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扶摇怎么升级到7重: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

陆  咸

从汉代开始,苏州一直是“府”一级政权机构的所在地。在这里当过“知府”或 “太守”的官，少说也有几百人。其中很有一些名标青史的。虽然他们对治理苏州都很有贡献，但他们所以在历史上留下姓名，多数是因为他们别有建树，如汉代的朱卖臣、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范仲淹等。唯一以治理苏州成绩斐然而在历史上留名的，也就是明代的况钟一人。

史书上对况钟评价很高，《明史·况钟传》中说他“刚正廉洁，前后守苏者莫能及。”明代思想家李贽在他的《续藏书》中有《况钟传》一章，说他“刚毅敏达，琐畏强御，……兴学礼士，苏人至今诵之，以为廉洁之操，一尘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近代的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如吴晗在《况钏和周忱》一文中说：“况钟清正廉洁，极重视细小事件，设想周到，……兴利除害，扶持良善，百姓敬他爱他，把他看作天神一样。”

但国外的汉学家写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况钟的评价却有完全不同的视角：说他是“干练的行政官和财政专家”。他在任苏州知府期间所采取了大量财政改革措施，“后来给张居正（1525——1582）在长江下游诸省的改革提供了样板。”（《剑桥中国明代史》328页）也就是把他列入了改革家的行列。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显然比主要从个人品德上评价重要,更能体现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

在况钟来到苏州担任知府的时候，正是苏州经济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历来被称为“富庶”的苏州，这时田地被抛荒，人民大量逃亡，粮食减产，赋税欠缴。况钟这个江西人所以被派到苏州来，就是为了要扭转这一困难局面。而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坊的功绩。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从唐代中期以后,就逐步呈上升赹势，被称为“富庶之地”。到了两宋时期，更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因而被称为“天堂”。即使到了元代，仍然是“民物蕃盛、储积殷富”。地方既然富裕了，对国家财政贡献也就多些。从中唐开始，各朝代都是“军国费用，取之江南”。这一地区所以富裕，是因为农业的发达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发展得比较早。南宋时期，苏州阊门外的枫桥和吴江的平望，就成为以粮食交易为主体的市镇。以后，棉纺业又不断发展；丝绸生产也逐步从官方走向民间，进入了商品经济的行列。

但到明朝初期，这一发展态势中断了，历来被称为“富裕”“天堂”的苏州经济极度萧条，变成“邑里瀟然，生计鲜薄”的地区，（见《寓翁杂记》卷五）在苏州城东，甚至残破到“荒落不可居”（见《匏翁家藏书》上卷五十一）。一向是纳税大户的苏州地区，这时变成了“逋赋”（欠税）的重点地区。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经济政策。正如当代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他实行的是“传统保守的经济政策”，是对唐宋时期经济政策的“大跃退”（见《放宽历史的视野》67页）。出身于淮北地区贫农家庭的朱元璋，在大明政权建立以后，虽然对恢复经济安定民生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不熟悉也不赞成发展商品经济。《明实录?太祖实录》中记录了他这样一段话：“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铙。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这些话明白地表达了他的宗旨:是要建立一个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这种经济政策完全否认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对富人给以打击，对商人加以抑制，就成为他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统治时期，大批富户被流放到淮北、苏北等贫困地区。据洪武三十年户部报告：全国有田七百亩以上者仅有14341户，全国富人已经为数不多，名单可以全部呈报给皇帝“御览”（据《明实录?太祖实录》所记）。而所受打击最大的是太湖地区。当时，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地区商品经济最发达，富户也最多。这些富户虽然都占有大量土地，但他们多数是从事商业经营而发财的，著名的沈万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在朱元璋的严厉打击下，这一地区出现了“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的局面（《明史?刑法制》）。最后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历史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之十九”的江南地区，这时却“累岁不能如额数”。这种困境在明代初期也就是已经始出现，到宣德年间更加严重。苏州府毎年应缴的税额是大米二百七十万石，而在宣德年间，而逋赋（欠税）竟达到大米七百九十万石。相当于三年应缴的税额。

宣德帝(明宣宗)是明代一位比较开明的皇帝,他为了要解决这一困境，派周幹为钦差大臣,到江南进行调查。周幹向他报告了江南地区赋重役杂导致农民逃亡和经济凋疲的情况。他向皇帝建议减少赋税份额，消除地方官员的弊政。宣德五年帝派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还选派了九名优秀的官员分赴苏州、松江、常州、西安、吉安、武昌、杭州、温州、建昌这九个财赋集中的地区担任知府。宣德帝认为：这九郡中，苏州的特别重要：因为苏州“税粮甲于他省。官困吏奸，毎差京官督催，累岁不能如额数，而流亡倍多。” 礼部仪制司郞中况钟素有干练之称，就被大臣推举擢任苏州知府。

