，这是艰难的选择，因为她既爱团籍，也爱丈夫。经过思考，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平静地对大家说：“我的丈夫李明不是反革命，我了解他，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说完，她默默地掏出团证，轻轻地放在主席台的桌子上，转身走了出去。不知不觉中，眼泪流过面颊。

　　李立三被捕后同李莎失去了联系，既没通电话也没有书信捎来。李莎到内务部去问过几次，对方不是推说不知，就是缄口不语。因此，她一直不知道丈夫关在哪里。

　　李莎惦念着丈夫，决心找到他的下落。莫斯科的初春，乍暖还寒，她冒着凛冽的寒风几乎寻遍了莫斯科的所有监狱，得到的都是冰冷的答复：“没有。”

　　“总不会在地球上消失吧，肯定是关在了监狱里。”李莎不灰心，继续寻找。当冰雪开始消融、大地开始泛青的时候，希望的嫩芽也在李莎的心中萌发。这一天，她风尘仆仆地来到塔岗卡监狱，问讯处前仍然排起了长队，她随着人流一点一点地向前蠕动，终于来到了窗口前。她在递上身份证后大声说：“我找一个叫李明的中国人，原名叫李立三，他是我的丈夫。”

　　里边静悄悄的，没有传出以往听惯了的粗暴吼声。李莎感到奇怪，踮起脚尖向窗口里望去，只见一个上了年纪的看守正低头在一个大本子上查找。

　　又过了一会儿，窗口里传出老看守的声音：“有这个人。”

　　李莎心里一阵激动，终于找到了！她问老看守：“我可以见他吗？”

　　“不行！肃反委员会有规定，一律不见。”

　　李莎怅然若失地离开窗口，轻轻擦去不知不觉中涌出的泪花，虽然不让见面，但毕竟找到丈夫的下落，这对她来说就是很大的安慰。

　　时间似流水，李莎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一年半……

　　1939年11月4日的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李莎刚刚上床躺下，就听见有人敲门。“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李莎疑惑地下了床，走过去打开门。

　　一名军官微笑着站在门外，态度和蔼地问：“您就是李莎同志吗？”

　　李莎觉得问话有些特别，因为自打李立三被捕后，很少有人对她露出笑脸，更没有人亲热地称她同志。

　　“是的。”李莎木然地点点头。

　　军官仍然是笑容可掬地说：“我给您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

　　李莎惊喜万分，旁若无人地拥抱李立三，疯狂地吻他。

　　李立三也紧紧地拥抱着妻子，感觉到她的全身在颤抖，他自己也是无比激动，无声的泪落在妻子的秀发上。

　　李立三终于无罪释放，回到了祖国。李莎不顾亲人们反对，来中国安家

　　李立三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终于在1940年3月对李立三作出了结论：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搞清楚了，对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1945年12月31日晚8点钟，苏共中央联络部长潘友新将李立三找去，一见面就十分热情地说：“祝贺你，立三同志，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李立三也很激动，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他，尽管他不在国内，还是选他为中央委员。

　　是的，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李立三，在选举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向与会代表讲了话，肯定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也许他当时不知道，他参加七大的党代表登记表是老朋友陈云代他填写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党和同志对他的信任。

　　潘友新还告诉李立三，共产国际无条件准许他回国。

　　1946年1月16日，在苏联生活了15年的李立三踏上了归程。

　　当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李莎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她冲着火车大声说：“等着我，我也去中国！”

　　李立三走后，李莎便也着手做去中国的准备。这时，亲友们又来劝说她不要去中国。有人对她说：“中国还没有解放，内战正在进行，你刚刚经历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何必又要到中国去受战乱之苦呢？”还有人对她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解放区的生活很艰苦，你何必舍弃苏联的优裕生活而去中国遭罪呢？”

　　李莎去意已定，她说：“立三的事业在中国，我应该到他身边去，助他一臂之力，他需要我，需要家庭，我不能丢下他独自在苏联享福。我既然做了中国人的媳妇，就应该到中国去。”

　　经过中共中央同苏共中央的联系，李莎带着苏共中央联络部签发的证件，于1946年9月底动身前往中国的哈尔滨。李立三此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哈尔滨市。

　　李立三对妻子和女儿的到来非常高兴，在美丽的松花江畔，他们安了家。

　　李莎被安排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员，她以满腔的热情为丈夫的祖国工作，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中国学生。

　　一晃15年过去了，到了1964年时，李莎已完全熟悉了中国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可是，中苏两党的关系却剑拔弩张，日趋恶化。因为有一个苏联籍的妻子，李立三的处境艰难起来。当时，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许多生活在中国的苏联人也都回国了。李莎面临着选择，是继续留在中国，还是回苏联？

