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寄信多久能收到:蒋介石与史迪威冲突始末

蒋介石与史迪威冲突始末

文章提交者：C关山月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蒋介石与史迪威冲突始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设立的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总司令，指挥在华、越、泰等地盟军。蒋在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即通过驻美代表宋子文，请罗斯福选派其亲信的高级将领来华担任参谋长。此举目的，是要美国“尽速拟具中国战区整个作战之计划”，以求依赖美英力量，尽快结束战争[1]。

 在此背景下，史迪威来到中国。但蒋、史二人的合作（1942.3-1944.10）并不融洽，一直冲突不断，直至史迪威最后黯然回国。对于蒋史的矛盾冲突，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番浅析。

 一，史迪威个人性格及来华使命

（一）史迪威其人

 在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前，史迪威就曾多次受派来华，有丰富的在华工作经验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多年在华经历，让史氏对中国国情及军队状况有了深入了解，他对剥削民众的领导人物持藐视态度，对下层民众则充满同情，对中国士兵的评价较高。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相抗衡”[2]。史氏在日记中也说：“中国士兵是出色的材料，他们比日本鬼子好。不能为中国遭受灾难而责怪普通的中国士兵。”只不过是“愚蠢的领导浪费和背叛了”中国士兵的优秀品质。

 史为人正直，待人真诚，做事认真，性格坚强，具备一个优秀军人的素质。在指挥中国远征军进行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时，史原可以乘飞机逃脱，而他却宁愿随部下徒步翻越原始森林，因之被美国军士誉为英雄，使得他在美国家喻户晓。

 然而史氏性格上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他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也从不掩饰自己对此的厌恶，“虽然是一位出色的军人，却不长于外交”[3]，和他合作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说他好。曾是其上司的英国人蒙巴顿（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史任副司令）这样评价他：此人心胸狭窄，尖酸刻薄，带有贫民出身的军人那种自以为是和玩弄权术的坏毛病。

 史氏的尖酸刻薄，可谓一以贯之。与蒋共事后，对蒋印象不佳，给蒋取诨号“花生米”，曾受到马歇尔的指摘。后因与蒋冲突被召回国时，又迁怒于罗斯福的软弱，称罗斯福为“软脚蟹”。以生理缺陷来嘲笑别人，随便给人取外号，其个人涵养似可见一斑。

 1935-1939年，史氏在北平任美国驻华武官期间，“即与冯玉祥、李宗仁接近，对蒋缺乏好感”[4]。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史（当时军阶为上校）到重庆等地考察战况，和蒋见过面。蒋对史十分厌恶，“那次会见，蒋介石几乎不愿意与这位尖酸刻薄的武官先生多谈几句话”[5]。很难想像，彼此缺乏好感甚至十分厌恶的双方，能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是故，“选拔史迪威将军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后，任何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可能性都消失了。”[6]。

 （二）来华使命

 当初，蒋请罗斯福派一名将军来中国担任他的参谋长时，曾要求此人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建议最好推荐过去没有到过中国的军人”[7]。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首先考虑的也并非是史迪威，而是第一集团军司令休.德鲁姆（Hugh Drum，国内出版的一些书籍，如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译为“段澜”）中将，不过，“德鲁姆被告知不可能派遣美军去中国作战后，拒绝担任此项任务”[8]。

 当宋子文将美方的任命决定告诉蒋后，蒋仍回电向美方表示“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来中国担任此职”[9]。

 1942年1月14日，史汀生和马歇尔即内定史迪威衔命来华，19日，史汀生向中国政府阐明了美国代表的职权：美军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道路监督人、中国战区参谋长等八个头衔和职责。

 蒋对美国代表的上述权限非常不满，于1月21、22日两次电告宋子文，要宋向美方表明“其在华之美代表以及高级军官，皆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之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10]的态度。

 3月6日，史迪威在重庆谒见蒋，向蒋陈述来华使命时，独独漏掉了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只是在蒋的追问下，史迪威才作了肯定答复，这使蒋极为不快。于是，从史迪威来华伊始，其身份与地位问题便引起了中美双方的争议。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是蒋的助手，自然要服从蒋；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是美总统在重庆的军事代表，掌握着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他又要服从美国军方。当中美双方意见一致时，他可以履行职责，但当双方不一致时，在服从其直接上司蒋介石的指示还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之间，会陷入两难困境。这就为蒋史的合作共事埋下了矛盾冲突的伏笔。