况钟不仅是一个道德品质很高尚的官员，也是一个有很强的办事能力的官员。《明实录?正统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对他的评论：“钟有治剧才。故郡事虽繁，理之绰有馀裕。”他是吏员出身，深知吏员中种种弊端。他到苏州来以前，皇帝给他发了敕书，特许他“便宜从事，章奏得直达御前，”有越过朝庭各部门直接向皇帝奏报的特权。但他到苏州后，并不立即出示敕书，而是假装糊涂。那些为非作歹惯了的吏员以为他软弱可欺，便姿意妄为。他却在暗中观察，以掌握确实证据，三天以后，他召集群吏，宣读皇帝敕书，并公布了一批吏员的劣迹，当庭捶杀。以后他又斥退了一批庸懦无能的僚属。从此，那些吏员再也不敢为非作歹，只能老老实实，积极作为。为他能在短期内摸清情况打下了基础。

苏州这一地区赋税所以高的原因是：田分民田与官田，官田中又有古额官田与抄没官田之分。官田赋税高于民田，抄没官田又高于古额官田。这有历史遗留的原因，古额官田是南宋贾似道当权时制定的，唯在浙西（包括苏州、松江等地）地区实行，后来被元朝和张士诚统治时继承了下来。当时这类官田数量还不算多。到了明代洪武时期，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而没收的大批富户的田产，叫“抄没官田”，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赋额更高。据万历《明会典》记载：“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毎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毎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毎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毎亩一斗二升”。洪武以后，官田总数量极大地超过民田。据顾炎武的统计，在宣德年间，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十五分之一，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日知录》卷十）。苏州一府六县的税额，就超过了浙江66县的税额。其实，无论是官田还是抄没官田，也还是租佃给农民耕种的。农民承担不了如此之高的赋税，纷纷逃离，以致大批土地抛荒，粮食减产，税赋无法足额征收，逋赋也就越来越严重。

况钟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官田比照民田起科。巡抚周忱支持况钟的建议，并向朝庭奏报。这是一个大胆的、改革性的建议，不仅改变了在苏、松江地区实行了有二百年历史的“田分官民”的制度，对洪武帝“怒其为张士诚守”而对抄没官田课以重税的决定，也是一种否定。因此，提出这这一建议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洪武时期一个苏州知府金絅也曾提出过同样的建议，给朱元璋杀了。）果然，这一建议被户部否定，户部尚书给他们一顶大帽子，说他们“欲变乱（洪武）成法，请（皇帝）罪之”。只是由于宣德帝表示支持，这项建议才得以实现。同时，他协力周忱，奏免苏州重赋七十二万石。在他们的努力下，江南他府亦依次减赋。

况钟做的另外一件大事，是清理漕运中的混乱现象。所谓“漕运”，就是把江南地区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供应北京皇室、厐大的官僚系统和人数众多的士兵的需要。除了食用的需要以外，当时官员的薪俸和士兵的供给，也主要是用粮食，因此。漕运能否及时供应,交通能否畅通，就成为皇朝的一件大事。从江南运送漕粮路途遥远，不可避免有大量损耗,这些损耗也要农民缴足，还要动用大量船只、马匹和人工。就成为加在江南地区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况钟经过认真考察，发现整个漕运系统运作十分混乱。没有标准的计量工具，收粮的粮长常用“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进行贪污；没有规定的储粮场所，粮食储放在粮长家里；也没有规范的收运记录，完全是一笔糊涂帐；粮食保管和运输中出现的损耗，由农民加耗，却没有合理的标准。加耗甚至超过了正赋；这种情况极大地方便了粮长和一些吏员的贪污。农民提供的人役负担很重，有些农民在长途运输到北京，到春耕时期还来不及回家，严重影响了春耕生产。知府况钟在巡抚周忱查清了这些情况，提出了多项应对方案：一是请巡抚周忱申请工部颁发“铁斛”，建立标准的量器，防止在量器上出现的弊端；二是在各县设立“水次仓”，建立明确管理责任；设立“纲运簿”，对收到的夏粮、秋粮、加耗等，分别填写明细收支单据；三是设立“加耗折征例”，明确加耗标准。如：规定“秋粮一石加耗七斗”，这是第一年的标准。以后，根据实际消耗，再逐年减少，到加五为止；四是缩短民夫运送漕运的路程。漕粮运到瓜洲、淮阴后转交军运，加耗粮也交给军方。这样，就大大节约了民力。——这些措施得到朝廷批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整个漕运进入了正规。