　　这时，康生出面劝李立三同李莎离婚，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可是，李立三没有这样做，他与李莎是患难之交，彼此心心相印，怎么可以离婚呢？

　　李莎也舍不得扔下李立三回苏联，她毅然放弃了苏联国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表达了她对李立三坚贞不渝的感情。1964年7月，李莎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文化大革命”呼啸而至，李立三又一次在劫难逃，为刘少奇辩护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1966年春夏之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在中国大地上呼啸而至，李立三戴着“立三路线”的帽子，自然属于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之列。但是人们都知道，李立三的错误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并且是反复清算和检查过的。他虽然是华北局书记，而实际上早已靠边站了。他既不是主要的当权派也就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造反派”。因此，华北局机关内普遍认为他是只“死老虎”，造反派们也没有兴趣多去理会他。这样，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半年里，他只作为陪斗参加一些批斗会，人身尚属自由。

　　1966年底，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的“揭发批判”是一派胡言乱语，看到的是陶铸被造反派的侮辱折磨搞得精神恍惚。他抑制不住心里的悲愤，离开了会场。这种毫无根据的无限上纲、乱定罪名的行径，简直与苏联1938年肃反高潮的形势毫无二致。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他准备上万人大会接受批斗，但无论如何都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

　　李立三接着讲“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学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时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这以后就再没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此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找李立三，让他“立新功”，贡献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别的一些老干部的“罪行”。李立三都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里，“打倒一切”，“造反有理”，实际上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管你心里愿不愿意，理解不理解，都得跟着形势喊“打倒”，否则，自己就将被打倒。在那个时代，沉默尚且不易生存，李立三却在为一个板上钉钉的全国喊打的最大“走资派”讲真话、摆功，这可真是无异于大义凛然地上了刑场，入了地狱。

　　李立三被专案组列入了重点迫害对象，他第二次走进了冤狱

　　从那两个专案组的人采访他之后，李立三被列入了重点迫害的对象名单。“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先后制造出来一系列政治谣言，发动点名揪斗李立三的活动。首先，叶群出来讲话，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正在试图谋害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不久，戚本禹也在一次“接见”“造反派”头头们的会上公开煽动：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只“死老虎”，他的问题大得很，好比一瓶子水，你们只知道那些几小滴。他是“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于是“李立三里通外国”的大字报立即贴在机关里和大街上。勒令李立三交代当外国“特务”、出卖国家机密“罪行”的大字报也张贴出来了。各种规模的批斗会也纷纷召开。在一次批斗李立三的大会上，会场挂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字标语，口号声震耳欲聋，逼李立三交代“罪行”。李立三提笔在纸上写了八个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然后他说，我李立三犯过严重错误，什么时候都可以检讨，并且愿意改正。但是，反党的卖国的事是没干过的。

　　1967年5月20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造反派查抄，家里什物全被底朝天地翻了个遍。所谓的可疑的书信、文字材料都被抄走了，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以及照相簿和小孩玩的洋娃娃也被抄去，当做李立三“变修”的罪证。

　　6月5日，依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成立了由全国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说：“窃居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正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40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军、篡政活动忠实效劳……企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就是根据这些无中生有、随意编造的上纲上线“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狂暴恶浪更加猛烈地袭来。仅在5月、6月间，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会就达14次之多。在批斗会上，造反派残酷地折磨他，脖子上挂牌子，让他弯腰“坐飞机”，已68岁的李立三每次从批斗会上下来都是大汗淋漓，脸色蜡黄。李立三回到家里也不得安宁，天天都会有几批人到家里轮番审问他。威逼他交代“罪行”。他已经不比在莫斯科监狱的当年了，那时他正当青壮年时期。在令人窒息的牢房里，60多犯人拥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阴暗的潮湿地下室，他都能够满不在乎呼呼入睡。而此时的李立三已经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他经常头昏脑涨，手脚麻木，站立不稳。他的高血压得不到医治和休养愈加严重。他曾五次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对“里通外国”罪名辩诬，要求允许他请假治疗，待体力恢复再回来接受批斗，而他没有得到答复。

　　6月18口，一帮红卫兵突然闯进李立三的家，粗暴地对李莎说：“走！去华北局，批斗李立三。”他们不由分说，强行把李莎拉走。

　　李莎被拉到华北局的会场，胸前挂上了牌子，上面用可怕的字体写着“苏修特务李莎”。她被推到主席台前面向群众而站，那里一溜儿站着十几名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她用眼角的余光扫一眼同台被批的人，发现右边第二个人是李立三，他的脖子上也挂了个牌子，牌子上写的什么字看不清楚。