 尽管中美在二战期间是盟国，在打败日本这一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双方的战略重点不同。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首要战略目标是击败德国，而早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不久蒋及国民政府就确定了“运用英美之力解决对日问题”[11]的战略目标，希望英美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意味着它“在制定战略和分配援助物资方面是可以牺牲中国的”[12]。

 由于中美战略存在分歧，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史迪威就很容易被蒋当做靶子来发泄不满，成为美国决策层的替罪羊。因为，无论史迪威身兼何职，他都是代表美国利益来华的。

 二，蒋史对缅甸作战问题之分歧

 自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上交通，中国的外援主要通过滇缅、滇越和中亚到新疆三条路。其中滇缅路承担了从美国输入武器弹药的38%，从苏联输入的37%[13]。因此，切断滇缅路，就意味着切断中国外援。国民政府深知其中利害，先后两次派遣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蒋史在这一事件上，存在不少战略战术分歧，对战斗过程中的分歧，本文略过，只浅谈一下第一次缅甸作战失利的责任问题及二人在战后整训上的矛盾。

 （一）入缅作战失利的责任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未完成守住滇缅路的战略任务，10万精锐，归国仅4万余。史氏片面地把失利原因归于蒋介石“经常干涉和写信所造成的后果”以及“愚蠢、恐惧和单纯的防守态度”[14]，对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显示了其外交上的幼稚。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责任在英国而非中国。英人的小人之心、不守诺言及战斗不力，才是第一次缅甸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1，英人的小人之心。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1941年12月15日，英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低声下气地表示：“目前局势紧迫，急待援军...今日我人则捧双手以恳求贵国之协助矣。希望均座能慷慨相助。”[15]在蒋承诺派军援助后，12月23日召开的中英美联合军事会议上，英代表魏菲尔却拒绝蒋派大军入缅，称中国出兵一个师防守缅泰边境足矣。由于缅甸原先是中国属地，英国存有中国会在缅甸卷土重来的惧怕心理，因此对中国大军入缅颇具戒心。然而，缅甸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补给线，对于中国抗战关系重大，当蒋在魏菲尔离渝前再次表示愿派两个军入缅作战时，魏答：“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16]

 当时美国亦意识到缅甸的重要性，认为：“如果缅甸失守，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17]因此，美国积极赞助中国派兵入缅作战。但英国却认为美国这样做是“牺牲英国而增进美国利益的努力”[18]，反对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强调只能在中缅边境上布防。

 为此，宋美龄曾对美国代表麦克卢尔吐露不满：“一旦缅甸沦陷，深盼史书明载，中国愿出兵协助，英方却之。”[19]

 2，英人让中国远征军贻误战机。英国多次强调中国军队不宜过早入缅布防，并在实际行动上加以阻挠，至1942年1月下旬，中国只有一团的兵力进入缅境，余皆聚集滇缅边境。这使中国军队丧失了从容部属的有利时机。由于“集中于战场之时机过晚，无法发挥全力，自始至终战场均呈被动之态势，虽官兵奋勇用命，率难挽救危局。”[20]。

 3，英军作战不力，不守诺言。第一次缅甸战役中，英军的行动计划不到迫不得已绝不通知中方（求援时通知的倒很及时），也“拒绝我方（中方）派遣联络参谋于其师旅司令部。”[21]多数英军未经战斗便退往印度，英军单方面撤离作战区域后，中国军队仍在坚持自己战斗的局面，从而造成军事行动上极大的盲目性，损失惨重。这样，使联合作战方针多不能实施，造成该次会战的失利。

 战后，入缅指挥作战的中国军官普遍认为：如果中国11个师一开始就布防缅甸，完全可能使在缅甸部队集结为一个更有效、更紧凑的战斗集群，而不致分散在广阔的地域内作战，造成通讯困难，配合无力，从而导致全线溃败的局面[22]。