采取了这些措施，苏州农业生产逐步恢复，逃走的农民纷纷回家，经济得以发展，当年的赋税得以如期缴付。但还有历年欠赋,如果都缴粮食，困难很多。况钟提出：以“金花银”或绢、布交纳税。由于江南地区的农民除了生产粮食以外，还生产丝绢、棉布等纺织品。以绢、布折交，可以减少农民田间劳动负担。这也是一个开创性的建议。在明代初年，朱元璋不允许用金或银等贵金属作货币使用。（其实民间已经使用银子作为货币），因此，使用“金花银”的规定，也就开辟了官方承认银子进入货币行列的先例。这一建议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四万石漕粮改折为一百万两白银，既补交了赋税，又极大减少了民役负担。——后来，万历年间张居正实施的“一条鞭”法，就是“金花银”改革的继续和发展。

宣德七年，获得大丰收。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周忱和况钟推行了“济农仓”。就是把缴纳漕粮加耗后多余的米，以及在丰收年用平价购米储存，向富人劝借的米，清理豪富侵绝户田租所得的米等储藏起来，按县建立济农仓，在年成歉收时用作赈贷贫民，也在地方上有工役时以工代賑时支用。由于有了这种以丰补歉的济农仓，《明史》上说：从此“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社会得到安定，国家赋税也得到保障。

况钟的这些建议,是从苏州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对发展经济安定民生,稳定国家财源都有好处。但由于这些主张实际上都是对明代初年朱洪璋的经济政策的挑战，是牵动全局的改革，如果没有高层的支持，就很难实现。所好的是巡抚周忱和他同心同德，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多方筹算，提出建议。他们的建议还得到当时内阁首辅杨士奇的支持,也得到宣德帝的认可。宣德帝（明宣宗）是比较开明，能做到“任人唯贤”，也比较关心老百姓的困苦。他的父亲明仁宗的和他统治，被后世称为“仁宣之治”，是明代比较光明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治绩，也常被写在他们的名下。但我以为：况钟对这一系列的改革起的作用巨大。由于况钟是最接近基层的官，他了解的情况最多，他又精于计算，提出的建议也很具体可行。可以说他的贡献是基础性的。

况钟作为苏州的知府，要做的事很多，他都能处置有当。他主持兴修太湖一带水利，把大圩改小，圩旁凿河，使抗旱排涝两便。他虽不是科举出身，但重视儒学，培养人才。他整饬吏治，严整贪渎，很有成效。他还善于断狱，曾向皇帝奏报：初上任八个多月，就审问了罪犯一千五百十八名，自信认真仔细，并无冤案。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他都称得上是“爱民如子”的好官。无怪人民要对他十分怀念。宣德六年，因继母病逝，要丁忧离任。有三千七百多苏州郡民联名向朝廷申请况钟夺情留任，得到宣德帝批准。在正统六年，况钟任滿候升，又有郡民一万八千人联名要求他留任。朝廷念他深得民望，以三品职升按察史署知府事，得以二次留任，第二年卒于任上。这些记录，在中国二千多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于一系列经济和财政制度的改革。

正是由于这些改革，扭转了明代初年以来的江南地区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重新焕发了生机。因为况钟为苏州作了这么大的贡献，所以《剑桥中国明代史》把他列入“改革家”的行列，把周忱和他列为张居正改革的先导的。

明代初年，苏州经济萎缩，是由于朱元璋的保守的经济政策所导致。一直到周忱、况钟进行了财政制度的改革以后，江南地区经济才能重新出现活力。不仅粮食生产有了大发展，而且丝、棉等手工产业也得到大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苏州周边的一些小城镇逐步形成。如盛泽镇、震泽、同里等镇，都是形成于宣德以后的成化、弘治时期。这一段历史，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有重要地位。近年来美国的加州大学学者彭慕兰教授认为：这是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可以说周忱和况钟推进的改革，扭转了朱元璋的保守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江南地区的经济悲剧，促成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发达，是他们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昆剧《十五贯》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明代的苏州知府况钟也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中却有大误会。“十五贯”这一事件发生在南宋时期，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中就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这样一篇，这是发生在南宋时的冤案，当然不可能由生在明朝的况钟来破案。清代末年著名学者俞樾先生对此事做了考查，在他写的《春在堂隨笔》一书中指出：“事在南宋，非明时也。疑自宋传有‘十五贯’冤案，后人改易其本末，附会作况太守事。《十五贯》本朝吴县朱素臣作，去况远矣。”编写昆剧《十五贯》的朱素臣是清代顺治时人，他把发生在南宋的故事移到明代，让况钟来审判这一冤案，是他的编剧方法，不必据此去考证的。但他在剧中把周忱和况钟对立起来，却是极大的错误。周忱和况钟虽是上下级关系，但在这场改革中，一直是紧密合作的伙伴。对江南地区经济的恢复，周忱同样有极大的功劳。因此，现在各种历史书中，总是把周忱和况钟的功绩联系在一起。朱素臣在剧本《十五贯》中虽然只是编的剧本，但竟然把他们作为对立面来描写，实在是对观众的误导。

（作者系苏州市经济学会会长、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理事）