　　李立三也发现了李莎，投去深情的一瞥，这种场合是不允许他向爱妻打招呼的。他的心一阵绞痛，因为自己又一次连累了妻子。

　　幽默的话把李莎逗笑了，然而，李立三也看见妻子的眼眶里滚动着泪花。

　　连续的批斗使李立三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破坏，他咳嗽、气喘、心力衰竭、失眠，体重急剧下降。他曾提出到医院看病，待治好病后再接受批斗。可造反派不允许，不管你有病没病，照批不误，使得李立三的身体每况愈下。

　　6月20日，李莎再次被带到华北局机关，仍然同李立三站在一起接受批斗。会议之后，造反派破例用车送李立三和李莎。李立三有气无力地偎在李莎身上，小声问：“你是什么时候被带出来的？中午吃饭没有？”

　　李莎眼泪夺眶而出，默默地点点头。李立三握住李莎的手，她的手在哆嗦。

　　汽车飞快地驶过中南海北门，驶过北京图书馆，离李莎的家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一个造反派对李莎说：“你下来，快一点！”

　　李莎问：“为什么让我单独下来？要不我就同立三一起下！”

　　造反派恶狠狠地吼道：“少废话！让你下你就下，李立三不能下车！”

　　李立三微睁双眼，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他太虚弱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千万保重！”李莎握住李立三的手，哽咽着下了车。载着李立三的汽车一溜烟儿开走了，造反派把他秘密关押在三里河一座私设的牢房里。

　　不堪折磨，李立三吞下了安眠药离开人世。在他死后，李莎也被押上囚车，一关就是八年

　　6月20日晚，李立三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他相信毛主席是了解他的，不仅是他们同是从湖南出来投身革命的，更因为，早在1921年底，他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湖南，还没来得及探望家乡父老亲人，就风风火火地跟着毛泽东到湖南安源考察去了。年仅21岁的李立三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9年9月，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政治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古田会议的基础。后来，他因“立三路线”的错误离开领导岗位到了苏联，这15年留苏历史在政治上的情况也早有清白的结论。

　　6月21日，许多单位联合召开了大规模的批斗李立三大会。由于前一天夜晚的折磨，走进批斗场的李立三显得十分疲倦。他脸色苍白，眼睛深陷，大颗大颗的汗珠子从脸颊上滚落下来。他微睁着眼睛，强打精神向会场上扫一眼，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李莎也在台上陪斗，嘴唇张了一下，随即又向她点点头。李莎看着他，一阵揪心的痛苦难以压抑，眼泪夺眶而出，她怕他看见，扭过头去，咬着牙根，闭上了眼睛。这次批斗会是这对患难夫妻最后一次无言的痛苦相见。李莎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与丈夫的永别。在大会上，造反派们叫喊着质问李立三为什么要“里通外国”，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李立三振作精神，愤怒地答道：“我绝不是什么里通外国分子，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证据？”回答他的是会场上一阵阵的狂叫和口号声。李立三蔑视这一切，他一句也不再说了，仿佛已经睡着了。

　　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强撑着身子，拿起笔写了一封绝笔信，信是写给毛主席的。他信中说：“……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当看管人员走进牢房时，李立三已含冤离开了这“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尘世。他们把李立三的遗体用“服毒者李明”的牌子送往火葬场。

　　6月22日下午，几个彪形大汉闯进李莎的家，其中的一个人把逮捕证摔到她面前，厉声说：“你被捕了！”

　　李莎被押上囚车，直接送进秦城监狱。原来，李莎还不知道，在她被捕的前四个小时，不堪折磨的李立三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没有通知任何亲友，没有开追悼会。

　　这一切，李莎均蒙在鼓里。她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一个单间时换上了黑色的囚服，看管人员对她说：“从现在起，你没有名字了，只有号，你是77号。”

　　1975年5月24日，李莎走出秦城监狱的大门，又被遣送到远在山西的运城。

　　在运城，可看的书报也比秦城监狱多。后来，女儿又给李莎寄来几箱子俄文书，她有了自己的“图书馆”。但是，李莎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李立三，她还不知道丈夫已死，还在盼望着与丈夫团圆。