 当然，缅甸会战的失败，并非仅仅英国方面的原因，也有中美英三国协同作战的指挥失误、国军个别将领（如罗卓英）的失职及日军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等原因。史迪威把第一次缅甸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蒋，显然是不客观的，这里难免夹杂着个人私怨。史氏不顾中国军队兵员、装备等皆不占优势及远程作战后勤补给困难等实际情况，而一味坚持反攻的做法，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代价是大量中国军人的生命而非美国的）拖住日军以减轻英美在亚洲战场的压力。蒋出于对英军的不满，为避免中国军队孤军作战造成更大损失而下令撤退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

 史氏在远征军撤退期间弃军逃奔的表现，在美国经过媒体宣扬而受到吹捧，但其本人还算自知：“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23]。站在中国利益上讲，史氏则是罔顾中国军人死活的不负责任行为。且逃奔前，并未对作为其上司的蒋“有一请示或直接汇报（蒋与史本约有特用密本，平时接直接通电）”[24]。此种做法，置上司及军令于何地耶？难怪俩月后（1942年7月），蒋即致电宋子文，称史氏“在缅甸战败后，言行无常，似有神经病状态，望其在华尽职，恐非所能”[25]，希望美国将其召回。

（二）整训上的矛盾

 缅甸失陷后，史迪威继续坚持努力实现为中国建立一支约100个满员师的军队的目标。到1943年9月底，史迪威拟定了整编中国全部军队的计划。在整训部队的过程中，出现受训部队不能按时到达及缺员等情况，史氏皆归咎于蒋。他认为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害怕这样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万一落到他的竞争对手或其他派系的手里，威胁到他的权威和地位。史氏在向史汀生的报告中建议，美国应该明确向中国表示：中国如果不接受整编计划，将失去美国的援助。这样，中国必定会慎重考虑。

 史迪威企图利用租借物资作为交换条件的作法，引起蒋的反感，于是宋子文在华盛顿开始试探要求调回史（也有其他原因，下面会谈到）。

 三，在援华物资问题和对待中共及其军队态度上的矛盾

（一）在援华物资问题上的矛盾。当初蒋请罗斯福派美国人来华出任自己的参谋长，其目的是在他和美国决策层之间建立一条通道，争取租借法案物资就是参谋长的主要任务。在这一点上，史氏之所为并未让蒋满意。

 1，史氏来华后，美援华物资未增反减。在1941年和1942年，美国仅仅分配给中国租借援助总额的大约1.5%，1943年和1944年则只有0.5%。史离开后，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仅归咎于史迪威，是不公正的。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反映的是美国政府的战略方针，“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使得美国必然会把资源主要用于欧洲战场。蒋对美国“欧洲第一”的政策愤愤不平，难免会迁怒于史迪威。

 2，史迪威控制美援华物资，引起蒋的不满。在史来华前，美援华物资一经装船离岸，所有权即归中国，可以由国府任意支配。但史氏主张租借物资应受到美方的严格监督，以防止国府不用这些物资抗日，而是用来对付中共或国内其他敌手。史氏这一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具体执行上，因受个人性格和情绪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难免会犯不切实情的机械性错误。

 1942年7月初，蒋要调拨中国航空公司的两架运输机给航空委员会使用，遭该公司美方官员的拒绝。蒋便让史迪威出面解决，史氏认为蒋绝不能用命令的方式得到飞机，并在致蒋函中以美总统代表的身份同意蒋支配这两架美国运输机。史氏在这一事件上的做法，伤害蒋个人尊严的同时，也伤害了中国的尊严。显然，史氏把美援华物资当成对中国的恩赐了，史指责蒋“对美国没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26]，即是明证。在史氏眼中，中国战区参谋长这一职务，根本就不成其为服从蒋命令的理由，并私下里嘲笑蒋“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还有别的身份，如顾问团美国代表、美军司令、租借物资分配人。”[27]

