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名剑大会死了退出:毛泽东没证据如何定性“高饶同盟”:彼此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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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证据如何定性“高饶同盟”:彼此心照

2012年02月15日 15:11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景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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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

1948年在军调部得饶漱石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知情者谈饶漱石》  作者:景玉川  原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2期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定采访和搜集有关饶漱石的资料。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小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但谷思义未见过饶漱石,饶玉莲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在1993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李正文曾担任过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刚说明来意,他就大吼:“我是个小百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璀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后来第二次上他家,彼此熟悉了,他抱歉说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女儿兰沁。可她开始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像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神秘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

兰沁告诉我: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为陆璀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

她还告诉我: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他恰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

采访李正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奇介绍的。当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无收获时,又介绍我去找吴宝康夫妇。吴宝康曾担任过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可他说:“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下级接触少。”不过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告别时,吴宝康夫妇都鼓励我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陈麒章谈

陈麒章曾是饶漱石的大秘书。第一次采访他,他就谈了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

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我只给他做了10个月的秘书,后来他停职反省,我在他家里帮他整理他的检查。他有什么想法,我随时向中央汇报。他写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观点?他怎么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参加了什么反党活动?我到现在也是稀里糊涂的。

这个人很少讲话,一个人坐在屋里呆着,也不去找人聊聊。后来他写检查,也是他先谈,我帮他整理,然后他自己再看过,再改,我从来不插话。

……他的部下,华东局那么多人,没有哪个对他关系特别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张鼎丞,但工作上还是各干各的,粟裕来北京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战争年代他们也不在一起。

陈麒章眼中的饶漱石是饶生病后的状态,也许与以前在上海时稍有不同。

在谈到“高饶联盟”时,他说:

饶漱石平时难得有几个朋友,我倒奇怪。当时有个说法:“高岗门庭若市,张牙舞爪;饶漱石是单干户,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看准了,到时我再捞一把。”要搞反党的人,连手下人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反党呢?对这个提法当时我很怀疑:老婆也跟他离婚了,秘书也不跟他了,反党总要有几个爪牙吧?据说有一个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不知此人是否是兰沁找过的廖承志——引者)向中央写信反映饶的问题应该有个交代……关于高饶事件,我提供不了什么线索,我给他当了10个月的秘书,一直到事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高岗,连他的秘书也没有见过。高岗在东交民巷,我们住在景山后街,我是组织部的,与他没有组织关系,我去干什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是好几年后我才认识的,我说:“原来你是高岗的秘书,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财经会议他没有让我去,他(饶)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回来也没有跟我讲。饶发了什么言,我也没见发言稿……这件事从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是党内开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允许的,比如彭德怀写信,那算什么反党?!当时财经会议也好,组织会议也好,还有华东军事委员会主席问题,从现在看,党内有些意见分歧,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不是背后活动,不是秘密的,这算怎么回事!如果会上不说,背后胡说八道,那才是违反纪律的。我这是在会上公开发言,我表我的态,这算什么反党!饶漱石的问题,你去看看《邓小平文选》,讲高岗的比较具体,讲饶漱石就很含糊,没有具体的事。饶有错误,但是不是跟高岗有反党联盟?我有怀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几件事,比如财经会议上的发言,这是正常的;他背后和高岗有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个问题不能成立;潘汉年的问题现在也不能成立,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账。是否真有个“高饶联盟”?我和很多同志都有怀疑……

……他跟高岗有什么来往我不知道,只知道到北京后他常到这些人(指黄克诚、曾山、张鼎丞——引者)家里去。所以后来我嘀咕饶漱石反党是怎么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问题就什么都不行。他的问题中,现在澄清了一个问题,即不是内奸……建国后讲这个联盟那个联盟,毛泽东说了几十个反党集团,现在只剩下两个。你看,“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没有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没有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没有了,都站不住脚了。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一是“四人帮”(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饶反党联盟”,这(指高饶)应是未定性的唯一一个。

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些会议,“八大”时我也作为工作人员搞会议记录。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个事就很难说,应该有充分的证据。将来讲党史这个账怎么说呢……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过程的只有几个人,一个邓小平,一个杨尚昆,一个彭真,彭真身体也不行了,但这几个人不会说。所以党史上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写?还不得而知。实事求是的话,我有个想法:事情终归会认清楚的,比如说朝鲜战争吧,过去说是美伪发动的,实际上是(北)朝鲜发动的。应该实事求是,不是事实的事迟早要纠正,是事实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帮”,永远也翻不了。饶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后,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你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传闻的东西很难说。“反革命”是排除了,“反党联盟”还存在很多疑问……

在批判高岗、饶漱石时,有两句话当时我印象很深:说高岗到处活动,东交民巷门庭若市,广为联络;饶漱石是单干户。当时我们听了就有疑问:搞反党活动你还能单干户?单干户,你一个人能唱戏?高岗当时活动很明显,到处拉拢人。现在高岗那里也有一个大问题:他的“五虎上将”里边一个坏人也没有,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赵德尊,赵后来当了黑龙江省副省长,张秀山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顾委委员,马洪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些人后来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几天后,我第二次上陈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1982年写给陈云的信的底稿,谈话中又谈起了对饶漱石事件的看法:

饶漱石没有什么贪污,个人也没有什么嗜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他不像高岗那样作风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职权,到处搜罗字画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陈麒章先生曾是康生专案组成员——引者),我们到他家去,发现他捞了不少,“文革”前捞,“文革”中更捞。饶漱石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他平时不拉帮结伙,对一些人特别好,或者任人唯亲。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反党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确实搞不清楚。趁这些知道情况的人在世的时候能搞清楚更好,更准确。

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