　　1978年底，李莎回到了北京，三年半的“流放”结束了，直到这时，她才知道李立三早已不在人世。可是，她已经没有了眼泪，此时的最大希望是丈夫能早日平反，恢复名誉。 　　在李立三死亡13年后，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台子上放骨灰的位置，只摆着李立三生前所戴的一副老花镜。追悼会上，新的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推倒一切强加给他的诬陷不实的罪名，肯定了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肯定了他的一生是清白、光明磊落的，“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脚印，也留下了一个闪光的精神世界。整个中山堂摆满了鲜花、苍松、翠柏、花圈、挽联。哀乐低回，人们神情肃穆，向李立三的遗像三鞠躬。

　　李莎参加了追悼会，望着丈夫的遗像，她百感交集，悲痛的泪水禁不住往下淌，她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虽然犯有错误，但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从不掩饰，勇于正视

　　李立三生于1899年11月18日，湖南省醴陵县人。从降生人世始，他就面对着贫穷、黑暗中国的种种苦难。末代王朝带给中国人民的内忧外患，北洋政府军阀专制的兵荒马乱……在他面前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投身革命，救国救民。李立三从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算起，到“文化大革命”含冤去世，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

　　在20年代，他创造了中国工运史上最辉煌的历史篇章，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工人领袖和英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里，李立三的这段历史竟被涂抹掉了。安源罢工的民歌被改了词，“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似乎就没了委员长这个人……1954年，李立三回家乡醴陵休假，醴陵离安源很近，他多么想去看看安源，在那儿有他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自己办的消费合作社……安源是他声名鹊起的地方，安源工人歌颂他这个救苦救难的洋学生是“天下第一英雄”，这个民歌他太熟悉了……但是他终于没有去安源，只是请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里叙旧。他对秘书说：“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

　　20世纪30年代伊始，在“左”倾思想弥漫全党的氛围下，在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方针形势下，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李立三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尚属低潮的形势，又蒙受了一次损失。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从1930年6月起到9月结束，不足四个月时间就得到了纠正，李立三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李立三的错误被共产国际定为是一次“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称为“立三路线”，现在看来这是不确切的。正如瞿秋白所说，李立三的“左”倾思想体系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之间没有根本分歧。李立三执行的就是莫斯科路线，仅有策略上的不同而已。但是，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立三路线”这顶大帽子从此扣到李立三头上，一辈子没有翻过身来，不到四个月的错误被批判了近40年，连他20年的丰功伟绩也默然消失了。他近半个世纪献身革命的种种贡献也化为乌有了……历史对他太不公平了！

　　本来，遵义会议以后，已经弄清楚王明比李立三犯了更加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为了照顾共产国际的关系，遵义会议后十年里，还把王明路线当做“立三路线残余”批判。“立三路线”弄得界限很不清楚，许多王明的错误移到李立三的头上。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才把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责任分开。

　　李立三生性开朗、豁达、坦率、从善如流。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从不掩饰，勇于正视自我。对于党内的“左”倾路线错误，包括自己的错误给当时的中国红军和城市地下党组织带来的伤亡、损失总是痛心疾首。他曾在莫斯科、在北京通过各种会议以及学校的讲台，深恶痛绝地批判“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他的准则。他的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是革命者的楷模。那些批判他的人，往往是自己站在极“左”立场上，毫无实事求是之心，倒是心怀险恶别有用意。

　　李立三对党内批评和过火斗争，始终没有消极，没有后退。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派他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他全身心投入，富有干练的开拓性创业精神。陈云曾称赞李立三是一辆坦克车，大有所向披靡之势。他是新中国工会工作的奠基人，他先后主持制定了《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奖励创造发明、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的决定》等文件，用立法的武器维护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物质权利。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李立三总结和推广了一系列大型企业如鞍钢等厂矿工人发展生产的经验，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和劳模运动。著名的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法、公路运输汽车10万公里无大修、煤矿的施玉梅安全生产运动等等都是李立三亲自发现、总结和树立起来的先进典型，由他们带动了全国工人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1950年，李立三发起组织包括清华、燕京、辅仁等三所大学的教授和学生100多人的考察团，到西南地区工矿企业去实地考察工人安全卫生和企业管理方面的情况。李立三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工厂管理民主化、工人参加管理的法令和条例。

　　可是，厄运又一次向他袭来。1951年底，李立三又被批判了，说他在工会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陈伯达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批判李立三“是代表落后工人的，是代表消费、分配、购买力的，这些都是极右的”，在工会工作中犯了“工团主义”错误，“经验主义”错误……这样，李立三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1954年9月又被免去劳动部长职务。后来李立三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此部取消后，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他仍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计较职位高低、工作大小，只要中央给工作，他仍然像“坦克车”那样，向前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