 另外，史氏对中日战事多着眼于中缅战场，蒋则要着眼于整个中国战区，着眼点的不同，也会为双方带来矛盾冲突。面对豫湘桂战役国军的惨败，蒋曾气愤地说：1944年6月以前，“除云南远征军外，中国全部军队，并未得到美国租借案一枪一炮之供给。”蒋认为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的失败，史氏难辞其咎，“大部分之中国总预备军，其训练及装备好者，几完全消耗于缅甸战场”，“（史）置华东战场之成败于不顾，甚至华东最危急之时，彼犹坚拒拨发业已运抵云南可供华东战场应用之武器。”[28]

（二）在对待中共及其军队态度上的矛盾。史迪威反对蒋派大军围困陕甘宁边区，于1943年9月建议将胡宗南军队用来进攻日军，并表示愿以租借物资来装备中共军队。蒋因之对史印象极坏，加上前述，史企图利用租借物资来挟制蒋，于是蒋再次向美方提出撤换史氏的要求。

 在对待中共态度上，史氏的做法无疑是有利于中国抗战事业的，也是有利于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他忠实的执行了其国内指示“为进行战争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29]。遗憾的是，蒋囿于国内派系斗争的偏见及私利，未能听进史的忠告。

 四，军队指挥权之争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仅用一个多月就将河南国民党军40万击溃，平汉路被日军打通。7月初，马歇尔向史迪威征询解决中国危机的办法，史提议由罗斯福总统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迫使蒋介石授予史氏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率军向日军进攻，并特别强调中共军队也应参加反攻。7月7日，罗斯福电蒋，对华中战局表示了忧虑，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即由史氏“统帅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用以抵抗敌人之进占。”罗斯福还表示要授予史氏“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30]。

 7月10日，蒋通过孔祥熙转告罗斯福：“国内之军队，性质复杂，绝非任何外国军官所能了解，如一旦贸然交其指挥，不仅不能指挥如意，而难免发生意外”[31]。

 8月间，中国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23日，罗斯福急电蒋，要求他立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之全权。9月6日，美特使赫尔利由印度飞渝，史氏同机到达。围绕史氏指挥权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但由于广西战局不利，使蒋史矛盾进一步激化。日军于9月14日攻陷全州后，桂柳受到严重威胁。蒋数次命史调驻印军进攻日军侧后，以减轻日军对滇西远征军的攻势，皆为史拒绝。

 9月18日，罗斯福向蒋发出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报，要蒋立即委任史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尤其让蒋不能容忍的是，电报非直接发给其本人，而由史转交。蒋以此为平生最大之耻辱。于是，在接到电报的当晚，蒋召见赫尔利，要求美国立即召回史迪威，称“史迪威在华一日，中美商谈一日不能进展”，表示了“辛酸的愤怒”[32]。25日，蒋向赫尔利递交备忘录，重申了调离史迪威的立场。10月10日，赫尔利致函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经昆明、印度返美。

 在蒋史军权之争中，蒋针锋相对的立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相信每一位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国人都会支持蒋之所为（反对者尽可以认为蒋不放弃军权，主观上是为了一己私利）。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完全交由外国人指挥，后果岂堪设想？虽然，史氏临走前对蒋称其动机“只是为了中国好”[33]，但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对外国人说“不”，则是没得商量的。

 结语：蒋史矛盾和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中美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个人性格上的不和，亦有史的大国主义作风和蒋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在多种因素合力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蒋在外患当前的情况下，置史迪威正确对待中共军的建议于不顾，造成抗战力量的内耗，是应该批判的。但同时，他在坚持民族平等、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等方面对史迪威极其背后的美国政府所做的抗争，则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附：史迪威及美国政府的暗杀蒋介石计划。该计划最早披露，是在史迪威的助手多恩上校（Frank Dorn，暗杀行动具体执行人）于其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并为国内外多位史家所采信。史迪威和多恩为此作了周密的方案部署，计划在蒋1943年3月访问印度时动手，但蒋的那次访印未能成行，侥幸逃过劫难。且在1944年中期，史迪威自己也说过“中国顽症的治疗在于除掉蒋介石”，并诅咒：“为什么暴死这次就不能在适当的地方降临呢？”[34]至少他有杀蒋动机。但史迪威在1944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说：“日本人广播说我阴谋废黜蒋介石，自己在中国当王。聪明极了。仅此就可使蒋介石产生疑团。（或是重庆制造的，以使他的行为显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